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之旅——别了，日本！

风谲云诡，4 月初，从国内陆续传来消息，说是日本乘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政府单独媾和之际，准备同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内政。有此藉口，短期内进入东北的日军即达七八万之多，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殖民地位。这事给有民族意识的中国留日学生以巨大震动。

周恩来尽管在温课迎考，却不能漠然置之。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中国矣。”“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

其实，早在去年 8 月，段祺瑞政府向德、奥宣战后，即愈加投靠日本，日本内阁则利用其在世界大战时所赚的大量资金，对中国进行侵略性投资，以控制段祺瑞政府，而段遂将铁路、矿产、森林、电讯等诸多权益出卖给日本。他又利用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并由日本军官训练皖系部队，以扩充皖系军阀势力。这些，也并非什么秘密。

进入 5 月，国内时局越发让人忧虑，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比袁世凯有过之无不及，5 月 2 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现实的危机，迫使中国民众掀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在东京，先是“一高”的中国留学生倡议全体中国留日学生悉数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出代表四处游说，发出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学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有的学生甚至破指写下血书，表示抗争的决心。

“恩来，给你——”一天傍晚，王朴山闯进周恩来的贷间，喘息未定塞给他一张传单。

“《敬告中国留日学生书》⋯⋯”周恩来念完，目光焦灼地移动着：

“⋯⋯倭奴的野心！！！亡国的惨祸！！！诸君！！！其速归国！！！速救祖国！！！⋯⋯ 诸位热血沸腾之志士，祖国危急，岂能坐视！诸位从速归国！而祖国前途敢于断言：国民决心使祖国不亡，则祖国必不亡，诸君勉之⋯⋯”

读罢，他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怎么办？”王朴山望着他。 “应当取一致行动，回去！”周恩来捏紧拳头说，倏尔，“可是⋯⋯” “回去难道是唯一的选择吗？也得有人留在东京。”王朴山说，“其实，

我现在想的不仅是救国，想得更多的是你。” “胡说！”周恩来怒斥道，猛可里觉得自己失态了，正当王朴山惶然之

际，他一下拥抱了朴山，声音颤抖着，“对不起，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说着，泪水潜潜。

“恩来，”王朴山也落泪了，“你不能放弃‘一高’的入学考试。” “好兄弟，听你的，”周恩来凝睇着王朴山，“让我们在东京推动爱国、

救国运动。”

月 5 日，留日各省各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会上议决的多项“组织方法”，无不赞同，并在当日日记中详作记录。第二天，“救国团”40 余人，在东京神田区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秘密集会，孰料，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而入，拳打脚踢，将与会留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途经中华青年会门口时，许多中国留学生从楼上窗口往下望，对日本警方的强暴和侮辱，无不义愤填膺。

5 月 10 日，中国记者彭翼仲于 8 天前，从轮船上蹈海报国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悲愤难抑，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彭翼仲的两句绝命诗：

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

为了救国，不作亡国奴，彭翼仲不是第一个蹈海而死的，早在 1905 年，陈天华①即因国事蹈海自沉。这种悲剧性的壮举，使周恩来深受刺激，他怎能沉埋学业，于家国不顾呢？

16 日，段祺瑞政府无视国民反对，与日本政府秘密签署了《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引起留学生无比激愤，罢学归国者达千余人。但日本人假造“中坚会”传单，进行挑拨离间，少数反动学生散发署名“归国同人”的公启，警告爱国团体“救国团”和“铁血团”⋯⋯

斗争变得复杂、尖锐，但恐吓和镇压都不能阻止爱国潮流奔涌向前。留学生举派代表面见日本文相、外相和警察总监，提出质询。外相发言，竟说日华协约无他事，仅关系于西伯利亚出兵问题，军事行动当然得守秘密，报纸尽属虚构。想以此诡辩来蒙混留学生。此后，日本一家杂志载文《支那民性与豚性之研究》，对中华民族恣意低毁和诬蔑，以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中华青年会的余偕玉将此文公之于众，激起了留学生的公愤⋯⋯

