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深思想研究

一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使命

当古希腊入进入奴隶社会的时候，古文明的中国已经走完了奴隶社会的历程，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大约比西方要早整整四个世纪。但是，当西欧人走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具有伟大文明的中华民族却还在封建社会中蹒跚！中国的封建制度太完备了，以至于要走出它的外壳却是如此之难！

一个时代创造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制度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当一种社会制度能较完全地反映该时代精神的时候，该制度是合理的、先进的，不然，就要被时代所淘汰。时代在不断变迁，而社会制度一旦建立却是相对稳定的，要冲破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制度，必须有超乎一般常人的掌握时代精神的伟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也可以说造就了许多伟人，但这些伟人仍然只是封建制度常规下的伟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封建制度的常规，未能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因此，他们最多只能充当封建制度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担当冲破封建制度的重任。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如蜗牛壳一样，一个坚固的外壳，把内部的生命活动同外部的时代潮流隔绝了开来，不管外部的时代潮流如何汹涌澎湃，而内部却始终如一地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只有用强力打破这个外壳，才能撤夫这种隔绝，达到内外交流，使生命活动富于时代气息。时代在前进，历史在继续，封建制度的外壳终于要被时代所摧毁了。

当历史进入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时候，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进入了垄断阶段，资产阶级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资本主义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发展。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必然要把眼光转向国外，除了加剧商品输出，同时还大量的资本输出，进而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以资本占领国外市场，然后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列宁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淇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①中国正好符合这些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当然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理想地。

为了保障资本输出的利益，帝国主义者必然要把资本投放地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经济上的掠夺，必然伴之以政治上的奴役与压迫。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不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同时把他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形成瓜分世界的风潮。地球上无主的土地都被占领完了。但帝国主义决不因此各占各的地盘相安无事，而是仍然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就要去占领有主的地盘，从而必然会造成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敌方打算用国家垄断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784—785 页。

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未占领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①。

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是以实力为依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依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依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 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和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②为了争夺殖民地，帝国主义必然要发动战争。所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爆发的，每次战争都按当时的实力，各帝国主义相应地瓜分到一定的势力范围，随之也会出现暂时的和平。随着实力的变化，原先势力范围的分配又显得“不公”了，于是又要重新瓜分，这就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和平与战争相互交替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井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经济落后的中国，历来是各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从 1840 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各帝国主义的魔爪都伸向了中国。难以从内部打破的完备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面前，就再也坚固不起来了，终于被打开了大的窟窿缺口，完备的中国封建社会，再也不完备了。落后的封建社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较量，无论如何是要吃败仗的，中国逐步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一步一步地被帝国主义瓜分，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逐步走向灾难的深渊。

但是，中华民族必竟是伟大的民族。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帝国主义的强大，并不能征服中国。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给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严重打击。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国人民的反抗中，国内各阶级的力量不断分化和组合，资产阶级政党不断出现，从 1905 年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到 1919 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先后出现过中华民国联合会、中国共和研究会、以及共和党、民义党、进步党等不计其数，表明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寻找中华民族的出路。1911 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势力仍然很强大，于是又出现了 1916 年袁世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803—804 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 卷第 839—840 页。

凯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纷纷掀起讨袁运动，原先的备派地方势力和封建统治下的军阀，借机割据一方，相互混战。武装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帝国主义列强在遭到中国人民的强列反抗以后认识到，他们不能直接统治中国，必须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实现其统治的目的，而中国的封建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也必须找帝国主义作靠山，以壮大自员的力量，这就形成了帝国主义与各地方势力及各军阀的相互勾结，从而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中国人民既要受帝国支义侵略之苦，又要受军阀混战之苦，因此，也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尺走上反抗的道路。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毛泽东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是国内军阀混战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寻求出路的时代，是中国的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救民的时代。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错纵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进一步激化，整个世界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之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指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被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且已经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同时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摆在毛泽东面前，也即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赶跑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建立一个独立的繁荣富强的真正人民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才能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而说的，中国则是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实际情况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时候，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条，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出一条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极其伟大而崇高的任务。1919 年列宁在对东方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

