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光复

——1933 年 10 月在其思想发生变化时的演讲章太炎

所谓辛亥革命者，其主义有二：一、排斥满洲；二、改革政治。前者己达目的，后者至今未成。有功于光复之役者，今存在尚夥，特众口纷纷，归功于谁，亦未能定也。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 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 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 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野户牖中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全书》之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得而兼， 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己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士为能然耶？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及后与梁启超等相处，康、梁主保国、革命同举，并谓“保中国不保大清”。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 庚子拳（按：指义和团）乱，八国联军入北京，唐才常辈籍勤王名，主张革命，发表宣言，粤人容闳手笔也，严复译成汉文，大意诋毁清政，别立政府， 而又云戴光绪皇帝为主。余不然其说。时康、梁之徒已渐变原有革命主张， 而趋重保皇，遣人询余意见，余力言奉戴光绪为非，因剪发自誓。后因《驳康有为书》及序川人邹容《革命军》被捕，与邹容人上海狱。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声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笔《民报》， 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至辛亥革命之主谋，则湘人焦达峰也。达峰者，共进会会负，初与湖北日知、文学等会议起事，焦建议自湘首倡，鄂响应之。并曰：“若湘起后，鄂于十日内不响应，则湘将以鄂为敌人。”适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等谋炸事露，总督瑞激大索鄂中党人，

于是鄂不得不先湘发难，占据武昌，举黎元洪为都督。清廷命黄忠浩发湘省防军袭武昌，势甚急；焦达峰起，袭取长沙，杀黄忠浩，革命军势益盛。未数日，焦氏被梅馨所杀，传为谭延闿主使，其事今犹未明也。时共进会突然起事，同盟会首领俱未知之，孙在英，黄在香港，即与谋之宋教仁、谭人凤， 亦谓须训练三年方可从事，未料及此事如此之速。共进会由张伯祥组成，其成立在同盟会后，起事则先之。初，黄兴在大森，尝劝达峰并入同盟会，达峰以同盟会舒行阔步，未果。

革命之成功原因有二：一、远因，排满思想潜伏已久；二、近因，党人鼓吹甚力。虽共进会有倡义之功，若元同盟会之鼓吹革命，布置各省革命基础，则绝无如是大之影响。当袁世凯命冯国璋攻下汉口，不敢复取武昌者， 以革命军已遍满南方，不可复抑也。若只湘、鄂二省，袁何爱而不攻耶？故同盟会有倡始布置之功，而共进会有实行发难之功。姑以弈喻，布全局与白黑相杀，在弈中有相等之重要。布局，同盟会也；相杀，共进会也。今日咸以实行之功归诸一二人，虚妄已甚，其去魏收史不远矣。

武昌立政府后，黎元洪为首，同盟会则以孙文为首，国之元首有相争之局，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权力，乃举孙大总统，黎副之，此固不得不然之势， 而事前筹备实未尝周密也。试观袁世凯称帝，同盟党员附和者尚有其人；张勋复辟，未有一人附和者，虽今伪国成立，党员附和者亦绝无其人，皆足证革命之起实为排满也。

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以上皆论排满之事。

今论政治之改革。政治至今只有纷乱而元改良，盖革命党人忠实者固多， 而好勇疾贫行险侥幸者亦不少，其于政治往往隔膜。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风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谓墨敕内降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明之内阁大学士，实即唐之翰林学士，只是天子秘书，放不能副署诏令。清亦沿明制，然如军机大臣奉上谕，内阁奉旨，虽不以人署名，而以机关署名也，则未尝无副署之意。下此则州县决狱， 典吏亦须副署，此何足矜为奇刨耶？又两院议可否，唐之门下省给事中，即议诏令可否者也，有封还、涂归、批敕诸名，宋、明因之，清则将给事中并人都察院，无封还诏令之权，仅能分发诏令与各衙门，所谓邸抄者也。唐给事中四人，明设六科，亦只数十人，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 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

上述诸事，欲政治之澄清，岂可得乎？孙谓革命尚未成功，信然。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黄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其后，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吴景濂等五团体合组国民党，竟留十二年曹锟贿选之丑，可见其政治上之节操，与其维持共和之能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