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音乐机构的发展

在秦代，太常寺是一直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秦时称奉常。以后虽然名字有变化，但是这个音乐机构一直存在，起到清代才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成为历史。

汉景帝六年，奉常改称太常。汉以后改称太常寺、太常礼乐官等。史书《隋书·百官志》中说：

太常掌管礼乐祭祀，天文术数等，历代大体相同。

太常寺主管官员称“太常卿”，太常卿下属职官与音乐密切相关的为太常博士，协律都尉，太乐署的令、丞，以及汉多以后建置的鼓吹署令、丞，清商署的令或丞等。

与礼乐仪制有关的官员为太常博士，或称“太乐祭酒”、“太乐博士”。兼及乐制和历算的官员，视地位高低称协律都尉、协律中郎将、协律郎、雅乐部、钟律令、钟律郎等。其中的协律都尉、钟律令常常就是太乐令。

太常寺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一般有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另外还有很多的分支机构。

后来，乐府是专门管理音乐的官府机构，“乐”就是音乐，“府”就是官府，这是它的最初含义。乐府最初始于秦代，根据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镌有秦代篆书“乐府”两个字，可以作为秦代时乐府存在的佐证。可见，乐府早在秦代就已经设立。

有关资料记载，秦代时的乐府隶属少府，专掌供皇帝享用的世俗舞乐，而太乐则专管宗庙祭祀乐舞。至于秦代时乐府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汉承秦制，不过当时没有立即建立乐府，只是提出了建立乐府的想法，直至汉武帝时方得实现。汉代乐府民歌是汉代音乐艺术的汇总，是我国音乐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初期，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分发给复员军吏士卒以田宅并免除其徭役，重农抑商，释放奴隶，鼓励人口的增殖。

经过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好转，国家库府充实，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面开疆拓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

汉武帝发动了几次征服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征服匈奴战争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原来，并引起了皇帝和贵族们对新声的浓厚兴趣。

另外，西汉建立后，比较重视封建教化作用。至汉武帝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后，才把乐府建立起来。董仲舒的建议为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于乐府，提供了指导思想上和理论基础。

这时，西汉进入了全盛时期，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有建立乐府的需要。因此，定郊祀、立乐府就是适应时代要求必然产物。

根据史书《汉书·礼乐志》记载，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时，设立了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音乐机构乐府。它的职能是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

汉代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观点。董仲舒认为音乐对人民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自然界变异有密切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色彩。

汉代大规模音乐教学活动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

汉乐府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我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汉代学者班固所著的《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武帝时代的乐府，据称备员有800多人，并设有令、音监、游檄等各级官吏。乐府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宗庙的乐章，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民间歌谣，创作填写歌词和改编、创作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是供娱乐也好，供政治借鉴也好，在客观上它起到了收集和保存民歌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仅靠口头流传的许多作品得以集中和记录下来，这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汉武帝时期对乐府大规模扩充，汉乐府在音乐的收集、整理、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武帝又试图通过乐府机构，采集民歌以了解民情，于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也纷纷被保留下来。

到了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他下诏罢免乐府官，乐府中的郊祭乐和古兵法武乐，经过检验，确实不是郑卫之音，可以放在别的音乐机构进行管理。经过裁减，存在了106年的西汉乐府便至此宣告结束。

汉乐府建立，对我国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以及在促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汉乐府虽然被撤销了，但那些被罢免而又在乐府中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音乐家，流落到民间去后，无疑对我国各地民间音乐发展与提高会起到一定作用。

总之，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

成立乐府，采集民歌这件事，在文学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和周代一样，汉代也是采诗的，当时采诗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周代还要广。

两汉帝王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歌民谣的作用，他们经常派遣使者采风。这种政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也就是所谓观风俗、知薄厚，而在客观上也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流传。

据史书《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这数字已接近《诗经》的国风，这还不包括东汉。

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三类中，相和歌中尤多。在音乐上，这三类也各具特色。

相和是美妙的民间音乐，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鼓吹曲则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作军乐；杂曲只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

在写作年代上，郊庙歌词中的《房中歌》最早，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作品；相和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其中题为“古辞”的，几乎全是汉代的民间歌谣；杂曲年代最晚，已经出现不少文人的作品，可以看出民歌的影响。

后来，到了魏晋六朝，人们将乐府所唱的诗，和所谓的歌诗，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如音乐中骚、赋、诗这一演变的标志。不过六朝人虽然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影响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

还有，这一时期在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见解，并且积累了丰富教育经验。

[旁注]

太常寺　属于五寺之一，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封建社会中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秦时称奉常。汉以后改称“太常寺”、太常礼乐官等。

宗庙　我国的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古人认为，人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同时宗庙是供奉历朝历代国王牌位、举行祭祀的地方。

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西汉的第七位皇帝，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16岁登基，为巩固皇权，他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又颁行“推恩令”，开拓了汉朝最大版图，功业可谓是辉煌无比。

董仲舒　西汉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李延年　西汉音乐家，是造诣很高的音乐家，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喜爱。代表作《佳人曲》。

西汉　又称“前汉”，是我国古代秦代之后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史称“西汉”，定都长安。其对我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东汉　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朝代，东汉又称为“后汉”，乃为区别于西汉之前汉。东汉时都城洛阳被称为“东京”，因此又以东京为东汉的代称。公元25年刘秀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

赋　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

魏晋南北朝　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我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民族融合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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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汉哀帝罢黜乐府机构，这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时乐府已经设立了百年左右，到哀帝刘欣时，国力已经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帝再也无心于享乐。史书记载，说哀帝不喜欢音乐，尤其不喜欢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

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又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朝廷做个榜样，下诏把乐府里的俗乐罢去，只留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