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来了群志愿者

静乐，一个多好听的名字。

自从去年年底，这个黄土高原上原来默默无闻的穷县，却开始被人们频频说起，因为静乐从全国各地来了一群志愿者。从未有过外来刺激、从未有过内心震荡的老乡们不懂什么是“志愿者”，就叫他们“自愿者”，意思是他们自己愿意到这个穷地方吃苦受罪的。

静乐县的县委书记，当时曾跟志愿者们表示：“你们是自愿来的，当然也可以自愿走。”大半年过去了，再见到这个县委书记时，他这么说：

“先不说他们干了什么，能在静乐住上一年，就不简单了⋯⋯”

几乎所有的静乐人都能感到，志愿者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地方一代人， 甚至两代人的观念与生活。

我们都是平常人，不可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改变一个地方的贫穷与落后得一点一点去做。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辛村这一年是我们过得最踏实的一年。

去年 11 月 5 日清晨，天上还挂着寥落的星星，坐了一夜火车的志愿者一走出车厢，竟听到鼓乐齐鸣，寒风刺骨的站台上，几百个孩子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沿途到处是欢迎的人群，到处是鞭炮声与锣鼓声，静乐人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欢迎这群“自愿者”。一路上，这群志愿者嘴上说“过了，过了”， 可心里却好象被什么东西撞击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们还什么都没做，他们就这样待我们。”

“来静乐前，也知道贫困山区穷，但具体穷到什么份上，那是想象不出来的”，来自湖南的 23 岁的冒朝军说。我去静乐辛村的那天，她正送别她的第一个学生，满脸的忧戚。

我一进学校大门，就看见院子里有群学生围着一头毛驴。驴上驮着桌椅、箱子和棉被，一个中年汉子牵着。是个初中毕业生了，她爸接她回家。

站在人群里，跟学生个头差不多的冒朝军，站在一阵一阵的黄风中，老师和学生都不说话。

我问那个要走的女生：“你真就这么回家了，再不念书啦？”

她说不念了。要念“高中”，一年得 2000 多块钱，家里没钱。她父亲闹肚疼几年了，但不知是什么病，因为一直没钱去医院，所能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于供她上学。

到了大门口，她开始抹眼泪，她爸牵着毛驴走远了，几个女生还哭着抓住她的手不放。

一直不吭声的冒朝军，见学生们这样儿，说：“要不，你今天就别走了， 再在学校住一宿。”她教的这个初三班，一共有 32 个学生，这次不念的学生有一半。

“今天我还是你们的老师，明天就是你们的朋友了。”昨晚，她和学生睡在一个大炕上，给她们讲外面的世界。

1. 个志愿者都住在学校前院的平房里，本地老师和学生住后院旧窑洞房。与冒朝军同屋的洪哲，是武汉大学教育系硕士毕业生。

房里有两张旧书桌，啤酒瓶里养了几条泥鳅，笼里蹦着一只小黄鸟，都是学生给抓的。窗户是纸糊的，一铺大炕连着炉灶，冬天得自己生火取暖。刚来静乐不久，山西的省委书记胡富国，请 22 个志愿者去省城太原参

观、座谈，还吃了顿饭。“他怕我们不会生炉子，出事，特意告诉我们，回去把窗户捅几个洞，可不敢让煤气熏着呀。”洪哲说。

“我们是来扶贫的，反倒觉得成了被人关心照顾的对象了。”县上每个月让他们去县宾馆住一宿，聚聚，洗个澡。”像冬天生炉子，天天清早，都有学生来帮我们倒炉灰⋯⋯这种让人心热的感觉，从来的第一天就有了，而且很强烈。”她们知道这里的孩子，这里的人们在珍惜什么，在盼望什么。许多人、许多孩子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外面世界的冲击而完成了一生的转变。一次，他们发现有个女生几天没来上学，去家访一看，原来是得了阑尾

炎，父母掏不起手术费，就让孩子躺在炕上熬着。几个志愿者凑了些钱，又在学校募捐，才让这个学生做了手术。

洪哲从抽屈里拿了本书递给我，书破破烂烂，没头没尾，只有几十页。她说这里的孩子几乎不读课外书，这本书是学生中流传的唯一一本课外书， 到现在她也不知道书名。

为了建图书室，洪哲他们以 5 个志愿者的名义写了封信，给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寄去，信里写道：“刚来时，崭新的校舍曾使我们欣喜不已，然而，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危旧宿舍依然存在，28 个孩子挤在一间又阴又冷的窑洞，一个被筒睡两个学生，他们常啃着坚硬的干粮，就着几口水对付辘辘肌肠，有时连水也喝不上一口。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见过火车，也不知道计算机、变形金刚、琼瑶。他们的音乐课没有琴声，一个破篮球是体育课难得的奢侈品，历史等一些所谓的‘副课’至今没开设，相当数量的学生为学杂费发愁、流泪⋯⋯同是共和国的少年，这些孩子承受着太多的困苦。”

