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辣批判虚假伪善

瑞士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国家。卓别林的家就在蓝色的莱蒙湖畔，四面森林密布，向远方眺望，可以看见覆盖着白雪的阿尔卑斯山。

而卓别林尤其欣慰的，是在这里远离了谣言、诽谤和迫害。就在他这安宁的新居，卓别林完成了他的第79部影片。

有一段时间，莱蒙湖畔常常听到附近的排炮声，原来是瑞士军方在那修了个大炮发射演习场。乌娜对此提出过抗议：“你们的炮声让我丈夫心绪杂乱，无法安心工作。”

军方非常客气，但答复是：“不能把卓别林先生的工作放在瑞士国防之上。”

但在乌娜执着的交涉下，军方作了让步，换到另外的地方去修建演习场。表现了对文化人的最大尊重。那位军官并向乌娜说：“请转达我们对卓别林先生的深深敬意。”

卓别林在感动于瑞士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之情后，就用了较长时间，构思设计新影片中的各个角色和各段插曲。他一个人逐一地表演出来，让秘书作场记全记录下来。

秘书伊莎贝尔描述其工作方法说：“在好几个月里，卓别林一场一场、一句一句地构思出了他的新影片的情节，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亲自写对话，亲自结构场面。他的思想方法是很奇特的，他并不按照习惯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他表演。”

甚至，一个打电话叫侍者送饮料到房间来的姿势，卓别林就换了十多种来表演。从神气活现换成一个老人的慌乱无措，又改用了十来种别的姿势，最后才对伊莎贝尔大喊：“这一次，是我的老姿势，您把它们都记下来了没有？都记了么？”

1956年初，完成了表演、导演设计工作和拍摄计划后，卓别林成立阿梯加制片公司。到伦敦约请了部分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

5月7日，在“牧羊人丛林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起布景，电影正式开拍。

这是卓别林40年来第一次跟新朋友合作，摄制组的人比他过去的班子懒散。好莱坞制片厂的工作一切都是围绕他来转，而在这里他得为一切操心，许多事运转不灵，他觉得自己像一匹被牵进一个陌生马棚里的马，弄得肝火旺盛。他自己说：

拍一部喜剧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不过的事了。现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脸色阴沉、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导演和那些喜剧演员。他们都是些典型的苦人儿，个个心慌意乱、满腹辛酸。

可是，我在摄影棚里认为最滑稽的，在放映时却几乎引不起笑声。相反，我在拍片时以为是其糟无比的地方，却一定招得观众大笑不止。

一个喜剧演员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说，他当初的设计是多么滑稽，否则他就很容易丧失信心。像我这样一个自导、自演的人，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制片厂里拍片，该是多么不简单哦！

卓别林要求给同一个场面拍上几个备用镜头，一个由他主演的插曲，要从不同角度连续拍上5个、10个或15个备用镜头。更使人没想到的是，他也要替同一插曲里的配角们拍特写镜头。有时他还请特技专家把有的配角的镜头拉长，以便插入一个拍摄计划和拍摄现场都没预想到的特写。他这种独特的拍摄方法，让他的新朋友们非常惊异。

剪辑工作同样艰巨，某些场面分割成五十多个甚至一百来个镜头，而非10个或15个。并且剪辑在巴黎进行，因为在最杰出的英国剪辑师约翰的助手中，还包括一个法国剪辑好手考尔比。但是，有四十多年剪辑经验的卓别林很少让他们说了算，几乎所有的胶片最后都由他亲自操刀。在只剩下音乐还没配好时，他为一些朋友、同事如意大利名导演罗西里尼试片一次，大家一致诚恳地祝贺他说，这是他毕生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但他对影片还是不满意，要不是布景已经拆掉、演员也遣散了，还要花很多钱，他差点想重拍。后来在1957年春，又几乎重新剪辑一次。为了影片的音响效果，他忘了年事渐高，苦干了几周重录一次。然后写好音乐，于1957年7月，在巴黎亲自指挥由37位法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为影片配乐。人们将这个情景拍成了一部短片，与许多有关他的纪录片，发行到全世界。

这部新影片名叫《一个国王在纽约》，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某小国国王夏多夫，因国内暴动，带着皇后逃亡纽约。抵达纽约机场时，受到他的首相、驻美大使和大批记者的欢迎。

