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薇

陈雪薇，1935 年生，广东中山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二室主任、教授。主要著述有：《历史的启示十年（1957—1966）建设史研究》、《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等。

陈雪薇是我们这次采访中遇到的第 3 位女教授。她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必要的一日三餐，就是和丈夫各坐一桌，研究与写作，还有体育运动：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

访问人：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是个热点话题。对这个问题，党史界有褒有贬，陈老师，您怎么看？

陈雪薇：我认为，毛泽东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不愧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定人。尽管他的晚年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犯有“左”的失误，但从整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上看，我们仍然应当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他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上的贡献，而不应该忽视他在这方面所产生的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访问人：看起来，您是在一个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体的分析。说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您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

陈雪薇：好的。大家知道，作为知识分子，自然离不开读书。毛泽东对读书的嗜好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孜孜求知，独立思考的大学问家。从幼年起，他就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以后，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中，他还是不忘读书，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各类书籍，爱不释手，仔细地读，认真地思考。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便提出配置各类书籍。经多年努力，逐步建成一个门类齐全又适合需要的藏书室。有同志估算过毛泽东一生读书有 2 万多册。他读的书范围很广，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论著，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囊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宗教、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1954 年，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可见，毛泽东学习的毅力。毛泽东的一生，是同孜孜以求的读书生活相伴随的。但爱读书并不是毛泽东所唯一具有的。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最重要的是，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访问人：学以致用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入世之道。

陈雪薇：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他去实践这种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思想基础。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救亡革新、改造社会、富国强民为“己任”。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经历了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选择与摒弃。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表明，毛泽东开始确立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认定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个信仰一经确定，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青年毛泽东抱定的救国救民宗旨，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更升华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信念。抱定这样的信仰与信念，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特殊而复杂的问题；他敢于同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 30 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抗争；他勇于在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高举革命大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在艰苦的实践中，闯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出色地把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独创性的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掌握了人类文化知识的优秀成果，并使它同工人运动牢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立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都是沿着这一轨道，为无产阶级找到了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中国伟大领袖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他作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

访问人：对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科学的分析。那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评价，这是不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及毛泽东做出回答的？陈雪薇：是的，这无疑是一个必须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集中了

全党的智慧，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石。从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 1939 年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 10 多年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科学地阐明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广大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了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基于这些认识，1939 年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党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指导性的文献。

访问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雪薇：一是它充分而明确地提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重要观点。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这就把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具体地表述出来了。同时，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把对知

识分子工作的好坏，同中国革命的成败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观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论点。

二是及时而正确地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工作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及其产生的原因。当时在许多军队的干部中，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对这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毛泽东给予深刻的分析：第一，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第二，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第三，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第四，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第五，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毛泽东这些分析，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运用；又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特点的我党知识分子工作现状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纠正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是制定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第一，对于那些愿意抗日而忠实、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在战争中在工作中磨炼，使他们为军队、政府和群众服务，并按照其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意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前进。第二，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下，毫无疑问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第三，对于一切比较有用的和忠实的知识分子，应当分配适当的工作，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逐渐克服其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第四，对一切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应该切实他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能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访问人：这是建国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最集中的论述。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有所补充和发展？

陈雪薇：有的。在八大预备会上，他提出，我们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会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57 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为此，毛泽东提出过从两个方面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设想。一是各级领导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计划。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 90 年，10 年树人。10 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 25 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10 年树人倒是可以的。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起来。二是无论搞工业、农业，还是搞商业、文教的同志，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

他说：“我看也要搞个 10 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些论述，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提出来的新论断，这在今天，还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访问人：5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对于这种改变，您怎么看？

陈雪薇：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都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毛泽东在 1939 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战略决策，对抗战、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我们事业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正确的，也是相当谨慎的。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解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适时地提出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重要建议。这次会议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

但是，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离开了正确的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出现了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最突出的表现是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并不要读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等等。这些错误观念长期纠缠着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1958 年以后，在全国明显地取消了干部队伍和工农群众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建国初期像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的速成工农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预科等各类干部文化学校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二，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由“工人阶级一部分”倒退作为“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戴上所谓“臭老九”的帽子，遭到排斥打击。

第三，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逐步升级。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知识界表现特别突出，被划定 55 万多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总数的 57％左右。到 1963 年以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支配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它又提供了哪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陈雪薇：胡乔木曾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从这个重要教训出发，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

首先，要经常地系统地了解我国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论断，切忌一知半解，一叶障目，切实地做到对知识分子的充

分的理解。对我国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是长期的，决不能做三、两次，就一劳永逸。调查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静态和动态的情况；包括知识分子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知识分子在我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地位及其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党的典范。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因此，对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变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而，轻率地放弃了八大前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作出的正确估计，而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论断。以至使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向“左”的偏差越滑越远。我认为，党经常地系统地了解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并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基础。

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我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正确判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相应的政策，这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出发点。1956 年 1 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并强调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却没有以此为据，制定相应的知识分子政策，而继续沿用建国初期行之有效但至此已经不适用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缺陷。这样的政策没有能把我国知识分子真正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点体现出来；没有切实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依靠力量之一，这对五十年代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不断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纠正党内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保证党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切实执行。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7 年以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工作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以“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地反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决策，人为地制造的反倾向斗争，越斗越乱，越斗越“左”，甚至提出只准反右，不准反“左”。这种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导致 1957—1978 年这 20 年间，知识分子工作出现重大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些消极影响留下的烙印也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邓小平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毛泽东为我党奠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失误得到了纠正，这是值得令人高兴的。

1992 年 5 月 2 日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