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舞蹈，始终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中，带有鲜明的进步意义的革命舞蹈活动，始终都在伴随着这一艰苦卓绝的过程。

自 1927 年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重新站立起来之后，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又开始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起来。就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之上，一种新型的歌舞沐浴着一轮东升的旭日破土而出，它以鲜明的进步色彩，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人们称它是“苏区歌舞”或“红色歌舞”。

苏区歌舞——革命舞蹈的萌芽

苏区歌舞的产生，还当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伐时期，那时在革命军中就已经建立了宣传队，它对鼓舞部队士气、提高战斗力起着重要作用。1926 年，在汉阳铁厂俱乐部就曾演出过歌舞作品《红旗再起》，它以当时流行的《少年先锋队歌》及《国际歌》为伴唱，表现革命者高举红旗奋勇斗争，一人倒下，后人接过红旗继续前进，革命队伍在斗争中逐渐壮大，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苏区歌舞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空。当时，红军一方面要战斗，一方面要向群众宣传党的革命方针。为形势所需，红军中开始有了化装宣传。为加强宣传效果，先敲锣鼓吸引群众围起场子，然后化装演讲、教唱歌及编演简单的活报（融歌、舞、诗、剧于一体的通俗艺术形式）。如教唱《国际歌》、《工农兵联合歌》、《红军纪律歌》及山歌等，在表演唱歌时加上简单的动作。宁冈、永新、莲花和遂川县的人民，为抒发自己当家做主的喜悦和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感情，开始用传统民歌、山歌填上新词，加上自己熟悉的本地区民间舞，或配上灯彩边歌边舞。

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成立大会上，少年先锋队员们舞着梭标，表演了歌舞《朱德来会毛泽东》。

1929 年 12 月，豫东南商城暴动成功，一举占领了县城。1930 年，商城苏维埃政府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庆祝会节目，根据群众所熟悉的当地民歌《八段锦》，改编创作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由于内容紧密结合形势，节奏欢快，群众对曲调比较熟悉，又加上儿童团边唱边舞，在大会召开期间当台上唱完，台下也学会了，于是台上台下一起唱起来。这就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个革命歌舞。这个歌舞不仅传遍了鄂豫皖及川陕苏区，也传到中央苏区，是红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歌舞之一。

赣东北工农剧团为配合“扩红”运动，在周坊演出了《送郎当红军》、

《武装上前线》、《扩大红军》、《红色五月》等歌舞，同样是演出一结束，就立刻有数百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其中，《送郎当红军》广泛流传在苏区。尤其是 1933 年在苏区中央政府发出“扩大百万红军”的号召下，各进步剧团纷纷演出此歌舞。剧团演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参军热潮。苏区歌舞就是

这样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前提，为革命斗争服务，在红色土壤中扎稳根基并迅速发展起来。

1931 年夏，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赣南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共革命根据地。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成立了红军学校。该校成立时集中了一些文艺骨干，建立了俱乐部。俱乐部主任危拱之是较早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女同志，能歌善舞，有较好的理论修养。俱乐部设立文化、体育、戏剧管理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文艺晚会，演出革命戏剧。1931 年秋，李伯钊、沙可夫、刘月华等先后加入到戏剧组，经常在晚会上表演苏联舞蹈，如《俄罗斯舞》、

《海军舞》、《乌克兰舞》等，由于苏联舞蹈活泼健美、热情奔放，从而深受苏区军民喜爱，并在红军中得到普及。后来李伯钊又编演了《国际歌舞》。这些舞蹈对繁荣苏区舞蹈创作，起到指导性作用。这一时期，红军学校俱乐部成为瑞金远近闻名的文艺活动中心。

1932 年春，在“红校”政治部直接领导下，苏区成立了第一个剧团—— “八一”剧团，大多数演员能歌善舞。由于“八一”剧团演出影响很大，中央政府为加强和推动苏区戏剧的发展，决定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剧社总社。该社于 1932 年 9 月 2 日宣布成立，社员不脱离生产和工作，其

