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美国定居瑞士

虽然卓别林在这几年中离婚、结婚、发生“遗弃案”，被太多的事纠缠着，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拍摄电影。

本来他预想由乌娜来主演他的新片《梦里人生》，一定会拍成一部成功的影片，但乌娜决定不当演员后，卓别林便决定不再拍摄《梦里人生》，因为在他心中，只有乌娜才配得上《梦里人生》的女主角。

而接下来卓别林只好又开始拍摄《凡尔杜先生》，这是一个取材于法国著名的“蓝胡子杀妻案”的故事。

当《凡尔杜先生》剧本刚刚写完，旅居美国的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意味深长地对卓别林说：“哦，查理，你写了一部中国风格的电影。”

因为这部影片正是反映了一句中国古代哲人庄子的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卓别林将《凡尔杜先生》制作好，在好莱坞为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等朋友放映。他们看完后，站起来鼓掌足有十多分钟。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赴纽约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里，他受到各国记者的欢迎。但也受到为数不少的记者和天主教退伍军团军人的刁难、反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逼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入美国籍？

卓别林说：“我认为无需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

“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

卓别林笑道：“如果您要算账，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美国从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哩。”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我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作美国公民感到愤慨。”

卓别林严肃地回答道：“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事。”

有个记者想起，大战期间卓别林曾致电美术大师毕加索，要求发起抗议美国纳粹分子驱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运动。这个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卓别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产党，是否喜欢共产党员。

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后来，影片在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组成了纠察队，他们高举着标语牌，牌子上写着：

“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

“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忘恩负义的共产党同情者。”

“把卓别林赶到俄国去。”

由于这些压力集团的恐吓，许多预订了《凡尔杜先生》的大戏院，纷纷取消了放映，一些小影院的卖座也越来越差。

联美公司的西尔斯解释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了你十多年，一般观众肯定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卖座差也就不奇怪了。查理，老实说，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观众是喜欢的，可是，他们是想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

不久，一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逐一受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卓别林也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艰难的年代，卓别林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勇敢的人。他给非美活动委员会发出了一份电报：“既然你们想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可以奉告：我不是共产党，我生平从未参加任何政党组织，我只是一个‘和平贩子’。”

当年12月，卓别林忍无可忍，公开发表了《我对好莱坞宣战》，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但是，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

卓别林只顾拍电影，却一直不过问联美公司的经营状况，到了《凡尔杜先生》亏了本，他才惊讶地发现，联美公司竟然亏欠了100万美元，已经跌到破产的边缘。

而同时，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离美之前，他还拍了一部令人称道的悲剧影片《舞台生涯》。那时《凡尔杜先生》放映之后，“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暂时没来找他的麻烦。素来乐观的他抛开受审、听证会、影片受攻击这些给他带来的痛苦，在1949年又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

影片于1951年开拍，第二年拍完，卓别林亲自饰演卡伐罗一角。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身上似乎有着卓别林父亲那一辈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遗忘和喝倒彩，与卓别林本人当时在美国的遭际几乎一样。

从1949年开始编写剧本，到1952年最后问世，历时三年有余。

结束影片拍摄后，卓别林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

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卓别林决定把《舞台生涯》拿到欧洲去放映，同时，卓别林与乌娜的孩子到了受教育的年龄，他不愿孩子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早在三个月以前，他们夫妇就向美国政府申请再入境签证。

但是签证却始终没有批下来。在这个问题上，移民局进行了一系列刁难，甚至怀疑卓别林是否有道德问题。

卓别林异常气愤：“听我说，如果你们要找个理由，让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说出来，我不愿意在任何一个国家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但是，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你们可以到字典里查一查，共产党人并没有使用这个词的优先权。”

“那你为什么要奉行共产党的路线呢？”

“如果你们告诉我共产党的路线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否在奉行共产党的路线。”

移民局抓不到什么把柄，《舞台生涯》剪辑完毕一个星期之后，卓别林终于拿到了度假六个月的签证。

1952年9月，他叫乌娜从银行提取了些存款，带上孩子离开了洛杉矾的家，赶忙买了船票逃离美国。他生怕突然又吃什么官司，美国的法律他已领教够了。

离开家的那一天，卓别林站在贝佛利山家中的草坪上，看着乌娜收拾着最后一批东西，心里竟有些异样的感觉。这幢房子，为他遮风避雨三十多年，这些年中，又经历了那么多的欢乐和痛苦，如今，房屋、花园都显得这么宁静和亲切，一想到就要远离这一切，卓别林不禁黯然神伤。

律师建议卓别林清晨5时在晓色朦胧中悄悄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说来也可怜，为的是避开记者和法警的耳目。

轮船终于起锚，一声汽笛长鸣，缓缓地驶离港湾。启航了，想到带着妻儿回英国，卓别林心里好激动。

但在第二天，卓别林和乌娜带着孩子们正一同吃早饭，刚刚吃到一半，突然船上转给他一封电报：美国杜鲁门政府拒绝卓别林返美入境，除非先到移民局的调查委员会去，对某些涉及政治和道德败坏问题申辩清楚。

卓别林接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再次受到了欺骗和侮辱，他对充满了仇恨气氛的美国已经不再有任何留恋。但一想到全部财产还在美国，害怕当权者不择手段没收他的财产，只好通过无线电发表一项言不由衷的申明。说一定要回美国进行申辩。而且，堂堂美国政府发的再入境签证也不是一张“废纸”呀。