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谁理会这一任务，并组织人民为之奋斗、取得胜利，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民族的英雄、历史的巨人。

社会历史为自己提出了任务，同时也必然要造就完成这一任务的领袖。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其二是熟悉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领袖人物，但他们都没有能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孙中山是伟大的，但孙中山也没能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因为孙中山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经过时了，行不通了。

李大钊曾经写过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他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却过早地被反动派杀害了。

陈独秀也曾积极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陈独秀并没有实现自身的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只是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他主张完全彻底的西化，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将中国过去的愚昧、迷信、野蛮一扫而光，并为新的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式国家奠定基础，至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则是一概否定，一切厌恶，主张彻底抛弃。可见，陈独秀既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既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自然不能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王明虽然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掌握过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但王明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全然不了解。所以，王明也不能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它的必然性，同时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任何伟大人物的出现和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毛泽东及其同伴们正是在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点上被历史所选中并造就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人。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及其同伴们被历史造就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从而，才能担当起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并非圣人，并非生来就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的伟人。毛泽东能使自己具备这样两个条件，担当起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个过程首先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和由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毛泽东完成这两个转变的时间大约在 1920 年，他说：“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 卷第 104 页。

①

毛泽东八岁进旧式小学读书，背儒经，毛泽东说：“我熟读经书，可是

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②。16 岁时进入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读了一些自然科学和外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思想和维新运动，读梁起超编的《新民丛报》和论述 1898 年维新运动的书，特别是读了《世界英杰传》，书中的一个个勇士和开国元勋，激起了毛泽东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1911 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毛泽东进入长沙的一所中学，在那里看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力报》，知道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还读了黄花岗 72 烈士的事迹，并积极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专制的斗争，发表了第一次政见，贴在墙上，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起超任外交部长。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在中学时代就极为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认识还是很模糊的，竟然把推翻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同维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新运动混同起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要清王朝的统治。为此，毛泽东还在长沙参加了军阀赵恒惕的部队，当了半年列兵。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他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于是就在 1912 年春，从部队退伍，继续求学。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上了半年学，觉得还是以自学为好，因此又退学，每天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自学。在这自学的半年里，毛泽东看了许多反映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穆勒的《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还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地理历史，以及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这些书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后来所讲的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些书中学来的，但这些书又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思路，这方面的影响之意义更是无法估量的。

1913—1918 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师范这五年，对毛泽东是极为重要的，不仅学得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而且更主要的是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比如，1915 年他当选为校学生会秘书，积极参加组织学生的活动，并建立了“学生自治会”，抵制学校当局的某些无理要求；1917 年春，各派军阀在湖南混战，毛泽东率领学生“志愿军”，指挥学生保护了第一师范学校；1917 年底—1918 年初，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当时最激进的学生会社之一，其成员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既得到了组织指挥群众运动的实际锻炼，又同全国许多城市的朋友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对今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直到 1918 年师范毕业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①。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以及“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① 《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② 《西行漫记》第 108 页。

① 《西行漫记》第 125 页。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两次上北京。第一次上北京是“五四”运动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从而接触到一些文化名人，并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同时还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读了许多书。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时他的脑子里的原有思想，加上新接收进来的各种思想，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在脑子里打架，但是，还是以无政府主义为主导地位。随后，毛泽东又回到长沙，当时湖南省内群情激愤，反对督军张敬尧。“五四”运动的爆发，得到湖南的热烈响应，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进行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接着又成立了有工商界参加的“湖南各界联合会”。当时毛泽东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在该杂志的第二、三、四期上连续发表了他自己写的“民众的大联合” 的文章，结果《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同时还取缔了“学生联合会”。然后，毛泽东转到《新湖南》任主编，不久，又被张敬尧查封。看来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无政府抵挡不住张敬尧的政府，这对毛泽东的教训是很大的。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这一次在北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特别是读了三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有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然后又接受了这些正确理论的起示，毛泽东才战胜了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才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主义作比较以后，才确立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毛泽东在实现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20 年，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深切赞同蔡和森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从社会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

