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

红色四明，浙东延安，以梁弄为指挥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处浙江东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东濒东海，南抵金华到宁波公路，西达金萧铁路线，北跨黄浦江两畔，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三东的广大地区。

1941年2月1日，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并提出：

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地区创立的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挥上海党。

4月30日，毛泽东、朱德在给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要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

中央两份决策性电报，内容都是要求在日军侵占浙东后，开辟沪杭甬三角地区，即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可见，开辟浙东战略基地，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慎重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战略决策。此时，浙东形势严峻，1940年底开始到1941年初，日本为加紧进行“南进”的军事准备，不断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1941年4月，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从上海推进到杭州，集结精锐师团约4万余人，海空军配合行动，采取东西夹击的方式，发动了浙东战役。

中国军队中的爱国将士作了英勇抵抗，但未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杭州湾以南、杭甬线两侧绍兴、诸暨、镇海、宁波、慈溪等地纵横四百里的宁绍地区沦为敌占区。浙东城乡遭到日军的蹂躏，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接到中央电报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开辟浙东的任务暂由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中共江南区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实施，并派谭启龙到上海组织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打通同这四个省委的联系。

中共江南区委随后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求中共浦东工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从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第一师派来的一大批干部，在浙东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开启了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在浙东地区大力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就开始着手布置武装抗日。1939年7月，定海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成立。1941年6月后，又陆续组建了浙东游击大队等地方抗日武装。

浙东党组织在宁绍地区沦陷后不久创建的抗日游击队及其初步开展的抗日游击活动，艰难曲折，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当时，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有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另一支是在伪军第十三师第五十团中由中共控制的一部分力量。

从1941年5月起，在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的领导下，这两支武装900余人，在浦东工委委员、军事部长蔡群帆，第五支队大队副林有璋，浦东工委伪军工委书记朱人俊，以及军事骨干方晓、姜文光等率领下，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

通过事先建立的统战关系，先后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和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

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是开辟三北、四明地区的主要力量，它和中共领导的浙东地方武装一道，成为以后组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

浦东武装到浙东后，立即在三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6月18日，在余姚北部相公殿伏击日军，取得毙伤日军各8名的战绩，抗日游击队无一伤亡。6月25日，再次在相公殿伏击日军，迫敌狼狈逃窜。相公殿首战告捷，消息很快传遍三北大地，部队威名四扬，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三北的抗日民心。此后，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连歼日军。

10月10日，在余姚西部登州街袭击日军，激战一小时，迫使敌逃回周巷据点。10月22日，在余姚北横河与日军血战一个半小时，大队长姜文光、大队副姚镜人等29人壮烈牺牲。

11月，在余姚临山梅园丘与日军血战，大队长陆阳等16人壮烈牺牲，日军逃回到上虞五夫据点。12月，又在慈北长溪岭伏击日军，毙敌20余人。游击队的英勇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相公殿战斗之后，中共浙东地方组织及时与浦东南渡部队建立了横向联系，使浦东武装的游击作战有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

1941年10月，经中共江南区委批准，成立中共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分会，以统一领导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同时，在7月至10月间，分别设立了总办事处和8个办事处，部分代行行政机关职能。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部队指挥中心和主力基本上在三北地区活动。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人民抗日保家乡的热情，在会稽地区和金属地区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各种抗日自卫武装纷纷组建，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

5月31日，陈毅、曾山代表中共华中局电令谭启龙“应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我浦东、浙东地区武装应即向浙江敌后发展，凡是敌军到达的地方，我军即应前去组织民众，首先注意发展武装，发动游击战争”。6月下旬，谭启龙、连柏生等抵达浙东。7月上中旬，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派出的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一大批干部陆续到达三北。

中共华中局于7月8日正式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委员会，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任军事部长。

7月18日，由刚来浙东的干部、浙东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参加的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会议在慈北宓家埭召开，谭启龙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

7月28日，中共华中局批准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人组成。随后，三北、四明、会稽、三东四个地区级工委相继成立，浦东工委也隶属浙东区党委。

8月中旬，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何克希任司令，谭启龙任政委，连柏生任副司令，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以灰色隐蔽方式统一领导浙东抗日部队。

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整编了主力部队，有指战员1261人，轻重机枪34挺、步枪539支、短枪115支。这支部队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同时，浙东区党委将原来各部队办事处转为地方性政权，正式成立了“三北总办事处”，后来又成立了“南山总办事处”。

中共浙东区委的成立，使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并取得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和三北总办事处的建立，以及主力部队的整编，标志着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以及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取得了重大成果。

