访章学新—— 毛泽东和任弼时

章学新

章学新，1929 年生。浙江绍兴人。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曾任文献室任弼时研究小组组长、《任弼时选集》副主编。著有《白求恩传略》、中国革命史小丛书《任弼时》，《伟人之初——任弼时》。目前正从事《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的编撰工作。

得知我们的采访意图后，章学新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在办公室和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直到夜里 11 时才结束。

访问人：毛泽东和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后深受全党爱戴的书记处领导成员，他们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是怎样相处的？

毛泽东闻道在先

章学新：这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命题，我想先从他们早期的革命生涯谈起。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时，正是任弼

时政治上的启蒙时期。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曾经激励了 15 岁的乡村少年任弼时。当时，他们虽然同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但毛泽东是本科生，在校内是学生组织的骨干，在社会上是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分子；而任弼时是通过一师附小的老师萧子暲（萧三）和毛泽东结识的，1920 年秋，他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就是新民学会介绍的。1921 年后，任弼时奔赴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了 4 年，较为系统地读了马列著作，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大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回国以后，他感到最困难的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这期间，毛泽东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考察工厂农村，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地方工作，已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毛长任 11 岁，“闻道”在先，是任当之无愧的师长。

访问人：他们早期的经历不同，在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认识上是否有差异？章学新：在理论基础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

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是有差异的。不过，在大革命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无论在斗争对象和策略上，彼此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五卅运动中，任弼时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发动团员、青年和帝国主义英勇斗争，在斗争中壮大团的组织，把原来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造成为以工农青年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这次运动，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等要求，毛泽东称赞为：“空前的反帝”，“民众因此认识到什么是不平等条约”。

“4·12”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后，国共第一次合作行将破裂，毛泽东率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任粥时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期间，听了斯大林的著名讲演，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任弼时接受了这个论断，所以在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问题上，和毛泽东的主张是一致的。在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大革命转向土地革命的历史关头，他们的旗帜都非常鲜明。

访问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任弼时则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工作，环境和斗争条件不同，彼此认识上有分歧没有？

章学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积聚力量，复兴革命。1928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泽东和任弼时都没有出席。这期间，毛在江西苏区，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任弼时则受中央委托留守在上海，指导国内的斗争。他代留守中央起草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和关于红军建设的《军事工作大纲》等重要文件，对于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中写道：“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1928 年 5 月至 9 月，正是任弼时等留守中央的期间。

如果说有差异，主要在于毛泽东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开始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斗道路，而任弼时，虽然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已经有所认识，提出了城乡斗争配合，公开和秘密斗争结合，发展下层统一战线等策略思想，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暴动的巢臼。

赣南会议，任弼时有没有排挤毛泽东？访问人：有人说，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排挤毛泽东，这是怎么回事呢？章学新：排挤之说不符合事实。任弼时是在党的四中全会后率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苏区的，从 1931 年 4 月开始，到同年 11 月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和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止，是中央代表团在苏区工作的前期。四中全会前，中央已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代理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对毛泽东是支持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 4 月中召开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充分肯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总前委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认为他们坚决为工农政权斗争，在解决土地问题上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正确的了解，建立红军的整个制度”，而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对毛泽东己有非议的情况下，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

第二，在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上，支持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否定了“分兵退敌”的错误主张。

第三，恢复了毛泽东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的总前书记是 1 月 15

日中央局成立时，项英宣布撤销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5 月 24 日，中央局重新决定成立总前委，仍由毛泽东任书记。

第四，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议“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时，任弼时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认为：犹移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10 月 11 日，中央局上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临时中央在复电中，一面责备说，中央局是“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的”，其成员变更应“由中央解决”，中央局“无任意变更之权”；一面不得不同意“中央局书记由泽东代理”，“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这样，11 月 1 日开幕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由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11 月 7 日开幕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在中央电令下，推举毛泽

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此期间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理由得出排挤毛的结论。后来，毛泽东也曾说：如果没有代表团的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朱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任弼时和毛泽东之间思想认识上没有任何分歧。

