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南

于南，1928 年生，吉林集安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简编》、《中共党史大辞典》等。

骑行一小时零十分，找到在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家。心直口快，坦坦荡荡，是他给我们的初次印象。那天天气很好，暖风拂面，正是北京不冷不热的季节，所以说得也顺当。告辞出来，见到教授家后院菜畦中的花椰菜长得正盛。

林彪的出逃是被迫的吗？

访问人：1971 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在我国当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成为近几年一些人们议论的话题，您是搞“文革”史的，请谈谈您的看法。

于南：“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及定性，随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以及近几年一些史料的披露，除某些细节外，基本是清楚的。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是冷静的，措施也是得当的。现在有人认为林彪出逃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被叶群、林立果等劫持走或被骗上飞机的。这不符合事实。

访问人：这种说法国外早就有流传。

于南：国外主要就是 1983 年出版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这本书。我已在《党的文献》1989 年第 4 期写了篇短文，作了批驳。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究竟是否被劫持问题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跟随林彪 14 年，最后和林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 1980 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此外，林彪在北戴河 96 号楼上车时，很多人看到并没有人强拉他上车。因此劫持的说法不能成立。

叶群也可能作了准备：万一林彪不走，到时就强迫他走。也不排除叶群说些瞎话欺骗林彪，或说些威胁、恫吓林彪的话。林彪在决定是否逃跑时，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不难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下令让李文普调车去机场的是林彪。林彪愿听他老婆、儿子的摆布，却不信任中央和警卫部队，只能由他自己负责。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一个 50 岁左右女人，20 多岁的毛孩子绑架、劫持走，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管林彪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必须对出逃一事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

访问人：还有一种说法，林彪的出逃是被毛主席逼走的。于南：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国外有的出版物也这样说过。我认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尽管林彪一伙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毛泽东还是有意保护林彪。他在南巡讲话中说：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谈什么？无非还是想挽救他。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替毛泽东想想，他本人愿意出后来那种事吗？他根本没料到林彪会暗害他。林彪是他选定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他是不愿看到他的接班人出那么大问题的。就是对林彪不满意，也不会采用逼走和整死的办法。

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林彪不信任了

访问人：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衰老了许多。

于南：是的，他大病一场，受的刺激太大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是不满意的，特别对他们一伙搞阴谋诡计很反感。他采取了几项削弱林彪一伙权势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访问人：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对林彪还是比较信任的。

于南：我的看法，过去，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的，但对林的弱点或错误毛泽东也是知道的。在“文革”前毛泽东就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周总理曾对王稼祥说过：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到底是谁？没有定。但“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受到批判，当时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只有选择林。

毛泽东如果根本不信任林彪，就不会叫他当接班人。但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林作为二把手从来没有享受到像刘少奇当二把手那么大的权力，是林不想要吗？不是，是毛泽东不给他。

访问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于南：毛泽东可能是鉴于过去的教训，给的权力太多，怕再出现大权旁落。为什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林彪一伙抢班夺权？就同这种情况有关系。林彪集团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以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种种表演，我在1992 年《党的文献》第 3 期上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已经作了些评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林彪、江青两派的争夺，可以有几种选择：对双方都支持，这不可能；都反对，也不行，两派都是靠他崛起的，这样做等于否定了他自己。还有两种选择：或支林压江，或支江压林。毛泽东都没有这样做，他批评了林，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江青的言论。当时这是最好的最没有副作用的处理方法。毛泽东还十分讲究策略，在会上就抓陈伯达、吴法宪，就点名批他俩。后来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才知道林彪等在背后搞了一些阴谋活动，非常恼火，才出去南巡。当林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十分紧张，于是在叶群、林立果筹划下，经林彪同意，便阴谋暗害毛泽东，事情败露，只好出逃。

所以，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全面性的错误，但不是所有事都错了。哪怕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旦发现他进行篡党夺权，要搞武装政变，也毫不留情地在周恩来协助下，领导全党，指挥军队，及时平息。当时的处理方法也都是稳妥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和起用了一批老干部。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

访问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于“文革”起了什么作用？

于南：“九一三”事件发生于“文革”中期，它在“文革”中起了分水

岭的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把“失败”说成“破产”。这本书说：林彪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接着提出对“文化大革命” 的十二个问号。问得好，不愧为大手笔！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想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打破，至少认为毛泽东不是神，看人也有看错的时候，林彪这个接班人就选错了。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人们对“文革”怀疑和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林彪这样的反革命集团，除林彪一伙的个人野心外，应该说同我们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某些弊端有关系。就是邓小平 1980 年说的：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同残存在党内的家长制作风分不开，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还说：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如何解决？就是要从改革制度着手，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损害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文革”中的“公安六条”，实际上是保护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压制人民对他们的抵制和斗争。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

中国以后还会出现“文革”吗？

——也可能发生⋯⋯但绝不能发生了

访问人：您认为，类似“文革”这种事情，今后还会重演吗？

于南：我大胆地冒叫一句：如果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些许动摇，大家不警惕“左”的苗头，不注意防止“左”的东西，让林彪、江青之类人物出来捣乱，那类似“文革”的悲剧，不管人们怎样深恶痛绝，它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或局部地区重演。早在 1979 年 7 月，邓小平就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我原以为经过拨乱反正，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整党，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看来我是像小平所说的：想得太天真了。