周恩来不仅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和变化，而且，卷进了这场斗争的漩涡。5 月 19 日，他毅然加入了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① 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 年留学日本，参与组建兴中会、同盟会。1905 年 12 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取缔韩清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著有《猛回头》、《警世钟》。

“新中学会”是以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政法学校的留日学生为主建立起来的，中心人物童冠贤、高仁山均是南开的，比周恩来早到日本半年，彼此是熟悉的。

童、高提议组织这个团体，意在“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以复兴意大利的三杰事迹以自励。其《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碉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

所谓“刷新中国”，即改造中国。

但怎样改造中国，答案并不明确，大致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类主张。“新中学会”吸收会员很慎重，注重会员品行是否纯正，同其他会员是

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且含有热烈勇敢、赤诚相见的意思。这些，周恩来自然是可以接受的。这天，在中华青年会会馆，周恩来借入会的机会，作了一次讲演①。

周恩来分析了中国衰弱之原因，对比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差异，并探讨了中国的出路。

他席地而坐，看了看济济一堂的同辈，说：

“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东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

周恩来见众人都甚感兴趣，遂敞开思路，继续阐述自己的想法：

“再说我们两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族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

这里，周恩来指出了西方发达乃源于变革（“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

和“竞争”，而中国落后乃由于僵化（“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和“保守”，而儒学思想（“一孔之见”）的 2000 年统治则是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只要变革，竞争，中国一定能摆脱被奴役之地位，比“泰东西”

（东、西列强）要强万倍。这实在是极有见地的理性思考。在演说中，周恩来表示：

“⋯⋯我刚入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问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接着，他分析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

个是“被动的熏染力”，务求的应是前者，防止的则为后者。说完这两层意思，最后，他以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即：

“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新中学会”注重集体生活，在牛达区鹤卷町 141 番，租了个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名为“新中会庐”。每逢星期天上午举行例会，由会员座谈国家大事或个人心得。学会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不许无故迟到或早退，凡无故迟到者，只能站在一旁，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至“新中会庐”的宿舍集体居住。他们不用杂役，凡烧饭、洗碗、看门、打扫等一应杂务，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现款交公存储，众人按需支用，

① 周恩来 1918 年 5 月 19 日日记手稿。

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者，还一次或多次缴讨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解决学膳费。

周恩来和其他会员一道，参加了在“新中会庐”和中华青年会会馆等处召开的留学生反日爱国集会，他书写传单，起草宣传文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新中学会”是个爱国团体，却不是革命团体，救国拯民缺乏明确纲领和行动规划，对此，周恩来并不满足。是的，他对这个团体的“新”，心里头有过“非常痛快”的感觉，但却是短暂的。国家现实的危机感和生活的困顿一直烦扰着他，未来的社会是怎样一幅图景，又该怎样去奋斗，在他思想上也较模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情绪。

5 月 28 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日我心里头闷的异常，一个人跑到神田剧场去观新剧，为的是解闷。现在的家国艰难，友朋困苦的时候，我哪有心取乐？也不过是像‘对酒当歌，的意思，出出胸中的烦

恼罢！”①

家国之忧，爱国之举，使周恩来对 7 月初“一高”的考试不可能作充分准备，终因会话（口语）不好，录取无望，心中难堪异常，他苛责自己“来到日本，还说不好日本话，岂不是太可羞了吗？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进而发出“二十年华尘与土，愧对周郎”的感叹。

7 月 13 日，他去“一高”看榜，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果然落榜。对此，虽说多少有些思想准备，可一旦成为事实，却又是一番心境。想起自己来日本的旨归，想起在严范孙和张伯苓面前的慨然表示，想起两位先生和亲友对他的期望，他陷入深深的懊丧和痛苦之中。整整半天，他在东京的街巷里盲无目标地转悠，直到天黑，他想去王朴山那里，走了半截，又转回来，疲软无力地进了自己寄宿的贷间，就地一躺，头脑里杂乱无序。突然，他一跃而起，拽亮电灯，从小几上拿过酒瓶，“咕噜咕噜”，将半瓶酒喝了个点滴不剩，醺醺然“嘣”地倒在蹋蹋米上

