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天，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把军事摩擦的重点从华北转向华中，致使大江南北局势恶化。

3月，苏皖区党委和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根据党中央1940年2月1日《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精神，确定了今后工作任务：

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猛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改进财经工作，征收公粮田赋，整顿税收，保证给养，大胆发展党、巩固党，培养地方干部。

此外，会议还通过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

5月4日，党中央向东南局发出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批评了项英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右倾观点。

党中央再次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抵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同时，党中央责成陈毅在苏南传达这一指示。苏皖区党委在听取传达后，对苏南工作的开展，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布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后的一段时间，苏南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政权建设，将镇、句、丹、金4个县抗敌总会改为代行政权职能的领导机关，并成立镇、丹、武、扬4个县抗敌总会；江、当、溧3个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澄、武、锡3个县抗敌委员会，代行县政府职能。

党中央1940年“五四指示”下达后，苏南各地抗敌总会又进一步改为半政权性质的领导机关。

正当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建设阶段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摩擦活动，并以重兵进逼根据地中心区。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和向北发展任务，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其大部分主力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中、发展华中的使命。

陈毅、粟裕率部离开后，苏南抗日根据地留下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部队经过重新充实之后，组成以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司令的新的第二支队司令部，辖第四团、新三团和地方武装共约3000多人。

同时，又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邓仲铭为书记，统一苏南军队党和地方党的领导。

第二支队继续坚持茅山抗日阵地，并积极开展太滆、长滆和澄武锡等地的抗日斗争。

苏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巩固与发展阶段之后，除了有罗忠毅、廖海涛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外，还有谭震林领导的第三支队。

早在在筹划新四军苏南部队向北发展的同时，陈毅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推荐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苏南来“独当一面”。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进入苏南东路主持工作。5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留在东路的部队和地方武装。

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之后，谭震林立即着手对开展对抗日武装的建设。

首先，谭震林迅速将我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上升为主力，同时强调各地党政领导继续发展地方武装。不到半年时间，新江抗即形成了3个纵队，不久整编为新四军第十八旅的3个主力团。

其次，谭震林还大力做好扩军工作。除了吸收当地青年农民、工人、学生参军之外，还分别派出一名团级干部、5名营级干部和一些军队、地方干部到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积极配合下，做好大城市青年下乡参军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1年，从上海动员下乡参军的学生、工人、店员超过1000人。

有了大批城市人员的加入，一时间，部队里人才济济，许多口袋里插着钢笔的学生在连队里当兵、当文化教员，也有不少专科毕业的医务人员和会翻砂铸铁、修理枪械、制造弹药和印刷排字等专业人员。

有了这个条件之后，苏南很快就建立起敌后水上印刷厂和流动修械所，并扩大了后方医院，较早地在敌后创办了铅印的报刊《东进报》和《江南杂志》，自己制造手榴弹和部分子弹。大众剧团和宣传队，活跃在苏南战地军民之间。

一次，江南部队组织“苏北参观团”，到盐城军部和第三师取经。刘少奇听取了江南部队后，高兴地说：“你们可真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队伍。”

此外，谭震林等人还特别重视培养干部。早在谭震林来东路途中，即和随行人员反复议论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军政干部。谭震林说：“要大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就要首先培养出能掌握武装的干部。”

谭震林到达东路后，随即成立东路部队教导队。不久，从一个队扩展至3个队，从主力连队和地方部队中选调青年骨干，分别培训为连长、指导员、文化教员和军需干部。

1940年和1941年间，连续办了4期。培训干部近1000多人次。当时，从上海下乡和从连队里涌现出的军政骨干，大都经过教导大队培训后提拔使用。

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战活动，深得江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在谭震林等人的努力下，江南抗日统一战线和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当时，从丹阳以北到江阴一带，建立了我党领导的桥头堡，使我方人员以至大部队都可以安全地来往于大江南北。从无锡到龙潭一线，建立了秘密的铁路沿线交通站。

就连茅山、镇江的和尚，也有许多人积极配合我军行动。例如焦山的静岩法师成为我党秘密特别党员。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自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0年七、八月间，江抗主力在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歼灭了顽军，并沟通了与第二支队的联系。面对各式各样的敌人，谭震林不仅会用战争有力地回击他们，他还敢于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与敌人周旋，著名的谭震林勇闯“鸿门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在苏南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

杨筱南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四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冷欣。

1940年7月，杨筱南还把插入杨筱南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在谭震林的诚心规劝下，杨筱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就这样，在激烈的抗日反顽战斗中，“江抗”得以不断壮大。至1940年11月，部队由原来的500多人发展至3000多人，还帮助地方组建了一批县区常备队，控制了东路地区约200万人的90多个城镇。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将军事摩擦的矛头直接指向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这时日寇增兵苏南，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对苏南进行集中的扫荡，苏南抗日根据地局势万分紧张。

1941年春，茅山地区的第二支队改编为第十六旅，东路地区的“江抗”改编为第十八旅。

皖南事变后，日军想取渔人之利，一网打尽苏南新四军，于1941年1月中旬纠集7000余兵力，首先突击扫荡溧武公路以北的镇江、句容地区。

新四军第十六旅连续作战20余次，付出重大代价后向溧武公路以南转移。在苏南的国民党军却趁机向溧水、溧阳地区的新四军进攻。第十六旅顾全大局，忍痛转至太湖、滆湖地区。

与此同时，日军在苏州、青浦等地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扫荡。

3月10日，新四军第十八旅第五十三团第一营，在苏州东北环潭一带被1500余名日伪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百余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苏南全党全军经过半年的艰苦战斗，终于顶住了逆浪，战胜了种种困难，渡过了难关。

在不断取得反攻胜利之际，1941年底，谭震林、罗忠毅领导的第六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罗忠毅和江渭清任委员。

1941年5月，江南区党委成立，谭震林、邓振询任正、副书记，统一领导苏南及苏浙皖边区的党组织，辖6个特委。

此外，苏南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构江南行政委员会也于4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辖6个专署及23个县级民主政府。

至此，整个苏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统一起来了，战斗力大大增强，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