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喜剧悲剧高度融合

1927年和1928年发生的最令他刻骨铭心的事，是他母亲的病逝。

老人被接到美国后，卓别林把她安置在好莱坞附近一所别墅里，专门为她雇了一个女管家、一个护士和几个仆人。

哈娜太太过得很舒适，常常到贝弗利山庄来看儿子和两个孙子。对报纸、电台经常拿卓别林的私生活做文章这点，她心中有数，曾提醒儿子：“瞧报上老是纠缠你的私生活，查理，你为什么不摆脱这些烦恼，到东方去好好玩一趟呢？”

卓别林拍摄《马戏团》时，突然接到消息，母亲突然病倒了。当他赶到医院时，母亲刚刚服过止痛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

卓别林轻声说：“妈妈，查理来了。”并握了握母亲那软弱无力的手。母亲十分虚弱，病痛将她折磨得没有一点力气了。

经诊断，哈娜是复发急性胆囊炎，卓别林把她送进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抢救。

医生对卓别林说：“老人的心脏已经不起一场大手术了，我们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她的病很重，存在生命危险。我们一定会尽力挽救她，但是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保证绝对的把握。”

卓别林只有默默祈祷上帝保佑母亲平安度过这一关。每天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然抽出时间去看望母亲。

但是，哈娜的病一直不见好转。1928年8月，老人终因心脏衰竭而去世了。

卓别林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赶往医院。寂静的病房中，阳光透过百叶窗帘，悄然洒在雪白的床单上，床单覆盖着母亲那瘦小的躯体。

卓别林悲痛欲绝，这个在人生道路上坎坷跋涉、不曾流过眼泪的坚强汉子，站在母亲的病床前涕泪俱下。母亲六十多年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历历如在眼前：她高贵的形象，她无私的挚爱，她坚强的个性，她的热情、幽默、善良，她面对贫困的勇气，她遭受的精神病折磨。卓别林放声大哭：“妈妈，妈妈，您醒醒啊，查理来了，您睁开眼看看儿子啊！”

雪尼当时正在欧洲养病，卓别林自己扛着这巨大的痛苦。过了很长时间，卓别林的神志才得以恢复。他在好莱坞公墓选了个位置，让母亲入土为安，长眠在绿色的大地的怀抱里。

1927年，电影界发生了重大革命，因为这时，有声电影诞生了。自1923年以来，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就在研究能说话的新型电影。多次实验改进，终于拍成第一部片子——不过当时还叫做“对白片”。

科技的发达进步无疑是好事；但是那些在无声片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大师们，都面临观念更新演技改革的严峻挑战。一开始时，卓别林是对有声电影持反对态度最坚决的人之一，他就公开宣称：“对白片？你们可以说我是讨厌它的，它会毁坏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即哑剧艺术。它消除了无声片的巨大美感，我不相信我的声音会丰富我的任何一部喜剧片。”

因为他发现，制片厂纷纷改拍对白片，一些演员上镜往往忽视了表演，而把注意力放在背台词和练朗诵上。而那些“对白片”其实当时真还显得太幼稚：录的声音严重失真。一位美貌的女主角非常可爱，但她轻启樱唇却声如牙医开动电钻。用这样的声调谈情说爱，实在大煞风景令人难以忍受。关房门的声音好似踩急刹车般刺耳。

但雪尼敏感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你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恐怕以后的电影界就是它们的天下了。”

卓别林却固执地表示：“我一定要再拍一部无声电影，我要证明哑剧艺术的生命力。”

这引起了众多报刊杂志的评论文章，对他的影片的前景表示担心和怀疑。以往一听说他要拍片，就迫不及待登门订单的制片商，现在也似乎提不起很高的兴趣了，他们也害怕无声电影无法再招徕观众。他们明白地告诉卓别林，想要看到他精彩的有声片。一时间，卓别林电影制片厂门前冷落鞍马稀。这使卓别林感到自己似乎已宛若隔世，一时担心自己是否踏上了没落之途。

但卓别林决不肯就此认输，于是1928年3月，他的新片《城市之光》诞生了。

拍摄之初，卓别林就明确表态：“我无意在《城市之光》一片中采用有声的对话。它彻底破坏了静默的美，它摧毁了电影真正的结构形式。银幕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造型美，电影是一种画面的艺术。你们不要误以为我的规避对白片，是出于畏难惧怕。我认为有字幕就足够了。对白片只会使舞台话剧的程式和电影的现实主义混在一起，造成不良后果。”

话虽如此，但《城市之光》还是在犹豫不决的心态下拍摄的。

《城市之光》的剧情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和各界人士，正在广场上隆重地为一座大型的雕塑纪念碑举行揭幕式。碑座刻着一句碑文，和平繁荣，谨将此碑献给本市居民！碑座上雕塑着三个铜像。