访问人：您能举出一些事实吗？

于南：可以。比如前两年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是和历史决议、党章总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唱反调吗？这个缺口一打开，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发展下去，离“文化大革命”就近在咫尺了。去年又有人说：1957 年毛泽东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要长期进行下去。这合适吗？首先，我怀疑这位同志是否了解究竟什么叫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1957 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959 年庐山会议打退彭德怀的进攻，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91 年还要肯定这个命题，不能不使人担心是否又要开展反右派或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其次，1957 年就说过：现在找到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

命，必然要肯定它的形式，这不是在呼唤“四大”吗？接着，我们就会听到“文革”这个魔怪的脚步声了。最后，1981 年的历史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否定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正是这一理论要点之一。肯定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肯定“继续革命论”；肯定指导“文革”这个理论，下一步的实践必然是“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你们看可怕不可怕？还有人说某某就是“走资派”，连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的话，也有人要重新肯定。虽然这只是些苗头，却令人十分担心。如果邓小平这次不出面说主要防止“左”，任那些“左”的东西发展，那还得了吗？

当然，作为历史、作为学术问题，究竟“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命题是否正确？它的内涵又是什么？不是不可以探讨，但不能把对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异议的同志，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拨乱反正以来，我没有看到任何党史教材、党史工作者再去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从它的提出及其以后的实践，认为它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理论的一个起点，这已成为党史界、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我不明白到 1991 年再肯定它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

访问人：这个命题的重新提出，是不是和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背景有关系？

于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恢复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左”的错误的东西。这几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已经出现苗头，有些人试图把毛泽东晚年（主要是“文革”前的）的“左”的东西隐隐约约重新加以肯定，这恐怕不对头。那些东西已经试过了，实践证明不行，干吗还要再拿出来？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好好区别一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错误的坚决不能再用，正确的就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说得好，什么叫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许多事情已经拨乱反正，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错误做法上去呢？

访问人：继承和发展有个前提，就是拨乱反正，没有拨乱反正，就谈不上继承，也更说不上发展。

于南：作为学术问题，过去否定过的东西，如果否定过头了，可以再探讨，说了过头的、不大妥当的话，也可以再纠正过来。但是重大是非，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决议的，有了基本结论的，就应该坚持。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探讨。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反对。我不理解：党章明确讲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怎么能公开发表文章唱对台戏呢？又如，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明确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政治上一视同仁

（有时叫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政策。可是去年就有人提出应恢复“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这行吗？我当时真想喊：需要起来保卫三中全会路线了。

访问人：如果真的改变了这一方针，接下来就会伤害一大批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影响。

于南：那当然！知识分子说不定又会成了“臭老九”。政策要有稳定性，不能随意变。为什么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我国

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这点上，邓小平抓住了要害。主要矛盾一变，基本路线也非变不可，我认为最近几年，有些“左”的东西是在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也是反倾向斗争的一个规律。反“左”容易出现右，反右容易出现“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反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左”的东西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左”根深蒂固。这就抓住了要害，“左”的东西有些是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习惯，说“根深蒂固”是非常恰当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和“四人帮”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访问人：为什么反右容易反“左”难呢？

于南：首先，看看历史。建国以后，我们多次反右，却很少反“左”。并不是实际工作中没有“左”，而是把“左”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保护和肯定。同时又把一些正确或并非右的倾向当作右来批判。有些人是以“左”来反右，使“左”的东西，借反右之机得以发展，“左”便成为一种很大的习惯势力。其次，从认识论上说，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左”比右好，“左” 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邓小平南巡谈话说：“‘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怎么会比右好呢？把社会主义给葬送了，还不是立场问题吗？ “左”带有革命色彩，教条式地搬几条语录，容易迷惑人。第三，就是过去对犯“左”的错误和对犯右的错误的处理不一样，反右是嘁哩咔喳，反“左” 则是羞羞嗒嗒；反“左”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右则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没完没了。彭德怀是明显的例子，他是右吗？不过是抵制了“左”的东西，就把他说成右，以至整死。而犯“左”的错误的，有几个受过处分？顶多检讨几句，这里不能呆了，换个地方就是了。长此以往，一些人心理就是宁可“左”一点，总比右保险些。

还有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流派，随意上升为政治问题，乱扣帽子。邓小平这次说：拿大帽子吓唬人，这就是“左”。有人似乎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一切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律斥之为“自由化”，这行吗？学术问题能几个人垄断吗？怎么能把一切不同意见统统说成是自由化，任意扩大“自由化”的范畴，势必掩盖真正搞自由化的人。

访问人：您能举些具体例子吗？

于南：去年有一个杂志，发表一篇读者来信，硬说某著名作家一篇寓言式小说，是影射攻击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证据是配合了境外某些攻击舆论。我特地找来看看，没看出有影射的地方。却使我感到这家杂志的做法和“文革”中批“三家村”的手法有些相似。为什么要拿海外舆论作依据呢？他挑拨离问你也信吗？有人就是摆脱不了“文革”及其以前“左”的思维定势：国外有什么风，国内就有什么浪，国内出点事，要到国外找依据，什么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呀，是国外敌人的应声虫、代理人等等。我们为此造成的冤案难道还少吗？怎么就不接受教训？

我不理解的是：有人过去执行了“左”的一套，整过人。但在“文革” 中别人比他还“左”，又整了他，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按说应该觉悟了吧，挨整的滋味不好受，挨过整的干部都会有这个体会的。可是有人一有机会还想整人，这是很可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很佩服两位老同志，他们过去执行“左”的东西，整了好多人。“文革”中他们被整得死去活来，

拨乱反正，平反以后觉悟了。见到被他们整过的人一再表示道歉，对“左” 的东西，警惕性也很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应该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

1992 年 5 月 30 日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