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达到鼎盛的燕乐大曲

那是在唐代大历年间，长安有个著名的女歌手叫张红红，她出身非常贫寒。

一天，张红红与她的父亲在街上卖唱乞食，正好当时的韦青将军从一旁经过，韦青听到她唱歌非常动听，人也漂亮，就将她作为歌妓收入府中。

张红红颖悟绝伦，有极强的记忆力，对她听过的音乐有过耳不忘的本事。张红红最擅长一种叫燕乐的大曲，燕乐是汉魏时期的相和乐和六朝时期的清商乐发展而成的新的歌舞乐。

当时曾经有一位乐工在燕乐古曲《长命西河女》的基础上，对其节奏进行各种变化，创作了一首歌曲，颇有新意。乐工在把一首歌曲进献给皇帝之前，想先征求韦青的意见，乐工就将这首燕乐唱给韦青听。

韦青让张红红藏在屏风后，让她暗暗将谱子记下来。张红红在乐工唱时用小豆记住曲子的节拍。

乐工歌罢，张红红也已经准确无误地掌握了全曲。韦青便对乐工说：“你这首燕乐歌曲并非是新作，我有一位女弟子，早就会唱此曲了。”

乐工不信，韦青便命张红红隔着屏风演唱刚才的燕乐曲，一曲完毕，没有丝毫错误，而且还将原来的曲子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加悦耳动听了。

乐工听完后大为惊讶，他叹服不已，说道：“此曲先有一声不稳，现在终于音正了。”

后来唐代宗听说这件事后，便召张红红入宫到宜春院，还对张红红恩宠有加，封为才人。因为她有记忆曲谱的特长，宫中人都称她为“记曲娘子”。

张红红知恩图报，对穷困时收留自己的韦青非常感激。当她听说韦青去世时，就对唐代宗哭诉道：“我本风尘乞丐，父亲老有所养，死有所归，都多亏了韦青，我不能忘掉他的恩德。”

没过几天，张红红竟然在悲痛之下，气绝身亡。唐代宗被她的行为感动了，加封她为昭仪。

唐代燕乐大曲，简称“唐大曲”，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础上，继承了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型歌舞曲。

唐大曲是一种含有多段的大型歌舞曲，它是在相和大曲的结构基础上，吸收了外族和外来的音乐形式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分为三大段落的大型歌舞与器乐表演的歌舞大曲。

唐代大曲中有一部分称“法曲”。法曲的名称始自隋朝，根据史书《新唐书·礼乐志》记载：

出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箫、琵琶；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

据此可知，法曲与大曲的差别，主要在于法曲追求的是声音清雅，而歌舞大曲则借助于鼓声，声音比较热烈。

比如大曲《秦王破阵乐》、《庆善乐》，法曲《霓裳羽衣曲》，它们的音乐风格差别很大，而在结构方面，大曲和法曲则是一致的。

唐代大曲是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在一个整体中间连续表演的大型艺术形式。唐代大曲已有了庞大而多变的曲体，它的艺术表现、意境创造以及对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都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所取得的成就。

在我国的大曲史中，唐代大曲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它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盛唐时代。

通过对唐代大曲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是一种简单的音乐形式是如何一步步的发展成为一种大型的、综合的、复杂的音乐形态，同时也揭示出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一发展规律，这也是我国大曲的发展规律。

在唐代，清商大曲逐渐演变成了燕乐大曲。由于唐代各族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大交流，随着唐代社会的相对安定，唐代大曲进入了融合、消化、吸收的历史阶段。

唐代把影响较大的外族音乐专门分部，先立为九部乐，后立十部乐。这一时期的燕乐大曲，成为古代大型歌舞的最优秀代表。唐代也成为古代歌舞大曲的鼎盛时期，唐代所立的十部乐，都是西域诸国十分流行的歌舞大曲。九部乐比七部乐多立的疏勒、康国两部，十部乐较九部乐多立的高昌一部，都和其他部乐一样，也是早在立部之前100年就流行于我国的音乐，十部乐都不是立部的时候才出现。

十部乐中，清乐即清商乐，是从汉魏延续下来的相和乐发展而成的歌舞乐。而燕乐是用于宴会的开始时，带有祝颂性质的歌舞乐。

其余各部，除了西凉乐、高丽乐尚保留部分汉族传统的笙、箫、筝等乐器之外，均以筚篥、横笛、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为主要旋律乐器，外加各种花色繁多的鼓，有些还加铜钹。