河南师大的希望书屋，北大的“爱心社”等，就是他们通过寄信联系上的。

“开始，别说老乡搞不清什么是‘志愿者’，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经过半年，明白了：我们都是平常人，不可能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下子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得一点一滴地做起，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辛村这一年，是我们过得最踏实的一年，不再空幻想，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这辈子，起码咱也高尚了一回，将来回忆起来，也会倍感亲切。”

要改变自己，只能靠你们自己！几年后，老师再来时，可不希望你们都坐在村头纳鞋底。

在辛村这天下午，我跟洪哲她们到河对岸的村子家访。

每进一家，这家的大人孩子都要忙上一气儿，揭锅开柜拿吃的。家境好点儿的拿软馒头，折饼。差的人家，就揣盆拌土豆丝。“老师，吃，吃！” 一个劲儿地往手里塞。

土豆是老乡们的主食，家家都有地窖，存上 7、8 千斤。一年四季吃，一日三餐吃。洪哲说她们现在都害怕家访，一去，家长们掏心窝地把家里最好吃的拿出来，硬让你吃，看着你吃。所有的感激与亲爱之情都集结在一个吃上，那是唯有父母对孩子才有的情愫。

有一家有两孩子读书，男孩在冒朝军班上。我问家长，来了志愿者老师后，孩子们有变化吗？

“有嘛，现在吃了饭，就急急地去学校了。有回半夜回家，又给老师叫回了⋯⋯”冒朝军说没错，这事是她干的；因为这个学生没写完作业。

“老师这么做，你生不生气？”我问。

“不嘛，早这么严格就好哩。将来孩子出息了，又能挣钱，又能为国家做大事情。孩子现在有信心，懂礼貌，也愿意去学校了，回家也老师长老师短地说。”

“说什么？”

“北京来的老师好嘛！药也给，衣服也给，教娃们唱歌，跳舞，给理发⋯⋯”朴实而本份的村民只能数出这些，而更重要的却只能装在心里，他们表达不出。

志愿者在学校搞过几次联欢会。圣诞节时，也弄了棵松树，上边挂着给学生的礼物、谜语什么的。教室灯火通明，拉着彩练，贴着窗花。开晚会时， 村上的老百姓也来看，把门窗围个水泄不通。

刚来时，他们发现这里的孩子从不提问，上课不举手发言。问问题时，用手一指，问完就走，不多说一句。“现在强多了，高年级的学生都敢跟我们开玩笑了，广播站，也是学生们在办，就是要给孩子们创造些锻炼的机会。” 5 个志愿者里有两男的，性格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内向的叫冀树人，大

学学的是机器锻造，现在教毕业班物理。本地老师说他：课教得好哩，但不爱讲话。“领导来看志愿者，人家上楼，他下楼；人家下楼，他又上楼。” 但他和他的学生却有许多话讲，在课堂上，在那些沉静而明净的钟点里，他几近完美的讲解是一种水平，也是一种境界。

外向的叫杨敏，在农村长大。从前他们村，比现在的辛村还穷。为供他上大学，他的三个妹妹先后辍学。等他拿到工资，想让妹妹们上学时，她们都过了读书年龄。这是他一生的愧疚和憾事，也是他自愿来静乐的原因。

杨敏前后花了 1000 来块钱，买了 100 只小公鸡，和学生一块养。又买了农膜、化肥等，在学校搞蔬菜大棚。春天，又领学生开了几分地，向专家咨询后，弄回菜种，种了油菜、茴香、菠菜、美国豆等。千古不变、代代如此地种惯了土豆的农民，听也没听说这些菜，稀奇得很。天天都有人到大棚看， 有的人反复来看，站在大棚前，默不作声，而生活就在这默不作声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这种变化震撼着杨敏，震撼着这些志愿者。

杨敏说：“我的本意，并不是让学生都去养鸡、种菜，这里的消费市场很有限。我是想通过干这些事，改变他们的观念：就是当农民，也要懂点儿、用点儿科学，而且什么事，都要自己去试、去做。否则，生活永远不会改变。”

“要改变自己，只能靠你们自己！”这是志愿者向学生灌输的重要思想。“几年后，老师再来时，可不希望你们都坐在村头纳鞋底。”洪哲她们

常跟女生说。现在，已经有人在作文里说，想当美容师了！ “孩子都是好孩子，但缺少启蒙和引导。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太少，知道

的太少，没有可比性，整天看到的就是他们父母的生活，没有外来刺激，也没有内心激荡。得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