中大多数社员在红军学校工作。少共中央局为发展文化运动，征调 40 名共青团员组织蓝衫团，主要歌舞节目有《海军舞》、《马刀舞》、《团结舞》、

《农民舞》、《送郎当红军》、《军事演习舞》、《庆祝红军胜利》、《工农团结起来》、《台湾草裙舞》、《黑人舞》，以及每场必演的《国际歌舞》等。

苏区歌舞伴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脚步，用文艺的形式教育人民，宣传革命真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因而使得中国的革命文艺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发挥了它的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

舞蹈在长征路上

长征是一次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壮举，是一个正义之举必胜的有力证明，而两万五千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法忘却红色歌舞活动的历史性功绩。

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要与敌人作战，一方面还要经受来自大自然的考验。雪山草地，是红军当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宣传队员们在这个挑战面前显示出罕见的信心和力量，他们时时刻刻不忘鼓动宣传的任务，敲响小竹板，说快板，呼口号，唱歌，给部队加油。到了山下，宣传队员们把自己的疲劳放在一旁，用沙哑的嗓子和乏力的身躯继续为战士们表演。他们的行为感动了许多战士，这些年轻的宣传队员，成为战士们战胜敌人、战胜自然的精神支柱。

在长征途中，红军宣传队曾有过几次较大的演出，还创作学习了新的舞蹈。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联欢会上，文艺战士们演唱了由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非常激动人心。早在苏区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称号之一李伯钊，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军舞》等舞蹈。当两个方面军到达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时，又召开了联欢会，会上红一方面军宣传队及其他军团宣传队都表演了舞蹈和歌舞节目，一方面军宣传队表演了《乌克兰舞》、《红军舞》、

《农民舞》等，四方面军宣传队表演了《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开》等，受到了与会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1936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藏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及敌人的反动宣传，致使藏族同胞对红军产生了敌对的情绪。经过红军反复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上红军严格的军纪，藏胞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转变。4 月中旬，四方面军成立红场委员会，在红场上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李伯钊及宣传队员们，教藏族同胞跳《海军舞》、《乌克兰舞》，藏胞教宣传队员们跳藏族的“锅庄”、“弦子”。红军文艺战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础上，编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红军与藏胞手拉手，肩并肩，以整齐划一的节奏和步调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现了红军与藏胞的团结与友谊。

1936 年 11 月，当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到达陕西保安中央所在地时，中央机关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轮到朱老总出节目时，大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大步走进场子中央，将羊皮大衣一脱，翻过来往身上一披，将长袖往腰间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雅西雅舞》，引起全场轰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大都出了节目，但最精彩的还是朱老总跳藏族舞蹈。

在长征这一人类空前的历史壮举中，红军宣传队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红色歌舞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这一伟大的壮举，为中国的革命文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秧歌运动与舞蹈

西安事变导致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 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抗日救国的主题就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宣传的中心任务。在这一时期，星火剧社（1935 年秋成立，1937 年后并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战斗剧社、人民抗日剧社（原人民剧社 1937 年易名）以及各宣传队为配合形势相继创作演出的舞蹈节目有：《东渡黄河舞》、《摇船舞》、《陆海空军总动员舞》、《抗日舞》、《网球舞》、

《音乐活报》、《扩红活报》、《机器活报》等，从江西苏区传来的《红军舞》、《海军舞》、《乌克兰舞》、《儿童舞》、《工人舞》、《农民舞》、

《国际歌舞》等节目，也仍是各剧团舞蹈班（组）演出的主要内容。星火剧社还学习改编了一些陕北、甘肃的民间舞蹈，其中如由回族演员改编的甘肃民间舞蹈《赶驴》，就较好地保留了民间歌舞所特有的原来风格，诙谐而充满生活情趣，一些表演细节如倔犟的驴子不听使唤，急得赶驴人手忙脚乱等，引得观众欢笑不止，很受群众的喜爱。

1937 年 8 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上述这批“红色歌舞”亦随着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足迹，播撒到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的烽火中，鼓舞了将士们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英勇战斗的决心。