这些音乐的代表性乐器，后来仅五弦琵琶因为与曲项琵琶相差不远最终失传了，其余的都随着十部乐的流行乃至分化、融合而成为后来的重要乐器。例如琵琶已进入唐代最重要乐器之列，出现过许多有名的演奏家。

那时的琵琶只有四相，并用拨演奏。弹奏乐器，如瑟、琴、筝都是用手指拨弦，而西域传入的汉琵琶即阮咸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是用拨演奏的。

瑟、琴、筝等乐器，瑟和筝都是一根弦就有一个柱，汉琵琶、卧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则是通品乐器，所有的弦合用一个品。这些是当时两种文化传统的明显区别。

十部伎是广泛意义上的唐代燕乐大曲。燕乐也叫“宴乐”，但燕乐的范围比十部伎还要大些。有些音乐虽然属唐代的燕乐却并没有能纳入十部以内，比如南诏乐等。

唐代燕乐所用的调，在接受了外族音乐的用调习惯和理论，远非汉魏以来的清商三调或笛上三调所能笼括的了。史书载有28调名称。

唐代燕乐大曲中的十部乐较重要的有清乐、西凉乐、龟兹乐。清乐本是华夏旧声，西凉乐杂有龟兹乐，所以外来音乐中又以龟兹乐的地位和影响更为重要。

在唐代时，人们往往习惯在一曲之尾用一段解曲，用来结束全曲，解曲又往往要求快速热闹，以形成乐曲的高潮。这样的结构形式，是以前所没有的。

以前的音乐，结尾部分往往是徐缓的，例如议魏大曲的趋。其实这是吸收了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解曲。唐代发展形成的燕乐大曲，其形成显然也与音乐交流分不开，并非汉魏大曲自然发展的结果。

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20多段，30多段甚至50多段的唐乐舞。典型的大曲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包括若干段。

散序是第一部分，采用节奏自由的散板。序就是次序，这一部分序列是散板，故称“散序”。散序是纯器乐表演，有独奏、轮奏或合奏。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叫“中序”，表示它是中间部分，因为节奏固定，已经能上拍了，所以又叫“拍序”，又因为它以歌唱为主，有时有舞，所以又称为“歌头”。中序多数是慢板。

最后部分称“破”，以舞蹈为主，有时有歌唱，又称“舞遍”，节奏逐渐加快，以至极快，结束。

因为唐代燕乐大曲结构庞大，演出一遍时间就很长，大诗人形容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时间之长时这样说，船只已经走出了7000多米，才刚刚欣赏完一曲慢《霓裳》，这大约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唐代燕乐大曲著名的有四五十部之多，除了《霓裳羽衣曲》外，著名的还有《凉州曲》、《伊州曲》、《秦王破阵乐》等。

据文献记载，唐代时流行的音乐有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形式。从其记述可知，一种是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一种是自然七声音阶，还有一种是降七级七声音阶。

这一时期的器乐曲，几乎都来自大曲。后来，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所写的唐代乐谱，说明唐代已出现用工尺字样记写乐谱的早期工尺谱了。

它的来源，有人猜想与笙之类的簧管乐器有关，工尺谱所采用的合、一或乙、四、五、六等字，可能是从管序来的。

后来，人们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很多唐乐谱，人们对于唐代音乐节拍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清乐及其前的音乐，支配音乐节奏的是鼓，隋唐以后，变为拍板，所以后世用拍或板称音乐节奏。

唐代著作中说唐玄宗让音乐家黄幡绰写拍板谱，黄就在纸上画个耳朵送上去，并解释说只要耳朵感觉正确，就不会失去节奏。

所以敦煌乐谱的节奏极难处理，主要是那时记谱法不精密造成的，后来人们只能从其乐谱中窥知当时音乐的大概而已。

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歌，仅仅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词就有500多首，涉及的调名有七八十种。

唐代燕乐曲子词的句式大多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杂言，即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些词，例如《竹枝词》，虽然也是七言，但每句中间和末尾加上衬词，衬词部分由众人和唱，成为一人唱众人和的形式，就比一般的七言四句活泼多了。

还有，唐代人用五更、十二时排比演唱各种内容的特有民歌格式，已经在曲子中出现了。这种能包容各种内容，又便于记忆，便于流传的特别格式，后来流传很广。

唐代燕乐曲子虽有创作的成分，但多数是为较为固定的曲子填写歌词的。为乐曲填写歌词历史比较久远，到汉乐府以后，这方法已经常被采用了，只是一直带有随机性，并不能成其为一个专门门类。