要让他们去看看的地方太多了，首先要带他们去北京，还要去北京大学， 他们要让孩子们看看，我们的最高学府是什么样。

天色已晚，学生们都已经放学回家了，他们几个还在商讨去北京的事， 夕阳照射在 5 张年轻的脸庞上，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这 5 个志愿者就像这温暖的夕阳，在这里均匀地泼洒，抚摸着每一棵草每一个人⋯⋯

老师把呼机号写在每个孩子的胳膊上，教他们“万一谁走丢了，就打这个电话。”在志愿者的身后，有更多的志愿者。

辛村的孩子要去北京，这是地方上的大事情。在村里，我见到了将去北

京的白亚杰，白亚杰的父亲正是为此事从 160 公里外的地方专程赶回来的。他说：“一是帮娃准备准备，二是看看老师。人家到咱这艰苦的地方来，

辛辛苦苦地教了咱娃。”

我问：“去北京，还用准备什么？” “洗澡呵，老师叫天天回来洗。我不会洗，都是他爸给洗。”亚杰妈说。念小学四年级的白亚杰告诉他爸：“这回，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跟二十几个省的小朋友在一起⋯⋯” “去北京看看，对孩子肯定好。要不是志愿者老师，我们哪能带他上北

京？这娃脑子精灵，将来只要他能考上大学，我就是卖了这房，也供！”亚杰爸说。他在太原替人卸煤，卸一卡车煤，能挣一块六。

亚杰妈又眉开眼笑地说：“他今天还带了牙膏、牙刷，张老师要教他们刷牙哩。”

带学生去北京的张燕红，21 岁，是北京昌平县的小学教师，现在是白亚杰的班主任。

星期天，她领学生练歌，准备去北京时演。“走出黄土高原/走出我的家

/我要去看世界/看看世界/也让世界看看我⋯⋯” “唱了那么长时间，明明是累了，可孩子们还说‘不累不累’。累就是

累，不累就是不累，我就要让他人前敢说话，能表达⋯⋯现在，已经有两三个孩子敢举手，说自己累了。”张燕红说，年轻的心在这样的时分尤其快乐。我看着张燕红的一双眼睛，那双满是快乐的眼睛很美，像孩子，也像天使。

5 月 27 日一早，要去北京的孩子被父母陆续送到学校。

白亚杰穿得干干净净，她妈说他：“到北京，别哭，别想妈妈呵，以后， 你还要出远门呢！”

去北京的孩子，背着清一色红书包，都是借的。文化部曾资助辛村 38 个“特困生”，送了每人一个红书包。

我问过张燕红，是怎么帮学校拉到两千多块钱的。她说有个北京的老干部，在报上看到志愿者的事，给她写了封信。回信时，她把辛村的事跟他说了。这个 78 岁的老人看完信，就在自己住的宿舍楼里，挨家挨户募捐，捐来

了 2027 元，有零有整，分文不少。

张燕红又说：“那些旧衣服，对城里人来说是废物，可对这里的孩子来说，是宝贝。我们分衣眼时，孩子们高兴得立刻换上，乐颠颠地跑回家。”

5 月 29 日清晨，我和辛村的孩子们一块来到北京。

孩子们没睡过床，没坐过火车，头两晚，兴奋得不睡觉。

他们在北京待了 5 天，去了天安门、故宫、动物园等。到北大时，一个大学生陪一个孩子，带他们看了图书馆、计算机房，游了未名湖。晚上在北大食堂吃饭，知道孩子们是从哪儿来的，食堂的师傅，都从厨房里出来了。

“吃饱呵吃饱！”他们不停地说着，站在孩子们身后，给添饭夹菜。 张燕红他们住故宫博物院招待所，在旧鼓楼大街一处地下室里，免费。6

月 1 日上午，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过了“儿童节”，晚上，我去看他们。第二天，他们就要回静乐了。

在北京期间，张燕红的同学借给她只“BP”机，她把呼机号写在每个孩子胳膊上，教他们：“万一谁走丢了，就打这个电话。”

“如果光靠我们志愿者自己，是没能力带孩子们来北京的。一路上，都是这个帮一把，那个帮一下。就连刚才在街上吃饭，听说是山西静乐来的，

小饭馆的老板，还一桌送了我们一个汤⋯⋯我越来越觉得，在志愿者身后， 还有很多自愿者。”

许多年以前，在安徽的一个穷村子里，曾住着几个上海来的“知青”， 他们常与一个乡下男孩子在一起，给他讲上海，讲些他不知道的事。无意中， 孩子心里有了朦朦胧胧的念头：“长大了，我一定要走出去！”这男孩，就是杨敏。

今天，作为青年志愿者，杨敏他们会在白亚杰这样的孩子心里种下什么， 会给社会、会给更多的青年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