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舞蹈，阔步向封闭的中国社会走来

在对西方舞蹈的吸收上，裕容龄是走出去的。而同时，西方舞蹈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社会渗透。

随着留洋海外的学生和出使各国的清廷官员在数量上的日渐增多，各种由这些人撰写的出版物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在这些书中记录下了他们在异域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大量他们所目睹的于 19 世纪盛行于欧美的交际舞、芭蕾舞、外国民间舞，以及穿插在马戏表演中的各种舞蹈场面等新奇舞蹈形式。当时有一套名叫《星绍笔记》丛书，里面就有不少这类关于洋舞的记载。由此可见，西方舞蹈的渗透已初现端倪。

1886 年，最早的西方马戏团进入中国，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终于得以一

见“西洋舞”的“庐山真面目”。1886 年 4 月 19 日，西方车尼利马戏团在上海开始正式演出，内容除各种马戏杂技节目之外，还为中国人表演了西洋舞蹈节目。

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舞蹈团体到中国演出的趋势一直保持着上升的态

势，并于 20 年代达到高峰。所表演的舞蹈内容也及其广泛，涉及芭蕾舞、现

代舞和外国民间舞等。比如，美国檀香山哈佛歌舞团于 1923 年在上海维多利

亚剧院演出美国歌舞、日本剧团同年也在上海演出日本歌舞剧《20 岁之少年》。

最值得一书的是，美国现代舞先驱圣·丹妮丝率领她的现代舞团在该团的远东巡回演出中，于 1925 年和 1926 年两度访华、先后为北平、天津和上海观众表演了由她创造的即使在西方也很新鲜的崭新舞蹈节目。圣·丹妮丝小姐的舞蹈实验是以其作品中充斥着浓郁的东方审美特色而饮誉欧美的。她的艺术想象力之惊人，思维模式之独特，为西方僵化的古典舞蹈程式带来一个强烈的冲击波。通过这两次的访华演出，她相继为中国观众表演了以下作品：《西班牙舞》、《海之精》、《爪畦舞》、《印度舞》、《印第安舞》，具有中国色彩的《观音舞》和《霸王别姬》，舞蹈剧《埃苏亚的幻象》、《黎明之羽毛》、《阿爱丝太女神》，日本风格的《长戈舞》以及《埃及舞》，一时间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于 1926 年来中国表演的外国舞团还有：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院的演出，表演剧目包括：歌舞《沙乐美》、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利亚》、《火鸟》、《塞维尔之假日》及舞蹈《小丑舞》、《华尔兹》、《牧童舞》、《波尔卡》等；菲律宾小吕宋歌舞团；欧洲跳舞团等到上海表演的芭蕾舞《火鸟》、《西班牙舞》及《水手舞》等。

1926 年 11 月至 12 月，由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莫斯科邓肯舞蹈团”从中国东北部进入中国，先后在哈尔滨、北平和上海等地演出依莎多拉·邓肯风格的现代舞，主要作品有：《青春》、

《快乐》、《捉迷藏》等。田汉、郁达夫等和众多的中国观众一起观看了该团的演出，并举行了联欢会。郁达夫在观看演出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邓肯的舞蹈形式，都带有革命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这既是中国人对现代舞的认识，也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1927 年 1 月，这支舞团到达汉口演出，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作的现代舞《葬礼歌》和《国民革命歌》作为序曲而拉开了演出的序幕，然后表演《望着红旗前进》、《少年共产国际歌》、《铁匠》、《童子舞》、《爱尔兰舞》、《行军舞》等十余个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革命内容的歌舞。其中，由依莎多拉·邓肯亲自创作的《中国妇女解放万岁》一舞，是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而编的，此前曾在前苏联表演过。这个舞团的中国之行，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爱玛·邓肯后来在她撰写的自传中，特用了一章的篇幅详细记述了这次远东之行的不凡经历。

在 20 世纪初，西方现代舞两大圣祖依莎多拉·邓肯和圣·丹妮丝这两种崭新的舞蹈形式和风格，都已在中国观众面前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此外，西方舞蹈还以外国电影作为媒介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1920 年，在北平前门打磨厂福寿堂内第一次放映的外国电影中，就有“美人旋转微笑或着衣作蝴蝶舞”等舞蹈场面，舞蹈以其独特的肢体语言成为早期默片的主要内容。在其它电影中还先后有长蛇舞、西班牙舞、印度执棍舞等。随着有声电影的问世，歌舞场面更成为电影中主要的娱乐程式之一。1926 年在上海百星大戏院播放的有声歌舞短片中，表演了一系列的外国舞蹈，如：音乐舞、芭蕾舞、西班牙斗牛舞、探戈、匈牙利舞、埃及舞等等。电影这种易于普及的形式，为中国人的西洋舞蹈启蒙教育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条件。

当时，还有一支传播外国舞蹈的生力军，一些旅华外侨和留洋归国人员，都不自觉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西方交际舞传入中国各大城市后，学舞者急剧增多，因而各类以教这类舞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

纷建立起来。比如，俄国侨民司达纳基芙就先后在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开办跳舞学校，教授当时风靡世界的各种交际舞，如探戈、华尔兹以及最新流行的查尔斯顿舞等等。另外如杰克·坎根办的跳舞传习所也颇有名气，他常邀请各界人士与舞蹈名家联欢跳舞，引来众多慕名而来的跳舞者。同时，也有一些中国人开办这类舞校，如留法归来的唐槐秋就是其中一位，他于1926 年在上海开设了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舞蹈教学机构——“交际跳舞学社”，后改名为“南国高等交际舞跳舞学社”，专门教授西洋交际舞。后来，又有许多教舞机构纷纷成立。所有这些活动，都为西方舞蹈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舞蹈的人士。事实上，后来活跃在中国舞坛的一些舞蹈家，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都曾在这类机构中接受过芭蕾舞及现代舞的启蒙教育。

需要一提的是，当年西方舞蹈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既鼓励了中国人民注重身体文化、热爱舞蹈艺术的健康审美意识，也由于商业化倾向助长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这些都是应当一分为二来看待的。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清晰地看到，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西方舞蹈艺术终于叩开了艺术舞蹈尚嫌薄弱的中国大门，并逐渐找到了立足之地。这一方面为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舞蹈文化心态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