人们喜气洋洋地观看几个大人物拉动细绳。罩在塑像上的帷幔绸布揭开了，人们惊愕地发现：女塑像的怀里却酣睡着一个流浪汉——失业的夏尔洛。

街心广场一片喧哗，庄严喜悦的气氛被破坏了。警察们恼怒，却不知怎样才能从高处把夏尔洛弄下来。夏尔洛在市内公园旁的大街行走，他想横过大街，却被不见首尾的长长车流挡住。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他灵机一动钻进一辆没有人的汽车，然后开了那边的车门上了人行道。道旁卖花的盲人姑娘，听到前面的车门声，把从车里钻出来的流浪汉当成了富翁，便向他兜售鲜花。夏尔洛面对这位美丽的卖花女，无法拒绝，只好绅士般地付出他仅有的一个银币。姑娘拿到银币，赞扬“富翁”的好心。

夏尔洛与盲女再见，姑娘误以为他已走，但同情心仍使夏尔洛不忍离去，就坐在她身边。她不知道，把小水桶的水顺手往旁边一泼，泼了他一头一脸。

一天晚上，夏尔洛经过河滨时，看见一个喝醉了的人正往绳子上捆石头，准备投水自杀。他上前劝说，醉鬼与他争论生活的烦恼。醉鬼不由分说，把绳圈套在两个人的头上，接着搬起石头往河里一丢，自己滑出去而夏尔洛反被石头带着跌进河里。

醉鬼一惊，赶快伸出手去拉他，也跌入河里。最后夏尔洛把醉鬼救上岸，醉鬼把流浪汉当作救命恩人，带他回到一处豪华宅邸。原来醉鬼是个百万富翁，他请夏尔洛喝酒，后来，醉鬼富翁慷慨地送给夏尔洛一些钱和一部汽车。

夏尔洛买下盲女的全部鲜花，并开车送她回到贫寒住所。盲女病了，夏尔洛去打工挣钱。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给姑娘检查了眼睛后，说可以给她治好，但这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钱。

夏尔洛为挣到这笔钱，铤而走险去参加有奖拳击赛。他瘦小的个子，简直是职业拳师的小菜一碟。他巧妙地躲在裁判身后，把裁判当作挡箭牌并伺机击中对方几下。但当裁判退开后，他仍被恼怒的拳师打昏，从拳台上抬下来。

他再次遇见喝醉酒的富翁，富翁记起这就是救命恩人，于是亲热地拥抱他，带他回家，慷慨地给了他一笔钱，这钱足以给姑娘动手术。但恰巧几个强盗刚好入室来抢东西，打昏了富翁又追赶他，警察来了，没抓住强盗，却在夏尔洛的钱包里发现一大笔钱。由于富翁酒醒以后不承认他见过夏尔洛，他被指控抢了富翁。

夏尔洛夺回钱包，设法逃掉。他来到盲女家中，把钱交给盲女治病。他本来为自己留了几张，当姑娘感激地吻他的手时，他不好意思地把那最后几张全掏了出来。这样，他自己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警察在继续抓他。……夏尔洛在逃跑中慌张地把警笛塞进嘴里，结果警笛吞下肚子，引起打嗝，打个嗝警笛就吹响一次，终于暴露目标。他被抓住送进牢房，他说明了一切却毫无用处。

夏尔洛从监牢放回城里时，姑娘的眼睛已治好。并且用治病剩下的钱在街上开了自己的小花店。衣衫破烂的夏尔洛来到这条街上，到花店深情地隔着玻璃窗看望姑娘。他受到大街上小孩们的嘲笑和戏弄。

卖花姑娘觉得这流浪汉有几分可笑，对他那样看她有几分不快，但她还是同情地施舍零钱给他。夏尔洛不要，但未告诉自己就是她的恩人。他准备转身离去时，姑娘送给他一束花，接触到夏尔洛的手。她感到它很熟悉，于是像以前那样凭手的触摩，终于回忆起这位流浪汉就是好心肠的恩人。

夏尔洛憨厚地咬着手指甲点点头，睁大忧郁、善良的眼睛，露出了使观众看了想流泪的复杂微笑。

这时由于母亲的去世，使卓别林万分悲痛。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吃力，拍拍改改，频频换人。一个重要场景可能反复改拍50次，每拍摄千米胶片最后能用上的不过三十来米。为拍好《城市之光》，耗费了25万米底片、成本超过150万美元、历时30个月才告完成。

在某种程度上，卓别林还是吸取了有声电影的长处，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新想法，虽然《城市之光》仍然是无声电影，没有人物对话，但不妨给它配上音乐。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学习了作曲和指挥，亲自为《城市之光》谱写了乐曲。他还花费四万美元，主持了50个人的交响乐队来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那场面、气势颇为壮观。于是，《城市之光》变为了一部有声音的无声电影。

忽然有一天，环球电影制片厂给卓别林打了一个电话，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博士夫妇想要来参加《城市之光》的首映式。

卓别林十分激动，他对比自己大10岁的爱因斯坦一直十分崇敬。

那次，爱因斯坦是应美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邀请，赴加利福尼亚等地讲学，顺便到好莱坞参观的。