在唐代时，因为当时政治经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使音乐开始从王公贵族的豪门深院走向庶民社会，一般的民众也取得了较多的享有音乐的权利，而为曲子填词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很好选择。

唐代燕乐曲子也有从民间产生的，这些曲子便学易记，亲切熟悉，填词又能使它注入新鲜内容而大大增强了可塑性、灵活性。

所以利用曲子填词早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敦煌莫高窟中出土的曲子填词的作者较多，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唐代，一方面新的曲子还在继续产生，另一方面旧的曲子经过社会筛选，基本固定下来，这些较为固定的曲子，包括前代流传下来并经过筛选的乐曲，例如大曲的某些段落，便是曲牌，文学家称之为“词牌”或“词调”。

曲牌的诞生，宣布了一个新的音乐体系诞生。曲牌产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将曲牌作为音乐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手法，新的音乐结构、组合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从那时起一直贯穿下来，从而影响其后历史上市民音乐的整个进程。

唐代是大曲艺术发展的盛期。唐大曲不仅数量多，来源广，而且艺术水平较高，在历史上颇负盛名。

唐大曲除少量唐以前的清乐旧曲外，主要来自那个时代的新声。这些新声主要是在清乐的基础上吸收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和天竺、高丽等音乐，在各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在传入大唐内地后，最终汲取了清乐的滋养和经验，形成了后来的燕乐大曲。

但是，由于应用场合与来源不同，这些大曲可分为用于郊庙祭祀等重大典礼的雅乐大曲，用于宴飨、元旦朝会、重大节日的燕乐大曲与源于宗教的道调法曲三大类。

其中燕乐大曲包括清乐大曲、西凉大曲、龟兹大曲、疏勒大曲、高昌大曲、安国大曲、天竺大曲等。

燕乐大曲和法曲的艺术水平最高，结构也较庞大复杂，如《破阵乐》在雅乐大曲中只有两遍，而在燕乐大曲中却有52遍之多。

据唐代文学家崔令钦《教坊记》等书记载，唐燕乐大曲的主要作品有《破阵乐》、《绿腰》、《凉州》、《伊州》、《玉树后庭花》、《泛龙舟》、《霓裳羽衣》、《火凤》、《倾杯乐》、《泛龙舟》等60余曲。

唐大曲典型结构由散序、歌和破三部分组成。散序即散板的引起部。一般由器乐演奏的若干遍乐曲构成。如《霓裳羽衣曲》散序共6遍。其音乐颇有特色。

歌又称“中序”、“拍序”或“排遍”，即有板的乐曲主体。一般由若干遍舒缓的歌唱构成，有时也有舞蹈，如《霓裳羽衣曲》为18遍，《水调歌头》为5遍，第一遍称歌头。各遍之间有明显的节奏变化。

破是繁音急节的结束部分。一般由若干遍组成，如《霓裳羽衣曲》有12遍，《水调歌头》有6遍。这部分以舞为主，有时有歌，节奏速度变化极为复杂。第一遍叫入破，是由慢转快的部分。

据宋代古籍记载，入破后还有虚催、衮遍、实催、中衮、歇拍煞衮等部分。入破后，节奏已经略快了，但起初击鼓只是伴奏音乐而不是催动节奏，所以叫“虚催”。

衮是鼓与琵琶共用的术语，即用左右两杖急速连击或用拔连续弹挑，它是速度较快的部分。衮后，用鼓声来催动节奏，叫“实催”。

实催后的衮称“中衮”，应是快板部分。歇拍，可能是乐曲结束前突然由快转慢的部分。煞衮，又称“煞”或“彻”，是破的最后一遍，可能是快速的终止部分。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说过，大曲将要结束的时候，都是声拍急促，只有《霓裳羽衣舞》曲的结尾是一声长引。

唐大曲的歌词，均由若干首5言或7言律诗相间组合而成。如《伊州》大曲歌万遍，前两遍各有一首7言诗，后3遍各有一首5言诗；破5遍，前3遍各有一首7言诗，后两遍各有一首5言诗。这些诗大都出自唐代著名诗人之手。

唐大曲使用的宫调，称燕乐28调，并且普遍使用移调和犯调的转调手法。唐大曲的乐队形式多样，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乐队与外来乐队，也有博采众长熔于一炉的混合乐队。

