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双泉

谭双泉，1930 年生，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师大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湖南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红叶初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论文集）、《中共党史论集》等书，曾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编》。

谭教授这次是以笔答的形式与我们交流的。或许以后我们会有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吧？

访问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八个字，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谭双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首先是一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就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找到有自己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同时，它又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一个内和外、个体和群众、自力与外援的关系问题，要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独立自主正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独立自主侧重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自己创造，可借鉴外国经验但不受外来干涉；自力更生侧重于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艰苦奋斗，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强盛，需争取外援但不依赖于外援。前者是指如何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 后者是指如何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保证；自力更生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访问人：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呢？

谭双泉：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共产国际开始成立时，列宁很注意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他说：“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13 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渐渐支配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以至苏联的一切都神圣化的倾向极为盛行。一方面，共产国际一些正确的主张对中国党起了不少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提出的脱离中国实际的主张，则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的右倾错误和十年内战时期连续犯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抗日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同上述一系列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自觉提出并完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明确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单纯依靠“本本”。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唯书”、“唯上”都是应当反对的。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大声疾呼：“必须洗刷”这些唯心精神，强调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当时能这样地提出问题，实在是不容易呵！要知道，“反对国际路线”是一顶多么不寻常的政治帽子。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见，而且也表明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极大的理论勇气。

访问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一经提出，必然要对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又是什么呢？

谭双泉：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不断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

早在大革命时期开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就是撇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结果，已蕴含着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干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日益严重，曾导致中国革命于最危险的边缘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这种“左”倾错误的长期斗争中，终于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开辟了一条中国人民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根据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国内外形势，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而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克服这种投降主义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它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建什么国”的斗争中，毛泽东站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一方面嘲笑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显然是徒劳的； 另方面又顶住了国际上的交枪逆流和原子弹的恫吓，冲破斯大林不让我们打过长江去的阻挠，在短短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打败了美蒋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上曾照搬苏联的做法， 犯了一些错误和走过一段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 1958

年 6 月一个批示中所说的建国路线，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引以为戒。”正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地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理论体系。

访问人：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条思想路线最主要的代表人。从毛泽东一生的实践来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个精神、原则， 那么，这八个字同毛泽东本人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

谭双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确与毛泽东本人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主内”、“贵我”的思想十分赞同，对三纲五常这种泯灭个性和人格的奴隶主义思想表示异常愤慨，他说： “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他认定这种纲常伦理观念表面看来是利他的，实质上却是一种极端虚伪的利己主义者，他说‘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他说，墨家“兼爱

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 因此他得出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见《（伦理学原理＞批注》）甚至说，“有独立心，是谓豪杰”。什么叫“独立”？即“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讲堂录》）这种朴素的独立自主意识， 对于他后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独立自主观是有联系的。

这个思想同中国本上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我们这样由封建专制统治数千年的东方古国里，一部观念文化史，就是注经、释经的历史。统治者调节人伦关系的轴心，是“皇权至上”的“官本位”。在这种文化心态和社会风尚的沿袭下，“唯书”、“唯上”禁铜着人们的头脑。近百年来，由封建制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是处在仰人鼻息的境地，“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希腊”的崇古媚洋氛围十分浓烈，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问题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实践力量，大多数出身农民，这使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和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样，极其艰苦而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继承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内”、“贵我”的精神， 并形成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观，引导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形成、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根据中国本上的具体国情规定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访问人：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方针，但争取外援的思想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未能充分展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谭双泉：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的方针，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实践检验并得到充实和发展的独立自主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但争取外援的思想未能充分展开，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外部曾遭到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随即又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干扰，无法向外开放；第二，内部较长时期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的东西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把争取“外援”看作“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第三，对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标准的理解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这种格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这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又相互转化。从根本上说，自力更生是争取外援的基础，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争取外援则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条件，是矛盾的非主导方面，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转化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分割不开的。

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思想以后，1936 年初冬，他在保安的窑洞里向斯诺表示过：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甚至“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比如 1946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认定：我们应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互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

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与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在接见外国来宾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这点。比如 1965 年 9 月 30 日，在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 当外宾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毛泽东兴奋地指出：是嘛， 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

大家知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同美国敌视态度的斗争中，从1955 年 8 月至 1970 年的 15 年时间里，曾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达 136 次。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在美国对华政策稍有松动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抓住有利时机，以邀请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引起连锁反应， 迎来了 70 年代我国外交关系发展的新高潮，这就为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面地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重要国际条件。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可见，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致的。

1992 年 9 月 1 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