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根本问题

——1927 年 4 月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蔡和森

此次回湘所见所闻，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现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会革命基础，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兄弟对于各位革命领袖，非常表示敬礼。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根本问题。就历史言，中国历代政变，无不是由农民问题发生，如秦，如元，如明之灭亡， 均是农民问题之影响。前清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均是农民运动之表现。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现在农民问题，较秦以来尤为重要。国民革命如不将此根本问题解决，证之历史，可断定不能成功。贵党中央执委会及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对于农民问题已经制定出许多政策，不过实行起来，在贵党及整个革命运动中将起分化，因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地主，惧怕农运，心存破坏，此时若恐分化，即停止农运进行，与右派妥协。相信左派的革命领袖决不牺牲农民利益，而与右派妥协；因妥协即无异宣布全部政治的死刑。第二当注重者，革命的社会基础。全民革命是一种理论，革命必于全社会中找到一个基础，对于各方，自不能面面俱到。现在革命的社会基础有两方面：（一）农民。（二）资产者。国民党保护资产者抑保护农民， 这个路的分歧，关系革命的成败。孙总理、廖仲恺、汪精卫各领袖均重农运； 右派分子如蒋介石辈注重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时有斗争，革命愈进展，斗争愈剧烈。贵党左派领袖，应当注意这革命基础。惟有占全国人民百分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第三当注意同盟军。革命基础改建筑在农民上面，究以何种力量为同盟军队，此亦有二：一为资产阶级，一为工人阶级。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左派应选择工人阶级；因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第四注重者为革命武装问题。现在受国民政府指挥之军队在四十军以上，目下军事虽然胜利，但军队非完全的武装基础，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之可能，彼可携带武装加入，也可携带武装遁逃，辛亥往事，可为殷鉴。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武汉政治会议与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已筹备农民武装，希望中央委员会与湖南省党部在总理主张下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第五应注重的是革命中的经济问题。革命不仅使政治变化，且要使经济变化；不仅俄国社会革命须使经济变化，即民主政治亦须注重此问题。法国革命，除改革政治后， 亦推翻大地主与没收反革命财产，民主革命方能成功。现在革命不仅在打倒军阀与土豪劣绅，起政治上之变化；经济方面，如第一点所说之农民问题， 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解决经济问题， 即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二十世纪为世界革命时期，即苏俄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又财政问题亦为革命根本问题之一，现在财政成为最普遍、最困难问题，财政问题不是仅言整理可以解决。广东财政整理后每月收入增至一千余万，不过开源节流洁除积弊之技术问题。财政为革命基础，法国革命，国家没收僧侣及外人财产并收殷户捐与发公债，因此法国革命全国农民均踊跃参加，因财有来源，非取于苛捐杂税之故。此次中央会议及湖南新政纲虽有决定，尚属萌芽，希望全国领袖对于财政政策具体规定，不仅消极的清源节流，并须筹备大宗的收入，

又不加重一般人民的负担，以为革命基础。又理论问题，亦当注重。左派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或湖南已经成功，其实尚在开始时期，左派分子要达到三民主义，发展工农运动，右派即谓为破坏革命，不知农民要求减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无办法中之办法。右派理论谓国民革命不是社会革命，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工农运动是共产党做的，非三民主义之所应做的。如此立论， 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分而为二，以为要三民主义成功，即须打倒共产主义； 打倒共产主义，即须破坏农工运动。不知要国民革命成功，须扶助农工，基础方能巩固；要扶助农工，即须与共产党合作。且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结果即是共产主义。如须包括资本主义，应为四民主义。如谓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则须除去民生主义，应为二民主义。希望各同志拥护总理遗下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以纠正右派理论。观于总理与列宁可以合作， 可以断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现在即将来亦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