“伊丽莎白女王号”抵达南安普敦，卓别林带着妻子和孩子转乘火车前往伦敦。一路上，英国乡间秀丽的景致荡涤了卓别林心中的忧烦，也使第一次来到英国的乌娜和孩子们欣喜不已。

阔别20载重回伦敦，卓别林所到之处都受到优厚的礼遇。热烈程度盛况胜似当年。乡亲们说：“回来吧，不要再受美国佬的气了。”“欢迎你回到祖国！”“欢迎您，查理！”“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回家比什么都好！”

卓别林没有想到，他这个被拒绝再回美国的人，在伦敦，在自己的家乡，竟受到如此热情、诚挚的欢迎，他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

乌娜紧靠在他身边轻声说：“没料到观众这么爱戴你。我喜欢伦敦。”

新闻界朋友专门采访，请他谈谈美国政府和报纸为什么要攻击诬陷他？卓别林答道：“可能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我的电影从《城市之光》起刺痛了一些大人物。《摩登时代》里我替工厂里的小人物说了话，大老板骂我左倾，把阶级斗争戏剧化。《大独裁者》更惹起轩然大波。第二方面是我的演说。二战期间我赞成援助俄国抗击希特勒，呼吁开辟第二战场。非美活动委员会就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第三呢，因为我不愿加入美国国籍。”

终于逃离美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设法把他们的钱财从那边银行提取出来。这件事只有乌娜才能办到。她是美国公民，出入境手续比较容易；而且不引人注意，不像卓别林那样行踪随时有记者盯着。

乌娜独自悄然搭乘班机飞回洛杉矶。好在以前到银行办理存款手续都是她经手签的字，倒没遇到刁难障碍。让她取了现金，打开专户保管箱把首饰及有价证券悉数取走。然后她回到家中，看见房屋花园依旧，家具陈设倒也整齐干净；留守的男仆亨利是尽了职责的。

亨利一看到女主人就诉说，你们走后联邦调查局的人曾来过两次，盘问了许多事情。乌娜听罢心里不是滋味，好似冷水浇头，一腔对家园的眷恋对乡土的情结通通变得冰凉。她意识到此处非久留之地，当机立断订了次日洛杉矾直飞伦敦的机票。

在伦敦首场放映《舞台生涯》，是为救济盲人的慈善事业捐款，票价每张售25个金币。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光临到会观看。

观众表现得很踊跃，打破了世界卖座纪录。票房收入超过以往拍摄的任何一部片子。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丘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丘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对这部影片是有信心的，每看一次他自己都激动不已。他决定提前到巴黎去，那儿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肯定有更多的知音。

1952年10月29日，卓别林和乌娜带着他们的四个子女，从伦敦飞往巴黎。友好的法国人民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欢迎他，在机场、在旅馆门前，人们有节奏地齐声欢呼：“查理！查理！”

二战后第一任法国总统契尚·奥里奥尔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款待卓别林，饭后一起欣赏了《舞台生涯》。英国驻法大使馆也宴请卓别林夫妇。两天后法国教育部长将一枚法国“荣誉军团”玫瑰勋章授予卓别林。

听到这一消息，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卓别林想起在美国受到的迫害，感慨万千地说：“这是我平生最自豪的时刻！我向法国致敬！”

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向卓别林致敬，并聘请他为名誉会员。该协会主席罗歇·费达南先生写给他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卓别林在电影上的贡献、影响、作用作了扼要的分析。

首映典礼在爱丽舍大街上一家电影院举行。所有的评论家和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来了。

卓别林对法国观众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场的法国名导演、红演员、艺术家、文化人看得欣喜若狂。真是慧眼识珍珠，在场的每个人都眼中含满了泪水。巴黎人永远喜爱这次“用笑和眼泪来表示憎恶战争”的人。

在意大利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十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他们回到伦敦后，卓别林和乌娜必须考虑定居的问题了，总不能一家人一直住在旅馆里吧？

原本卓别林是打算回英国定居的，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祖国。但伦敦号称雾都，几个孩子都感到不适应。后来有朋友建议，瑞士气候宜人，不如去那里定居。卓别林接受了这个建议。

卓别林带着全家来到瑞士，在日内瓦湖湖畔、洛桑东郊，有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城维威，他花四万瑞士法郎买了一处别墅。这里依山傍水，山顶积雪皑皑，与山间翠绿的森林静静地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静谧而安闲。

住所四周是葱郁的树林，与远处的群山、湖泊遥遥相望。附近的果园里除常见水果外，还有黑樱桃、青应李、苹果和梨；菜园种着草莓、玉米、芦笋。每当水果成熟的时候，全家人不管外出走到哪里，都要赶回来，享受新鲜的美味水果和田园的乐趣。

阳台前是一大片松软的草坪，空闲的时候，卓别林常和孩子们在上面玩耍。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卓别林如今是妻子贤惠体贴，子女绕膝承欢，家庭温暖其乐融融。他自己对朋友们说：“我懂得什么叫幸福，我有幸成为一个非凡的女子的丈夫。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那种深沉的与恬静的美，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他们决意避免世俗纷扰在此长期过隐居生活。从此社会上关于他的新闻变得稀少了。

1953年4月16日，卓别林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鄙人查尔斯·卓别林，曾在美国居住40年。去年8月离美，移民局给了我一张再入境签证。但是，本人不想再使用它了，现交还给您。请您转交贵国政府。我永远不再去美国了。向您致敬，领事先生。”

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

“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

卓别林从美国领事馆出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庆祝。也作为新生活的开始。不久，乌娜依法放弃她的美国国籍，随同丈夫入了英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