1931年1月《城市之光》首映时，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时西方正经受着经济危机，千百万人深受失业的威胁，他们感觉到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能和浪流汉一样。

1月30日，天边刚露出鱼白的时候，剧院周边一下子人头攒动，警察被招集过来控制可能恶化的局势，洛杉矶平时川流不息的交通突然瘫痪，附近商店的玻璃窗全被热情高涨的人群挤破，有些暴力分子甚至都顾不上打架了。天气虽然很冷，很多人还是脱光了衣服。卓别林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才挤进了新影院的休息室。

当天前来道贺的名人还真不少，但卓别林顾不上他们了，因为他只顾上招呼爱因斯坦夫妇了。爱因斯坦一下车就在人群中引起阵阵骚动，看着成千上万的人，爱因斯坦表现出一贯的纳闷，而旁边的卓别林看上去心情似乎很愉快，他今天特意刮了胡子，让爱因斯坦看着有点不习惯，爱因斯坦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松乱的胡子，松了口气。卓别林说：“这些人欢呼我，是因为每个人都对我了如指掌，这些人欢呼你，是因为没人能弄懂你。”

爱因斯坦一头雾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也不是。”卓别林撇着嘴笑道。

这家新影院富丽豪华，但老板却不懂放映电影。在卓别林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电影终于开始了，先是演职表，然后是首映礼惯例的掌声，接着第一个画面。

经历了多少次大场面的卓别林，此时禁不住急促的心跳。观众们发出了笑声，越来越大声，卓别林此时却只想到哭，他抓住观众啦！一切担心和疑虑都烟消云散。

就在众人笑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银幕上的画面突然消失，放映厅的灯亮了，广播的声音很让人气愤：“先生们，女士们，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之前，谨让我占用诸位五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美丽新影院的优点。”

卓别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简直要疯了，他跳起来以“相对论”中的速度找剧院经理了，为此新买的西装掉了两颗钮扣，他冲向前排抗议：“那狗娘养的混蛋老板在哪儿？我要宰了他！”

观众们也都表示不满，跺脚、击掌、发出嘘声，那老板才停止了这个愚蠢的行动。

电影继续放映，笑声又起了，最后，当看到卖花姑娘终于认出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时，卓别林注意到爱因斯坦博士在拭去眼角的泪花。卓别林心想：“这更深一步地证明：科学家都是不可理喻的感情动物。”

之后，卓别林与心情愉快、亲切温和的爱因斯坦教授、教授夫人、教授的秘书等人共进午餐。

卓别林对爱因斯坦博士的崇敬与真诚，使爱因斯坦夫人颇为感动。午餐后，当客人们参观电影制片厂时，爱因斯坦夫人把卓别林拉到一边悄声说：“您为什么不邀请教授上您家里去呢？我想，如果咱们几个人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安静地谈一谈，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卓别林这才省悟到，自己只顾高兴，竟然忘了这一点，就立刻向爱因斯坦提出邀请。

在专为爱因斯坦举行的家宴上，卓别林只约了雷诺兹医生和另一位朋友来作陪。席间，热情健谈、精力充沛的爱因斯坦夫人，向好奇的卓别林讲述了博士创立“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卓别林听了之后，头脑中也冒出一个想法：科学家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它是朝着另一个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极大热情。卓别林想到这里，又颇感兴趣地求教博士，他的相对论同牛顿的假定是否有所抵触。爱因斯坦博士和蔼地答道：“相反，它是那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卓别林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他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就准备去欧洲。爱因斯坦夫人说：“到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100多万美元供他用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

卓别林深受感动。自此，卓别林与爱因斯坦夫妇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城市之光》在纽约公演时，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预定出去了，卓别林只租借到一家戏院，他担心《城市之光》能否竞争得过有声电影。夜晚，卓别林难以成眠，无数的担心和焦虑在心中盘桓不去。

上午11时，负责宣传的卡莱尔冲进了卧室，兴奋地大喊：“伙计，可真有你的！这一炮打响啦！从早上10点钟起，排队买票的人已经绕过整个街区，现在交通堵塞了，有十来个警察在维持秩序。观众们争先恐后地要进去，你来听听，他们在怎样嚷嚷！你自己去瞧瞧吧，保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的确如此，三年没看到卓别林新片的热心观众，排队买票堵塞了交通，卖完座票又加站票。《洛杉矶时报》看上去乐观到危言耸听：美国经济将因为《城市之光》的上映被带动两个百分点。

《城市之光》后来在好莱坞庆祝它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由著名的电影史学家、影评家组成的评委会，把它评为美国电影史上的“十佳影片”之一。

后来对此片评价越来越高，曾多次重新拷贝。配上对话在全世界发行，创下票房最高纪录。单是在美国就赚回了500万美元。

电影史家认为，《城市之光》使喜剧和悲剧达到高度的融合，不仅在卓别林个人的创作道路上，同时在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上，都是一座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