但懊丧和痛苦毕竟是短暂的，他并未被击倒，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目光又投向欧战这一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未来的世界大战。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这场战争所化的军费，死亡、受伤、从军人数，真是万家忧乐在心头。

暑假开始了，7 月 28 日，距“一高”看榜落第半个月，他离开东京回国探亲。次日晚抵下关，登船穿过对马海峡，于 30 日抵韩国釜山，经汉城、平

壤，于 31 日跨越鸭绿江抵安东，再转车经沈阳、锦州、山海关、唐山，于 8

月 1 日下午 4 时到达终点站——天津。回津后不久，他即去母校，见到了思念中的马千里、伉乃如、张彭春等先生和好友李福景、吴峙之、潘述庵、陈颂言等，海阔天空，把晤畅谈，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其间，他还去北京看望了生父贻能，谈了自己在日本的大致情况，只是瞒了曾有过的困顿和痛苦。父亲边听边问，勉慰有加，并和他至东安市场合影，使他重温了那份舐犊之情。此番相聚，稍减了他的思念之苦。可是，贻能又要去南京谋事，恩来凝望着父亲脸上罩着一层忧郁和无奈，脚步也不如从前矫健了。想到父亲半辈子就这样四处颠簸，像鸟儿似地在觅食，可终究与家无助，感慨、内疚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伴着父亲度过无数忧伤的岁月，而自己已届弱冠，却不能助父亲一臂之力，替他分忧，心中很难受。贻能和儿子先到天津，在贻赓家住了一宿，次日清晨 4 时即赴南京。儿子执意要送，贻能却只让送至巷口，望着父亲伶仃的身影悄然远去，想到自己青春年少，却家世难言，孑然一身，他的泪止不住流下来。

在天津又盘桓了数日，9 月 4 日，周恩来黯然返回东京。这次，他还带了一位叫罗泽霖的南开同学来日本，并帮他在东京找了“贷间”，办了进预备学校等相关事宜。

在周恩来回国度假期间，日本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他回来时，斗争仍未平息，无论是报刊的文章，抑或街头巷尾的谈论，也都不离这个话题。他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想弄个明白。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出口急剧增加，大笔资金流入岛国，引起物价暴涨，严重影响工人、农民的生活，劳资纠纷增加。年初，入侵西伯利亚，更使这种社会危机雪上加霜。

月，富山县中新川郡西水桥町，有一百七八十个妇女袭击了米店和财主家，要求大米减价。

“发生妇女暴动”的新闻在《大阪朝日》、《大阪每日》等全国报刊一登，暴动立即扩大到日本列岛的许多城市和乡村。

月 9 日，京都王生停车场的市区电车公司职员成了城市抢米暴动先锋。

8 月 12 日，神户三菱造船厂工人暴动，遂有数万市民参与纵火破坏活动。这一斗争迅速蔓延到东京，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卷了进去，这给日本政

府以极大震动。鉴于一年前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二月革命也是以首都彼得堡的“妇女暴动”引起的，日本内阁对这场全国规模的“米骚动”，出动大批警察予以镇压。

暴动、镇压，镇压、暴动⋯⋯民众的血没有白流，寺内内阁被迫总辞，随后出现了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和普遍选举权运动的新高潮；工会和农民协会，进一步形成有组织的群众团体；社会主义政党也相继建立。这一切，使周恩来深受鼓舞，认为这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是“国民自觉的事绩”。对“新思潮”，周恩来不仅关注，而且在思考。早在今年 4 月，他从日

本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杂志上，即注意到了“露西亚”（俄国）的党派斗争，从中，他知道了十二月党人对沙皇的反抗，和推翻沙皇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他把俄国的党派分为三类，即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研究了各派之政治主张，特别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内的“过激派”（相对立的为“温和派”）。这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赖宁，

①氏”。他并认识到“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

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②他把这些写进日记，时为 4

月 23 日，距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十月革命仅五个多月。“社会民主党”、“赖宁”、“社会主义”这些属于“新思潮”的词语，第一次出现在他笔下。几天后，留学生们掀起了反对《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高潮，转移了他

