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盖隆

廖盖隆，1918 年生，广东信宜人。1938 年 8 月到延安。1944 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建国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多部著作；主编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中国编年史》、《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等书。

这位党史界、理论界的老前辈，近半个世纪以来（文革的 10 年除外），文章屡见报端，大部头的著作接连问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笔耕不辍、勤奋治学。当我们约他一谈时，他把时间定在后天晚上，“可后天是五一节呀”我们说。

“没关系，我刚好有空，只是耽误你们过节了”。仅此小事，便使我们肃然起敬。

访问人：在研究毛泽东以及他的生平、思想问题上，时常碰到一个如何看待他的伟大功绩和他晚年错误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廖盖隆：关于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还是邓小平给我

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1980 年 8 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又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槁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1962 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访问人：那么，如何把握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

误的关系呢？

廖盖隆：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毛泽东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其次是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而且相

反的两种东西。因为我们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证明其正确性的、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正如我们所要坚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是指由它们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包括它们的这样那样的个别错误论断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涵义，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言论的涵义是不同的，后者是包括他的某些错误观点、错误论断在内的。而毛泽东晚年错误，则不仅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正好相反，归根到底，这些错误是由于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就是由于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或三项根本原则而造成的，并且它们是由长期的历史考验证明其为错误的。

拿发动“大跃进”运动来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想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 这就是说，“大跃进”任务的提出，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也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这些任务是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是一种盲目的冒进；这些任务是由上面、凭主观愿望提出，并用强迫命令的组织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后，又没有及时地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这些任务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确，从而经过再认识，进行自我批评，及时地改正错误。

发动“大跃进”运动是这样，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包括把富队穷队强行合并在一起、实行剥夺农民的“共产”，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在内），提出以超高速度为核心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者合在一起，当时被叫做“三面红旗”），也完全是同样的情况。

访问人：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犯了错误，同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因为他初步察觉到了，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看法，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廖盖隆：我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只是初步的，不能

说是彻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毛泽东深刻。如 1962 年 1 月 27 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

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他又说：“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访问人：但是，错误仍然没有避免，“左”的思想继续积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什么？

廖盖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更严重、时间更长的全局性“左” 倾错误，同样是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即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背离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或毛泽东思想的三项根本原则的。

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决议又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据的上述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也完全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而是一种主观的臆造。而这种主观臆造，正如 1959

年 8 月发动“反右倾”一样，是拒绝承认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要求超高速度的总路线的错误，拒绝作深刻的自我批评的表现。不错，毛泽东在 1962 年 1 月 30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 1958 年以来所犯的错误，是作了一般的、笼统的自我批评的。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和不能动摇的。这就是说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线、提出的超出实际可能的任务的

错误。所以，我认为他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教训毕竟总结得不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的。他对上述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所明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是很不满意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毛泽东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尽管他是说得很隐晦的。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按：在这里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同上文不连贯的——引用者）。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提出这些警告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后来在 1967 年 2 月（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出来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这就像 1959 年庐山会议时的情形一样，当彭德怀尖锐地指出，“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且随即把彭德怀打倒了。1962 年 1 月，当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指责说，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求大家警惕和好好想一想。那时以后，过了七八个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 倾错误思想就进一步急剧升级，并指责当时出现了“黑暗风”（指刘少奇等把经济困难形势说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单干风（指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同意的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翻案凤（指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也指邓小平等主张用一风吹的办法来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许多干部的错误处理）、投降风（指王稼祥提出的对外关系上的“三和一少”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错误）。这样他就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一线的多数领导人了。而且这是在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左”倾错误、拒绝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无根据的臆测和怀疑。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怀疑、臆测和严厉的指责，都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对：“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访问人：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很好的总结，同时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在犯错误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这一点也要充分注意到，那么怎么才佬实事求是评

价毛泽东呢？

廖盖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确实是明白无误、完全错了的，应当彻底加以否定。至于毛泽东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长远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决策，例如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败，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些同上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两回事，这些是当时中央领导层一致认同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坚持。同时，这些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是同毛泽东晚年占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思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又必须仔细地、谨慎地加以辨别。

访问人：为什么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呢？

廖盖隆：因为如果对这两者不加以严格区别，我们就会或者是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或者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加以坚持的类似 1977 年到 1978 年那种“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非常有害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说：“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历史决议所讲的这两种错误态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右的态度，就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少数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反对和批驳这种错误思想，指出这种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消除这种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两三年来，还有些人借口 1989 年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东欧的剧变和

1991 年 8 月以后苏联的解体，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甚至提出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就是要求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集中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说中国现在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胜利，甚至公然说“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党内走资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也是正确的。有人把目前形势估计为现代修正主义要翻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翻天，说最近几年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前夜，处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

唬人的。

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我们要加以分析。正如邓小平所讲，是共产党自己没有搞好，所以出了事。据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权，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个词是 1956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见 1956 年 11 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

会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29 页），这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致命伤。另一条是在那种体制下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生产力没有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结果，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抛弃了共产党。说这些国家是现代修正主义上了台，也没有说对。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是那些上台的人既没有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搞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同他们是不相干的。

所谓最近几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空前泛滥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1989 年政治风波发生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也是极少数。当时，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是真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真诚拥护改革的。但是，他们采取了类似“文革”中“四大”的做法，结果与广大学生和群众的主观愿望相反，酿成了一场动乱。

最近两三年真正存在的，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那些“左”的东西。他们说，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他们竟然批判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正确提法。他们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又说乡镇企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承包制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说这种话的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他们只知道拿大帽子吓唬人。据我看，他们讲过来讲过去，就是斯大林晚期和毛泽东晚期的那些教条，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要拨乱反正的东西。他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且回到过去“左”倾路线的老路线上去的那种主张，这是最危险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吓唬人的大帽子下面解放出来，从那种“左”的教条主义，从老的和新的教条主义下面解放出来。邓小平说：“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访问人：您开头谈了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如果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不应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还要总结他犯错误的原因，找到犯错误的根源，这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会更有好处。

廖盖隆：我觉得主要是个认识问题，毛泽东长期生活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间，后来情况变了，他不能适应，还是拿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这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应该说，他的整个错误，都是在探索中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间发生的，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访问人：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缺乏经验，或研究不够呢？

廖盖隆：他在思想指导上犯的错误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再一个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性的错误。这三个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错误。前面说过，这些主要是认识上的错误。不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不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认识方法，不坚持自我批评，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三条是他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至于没有经验，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历史决议还讲，他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思想准备。另外，毛泽东对现代经济、现代化的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东西不熟悉，他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说过，我只知道农业，也是知道一部分。我举个例子， 60 年代斯诺来访，他对毛泽东说，美国只用百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毛泽东听后不相信，认为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么能用百分之三的劳力来搞农业。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既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又没有调查，他实际上脱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这些基本的东西。丢掉了这些，犯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不过我们还要全面地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这包括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恢复新民主义的说法，我们是讲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存在。这些经验也是毛泽东创立的，不过在今天这些经验大大发展了，例如对外开放、发展“三资”企业，就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不起的创造。我们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发展。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92 年 5 月 1 日于北京万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