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荒丘

林彦

准确他讲，它应该称为坟墓。

它深藏在一个小县城的西郊，近看完全像座小荒山，上面零散地歪着数株枯瘦的松树，余下的满是野草和荆棘，在它脚下，良田千顷，阡陌纵横，俨然是一派田园牧歌的情调。可惜，这幅被稻麦层层渲染的山水画铺到它脚下即被裁断。荒丘，披一身褴褛而毫无生气的苍衣，如一个濒死的老人，冷峻固执地瞪着脚下田园活泼的风光，不肯投身迎合。它正处于被人遗忘的位置，但它又处处表现出毫不妥协与协调的姿态，拒绝被人遗忘。

它有拒绝被遗忘的理由。作为历史的见证，它完全有必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个县的县志上，有关于它的记载：1939 年，日本军队侵占了这个小县城，尔后，开始扫荡各村的抗日民兵。在西郊数村，日军的暴行遭到村民的激烈反抗，他们用铁锄和扁担还击，杀死了 9 名荷枪实弹的日军。次日，日军血洗了西郊的两个村庄，男女老幼一千余人，统统被填在一个大土坑内，掘土成丘。9 名日军的尸体则埋在土丘上方，俯压着殉葬的中国村民。以少欺多、恃强凌弱，一幅侵华战争时期双方对比的形势图，竟然极其形象地概括在两座坟墓的结构上！概括得如此令人愤慨、耻辱，而又无可奈何。

日本人还曾在土丘上栽种过樱花。是作为对死去弟兄的怀念？还是作为对这片土地永久征服的象征？抑或是给这块血腥墓地作一个和美的粉饰？确

切答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能够永久征服这片土地，和历史上无数侵略者相比，日本军人除了将残暴演得更甚于兽行之外，结局没有什么不同。而樱花树，在日军投降之前就枯死了，甚至从未开过花。这块土丘凝聚着太多中国人的愤恨和血腥，散发出逼人的怨气和阴森，令任何娇美的花朵都难以生存。它的作用，这时已不仅是供死者长眠的所在，而是浓缩为一个民族的伤痕；浓缩成一座无声的警钟，提醒后人。

它并非生来就寂寞，在伤痕还在滴血时，它甚至像光荣负伤的战士，受过很大的尊敬和关注。县志上，它被称为“抗日村民英勇就义纪念遗址”。“就义”这个词用得准确而有分量。村民遇害时，好些人手中的锄头上还残留着日本人的脑浆！而在同时期的南京，几万日军就任意宰割了 30 余万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荒丘比南京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壮烈的色彩要浓得多，屈辱的成分则要少得多！

壮烈色彩使荒丘在 40 年前很难和“荒”字联系在一起。它的脚下簇拥着花圈和供品，身上栽种了常青的松树，头上罩着一系列它应有或不应有的荣誉。一代又一代的少年、青年，甚至老人，在它面前开展各式各样的纪念、宣传和教育活动：忆苦思甜、铭记国耻、继承革命传统⋯⋯为了跟上形势，县政府专门修了一条大路，方便浩浩荡荡的参观者。

20 年过去了，30 年也过去。它不知怎么日益遭到冷落渐至于被遗忘。先前的大路早已丧失了全部的浩浩荡荡，竟为野草埋没。这里只剩下荆棘与苍烟落照；只剩下寂寞、委屈还有怨愤。

它被遗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单纯的革命狂热和虔诚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精神。人们在今天的精神世界那样丰富而多元化，要干的事实在太多；要耕种、要工作、要建设、要赚钱享乐⋯⋯它缺乏曾经拥有过的感召力，即使是当作抗日历史的解说材料，它也因为毫不起眼而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了解抗日战争用得着去参观荆棘丛吗？电影电视报刊已将抗战题材嚼得烂熟，它那点血腥已不能给人以足够的刺激。

但是，它还有太多的故事和教训要对后代诉说。如同一位责任心极强的老人，一心要将自己的创伤和沧桑来警醒后辈。可儿孙们却不是他的忠实听众。他只能哀叹一声，承受着一种不能容忍，又无法抱怨的痛苦。这座荒丘仅只 50 余岁，比之日本的靖国神社，它却显得衰老了一千个世纪。靖国神社因供奉发动二战的法西斯战犯，朝拜者往往会受举世谴责。但是日本人将其视为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国史见证，朝拜者依然不绝。相比之下，荒丘衰落得未免过于匆促和悲凉！

如果不是读过县志，我走过它，一定会以为这是一片待开发的废地。但是今天，我走过来了。怀着必要的庄重和虔敬，朝拜一下这个历史的见证。看一看它为我们昭示着什么。然而，荆棘太多，加之蛇虫出没，我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参仰。然后再站在它的角度，打量几眼它身外的世界，或许，我们能听懂它到底想讲些什么。