唐大曲乐队中清乐的乐队除六朝清乐旧有的乐器外，进一步吸收了编钟、编磬等传统乐器与三弦琴、独弦琴、方响、跋膝管等新乐器及吹叶等少数民族乐器，组成一个新型的乐队。

龟兹乐队则以曲项琵琶、竖箜篌、羯鼓、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等龟兹民族乐器为主。安国乐队则由笛、双筚篥、正鼓、和鼓等传统乐器组成。

西凉乐队既有编钟、编磬、弹筝、筝等传统乐器，也有曲项琵琶、筚篥、铜钹等龟兹乐器，是一个清乐与龟兹乐的混合乐队。

燕乐乐队比较特殊，是从当时各种乐队里选出其中某些乐器，配成各种不同音区的乐器组，如大、小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大笙和小笙、短笛、尺八、长笛，小箜篌、卧箜篌、大箜篌、铜钹等，组成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乐队。这个乐队在音色、音量变化方面有其他乐队所没有的长处。

唐代大曲的乐队为追求“清而近雅”的风格，则以编钟、编磬等传统乐器为主，并吸收曲项琵琶与铙钹等外来乐器，是接近于清乐的混合乐队。

唐代各族音乐的进一步交融，为唐代大曲的发展，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南北朝以来属于清乐系统的汉族民间音乐与各少数民族音乐经过长期交流与融合，在唐代已经产生了称为“曲子”的新民歌了。

唐代大曲，实际上就是用这些新曲组合而成的一种大型套曲。与此同时，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音乐，吸收了汉族音乐的养料，在艺术上有所提高，在唐开元年间已普遍突破了原有的歌曲、舞曲、解曲的简单形式，创造了本民族的大曲。

其中一部分，曾以胡部新声的名义，在天宝年间从河西地区传入中原，受到时人极大的重视。唐玄宗李隆基为此还公布了“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奏”的诏令。因此，当时大曲中的《胡旋》、《胡腾》等所谓胡部新声在社会上风靡一时。

此外，地处祖国东南、西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音乐，比如琉球，也就是后来的台湾，这里有一种“一人唱，众人和”的歌舞音乐，与南诏，即云南大理、吐蕃，即西藏的民间音乐，都陆续传入内地，对“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为特点的唐代大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同时，唐代内地盛行的《破阵乐》、《六幺》、《凉州》等大曲，也在这时传入吐蕃与南诏，对当地音乐在艺术上的提高，起了有益的影响。

唐代统治者历来重视燕乐大曲，早在建国初期，便在宫廷里设置了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等九部乐，642年又增加了高昌一部，改为十部乐，在宫廷举办的重要庆典或宴会上进行演出。

唐玄宗时，人们又根据表演方式来分立奏或坐奏，称为立部伎或坐部伎。其曲目大都是唐初及唐玄宗时大曲的新作。

属于立部伎的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8曲，属于坐部伎的有《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等6曲。

在唐玄宗时，为了适应朝野尽情享乐的需要，还设立了千秋节等节日。节日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文武百官放假三日，欢宴歌舞。这也是促使唐代大曲兴盛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从汉末以来，随着正统儒学的崩溃，道教和从西域传入的佛教日益受到重视。唐代统治者鉴于隋覆亡的教训，实行佛、道、儒三教并重的方针。

在三教中，尤以佛、道两教为重要。唐太宗本人并不信佛，但是他却大力提倡佛教，优礼僧人。如他为了剃度当时最有名的僧人玄奘，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盛大的仪式。

据《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剃度的那一天，由太常卿率太常寺的九部乐，万年县令和长安县令各自率领本县的乐队，分别乘坐1500多辆“音声车”，随在玄奘、诸寺僧众及文武百官之后，作为仪仗，场面十分壮观。

一路上乐声震天，沿街观众达数万人。到达大慈恩寺后，在大殿佛像前演出了九部乐及大曲《破阵乐》还有百戏等。

当时除用世俗大曲在佛前供养外，不少寺院都培养了一批以奏乐歌舞为业的僧众。他们主要演奏用大曲的曲调或形式编成的宣传佛经教义的法乐与一部分称为法曲的世俗大曲。

如唐初长安的清禅寺，水陆庄园、府库充溢，是长安所有寺院中最富的一个寺院。该寺就有20个专学鼓舞的净人。每逢节日，就在佛前演奏。由于这个寺庙里的表演技术比较高，所以一到节日，寺庙的人特别多，可以说是观者如云，热闹非凡。