① 赖宁：即列宁。

②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而今，在“米骚动”中，他又翻看了那天的日记，重新阅读了《露西亚研究》，感受则大不同了。眼下的日本，各种西方思潮已纷纷涌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机，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竟相出现。尽管月夕风晨，雨窗花前，思念故国亲人而心情悒郁，可他对“新思潮”热情不减，远远超过 4 月间的初次涉及。他接连阅读了约翰·里德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和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书刊。他还涉猎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①、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些，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在比较中得到启发，明显地倾向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年 10 月 20 日，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②

西伯利亚寒流，越过北海道，早早地摇落了东京街道两旁的树叶，秋季尚未结束，冬天即已来临。

整个冬季，周恩来仍常去“新中会庐”，参加留学生的一些活动。在来回的路上，只要有时间，便到书店去搜罗介绍“新思潮”的书籍报刊，或在那里浏览，或购回细读。他已走出“落榜”的阴影，思家之苦也渐渐得以化解，并在考虑下一步行动。

其时，在古老的京都，有一个人总惦念着他，那就是南开同窗好友吴瀚涛，他来东京看望过周恩来，一再邀请恩来去京都。3 月下旬的一天，恩来又接到他的信。

“⋯⋯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将化点时间谈谈你去京都大学一事。”吴瀚涛信中写道，“我曾多次问过你，但每次你都说不愿靠朋友生活。不管怎样，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身在异国的外国人，我们不应该彼此帮助一下吗？”

信写成这样，周恩来还有什么好分辩呢？一想起能跟吴瀚涛夫妇朝夕相处，想到京都帝国大学和“帝大”有位河上肇博士，他难以抑制自己酉行的念头。

这时，偏巧国内传来消息，说南开学校将开设大学部，周恩来的心怦然而动：既然在日本求学不成，何不返回母校再读？！他作了深思熟虑，去意已定，打算取道京都，在吴瀚涛那里住些日子而后回国。

周恩来的回国决定，很快在留学生中传开，朋友们都舍不得他离开，但谁都知道他的主张一旦定下，是难以改变的。

张鸿浩约了南开同学子鱼（王嘉良）和幕天（穆敬熙）一道，置酒为周恩来饯行。

四人各据一方，举杯畅饮，酒酣耳热之际，鸿浩搬走碗碟，擦净几案，然后放好笔墨纸砚，请恩来题字留念。恩来凝思一想，挥毫写下了当年东渡日本前夕作的那首七绝：

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倏忽，又在诗旁附言：

① 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英文 guild 的音译，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系行会社会主义。

②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右诗乃吾 19 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

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①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幕天，醉罢书此，留作再别纪念，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②

周恩来人缘好，东京诸友中，为他置酒饯行的不独张鸿浩，一连几天，

你请我邀，他置身在浓厚的惜别氛围之中。一天，王朴山来到恩来住的贷间，两人抵足而眠，唠个没完。“一想到你离开这里，我就有一种孤单感，”王朴山说，“可我知道留是留不住的。”“朴山，别那么伤感，中日不就一水之隔么，我们会重逢的。”“世事难料，”朴山仍有点忧郁，“不过，一毕业我就回国。”“我一定在那边迎你。”周恩来笑道，“啊，我想起一件事，” 他掀亮电灯，爬起来，找到纸笔，说，“朴山，我想起梁启超的一首《自勉》诗，我把他写出来，算是临别留念吧！”“好啊！”王朴山一跃爬了起来。于是，朴山研墨，恩来展笺写道：

献身甘作万矢①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②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并附言：翔字周恩来印。“恩来，这太令人感奋了。”朴山看了一遍快

乐地嚷道。“就让我们共勉吧！”梁启超一直为周恩来所推崇，但他题这首诗赠王朴山并非偶然，去年 1 月 23 日，他曾在日记中录下此诗以自励。他难

忘这首硬语盘空、气势豪迈的诗，借它抒发自己的情怀，与梁启超 1901 年写作此诗时的意境是不同的，赋予这首诗以新的理解。事实上，他早已摒弃了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而在探索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梁诗中的“誓起民权移旧俗”中的“民权”，在周恩来看来，既不是梁启超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的“民权”，也不是辛亥革命式的不彻底的“民权”，而是要深入广泛地发动劳苦大众，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运动。梁诗中“更研哲理脆新知”中的“哲理”，也不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理”，而是科学社会主义。

