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

王年一，1932 年生，江苏扬州人。解放军国防大学正师职教员，多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著有《大动乱的年代》、《执政党建设研究》（合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是《中国改革大辞典》主编之一，并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发表过几十篇中共党史论文、文章。

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王年一为“党史专家”。约晚上十点半，我们拨通他的电话。好久，听筒那边才有声音，原来教授已经休息，他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我们连忙道歉，他连连说，不知者不为怪嘛！

访问人：多年来您一直研究“文化大革命”，并写出了专著。能不能请您谈谈晚年毛泽东？

王年一：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邓小平说过：“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我谈晚年毛泽东，力所不逮。只能就毛泽东晚年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专断，谈谈自己的看法。国内外都有人把它仅仅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或者若干人，或者予以不正确的解释，甚至因此给予毛泽东以恶溢，是我所不同意的。我力图对此作出比较科学的说明。

访问人：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说明。《决议》说：“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决议》还说：“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那么请问：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您能举例吗？

王年一：事例很多，不妨举几个：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他对此从不讳言。

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包括九大政治报告）里多次以歌颂性的语气述及这一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也是如此。从未有过“文化大革命”是党或者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说法。陈云从组织原则角度说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陈云文选 1956—1985 年》第 246 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又走上第一线。此后，种种事实说明，他对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不尊重。

访问人：请再具体些。

王年一：支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运动，是他个人决定的。

未经中央讨论，他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中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殃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人，用以扶持造反派，压制所谓“保守派”。周恩来、陶铸、

王任重都不同意这个提法，周当面向毛提出不同意见，都被否定。

支持上海夺权，是毛个人决定的。1967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唐平铸、胡痴以重要工作人员的身分参加），谈支持上海夺权问题。请注意，与会者中没有林彪或者常常代表林出席会议的叶群，没有周恩来、康生，没有中央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王力在一个材料中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会上，毛口授《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当场审定，第二天见报。这个编者按语，不仅高度评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而且指出：“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 年 1 月 15 日，陈伯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接管风”。周恩来接着讲话，说：“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要像上海同志向我们警告的形成‘接管风’。”毛泽东迅速得知，当天召开小会批评周、陈，讲了一番话。王力据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此文经毛审定，发表于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和 1 月 16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2 期。这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篇文章。著名的“二月抗争”说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不赞成如此这般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被毛泽东个人否定。此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而代之。

访问人：毛泽东 1970 年 12 月 18 日对斯诺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一个喜欢自由行动不受约束的人物。反映在政治上，他是不是愿意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比较欣赏个人专断呢？

王年一，不是，绝对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是载入党章的，就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左”倾的党章也是载入的。1956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阅过）中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时，作风很民主，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明君”。这虽是戏称，但说明了毛泽东对民主作风的肯定。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如果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一人称霸”，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指离开北京十个月——引者注），没有讲过什么活，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这几句话讲在1975 年，特别耐人寻味，可以理解为是对“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否定。

事实上，毛泽东在 1957 年以前的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不专断（1957 年以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专断，也远非事事专断），而且是坚持民主集中制

① 斯诺说毛泽东讲的是“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4 月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译本第 176 页。龚育之在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朗的《再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中指出，这给弄错了，毛泽东讲的是：“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模范。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的作风非常民主。凡大事都与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而不一人做主。十分注意倾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用以完善、修正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与中央同志讨论后据以改变中央的决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确实是林彪先提出的，毛泽东、中央同意这个方针，把它作为中央的方针。粟裕建议中央改变派一部过江作战的决定而发起淮海战役，毛泽东、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这个建议。许多好的意见、好的主张，是从下面上来的，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回过头来说，毛泽东并不认为专断很好。不要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为个人专断很好。

访问人：个人专断在理论上自然都是站不住的，但毛泽东晚年还是犯了一些个人专断的错误。现在在学术界、在民间都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原故。您是怎样看的呢？

王年一：我不敢苟同，因为此说距离事实太远。

毛泽东早年是卓越的民主斗士。大量事实说明，他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反封建主义是很坚定、很彻底的。用受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来解释，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并不专断这个事实相悻。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后来却受了很深的影响，这是说不通的。

访问人：那未，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专断了呢？

王年一：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无非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主张。情形常常是这样的：毛的意见、主张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或者势必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而他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仅很正确，而且很重要，他就专断了。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任何人都不会为专断而专断。1956 年经济工作中冒进，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冒进，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同意制止冒进。1956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批准解决冒进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反右倾”的主张不合，毛是主张建设速度快些、建设成就大些的（谁也不反对速度快些、成就大些，但要做得到。）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一次比一次讲得尖

锐、严厉，否定了中央集体的意见。1959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发动批判彭德怀。讲话是个人讲话，发动批彭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何以不付诸讨论？因为估计中央集体不会同意。事实上，批彭不过是抓个典型，它是针对党内（首先是党内上层）的所谓“右倾”的。1962 年 8、9 月间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发了通知，规定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 8 月 6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突出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改变了中央集体规定的会议的主题，并且为9 月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了基调。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问题是个基本问题，必须提出。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毛泽东的专断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不承认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他长期代表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使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导党，他