站在它面前，无论从哪面看，都不像一座墓地，至少它面前应该立一块碑。很难想象，千秋节烈，连一句可以传世的文字都没有。据说它曾经有过两块墓碑。一块是属于那 9 个日本军人的，上刻一行血红的日文“殉难烈士之碑”。这块趾高气扬的墓碑在抗战胜利后，挡不住中国人愤怒的洪水，它倒了。这是必然也是应该的。另一块是解放后由县政府立的，上刻“抗日村

民英勇就义纪念墓址”。虽然是正义的宣告，内容则未免简单抽象，而且完全漏掉了 9 名日军这一笔——尽管那是遗臭万年的一笔，但对于这两座既有对比又有统一，且寓意深刻的墓地；真正的历史大手笔是不会割舍任何一面的。可惜，就算是一块不那么全面的墓碑，也没有长久地保存，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放牛的孩子当成了拴牛的石桩。文革期间，它也就很自然地毁掉了。

然而，墓碑的故事并未就此了结。

1970 年，一个教了大半生书的乡村老教师跪在荒丘前，祭奠他死难的父

兄。 30 多年过去了，抗日战争对新一代人几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荒丘是应该有一块墓碑的，至少可以为历史作一个诠注。这位姓席的乡村教师饮泣良久，发誓要为荒丘立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上记录死者遇难的墓志铭和众多死者的姓名。也许，他认识到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民族的苦难历史在千百年后还能向子孙们展现一角。

我曾经看过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讲述二战后，关在南洋的日本战俘，竭尽心智，悄悄地为他们死去的元帅和士兵筑坟。战俘们白天在英军监视下做苦役，夜晚拼死制作元帅的墓碑。最终竟然使日军元帅寺内寿一的墓碑逃过英军的监视，不肯服输认罪地挺立在新加坡的国土上。其实这种触目惊心的事远不止日本人才能做到。在 70 年代中国的一个偏远县城里，席先生躲避着一双双警惕的冷眼，拄着拐杖夜访四乡，跌跌撞撞地敲开一户户家门，从死难者幸存的家属那里搜集了近千名死者的姓名。然后他写了墓志铭，约上两名石匠星夜上山采石。当时“阶级斗争还在天天讲”，他们只能像幽灵一样在夜间辛苦劳作：血汗交流的手臂，警觉的耳朵，星光下，三双惊惶而虔诚的眼睛⋯⋯

可惜，他们的运气远不如日本战俘那样好。这项工程最终被公社革委会破获了。幸亏已到文革后期，革委会懒得批斗他们，只是将未完成的大石碑看成石匠们搞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砸了事。

从此席先生不再祭扫荒丘，觉得无颜面对死难的亲人，不到 10 年，他有了自己的墓碑。

始终为那块未完成的墓碑耿耿于怀的，还有那两位石匠。但是他们已拿不动斧凿。动员儿孙干吧，却遭到异口同声的反对。既费人力又赔工钱，傻子才会去干！况且席先生耗尽精力整理的死者姓名和墓志铭均已失散，立碑的希望更见渺茫。

而今，我想起席先生的未完成的心愿，不禁长叹一声。一个民族的磨难史竟然那样明显地体现在一块石碑的命运上，很现实的一个愿望历经人为的劫难，最终只转化为一种无成果的努力。以至于 1990 年日本广岛为遭原子弹轰炸而死难的国民举行盛大悼念活动时，这个荒丘还是荆棘一片。

难道，真的没有人再想到它吗？作为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教育的参观地点，它应该是可供选择的。然而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又似乎准以接受它的荒凉与沉重。荒丘的那两座墓，对立得太明显、太刺目，任何人的宣传部无法缓和历史的肃杀与血腥气息、参观音唯有平添几分惨痛和沉重，何必要自寻不快乐呢？

我在县立中学读高一时，校团支书曾提议去荒丘参观，响应者寥寥无几，于是改成组织学生看电影。影片正巧是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屠城血证》，我很清楚地记得，坐在我身后的两位同学边看电影边争执不休。他们争执的是

日本人在此次屠杀比赛中，为赌一箱啤酒，冠军到底是杀了 105 人？还是 106 人？他们似乎不大在意杀人的是谁，被杀的又是谁，只是为半个世纪前的细枝末节争得面红耳赤兼津津有味！标准答案，我知道，台北曾找到一把日本军刀，上刻有“南京之杀 107 人”！我只是无法判定，这把凶残的军刀比之那两位同学看客似的麻木，谁更能让我们这个民族走入绝路？

本世纪初，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交战，当日本人处决替俄军做间谍的中国人时，一大群中国看客在无聊地喝彩。这场面深深地刺痛了一位清醒的中国青年，他毅然弃医从文，为拯救民众精神的麻木终生呐喊。中国历史用苦痛磨砺出了鲁迅这颗文化巨星，可是鲁迅先生逝世己有 50 多年，看客又何曾完全消灭了呢？

