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代、宋的商税
五代十国商税
五代十国各地割据者所收税种名目繁杂,如后蜀有鱼膏税、米面税、行铺赁地钱、嫁娶资妆税等。长江沿岸又设“撞岸司”,每艘船靠岸收取 100
钱至 1200 钱不等。南汉在码头或渡口,收猪、羊、鹅、鱼和果品税,农村集
市出卖柴、米,每人收 1 钱,有的则收 4 或 5 钱,称为“地铺税”,还在各州设立制置务,不属州县管辖,收取商税。“十国”大多对鱼、鸭之类,不论是否出卖,无不收税,甚至只要带盐、米出城门也收税。这些大多在宋代已逐步取消。
宋代商税
宋初,在陆续取消五代十国以来苛杂税收的同时,颁布“商税则例”, 并不断修订,“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淳化四年
(993)又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收税)”,逃税的没收其货物的三分之一③。
商税分为过境税和营业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行者赍货, 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 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①。而竹、木等物,则实行“抽解”制, 也称“抽分”,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为税。
凡用船运输的物品,除正常纳税外,另据船载量多少加征“力胜”钱, 以后车载也征力胜钱。海南岛征收入境货物税,依船的大小分为三等。元丰三年(1080),改为以所载货物价值征税。
民户买卖田地、房屋、牲畜、车船等,凭契约赴官府纳税加盖官印,称为印税,另收牙契税,否则即是无效的白契。此外,商税的附加税还有头子钱、包角钱、席角钱、市例钱等。
税务部门征收过境税后,给付凭证“公引”,绢帛则加盖朱色“税印”。如改变原申报或规定的路线、地点,则另收“翻税”,也称“翻引钱”,税率大体与过境税相当。
盐、茶、酒、醋、铜等专卖与商税
五代、宋代的茶、盐等商品,常由官府专卖,即禁榷制。盐、铜、酒、醋、矾、香料等,五代时即行禁榷,茶、铅、锡等则自北宋初开始实行禁榷。少数情况下或部分地区则实行自由通商,官府只征收商税。更多的则是官府控制下的通商制,商人必须用钱、金银、粮食及其他物品,向官府购买有关的钞、引等有价证券,到指定的地方支取商品;如商人运送粮食等到边境后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 70 之 26、42。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
换取钞、引,再贩买有关的商品,称为入中、折中或折博法;商人凭钞、引或直接用钱、物向生产者取得或购得有关商品,再到官办场、务办理手续, 支付各项费用,称为贴射法;需要补交钱款才能支取有关商品的,称为贴纳法;都要交纳住税、过税,一次性的事后结算或随时交纳,可概称为钞引通商法。乡村、镇市常实行商人或富户承包销售,称为买扑法。官府专卖与钞引通商经多次反复,北宋政和二年(1112),茶、盐全面实行钞引通商,钞法更严密,茶笼、盐袋都由官办合同场、盐仓、盐场印封,除交纳正常的过税、住税外,都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南宋时大体上沿行。
官府专卖的特殊商品,还有酒、醋、矾、铜、铅、锡、香料等。酒,五代即已实行“禁榷”,宋代沿行,但有少数地方允许民间酿造。醋,五代时曾实行“禁榷”。五代末,允许民间酿造。北宋则官榷、民营并行,南宋严禁私自酿造。凡行榷酒处亦榷醋,镇市大多实行买扑法。
矾用于染色,五代、宋都行禁榷,官设矾场、务煎炼出卖,允许商人以金银、钱、帛于京城榷货务请引贩运。以后部分产矾地区改为炼矾的“镬户”, 以产品的四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纳,其余产品全部卖给官矾务,官设矾场出卖。仁宗时,晋州(今山西临汾)既设官炼矾务,又曾实行商人入纳钱、茶,“算请”生矾自炼熟矾出卖。经神宗时禁榷及元祐时通商的变化,北宋末及南宋, 实行商人纳钱于榷货务买矾引,到矾场领矾贩卖,大体与茶、盐钞引通商法相似。
铜,既用于制造日用器物,又是铸钱的主要原料,五代、宋代都严禁销熔铜钱制造铜器。五代初期,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后晋时,允许私人开矿炼铜并免税,但只许自行铸钱或卖入官府。后周初,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显德二年(955)又实行“禁榷”,规定:“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佛寺、道观所用法器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所有铜及其他铜器全部卖入官,严禁私相贸易,铜镜由官府制造在首都设场出卖,允许商人贩卖①。
宋代对铜也实行禁榷,禁止私自开采冶炼铜、铅、锡三种铸钱原料,并禁止通商。日用铜器由官府文思院制造,官“杂卖场”出卖,允许商人凭官“引”贩卖,其他特殊铜器的制造应报官府批准。锡,在产地允许商人纳税后贩卖锡器,非产锡地的锡由官卖,商人可以贩卖及造锡器出卖。
香料是五代、宋代的主要进口商品,实行禁榷,由市舶司“抽解”十分之一,有时多达十分之四的进口税,其余由官府收买后专卖。
宋代的商税务
宋代首都设商税院(务),府、州设都商税务,基层收税机构称商税务, 不少县设有镇、市、场的商税务,商税务通常只称“税务”或“务”。税额多的专设官员,称为监税;县的商税务如税额较少,由县令或县尉等兼领。镇的商税通常由镇官“监镇”兼领,镇、市的商税也常由驻该地的县尉或巡检等兼管。小的集市或乡、村,常设有“税场”或“税铺”,由商税务派员流动收税,也常由当地豪富“买扑”,承包税额,乘机剥削,有的还私设“税铺”收税。各商税务普遍设置专栏,有拦头、书手等,负责确定应收商税的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 17 之 13。
种类、税额及收税,栏头的妻、女常进入船舱内进行搜检,被称为女栏头。商税务规定只在本处收税,允许在不超过五里的地方拦税,不少税务机