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获得伟大成功的经验，因而专断，与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去甚远。

访问人：毛泽东晚年的专断一定是有特点的？

王年一：是的。毛晚年专断的特点就是需要组织承认。毛泽东尽可能地掩盖它。个人专断在毛泽东说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十分需要中央集体同意他的意见，或者事后批准他的意见。他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先在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一些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会上自然都无异议，中央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就批判了反冒进。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造成批判彭德怀的事实，使中央难于拒绝他

的意见。在 1962 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毛泽东也需要中共九大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很特别，他需要组织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信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而提不出意见，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中央集体常常违心地或者不违心地接受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使他的独断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持不同意见者更难于抵制，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

访问人：邓小平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王年一：这种由集体决定掩盖个人专断的奇特现象，是由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无人可以匹敌的极高威望是一个重要条件，领导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等更是没有反对过。既然如此，就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人或者若干人。

毛泽东需要组织承认，这也说明了他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很好，也说明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访问人：既然如此，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我是和尚打伞”呢？

王年一：上面说的是 1957 年至 1965 年的一般情形。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重大举措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更有特别的原因。

事情很复杂，我在这里只说个大概：

自 1960 年起，我们进行了“国际反修”。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

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那么对 60 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当怎么看？从原则上来讲，不能认为全部是错的，也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叶剑英 1979 年 9 月 29 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说：我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当时我们认为全部是正确的。苏联变修了，东欧许多国家变修了，这是当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全党的共识。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在中苏论战中，国际共运大分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产生了新的共产党——同意中共立场、观点的党，与原有的、同意苏共立场、观点的党相对立。中共成为“坚持马列主义”一派的核心，毛泽东成为这一派的领袖。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自封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国际共运向何处去的问题。

指导国际共运，说一千道一万，首先要把中国搞好，要使中国成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样板。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发生了重大变化，“复辟”了“资

本主义”，中共中央不能不接受教训，毛泽东不能不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以自己的观点进行国际反修，它没有影响苏联分毫，却真真实实地极大地影响了自己——正确的方面、不正确的方面都影响了自己。1960 年以后，毛泽东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违反了他本人在此以前的正确思想，似乎难以理解，其实症结就在于国际反修。他对问题重新作了考虑。针对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为全会所同意。本来我们在 1957 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就有重大失误，这一次是错误的大升级。苏联的重大变化肇因子苏共领导集团的重大变化，苏共领导集团可以发生重大变化，中共领导集团就不能发生重大变化吗？处于最高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考虑了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种情况”，就是国际反修。

“党内同志问”，主要指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之间。“党内关系”，主要指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处在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比较务实，有许多正确的主张，毛泽东视为右倾乃至修正主义，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愈来愈不信任中央第一线。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专断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只是我们感觉，问题不仅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王年一：是的。国际反修的深化，强化了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这种认识①。这种认识的强化，又深化了两个想法：一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鲜艳红色的样板；二是认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纯洁，太不完美，存在许多“黑暗面”。要把中国建设成样板的心情愈急切，就愈是认为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黑暗面”。毛泽东在 1960 年以后有许多批示、言论，极少讲到我们的事业的成就方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以前他总是讲成绩是主要的，而在 1960 年以后，亦即国际反修深入以后，他却对中国的现实频频不满，多所指责。他对文艺界不满，对教育界不满，对新闻界不满，对出版界不满，对卫生界不满，对学术界不满，对党政机关不满，对于部队伍不满，对农村不满，对工厂不满。上面说过，对中央第一线也不满。极而言之，他没有什么满意的。许多方面的缺点、错误确实存在，但是毛泽东极度夸大了。

毛泽东决心“大破大立”，发动了确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他诉诸群众，要以空前规模的群众行动的急风暴雨来“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要用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一大教训。

访问人：“大立”是什么呢？

① 毛泽东审阅过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明确指出：“世界的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该文载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6 期。

王年一：是创造一个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轮廓，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作了勾勒。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的底蕴，他在 1974 年 12 月 26 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里作了揭示。

这个社会的构想萌发于 1958 年，《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4 期所载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记录了这个思想。在实践中碰了壁，后来部分地否定了，是毛泽东本人否定的。正是在国际反修的巨大影响下，在国内问题上陷入“反修防修”的迷误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肯定而且发展了 1958 年的构想。既然把经济改革的要求视为修正主义，把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视为资本主义，那就没有别的出路。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胡绳对这样的社会构想曾加以评论：“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香港大律师胡鸿烈讲到“无法无天的十年内乱”时说得好：“当时，既然叫一场‘革命’（我说的是加引号的），那就无法可言，什么法也不管用的，再健全也不行。不要说中国，哪国革命一来，都不会顾及法律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他是直率的，符合实际情况。

访问人：“和尚打伞”，这里总是有个结，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王年一：“和尚打伞”是现象，本质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失误（这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 时期也有正确的方面。）

访问人：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根本教训是什么？

王年一：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句话非常深刻。

1992 年 5 月 27 日于解放军原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