我的那两位同学还算是看客中比较有文化档次的。据一家晚报载，某影院放映《屠城血证》时，几位青少年边看边感慨导演太差劲，没把日本兵“咪西”中国姑娘的镜头多放一点！愚昧到了下流，令一旁的老人震怒不已，挥拳猛击！于是银幕上日本人杀中国人，狂笑惨嚎不绝；银幕下中国人互相揪打，乱成一团！至今，我还想向那位老人深深致敬，感谢他那一拳，打出了正直的中国人应有的骨气和愤怒！

此时的荒丘，缩在草棘丛中，悲哀地看着它的不肖子孙们的表演。身后残阳如血，依旧是 50 年前的景色。如果有一位诗人见到这个景象，他一定会联想到这是古老民族正在淌血的伤口。那么是谁刺伤它的呢？回答自然是：日本人！在 50 年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今天，我可以说，这绝不是完整的答案。

1992 年春，寂寞了数十年的荒丘竟奇迹般地热闹了几天。一位来武汉投资的日本商人，受其父的委托，在乡间小道上步行半天，寻访到这座荒丘，跪倒大哭。他的伯父就是葬在此处的 9 名日军中的一个。日本商人找到有关领导，恳请政府允许他出钱修缮一下这片墓地，既是对他的伯父的悼念，也表示对死难的中国人谢罪。这种热情让中国人吓了一跳！为一个侵略者修筑墓地，倘若答应，如何向历史和未来作出不汗颜的解释？

消息传出，议论纷纷。 “瞧这日本人，让钱烧糊涂了！什么金坟银坟不能修，偏要到中国来修

个破坟。要换了我，再怎么也要选个风水宝地，修个安乐窝⋯⋯”

这类议论，我当时在街头巷尾领教过数次，发话者往往是青年人，他们绝对读过中国近代史，至少看过好几部关于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是很讲“恕道”的（恕道就是克制与宽容）。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惯有的美德。可是，宽容绝不等于麻木和丧失人格。

我们真的并不吃亏吗？

面对日本商人的请求，有关领导反复斟酌，又一次体现出惊人的宽容，竟然同意了！修缮两座墓地的资金拨到村委会。可能村干部觉得要修缮的地方绝不止一处：村小学、敬老院、医疗所，哪一处都比墓地重要。结果，资金东抽西调，所剩无几，大规模的修缮荒丘已不可能，只好随便将工程包给几个乡村石匠。

石匠们先动手修日本军人的墓。这个墓原本盘驻在大荒丘上方，解放后移到荒丘旁边。渺没得只剩个土包子。石匠们用青砖水泥将这个包子夸张、加固，修得像模像样。至于大荒丘，他们反复计算所需费用，觉得暂时没必

要进行修缮。反正日本人的墓已经交差了，对得起外宾。中国人的墓能马虎就马虎一点吧！墓里或许还有自己的祖辈叔伯，自家人怠慢一点不会怪罪。他们精明得意地一笑，达观地放下了工具。

于是 50 年后，日本军人的坟墓又一次对大荒丘显示了无比优越的神气。尽管石匠们在修缮中偷工减料，但颇具规模的日本军人墓，仍然有资格对浑身荆棘的荒丘显示出莫大的嘲讽：我们用枪弹没能征服的东西，我们的子孙照样可以用金钱来征服！

大荒丘呢，它无法反驳这种嘲讽，双方的地位对比又一次戏剧性地概括出两国的贫富差异，概括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不同的是，50 年前创造那种戏剧性对比的是日本人，今天导演这种对比的却是自己的子孙！它唯有沉默。但它又不能沉默。它终日以自己痛楚不屈的身影透出一种呐喊：“为了你们的子孙，不要忘记我——一个民族的伤痕！”

是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可是，永远地将它负在肩头，又如何承受得起？

江苏作家祁智描写一位被日军迫着吃过牛屎的老人，对日本的仇恨几乎近于病态。看新闻联播，他渴望看到日本发生了地震或车祸。孙子要购买结婚用品，他拼死反对购买风行全球的日本电器。在得知日本彩电失火后，竟极度兴奋乃至脑溢血！我相信这绝不只是小说，生活中确实存在这些承受着历史超负荷的老人。他们的历史情绪和民族自尊心，有多少值得我们继承，又有多少需要我们校正呢？

写到这里，我忽而记起一部 80 年代初某位留日学生的自传。他说自己的祖父死在日本人刀下，他的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当他作出赴日本打工留学的决定后，其父惊得如五雷轰顶，继而七窍生烟。这不又是去给日本人做牛做马吗？他离家那天，做父亲的竟操起扁担追打了半里路，边打边用伟人的话教训儿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不甘示弱，也用伟人的话反驳： “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人在历史与现实的选择中扮演这对父子的尴尬角色。究竟应该怎么选择？荒丘无法回答，它毕竟只属于历史，而不属于未来。不过，只要它存在，就给我们列出一道试题，如何去面对历史的伤痕？

这道题值得我们终生去寻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