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有计划地领导文艺活动。1938 年 2 月将人民抗日剧社改为延安抗战剧社总社，指导各剧团的宣传演出活动。延安相继成立了许多剧团，这些剧团经常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演出的舞蹈除江西苏区的舞蹈外，还有《烽火舞》、《保卫黄河舞》、《生产运动舞》、《叮铃舞》，以及由斯诺夫人传授的美国舞蹈《踢踏舞》，还有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公主旅行记》、《勇敢的小猎人》、《糊涂将军》等。1942 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还演出过日本民间舞蹈《捉泥鳅舞》。

1939 年下半年，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延安成为政局比较稳定的后方。在此期间，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及文艺方面的专家先后到达延安，参与一些剧团的演艺活动。由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表演以大、洋、古为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了在艺术上所谓“关门提高”的错误倾向，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了端正边区文艺运动的方向，让革命文艺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由当时 100 多名文艺干部参加的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时地匡正了边区文艺运动的方向。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鲁迅艺术学院”组织起第一支秧歌队，走上街头，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兄妹开荒》（见图 10）等一些秧歌剧相继问世，秧歌运动出现大普及的高潮，延安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秧歌运动。自 1943 年开始，这个文艺运动像一团不息的火种，很快燃遍了边区各地及抗日根据地，各地不仅学习了延安传去的优秀剧目，并结合当地斗争实际和特点，创作出大量的秧歌剧及歌舞。这次中国文艺近代史上的秧歌运动，无疑是一次文艺的革命，它使得文艺工作者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思想磨练，同时极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形势。

图 10 《兄妹开荒》王大化（饰哥哥）李波（饰妹妹） 4.抗日的舞蹈怒潮

在抗日战争中，艺术工作也以空前的影响发生着巨大作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有许多剧团和宣传队，始终跟随部队进行宣传演出活动。特别是他们表演的那些富于战斗气息同时又形式活泼的舞蹈和歌舞活报节目，受到了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鼓舞了战士与日寇作战的勇气和斗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

战斗剧社原是属于红二方面军的剧社，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隶属于一二零师政治部，1937 年 9 月随军东渡黄河，活跃在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平原。在这个剧社中，设有歌舞组，抗战初期经常上演的大部分节目，是红军时代传下来的舞蹈，如《农民舞》、《儿童舞》、《工人舞》、《叮铃舞》、《锄头舞》、《柳絮舞》、《蜻蜒舞》、《水兵舞》、《海军舞》、

《水手舞》和《乌克兰舞》等，后来他们还陆续创作了《平原游击战舞》、

《反顽固舞》、《游击队舞》等。此外，晋冀鲁豫边区的先锋剧社，除演出过《海军舞》、《农民舞》、《叮铃舞》之外，也演出过《泥水匠舞》、《机器舞》和歌舞活报《打倒法西斯》等。还有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他们曾演出过《儿童舞》、《霸王鞭》等。再如太岳区的三八六旅文工团，则演出过

《叮铃舞》、《网球舞》、《反侵略舞》、《驱逐日寇舞》、《军民联欢舞》、

《民族解放舞》等。上述这些舞蹈作品，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浓烈的时代气息，它们在抗日的战火中得到发展，可以说与当时的斗争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宣传队和剧团中的演员，几乎没有专门跳舞蹈的，他们几乎都是多面手，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和舞台工作样样都做。部队行军和作战时，他们还要负责宣传鼓动及后勤工作。当时的演出多半在室外进行，环境可以说艰苦之极，无论是酷暑或是数九寒天，小演员们都在打

谷场和小土院里练习舞蹈。为了节省老百姓支援的军鞋，有的演员就光脚练舞。残酷的抗战斗争中，有些年轻的演员甚至不惜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战争，不仅使成年人饱尝战乱之苦，也让儿童早早地历尽人间坎坷。然而，战争的洗礼也使这些儿童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的希望之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有志气的儿童，他们像大人一样，经受着风暴的考验，用他们小小的肩膀，担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当时生活在“育才学校”、“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的儿童们，用他们的歌，用他们的舞，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时期各根据地的舞蹈，都是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的。其特点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舞蹈形式，配合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结合当时当地对敌斗争的具体要求，创作出不少具有战斗特色的舞蹈，极好地配合了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