唐代著名高僧少康曾经说过，佛经好比是苦口的良药，郑卫之声好比是蜜糖。要使人相信佛经的教义，只有用蜜糖涂口，才能使人易于接受。

大曲是古代大型音乐舞套曲。汉魏已有相和大曲，六朝时也有了清商大曲，直至唐代，经过历代的继承与发展，大曲已达到成熟阶段。

唐代的歌舞大曲是当时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它通常分散序、中序和破三部分。每部分又可分为若干段落。散序节奏自由，为器乐部分，中序也“称歌头”，较慢，歌唱为主，器乐伴奏，破亦称“舞通”，节奏渐快，以舞为主，器乐伴奏。

中序的歌唱部分大多为抒情段落，入破以后的舞蹈渐趋高潮，结尾多炽烈激扬，但也有的优雅飘逸，并无常规。

有一部分大曲又称“法曲”，大多悠扬典雅，其起源多与佛教音乐有关，在唐代又掺入了道教音乐因素，或称仙韶曲。

唐代的歌舞大曲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也堪称一绝。唐代中期崔令钦著述的《教坊记》是唐代教坊活动的重要记录，其中所记大曲有46个，一般曲名有278个。其中一些著名大曲由边地命名，如《凉州》、《龟兹乐》。

而最富于诗意、最具浪漫气息的当为《霓裳羽衣裳舞》。大曲的盛行与唐代诗歌的盛行密切相关，大曲的歌词往往截取诗歌的片段，如《伊州》词取自王维的《渭城曲》。诗作中描写大曲的也颇多。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曲》，王建《霓裳辞》都是描写大曲《霓裳》的。

唐代乐舞继承前代传统，融入外来新风，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燕乐舞文化的高峰，创造了在艺术史上享有盛誉的乐舞艺术，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乐舞大曲，也就是唐代继承前代的传统乐舞，并加以发展的乐舞大曲。

如《九部乐》、《十部乐》中的《清商乐》等；《立部伎》中的《安乐》、《太平乐》等；软舞类的《乌夜啼》等；歌舞大曲中的《玉树后庭花》等；歌舞戏中的《踏摇娘》、《兰陵王入阵曲》等。

第二类是以国名、地名、族名为乐部或为舞名的乐舞大曲。

如《十部乐》中的《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等。不少乐舞是吸收西域各地的民族乐舞加以改编或直接移植的。

最后一类是唐代新创的乐舞大曲，如吸收传统武舞的《破阵乐》、《大定乐》，以及有名的《圣寿乐》等。

唐代新创的大曲，是音乐、舞蹈、诗歌三者结合的大型多段体乐舞套曲。

盛唐乐舞熔南北技艺于一炉，集中外文化于一体。《十部乐》以中原乐舞为主体，其他大多带有外国和少数民族的异域文化特征。

[旁注]

大历　唐代宗年号，唐代宗李豫，唐朝第九位皇帝，唐肃宗长子，原封广平王，后改封楚王、成王，他曾随唐肃宗北上，任为“兵马大元帅”，后登基称帝。

屏风　我国古代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它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美。

宜春院　唐代时，在长安城宫内的官妓与乐师们所居住的院名。在唐代开元二年唐玄宗李隆基设置的音乐机构，在京城长安东面东宫内，东京洛阳也有宜春院。

高昌　唐代时期西域的地方政权，460年，柔然攻打高昌，灭掉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为高昌建国之始。后来高昌势力开始壮大。640年，高昌被大唐所灭，大唐设置高昌县，后来设置了安西都护府。

西凉　晋代十六国时期在凉州地区先后出现“五凉”割据政权，史家为区别其他的4个，将中心位于凉州西部酒泉的李氏政权称为“西凉”。西凉太祖李暠被唐朝皇室李氏和诗人李白、李商隐尊为其先祖。因为其统治地区古为凉州，所以国号为“凉”，又位于凉州西部，所以称为“西凉”。共22年。

南诏　唐代时期西南的古国，唐代时西南部的奴隶制政权，境内包括后来的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土地。由蒙舍诏首领皮罗阁在738年建立，902年权臣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

疏勒　唐代时期西域地区的地方政权。疏勒地名也就是后来的喀什地区。一般认为疏勒是古匈奴语“黄色”之意，因为喀什周围土壤呈黄色而得名。

《霓裳羽衣曲》是唐朝大曲中的法曲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它无愧于我国音乐舞蹈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唐玄宗作曲，安史之乱后失传。在南唐时期，李煜和大周后将其大部分补齐，但是金陵城破时，被李煜下令烧毁了。