访问人：任弼时在赣南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是什么背景呢？章学新：事情是这样的：1930 年 5 月，李立三要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论断，锋芒针对抱着“本本”发号施令的教条主义者，提倡面向实际作社会调查。1931 年 4 月，毛对这个论断有所补充和发展，在总政治部的一个通知中说“我们的口号是：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任弼时到苏区后，认为毛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强调社会调查是忽视理论教育。任弼时说，他进苏区之前，已听到王明等非议毛泽东右倾，指的是毛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损害了贫农利益，保护了富农利益。不久，共产国际指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便批评苏区中央局“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要任弼时按这个调子起草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但任弼时没有完全贯彻，相反。他向临时中央申述：“以人口标准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贫农利益”。但是，他在报告中讲到加强党内教育，注意思想斗争时，却提出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理论教育和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所谓“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的批评毛泽东。这说明任弼时没有领会毛文章的本意，更没有认识到披着国际路线外衣的教条主义。他适应了临时中央反右倾的某些要求。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使临时中央满意，所以半年以后，临时中央指责党代表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之一是“以反对所谓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说任弼时不得要领，没有按中央的意图反对毛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狭隘经验论”的批评当然不会信服，所以 10 年之后，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重印《农村调查》一书，他在自序中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措词严密地写道：“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如果说，毛对自己的论断，第一次补充发展，重点是完善调查研究工作，那么，第二次补充和发展，重点是阐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这时的任弼时，对教条主义已有切肤之痛，所以，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 1930 年就提出的，那时

（1931）的感觉，认为只凭调查的情况，而不是根据一定原则去解决问题，是会走人偏向，离开原则；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今天才能感到这句话是真理。就是说，只凭原则，不详究实际情形去决定问题，将不精确，将成为主观主义的东西，成为教条式的解决问题。自然，若调查情况不代表一般的，不是典型的，又不能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去找出问题，解决问题，那同样会走入偏向。这里的问题就是理论如何真能与实际相联系。与实际无联系的理论，将不成为理论而是空论。它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两位革命家 10 年前认识上的差异、分歧和误解，在实践的道路中达到了和谐一致，这是非

常耐人寻味的！宁都会议之争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撤销毛的军事职务，对于任弼时来说有什么失误呢？

章学新：宁都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这是历史性的错误。任弼时后来说，他在政治上接受了临时中央在军事上的“进攻路线”，成为“对立以致反对”毛泽东的思想政策的“积极的协助者”。这种“对立以致反对” 是怎样形成的呢？宁都会议上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的汇合。任弼时认为：“首先是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方针的争论”。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局对形势和战略方针之争，始于“9·18”事变以后，到1932 年春天，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央局内部也“充满了”争论，焦点是多数中央局委员接受临时中央的主张，夸大主观力量，要和反革命“决战”；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打赣州，打南昌，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泽东鉴于红军经过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苦战，亟需休息和补充，红军应扫清苏区以内为地主武装占据的许多“土围子”，打通赣南、闽西两大苏区，然后向苏区东北地域发展，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央局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结果强攻赣州遇挫；而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却在福建漳州获胜。这个事实没有唤醒中央局多数成员，反而指责毛执行进攻路线不坚决，甚至认为三次战争以来中央局领导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周恩来刚进苏区不久，项英已经靠边站了，中央局自三次战争以来犯“严重，’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这是影响宁都会议的一个因素。

其次是前方来信。为了贯彻“进攻路线”，周亲自到前方，建立最高军事会议，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主持。7 月，前方来信提出“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毛泽东任总政委，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以改变军事行动上“宝塔式的指挥权”。9 月，又在信中反映：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独断专行，前方负责人太多，组织上又不“集中权力于个人负责制”，难免贻误战机。任弼时等是支持这些意见的。

三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湘鄂西、鄂豫皖两块根据地战斗相继失利，根据地垂危，纷纷来电要求策应。临时中央又电告苏区中央局，敌人将倾全力进攻中央苏区，望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伸出苏区，击破敌之一面。但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意临时中央“急于求战”的意见，主张先赤化南丰河两岸地区，为诱敌深入在苏区内击敌准备战场。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则认为，这样一来，击敌的时间将延迟一个月。彼此意见分歧，在电报中各陈理由，这时，前方发出训令，决定以十天为期，红军分散发动群众，教育训练，布置战场。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认为这样做“完全是离开了原则”。在这样的气氛下，前方提出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不料，到了会上，公开争论，中央局多数成员集中“火力”，指责毛泽东，主张召毛回后方。周恩来虽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毛留前方助理；二是由毛负指挥战争全责，周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两个方案的共同点是留毛在前线。大多数同志同意前一个方案，集军事全权于周，保障“进攻路线”的执行。但毛因为“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提出暂时请假回后方治病。这是周恩来所始料不及的。任弼时后来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后才发党