次日，王朴山作陪，周恩来又到了“新中会庐”，辞别了在那里的同学，这才搭车西行。

京都车站，吴瀚涛夫妇已在月台静候，车嘎然停下，周恩来刚在打开的车门口露面，吴瀚涛已张臂迎了上去，连声叫着：“恩来，恩来⋯⋯”

他们乘车到了市区，到处是古色古香的商家招牌，蓝底白字的门帘旁边挂着一只只小小的纸灯笼，古都给人以典雅、优美之感。半小时后，三人穿过一条僻静的街道，进了一栋住宅。

这房子是吴瀚涛夫妇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共租的，周恩来同那两位留学生住一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忙着拿开铺在地上的被褥，再打扫各个房间，遇上吴瀚涛夫妇回家较晚，他就替他们做饭。有时，吴瀚涛带回一瓶酒，共享周恩来做的菜，边吃边谈。吴谈他听的课，周谈他读的书，这种时刻是很惬意的。周恩来的勤快、谦和、彬彬有礼，很快获得同屋留学生的友谊。瀚涛的妻子，也感受到了周恩来的魅力，觉得他是个优雅的、很容易亲近的

① 轮扉：即张鸿浩。

① 矢（shi）：即箭，此处为责难、反对的意思。

② 牖（y óu 有）：意为窗户，又作诱导解。

人。

在京都如同在东京时一样，周恩来的思想仍集中于“新思潮”上，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①，强烈地吸引着他，成了每天必读的刊物。

那么，《社会问题研究》，究竟是怎样一份杂志呢？

在《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期（1919 年 1 月出版）中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一，河上肇介绍了 1916 年 8 月，在京都帝大夏季讲习会上发表的讲演内容，其要点为：

“今天，我选择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第一个理由是⋯⋯最近在俄罗斯掀起了革命，其后，革命也波及到了德意志，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致。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在我国很多人还不是真正了解的。为了消除误解，为了对时局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提供参考材料而选择了这个题目，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今年（1918 年）正当马克思诞生 100 周年，为了纪念他的诞辰。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亚当·斯密①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思想不同，其后，感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随后又出现了人道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毕生的巨著《资本论》三卷，是与以往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是一门将现代的经济组织加以剖析说明的、独创的科学。因此，我命名之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社会主义摆脱了感情论和空想论的境域，开始拥有科学的基础，完全是由于这部著作的缘故，马克思在科学上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这真是闻所未闻，仿佛一阵阵春风拂面，周恩来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

他静静地读着，竟入了迷，以至有一次忘了做饭。“恩来，你可别成为一个书呆子啊！”瀚涛的妻子笑着说。“怎么会呢？”恩来回应。“你啊，还是把它放在一边，温课迎考吧！”瀚涛说着伸手欲去拿这本杂志。“别动，” 恩来下意识他说道，倏又笑了笑，“是啊，我知道你们在关心我⋯⋯”他回避了报考京都帝大的事，他已没那份心思。接着，他又迫不及待地看起《社会问题研究》第二期，里面刊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二，河上肇这样论述道：

“⋯⋯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三者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没有停留在最初的《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上，进一步写了一定的公式发表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读着这些，周恩来像是感到河上肇就在面前，可这毕竟是幻像。他急切

地想见这位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吴瀚涛，请他引见。吴瀚涛的反应却让他失望。 “你知道吗，河上肇博士被日本政府看成是一位危险人物⋯⋯”吴瀚涛

说，他担心恩来误入歧途，担心恩来这样下去，两人的友谊会因政治歧见而破裂，而这是他十分不情愿的。

①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对周恩来之影响，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七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其代表作为《国富论》，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你也这样看？”恩来凝视着瀚涛。“不接触为好。”

“我不这样认为，”恩来低着头，边摆弄几上的茶具边说，“河上肇博士在《社会问题研究》中，谈到了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事实上，在俄国已这样做了。”