后唐明宗（866年～933年），五代后唐皇帝李嗣源。他是沙陀部人。他以战功官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923年，他在洛阳登基，改元天成。他在位时，杀酷吏，罢宫人、伶官，注意民间疾苦。后来葬徽陵，谥圣德和武皇帝，庙号明宗。

黄旙绰　唐代人，是宫廷乐师。宋代陕西同州《霓裳羽衣曲》石刻据说就是他手书翻刻。他擅长“参军戏”，入宫30多年，一直侍奉唐玄宗。他性格幽默，善于口才，曾经用滑稽风趣的语言，谏劝玄宗，深得唐玄宗的喜爱。

《竹枝词》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一种诗体。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体；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诗词绝句，对后代影响很大。

莫高窟　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教坊　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置，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

词牌　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词的格式和律诗的格式不同，词则总共有1000多个格式，这些格式称为“词谱”。人们给它们起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就是词牌。有时候，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有时候，同一个格式而有几个名称，那只因为各家叫法不同罢了。

《水调歌头》词牌名，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该曲分上下阕，95字，平韵。相传是隋炀帝开汴河时制作的《水调歌》，到了唐代被演为大曲。大曲有散序、中序、入破三部分，“歌头”当为中序的第一章。双调94字至97字，前后片各四平韵。

白居易（772年～846年），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著有《白氏长庆集》流传后世，对后来诗词文学有深远影响。

琵琶　我国传统弹拨乐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约在秦朝出现。“琵琶”两字中的“珏”意为“二玉相碰，发出悦耳碰击声”，表示这是一种以弹碰琴弦的方式发声的乐器。“比”指“琴弦等列”。“巴”指这种乐器总是附着在演奏者身上，和琴瑟不接触人体相异。

《破阵乐》词牌名，其代表作为柳永的作品，其作品描绘了当时每年君臣士庶游赏汴京金明池的盛况。此词为篇幅达130余字的慢词长调，十分注意篇章的组织安排，层次分明，结北宋仁宗构严密。上阕泛写池上景象，先叙金明池的水色风光，后写游乐的热闹景况，是该词牌的佳作。

李隆基（685年～762年）即唐玄宗，也称“唐明皇”。712年至756年在位。他任用贤相名臣，励精图治，不仅慧眼挑选贤良的宰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时期。同时，他也在书法和诗词上有很深造诣，流传下来很多稀世之珍。

《太平乐》词牌名，是《瑞鹧鸪》的别名。据《词谱》说，《太平乐》原本是七言律诗，因为唐代人们用来歌唱，所以便成了词调。双调，56字，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四句两平韵。中间两联例用对偶。

玄奘（602年～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我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629年，他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的古代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慈恩寺　佛教寺院，位于陕西西安的南郊。始建于589年，初名无漏寺。648年，皇太子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追荐冥福而扩建为大慈恩寺。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曾经在此主持翻经院，讲习佛经，此寺为我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庭。

少康（688年～763年），唐代著名的高僧，佛教净土宗第五代祖师。他俗姓周。后来他大张旗鼓地集众修学念佛法门，收效甚好。在当地掀起了念佛求生净土的热潮，使得念佛法门广为传播，为弘扬净土念佛法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法曲　古代歌舞大曲中的一部分，也是隋唐宫廷燕乐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法曲又名“法乐”，始见于东晋《法显传》，因为用于佛教法会而得名，到了隋代被称为“法曲”。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它的曲调和所用乐器方面，接近汉族的清乐系统，比较优雅一些，因此也称为清雅大曲。

崔令钦　唐代著名文学家、乐师。他在开元年间担任过朝廷的左金吾仓曹参军，最后官职为国子司业。他在宝应年间著《教坊记》，详细介绍了唐代的音乐制度，对后世了解唐代音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渭城曲》原是唐代诗人王维在送别友人去边疆时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它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于绝大多数离筵别席演唱，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古曲，以古典曲风演绎了诗歌中所描绘的惜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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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大曲的10部乐为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丽、高昌等。10部乐舞中，除了燕乐、清商为中原乐舞，其他几部都是吸收边地及外来的乐舞。

唐代还不断从四方选择异域乐舞，有献来的，如剑南节度使韦皋献来的《南韶奉圣乐》，骠国献来的《骠国乐》等；有率兵出征的将军或执节通好的使臣带回的，天宝年间封常清西征就带回一种《轮台舞》，后又传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