1942年9月5日，浙赣战役刚结束，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即对浙东工作方针作了指示：我军应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以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

9月22日，浙东区党委在鸣鹤场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据此，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将主力部队分成三部分行动：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司政机关和第四支队、教导队挺进四明山区；由连柏生、刘亨云率五支队在三北坚持斗争；由林有璋率特务大队等，开辟慈东、慈西地区，保障三北与四明的联系。

10月，日军动员上千兵力，分三路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也趁机袭击三北根据地的党政机关。10月8日，三北游击司令部和四支队在慈西阳觉殿击毙日军22人。这一仗震动了整个三北。

9日，五支队在姚北竹山岙设伏，毙伤日军30余人。10月26日，五支队、特务大队及新国民兵团在慈北宓家埭、七三房一线伏击从观城出扰的伪第十师一个营，将其全歼。至此，粉碎了日军对三北根据地的“扫荡”。

1943年元旦过后，按原定工作方针，游击队主力挺进四明山。4月初，三北军民通过灵活机动的破袭战，粉碎了日伪军2500余人的大规模“清乡”。

为了打开四明局面，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第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大队于4月23日拂晓发起对余姚梁弄的攻击。

经过16小时的攻坚战斗，拔除了伪军据点，收复了梁弄。梁弄是四明山的心脏，攻克了梁弄，就控制了四明山，对于扩大和巩固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不久，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梁弄和附近的横坎头。浙东主力部队再度挺进四明山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党的组织建设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随之推进。

同时，由于浦东、金萧等地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一个以四明山为中心，包括浦东、三北、四明、金萧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从此，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浙江各地党组织的联络中心。

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第二年1月5日，正式对外宣布这一番号。同时，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制定和颁布了《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临委的成立及其施政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各方面有计划的建设。

1943年冬和1944年春，日军也乘机向浙东抗日根据地进攻，发动两次千人以上的冬季和春季大“扫荡”，火烧了许多村庄，一度侵占梁弄、上虞县城等地。浙东区党委领导军民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胜利。

8月25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血战大鱼山岛。他们在日军海军陆战队200人、伪军400多人和两艘兵舰、6只汽艇、两架飞机，海陆空联合疯狂进攻下，浴血苦战7个多小时，毙伤敌100多人，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队副陈铁康、中队长程克明、指导员洪珠等42人壮烈殉国，写下了浙东抗日战争史上光辉而又悲壮的一页。

浙东军民的英勇奋战，遏制了日军的“蚕食”，为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1944年9月，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12月底，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南下苏浙皖边。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

随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共1万余人。不久，浙西新四军主力在浙东部队的配合策应下，两渡富春江，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

1945年1月在梁弄举行的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以连柏生、吴山民、郭静唐等为委员；产生了浙东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郭静唐、何燮侯为副议长。

会后，浙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连柏生为主任，吴山民、王仲良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四个地区的行政首长和各县县长，在根据地先后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也普遍建立。

5月，国民党田岫山部第三次公开投敌。5月29日，浙东游击纵队发起“讨田战役”，拔除其泗门据点。6月20日，攻取其许岙老巢，歼敌1000余人。6月30日解放上虞县城丰惠镇。7月6日，全歼田岫山残部于嵊县开元附近。同时，在丁宅街、三界以西等地击溃了与田部勾结的国民党顽军10个团的进攻。取得了“讨田战役”和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新四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张俊升率部于7月11日起义投向浙东游击纵队。

新四军军部命令将该部编为纵队的第二旅，张俊升任纵队副司令兼旅长，王仲良为旅政委，朱人俊为旅政治部主任。同时将纵队第三、第四、第五支队改编为第一旅，由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兼旅长。

“讨田战役”和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上虞城的解放，张俊升部的起义，使四明、三北、金萧三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与淞沪根据地隔海相望，经杭州湾相连；苏浙军区的成立使浙东和浙西相互呼应，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不久，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进驻上虞城。

1945年7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浙东纵队开始对浙东日伪发起大反攻，一旅三、五支队横扫三北日伪据点；一旅四支队和二旅等向鄞西日伪军进攻，直逼宁波城郊；淞沪支队攻占南汇县城和一些集镇；金萧支队也攻占孝顺等一批日伪据点，准备配合盟军接收宁波、上海等大中城市。至8月底，除几个主要城市外，浙东纵队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地区的顽抗的日、伪军。

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浙东抗日根据地经历大小战斗643次，克复南汇和上虞两座县城，攻克敌军据点110余个，毙伤日军官兵610人，毙伤伪军3062人，俘虏伪军5504人。

浙东军民的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华民族抗战史增添了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