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需要民主

——1979 年 1 月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艾青

我已经多年没有出席过这么隆重的会了。像这么一种阵势不得不使我感到紧张。我有一个朋友叫胡明树，他也是二十多年没出席会议了，一开始就兴奋，就紧张，当时就昏倒了，马上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

今天，有这么多诗人出席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到会的诗人中从“五四”到如今，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我想每一个带听觉来的人，都会感到有收益。

前几天我在会上已讲了一些话，那么，今天大会发言就可能有些重复。本来，大家让我讲讲形象思维。大家都是诗人，讲形象思维是班门弄斧。我倒想讲讲创作民主的问题。这或许是当务之急。

总理在一九六一年讲咱们民主作风不够。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今天的民主作风和一九六一年相比，已有了进步。

总理还提到，只使一人言，不便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吗？这句话，百分之百正确。我认为：天下绝不应有此事。蓝色苍穹之下，绝无此理。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被认为说错一句话，就有人打棍子，似乎有一种固定的框框。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框框，办任何事总要有个框框，但不能随便打棍子。还有人爱抓辨子，诗人是激情的“白发三千丈”，抓辨子太容易了。也有人爱扣帽子。帽子不能不戴，但不能乱戴。应当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空气。

搞创作，不能有划一的格式。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不能强求一律。过去，有时一个人说了算，说什么：“我不喜欢。”那么，我可不可问你：“你算老几？！”这话不好听，但很纯朴。讲了半天百花齐放，“文革”期间却一花独放。一些条条框框把人们束

缚住了。我主张要有创作自由，也要有批评自由，但不能用政治代替艺术。少数人不能独霸文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批评家比作家好当，似乎只要摇摇头，一个动作，就够了。有时一个人摇摇头，就造成十分紧张的空气，这很不正常。要大家敢于讲话，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只在不违反基本原则。

周总理讲话快二十年了。十八年前发出的呼声，但这么多年，没照这样去做，却执行康生那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二十年过去了，多少人流了血，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今天深感幸福，能站在这里讲话，我没想到。甚至我没想到过要离开新疆。我那时确实有终老在新疆的想法。人民是疾苦的，这用不着隐瞒。许多地方生活很苦，受过痛苦的人，更

懂得哪里有真理，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新诗。新诗创作有自己的历史。我是一九一○年出生，九岁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 如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那时影响很大。今天读起来淡而元味，有的诗比儿童诗还幼稚。当然， 像孩子似的，从爬行到站起来并不容易。当时俞平伯、康白清也写诗。那时郭沫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我还读他的《瓶》，

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重复句子很多。重复，无非是为了强调，有什么“一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诗的历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

我从小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人说我的诗好，有人说是“大白话”。大白话没什么不好。说大白话比说“大右派”好。有的人写的诗四不像，古不古，洋不洋，帮腔帮气，主题先行。新年到了，要写新年献词；春节到了， 要写春节献词；这算什么诗？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传统——反帝、反封建。当然，还应看到，反了这么多年，还有买卖婚姻，结婚还要陪送几大件。

《天安门诗抄》选得很好，这些诗十分感人。读了这些诗，我曾说：我们没理由悲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诗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知古往今来有没有？如没这些诗，“四人帮”会不会倒得那么快？也很难说。“四人帮”手中有权，张牙舞爪，你要虎口拨牙，谈何容易？有了诗，可看、可听。这也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相补充。总之，《天安门诗抄》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诗人要对当代提出问题，要与人民共思考，多提几个为什么。当然有危险，睡觉不危险，可平安无事，但你又要做事，又图平安，那怎么行？都像三十年代一些人“今天天气哈哈哈”， 这绝对平安无事，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诗人称号。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敏感性，也要有主见。生活在世界上，处处充满矛盾。没政治敏感性不行。有人凭“天气预报”搞得手忙脚乱，谁上来就捧谁，谁下来就打谁。总之，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不要像投机商那样。应当和亿万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思考，大事上不会错。如果连人民都不相信了， 那就没办法了。

卞之琳想写建设性的诗，却挨了多少人骂。卞之琳经常像祥林嫂那样说： “我真傻。”这些年，搞得人们想干点好事总要担惊受怕。有人写《天安门四重奏》受了伤害，普天之下受伤害的人有多少啊！一些人简单地结束了生命，可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全之处。

什么叫野心家？什么叫阴谋家？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林彪、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罪证都陈列在那里。康生他手上鲜血更多，全身可泡在血里，血染浴池。由于他们这些人大搞文字狱，株连人之多，至今也没办法弄清。人太多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因读我的诗而判刑的已发现有五、六人。像康生这样的人，良心应受到审判！

诗人，应当讲真话，冯至发言中也谈到要讲真话，我很同意，但讲真话有危险。讲假话可以不出事，可以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

前几年是不能讲真话的。正派人讲了真话，说你是怪话，是放毒！是黑话。

前几年，人们都变聪明了。你问这话哪里听来的？答：上厕所听来的。而且从隔壁的妇女口中听来的。人的聪明，可适应各种场合、各种环境，可随遇而安。

一个人讲了错话，批评批评本是好事，可是前几年，批评变成判决。一个人，有一段时间没见报，人们就认为他出问题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似乎关键是见报与否，只要见报，这个人就没问题，哪怕出席一次追悼会也行。

这些年，一个人倒霉，株连九族，一受批判又不容申辨。我这些年，一直在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这两个词都是好词，但一合并就成了“劳

动改造”，就麻烦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劳动改造，中央 55 号文件也不传达，水落石不出，各地有各地的士政策，各取所需，许多政策不能及时落到实处，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到十年动乱这个样子， 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不敢讲真话，直到如今。开始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这一段历史教训应当总结。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右派？可我向谁去问呢？什么叫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当时不签字就成了极右。极右，武装押送，武装看守。总算有幸，始终没有拿我当最顽固的敌人。我那时把老婆孩子接走，长期在农场安家落户。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到一九六六年，突然又来个文化大革命。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敢给看。医生要给右派看病，也被视为右派，右派也传染。当时说我是大右派，真不知是因为罪大， 还是年龄大？我天天打扫厕所，一共打扫了六年。冬天，累得棉衣都湿透了， 医生心疼我，给我出主意说：“你隔一天干一次吧。”我说：“我休息一天， 人家屁股可不休息。”我隔一天干一天，干得更多更累，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今天，反正是漫谈，漫无边际地谈。想到哪，谈到哪儿。

记得那时到医院看病是坐拖拉机去的。医生问：“你是艾青？什么病？” “小肠疝气。”

一位女医生说：“疝气？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我查过《辞源》，疝气疼痛时如女人分娩，你们二三年生一次， 我们天天如分娩。”后来动了外科手术，开了刀。林彪下台后，才允许我回北京看病。事到如今，我的户口还在新疆。可是，这儿的领导们十分关心我， 还拿购货本借给我，让我买肉。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看到“专制”是多么可怕。人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而在专制下，人民身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重。可姚文元还说民主给得太多了！我们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元民主，心有余悸，事先感到

害怕，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 作家不敢写，编辑不敢登，都怕再有康生式的人物。他如一个混世魔王，使得小鸟都害怕。

我认为今天形势很好。今天已允许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要民主，也要讲法制。以后，我相信不会再蛮不讲理了。蛮不讲理将一去不再复返。

春天来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沼泽地带，还有泥浆路。我今天就谈这些。

我参加革命五十年了。每当想到在中途牺牲的人，我就感到难过。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干劲！今后，有斗争，不奇怪，无斗争，不可恩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