夏多夫国王在机场发表声明，说他是因不肯制造原子弹想和平利用原子能，才失去王位的。

他热烈赞扬美国是自由的国度，却没想到，移民局官员却粗暴地抓住他的手指，蘸着墨水在入境登记册上按下指印。

安顿好后，夏多夫国王急忙去银行存财物。但银行铁门拉上已不服务，只好由大使引导游览百老汇等处。

美国的社会，在繁荣的外衣掩盖下，是极度的混乱嘈杂。他看到头发散乱、衣袖破烂的姑娘发了疯似地跳着野蛮的舞蹈；舞台上的歌手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死去活来；超宽银幕上的女子朱唇轻启，却发出了粗重的声音，而男士却是副娇柔婉转的嗓音，一切全都颠倒错乱了。

在夜总会，侍者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管他是国王。为了果腹，他只好具体表演甲鱼爬，才要到甲鱼等菜肴。

首相拐走了国王的财宝，王后到巴黎去办理跟他离婚的手续。夏多夫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售其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上。他听到隔壁浴室有女郎唱歌，他与忠诚的大使争着从钥匙孔向那边张望。突然里面发出“救命”声，国王用毛巾掩住脸，破门而入。

漂亮的女郎假装扭伤足踝，让国王屈尊为她按摩。国王回到自己的浴室后，神魂颠倒忘了脱衣，就跳入浴缸。

隐瞒了身份、为电视台工作的女郎，以美貌征服了国王，使其出席“专”为他举办的宴会。20位纽约社交界人士，怂恿国王朗诵莎士比亚剧本中哈姆雷特的独白。

女郎在国王朗诵前、后，插入一段爽身粉和牙膏的广告，国王毫无察觉。巧妙伪装的摄影机将此“节目”，传送到千万个家庭的电视屏幕上去了。大使看到后大惊，以为国王疯了。

女郎为对这次秘密摄影播送，向国王表示歉意，带给他一封内附两万美元支票的信。国王生气地看也不看就撕掉它，但旅馆的账单递到面前时，他又急忙把支票捡起来贴好。

迫于大饭店的昂贵账单，国王终于答应女郎的要求，为获得五万美元替皇冠牌威士忌做广告。他试镜头时做出喝了的样子，赞美此酒。正式播出时不料真的喝下去，却呛得剧烈咳喘、一脸怪相。广告经纪人急忙中断播出，但为时已晚。数千万观众看到此广告后，却大为满意。全国贴满了夏多夫国王被酒呛成怪相的广告画。

女郎因国王对她有几分迷恋，又要国王签一份十万美元的合同，替润面膏做广告，但在摄影前须先做美容手术，医生把国王的脸皮绷紧，用线在其耳后缝合。

国王的新尊容把大使和女郎吓了一跳，糟糕的是绷得太紧根本不能发笑，否则缝线会裂开。国王的朋友带他去夜总会，台上的表演是糊纸工人跟浆糊桶打架，观众们大笑，唯独国王一副冷面孔。后来他实在忍不下去，一笑线全绷开了。

一天晚上，夏多夫在饭店门口发现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国王安慰他，带到自己房间洗澡、烘衣。于是，小孩被人误作国王的侄儿。“鲁伯特王子”便代国王接见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结果因激烈的言语惹怒了代表们。

舆论马上造谣，说国王包庇“小赤党”，密探马上围住他与大使。他们想逃离美国，夏多夫糊涂地在传票上签名，还以为是别人要留作纪念。既然在传票上签了名，国王只得出庭接受传讯。他在电梯里心神不宁地将手指按进了消防水龙头拔不出来。

他急忙跑到法庭，举起右手宣誓以证实自己的清白，手指上仍套着消防水管。

走廊上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水管在外面，以为着了火赶快接上水龙头。水管突然喷出水柱，国王控制不住，将法官、记者、旁听人包括国王的律师，冲成了落汤鸡，使他们尊严扫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随着强劲的水流冲走了一切而彻底幻灭了。

对国王的荒谬控告被取消了。皇后此时回心转意。国王只剩下一个愿望：立即离开美国，再也不留恋美貌女郎。去机场途中，他顺道去与小孩鲁伯特告别。夏多夫国王带着忠诚的大使上了飞机，飞回欧洲。