构则远在二三十里外,以“发关引”为名进行拦税。甚至将乡村中土产竹木等不必纳税的物品,以“钓税”为名进行收税。有的税务分为几处甚至十多处收税,称为“分额”。同一货物三番五次甚至十多次重复收税,称为“回税”。并将不应收税的货物,巧立名目进行收税,称为“虚喝”。把普通货物作为贵重物品,以一作百称为“花数”。对过往空船并无应交税的货物, 照旧以容载量纳税,收取“力胜”税钱。以船上吃用的米麦作为粮食、以穿用的衣被作为绢帛,照样征收商税。商人缺少现金而用货物作价交纳,常常是十文钱的货物只算作二三文钱,称为“折纳”。或因不能满足税务、税场要求,将驾驶船只所用篙、梢作为漏税货物收缴,商人或船主被迫以重金“缴税”赎取。拦税人各带武器截拦,查检货物时还常在船上搭建临时棚屋,称为“排停”,将船上所有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产妇,全部驱赶上“排停”,然后入船恣意搜查,还常用七八尺长的铁锥,称为“法锥”,穿插箱笼,以致其中的衣服绢帛多被锥破。商税务中,尤以沿江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雁■、黄州、鄂州为甚,分别被称为大法场、小法场、新法场。淳熙五年(1178),南宋朝廷列出 15 项非法收税或骚扰商旅的情况,用大字公布于各税务门前,严行禁绝。宋孝宗还颁布了一些其他有关商税的禁令,非法征收商税的现象有所减少。南宋中期以后政事日非,甚至“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大小税务官吏与商人、民户“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①
进口商品来自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除香料外,还有铁、硫黄、铜器、药品、棉毛纺织品,以及工艺品,宋初无不全由官府垄断,不久改为除“抽解”以外,官府收购一部分,其余允许出售而征收商税。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陶瓷品、金银铜铁器及各种日常用品,征收商税。禁止铜钱出口,实际流失很严重。宋初禁止华商出海经商,不久改为向“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允许出海贸易,否则没收货物。外商将货物如运向市舶司、务以外的地方贩卖,也要“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如不出引目”①, 即按偷税处理。
北宋商人与辽、西夏的商人,南宋商人与金朝的商人进行贸易,只能在官府设置的榷场进行,征收商税。宋、金榷场贸易,还征收千分之五的榷场交易税,南宋对金急需的货物加征出口税、边境税,如茶每引原价二十二、三贯,茶商贩往临近金朝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军(今盱眙),“各贴纳番引钱十贯五百文”,属边境商税;如前往淮北金朝地区,“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盱眙军(榷场)每引(还)收回货税钱二贯”,前者系出口商税;后者却是当地增收(不管是否购货回宋),后被免去① 。税率高达80—100%。
宋代的杂税与经、总制钱
① 《宋史》卷 186《食货志》下八《商税》。
① 《五代会要》卷 27《泉货》。
① 《庆元条法事类》卷 36《商税》;《宋史·食货志·商税》。
宋代的杂税名目之多,有如牛毛,朱熹说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
②,还不足以概括,杂税中有许多是宋代所新创。杂税在宋代财政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官员说,“即今财用赋入之利,莫大[于]杂税、茶、盐出纳之间”③。杂税中的很大一部分,已列在北宋末、南宋初相继创设的经制钱、总制钱内,包括茶、盐的许多附加税。“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 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①。
北宋宣和三年(1121),陈遘经制东南七路财用,设经制使司于杭州, 除移用诸路经费外,陆续增收杂税,总名为经制钱,后又推行京东、京西、河北诸路,靖康元年(1126)废。南宋建炎三年(1129),又征经制钱,所收杂税有: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官员等请俸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合称五色经制钱,北宋时征收的,还有牛畜等契息钱等多种。南宋又新增杂税,如“增添三分白地钱”等,而且在原税目内不断增收,如“添酒钱”每升酒原只收九文钱,现在提刑司、转运司、发运司、提举司、学事司及无额上供钱等都分别加收自一文至十文不等,为原数的数倍,改称“诸色添酒钱”。
南宋绍兴五年(1135),孟庾提领总制司,创总制钱,除一部分系移用其他财政专款外,全是杂税,如勘合米墨钱、省司头子钱、常平司头子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买卖田宅)得产人勘合钱、增添七分商税钱、茶盐司袋息等钱等数十种,许多是新创的杂税。
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开始“计月桩办大军钱物”②,称为月桩钱, 原是调拨其他经费,后因有定额而又无从调拨,各县遂“作法以取诸民”, 江南、荆湖诸路为害尤重。“其间名色,类多违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酿酒用)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③。
南宋初年,朝廷借印板帐而征收的无名杂税,也称“印板帐钱”,主要行于两浙、福建路,各县有定额,于是“非法妄取”。如交纳田赋时,多收“耗剩”粮的数量;交纳钱、帛时,多收“糜费”的钱、帛数;被偷抢的财物,不归还失主而归板帐钱等,“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①。
此外,宋代重要的杂税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等,真是“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 44 之 2、6。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 31 之 16。
① 《朱子语类》卷 110。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 64 之 89。
③ 叶適:《水心文集》卷 4《实谋》。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6,绍兴三年六月乙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