在这个转变的同时，毛泽东也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这之前，毛泽东是唯心主者，这主要是封建主义思想的教育，夸大了帝王将相、精神思想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以哲学唯心主义为基础的，都对当时的毛泽东以很大影响。毛泽东从小跟随母亲信神信佛，只是看书多了，接触的实际多了，才对神佛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1917——1918 年，毛泽东看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了一篇“心之力”的论文，当时教伦理学的杨昌济老师给他打了 100 分。毛泽东回忆说： “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尝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①。《伦理学原理》是当时长沙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科书，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伦理学原理》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该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象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根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发，真使我心向往之了。向往唯物主义是因为唯物主义是同现实生活的实际相一致的，毛泽东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接触到了唯物主义理论，即同自己的思想一拍即合了。所以，毛泽东实现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一是吸收了有关书籍中的合理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 1920 年学习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二是自己实践经验的升华。1920 年，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详谈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毛泽东看后

① 《西行漫记》第 122 页。

回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②这就是说，毛泽东完全接受了唯物史观，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这里

所谓“我固无研究”是指没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集中的专门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确立对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信仰。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在社会实践中经受了各种

思想激烈交锋之后确立起来的，所以，一旦确立之后，就在理论上不可动摇，在实践上一往直前。毛泽东回忆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从此，毛泽东就愈加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无论工作如何繁忙，或即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只要能搜集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都视为珍宝，都认真阅读。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毛泽东就愈加全面地熟练地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生在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13 岁时还参加了三年的农业劳动，普遍接触了农民，熟悉农村生活，深刻感受到了穷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对敢于起来反抗政府衙门压迫的农民英雄、农民领袖，毛泽东都表示极大的同情和尊敬。可见，毛泽东从小就同农民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读旧小说和故事书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书里“为什么没有种田的农民？”而为农民抱不平，立志长大了要为农民写书。

在长沙上学期间，毛泽东利用节假日，以“游学”的方式进行农村考察，了解农村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调查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为了消除农民的贫困和社会的不平等，毛泽东曾设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设想建立一种农民“新村”，在这种“新村”里，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彼此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这实际就是农民向往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说明毛泽东真是了解农民、熟悉农民、代表农民，毛泽东同农民血肉相联，哀乐与共。

师范毕业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送走一批批同学、朋友出国学习考察，而自己却留下来，为的是要进一步了解中国这个社会。所以，一有机会，毛泽东就深入农村、工厂，了解农民、工人的状况，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探讨改造中国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曾解释过，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况，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毛泽东不被大潮所裹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走自己的路，自主地选择一条最能适合自己而又最有效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毛泽东立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 页。

① 《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① 《青年毛泽东》第 91—92 页。

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而改造世界必须从改造中国做起；要改造中国，必须对中国这个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不然，对自己所要改造的对象为何物都认识不清楚，这种改造是决不会有好效果的。只有对自己所要改造的对象了解清楚，并又掌握了改造的锐利武器，才能达到有效的改造之目的。这个改造中国的锐利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改造中国的锐利武器，而又深刻了解了所要改造的中国社会，因此，只有毛泽东才能完成改造中国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毛泽东选集》里的大批文章，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武器，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写出来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全的产物。

正是毛泽东既掌握马克思主义，又熟悉中国社会，才能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的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列宁指出的艰巨而又崇高的历史使命。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①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②当然，毛泽东在这里只是说“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而不是说已经根深刻、很丰富了，这也就是说，还需要继续深入，不断丰富。为此，毛泽东及时指出当时存在的妨碍我党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的缺点，这就是不注意对中国现状和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只知道死记硬背马克思列宁的字句。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并形象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比作‘矢’与“的”的关系，“‘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③毛泽东不仅自己最好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最准确地射中了中国革命这个“的”，而且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拿起这根“矢”，去射这个“的”。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敢于并善于走自己的路，这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邓小平同志曾总结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①所以，这里必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53—75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75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75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 页。

须具体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一是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独立思考”，才能把两者结合，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