的。”当他认识错误后，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在延安整风，在湘赣座谈会和七大的书面发言中，一再作了诚恳的检讨。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任弼对光明磊落的品格是令人景仰的。

借此机会，我想澄清一个事实：《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第 251 页中写道：周恩来“曾回忆说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掉的。”作者叶永烈非常明确地在脚注中说明，其根据是：“周恩来 1972 年 5 月 21 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稿。笔者摘自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为了核对事实，我查阅了上面说的那份讲话记录稿，并无这些内容：又写信请瑞金纪念馆帮助核查，回信说：“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去查找，终未查到出处。”如果作者另有所据，应重新加以说明，以免混淆视听。

从心悦诚服到鼎力相助

访问人，任弼时从政治上理论上全面信服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

章学新：任弼时坦率他说过：离开中央苏区时，他仍然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理论，思想方法上“杀偏风”。抗战开始后。他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有关新民主主义战略的理论，他转变了认识，认为毛泽东的许多论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特别是 1940 年，回到延安，他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看到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的运用，整风运动中的思想领导和各种政策的掌握，他对毛泽东这“才爱戴佩服”，而且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所以，他在七大的开幕式上说：“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从此，他心悦诚服地协助毛泽东工作。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之一。

访问人：任弼时在哪些重大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

章学新：除了上面说到的在中央苏区前期的情况外，最重要的支持：第一，是任弼时和贺龙一起，率领红二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推动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当时，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惨重，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公开反对“毛周张博”。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妄图拉拢二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不为所动，不惧所压，坚持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一方面军会合。而毛泽东对任弼时及红二方面军政治上完全信任。1936 年7 月 14 日，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三军合师后，任弼时等立即向中央建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军。试想，如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得逞，中国革命将会走更曲折的道路。

第二，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是不甚理解、不甚放心的，所以派王明回国。王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回国伊始，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中央即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全面汇报工作，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和

补充，揭露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态度，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策略，和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伟大作用等，改变了共产国际的片面看法。共产国际在决议中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袖。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止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如果没有国际指示，六中全会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任弼时在这个历史关头，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功绩。有意思的是，在中央的会议上，提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的是王明，但任弼时在向国际的汇报中支持的却是毛泽东，这表明任弼时的政治原则性是很强的。

第三，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筹备召开党的七大。1940 年春，任弼时回国后，积极协助毛建立中央机关的工作秩序，开展整风运动，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个基础上，筹备召开七大，并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委托，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并参加书记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七大的秘书长，积数年努力，胜利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下达到空前的团结。

毛泽东的诤友

访问人：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之一，任弼时如何能动地在重大决策上发挥作用呢？

章学新：助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央书记处内部实行集体领导，第一书记和书记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任弼时勤于调查，原则性强，不轻信，不盲从，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偏向，敢于坦诚直言。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 1943 年审干时，康生夸大国民党特务混入延安的数量，搞逼供信的所谓“抢救运动”。一度延安各机关、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被迫“坦白”成风，任弼时发现后，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以可靠的数据指出，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大多数是怀着抗战的热忱，在 1937、1938 年进来的，抢救运动中没有经过调查，被逼“坦白”的“特务”分子很多是弄错的。审查重大特务主要靠调查。他为此进行了细致的甄别。毛泽东说：“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采用。为了承担领导责任，毛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向被伤害的同志行了“脱帽礼”。

另一个例子里，1947 年在土改运动中，又是康生，在晋绥地区乱划阶级成分，在封建剥削条件之外，增加了政治历史、生活水平和政治态度等条件，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兴县的蔡家崖村，被评定为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的 22.4％，超过一般情况近三倍，同时乱斗乱打乱杀，造成解放区内一度社会动荡不安。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在 1947 年 12 月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要立即纠正这种危险的“左”的错误偏向。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和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向全国广播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经毛泽东多处修改、充实，阐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巩固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工商业政策和对知识分子及开明绅士的政策，以及制止乱打乱杀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毛本人为纠正“左”的

偏向，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 11 篇，及时地端正了土改运动的方向。本来，12 月会议后，毛泽东针对当时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的问题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草案），名曰《中央一月决定》，征求刘少奇等的意见。3 月 17 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说：“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反映了毛的从善精神和领袖风度。

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泽东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确非人所能及；作为助手之一的任弼时，则严谨细致，敏思刚正。“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从一个领导班子来说，助手和“班长”是有互补作用的；从个人关系来说，任弼时不失为毛泽东的诤友。

1992 年 4 月 14 日于北京前毛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