卓别林在这部影片中，通过“一个国王”在纽约的遭际，极力地讽刺“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调查”，他所扮演的国王夏多夫，简直是个现代的堂·吉诃德。

卓别林在影片中扮演国王时，已经年近七十，但是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演员的一举一动，仍然透着年轻活泼，还是像他扮演的流浪汉一样身手敏捷，令人发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银幕形象，揭露与讽刺了美国的虚假、伪善，争取和肯定民主、自由，维护人道主义、人类尊严。而且，在影片中他是根据自己旅居美国40年的遭遇，凝聚了他对美国的所有爱与恨。

卓别林在萨伏依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去得最多。《法兰西晚报》的伦敦通讯员报道：“会刚一开始，美国记者就发动了攻击几乎像吵架的样子。指责他不该拍摄一部有倾向性的反美影片。卓别林气愤地回答道：‘我在美国的遭遇尽人皆知，难道我就应该听凭欺侮而不做出任何反应？我没有攻击美国，只是攻击一小撮心怀不善的人。’”

有的美国记者又老调重弹说，他在美国挣了一大笔钱，现在反过来攻击美国，这根本就是恩将仇报。卓别林毫不让步：“说我在美国发了财的人，真是颠倒黑白。我的收入有四分之三是来自欧洲和亚洲，而美国从我那里抽取所得税，税率常常是100%。说实在的，我倒是一直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好主顾。”

这是事实，虽然他1952年已经离开了，但对他的《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了1955年。

卓别林犀利而幽默的回答引起了现场的掌声和笑声。

第二天，卓别林在他华贵的灰礼服上，佩挂上法国授予他的玫瑰型的荣誉军团勋章，出席“伦敦外国记者联合会”举行的午宴。这个团体向来只招待政府首脑、各国外长或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这次特别邀请了卓别林。三百多位各国新闻界代表，听他对政治问题的回答：

《一个国王在纽约》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它只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已。我并不认为‘驱巫活动’和它所造成的有毒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

我曾在这个国家里愉快地生活了四十多年。普通的美国人是勇敢的、非常可亲的。说我憎恨美国，那是不对的。我热爱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对那种对待我的方式，对一小撮人强加于别人头上的某些事情，例如告密等，则毫无好感。美国无论怎么说还是强大的，它经受得起讽刺。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人们还可以说我是个资本家哩，因为我出卖我的影片。

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加一个什么头衔的话，不妨把我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不如称非正统主义者。我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改造的浪漫主义者。

1957年9月12日，伦敦贴在双层公共汽车上的海报写着：《一个国王在纽约》，喜剧皇帝最近完成的一部最轻松的影片。

9月12日当晚，这部片子在里赛斯托广场电影院首映，卓别林声明，本场放映是为英国盲人募捐，最高票价达12英镑。但1500座销售一空，因为约三千人在维持秩序的50名警察面前争购。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在旁边一家影院献映新片，尽管也有50名皇家空军军官和20条警犬捧场，却受到群众冷遇。

68岁的卓别林和乌娜带着三个孩子出席了首映式。8岁的约瑟芬在人群中挤丢了，一个门卫找到了她，把喜剧皇帝的小公主送进父母的包厢，引得观众们齐声欢笑。

接下来多少天，影院外排成长蛇队形的购票者一直有增无减。

9月下旬，卓别林和乌娜来到意大利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并为罗马报界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又引起很大轰动。

10月23日，在欧洲最大的影院“高蒙宫”举行影片在法国的首映式。五千多热情的观众出席。放映结束后，五千多人热烈鼓掌，起立高呼，声震“高蒙宫”：“好样的，查理！再来一个！”

《一个国王在纽约》是卓别林又一部伟大的喜剧片。和以往拍的影片一样，善于通过电影隐喻来表现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部影片的题材过于尖锐，直接辛辣讽刺了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当然又惹恼了美国政府和它的新闻机构。除了动员舆论口诛笔伐，还采取种种措施来破坏影片的发行。

就是在英法等国也受到压力：如果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那么英法两国制片业的美汇收入将有全部断绝的危险！英国报界的评论也持低调态度；但是群众喜爱它。凡是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的影院都排长队买票；凡是要看《一个国王在纽约》的观众也都看到了。

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法国影评家认为，这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最公正、宽容的观众和电影评论家，总是在法国。

《一个国王在纽约》同卓别林其它著名影片一样，都将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