“别说了，”瀚涛有些冲动，“那是俄国，不是日本，更不是中国⋯⋯” “《资本论》使社会主义摆脱了感情论和空想论的境域，开始拥有科学

的基础，它是科学，”周恩来说得很慢，“瀚涛，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我⋯⋯”瀚涛有点后悔替恩来借到《资本论》，但他没把这想法说出

来，而是说，“我总觉得，在中国必须寻找一位俾士麦式的政治家，实行强有力的铁血政策，才能把我们国家引向现代化。”

“可中国的变革，必须改造国民的思想意识才能实现，这需要‘新思潮’ 的传入。”

“嘿，”瀚涛苦笑笑，“又是‘新思潮’⋯⋯”

两人愈说愈拉开距离，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这使一旁的瀚涛妻子颇感不安，担心他们伤了和气。她多次听瀚涛谈过两人在南开的友情，以为十分难得，应该珍惜。见两人并不想停止争论，她说：“你们能不能换个话题？意识是次要的，友谊才是珍贵的。”

“那好吧，不说了。”周恩来见这位女士伤感的样子，笑着答应了。可是，争辩仍在另外的场合继续着。

一次，在饭桌上，不知怎么又扯到如何救中国这个敏感问题。 “单靠强有力的领导，你不能挽救局势，你必须要有大批追随者来支持

强有力的领导，”周恩来边说边给自己兑酒，一饮而尽后，继续说，“你必须首先对年轻一代进行彻底再教育，你必须使他们全都跟着你，才能把一次革命推向胜利，而没有一次革命，中国就不能得救⋯⋯”他似有些醉态，说着，又拿起酒瓶。

吴瀚涛猛地从周恩来手中夺过酒瓶，“叭”地摔在地上，大声嚷道：“如果你再喝酒，你将不会救中国了。”

“恩来，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喝得太多，”瀚涛妻子劝道，“在你来这里之前，他就很担心你独自呆在东京，他说，在南开，你已经太喜欢喝酒了。”

周恩来睨了睨她，没说什么，转身找了一把扫帚，把地上打扫干净。第二天，外出时他带回一束鲜花送给瀚涛妻子，这时，他已身无分文。“哇，谢谢！”她又惊又喜，看着恩来踅入自己房间后，说：“他是那

样困难，还买这花⋯⋯” “是啊，他已囊中如洗，”瀚涛说，“你想，怎么能跟这样的人真的生

气呢？”

过了几天，又重现了吴瀚涛夺走酒瓶的情景，周恩来醺然欲醉地跑回房间，将自己反锁在里面。

吴瀚涛“笃笃”地敲门，没有回应。 “他是苦于没有其他朋友。”瀚涛对妻子说，“日语又不好，不能多外

出，他心里寂寞。”

吴瀚涛的话不全对，周恩来“性恶静，好交游”，他不缺乏朋友，无论是东京或国内（南开、清华、金陵大学）甚至美国，他都有朋友，书信往来

一直未断。他缺少的是共同探讨“新思潮”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瀚涛不失为好友，却不能志同道合，这使他失望。他感到另一层意义上的孤寂，加之他日文不好很少外出，有悖于他“好交游”的本性，几乎与社会隔绝了，心中不免沉郁。

但所有这些，都不妨碍他继续探寻救国之路，他的兴趣仍倾注在河上肇的著作上。

《社会问题研究》第三期（1919 年 3 月出版）又到手了，里面刊载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自己写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公式的解说，是河上肇翻译的。周恩来的目光移了过去：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对唯物史观公式的一至五节作了介绍之后，河上肇又写了下面的附加

语：

“社会上，攻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人是不少的，不过我们在听那些批判之前，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究竟是什么内容必须得到正确的认识。”

周恩来反复阅读这些论述，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近河上肇。

河上肇的思想，1917 至 1919 年，已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学，从人道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者，他的态度是诚实、真挚的，自己的见解不成熟，受到批判，就舍弃错误，是一个不容分说就继续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周恩来想，自己也应像河上肇那样，不停地舍弃错误，追求真理。

自从去年五六月以来，在留日学生的政治运动中，“向何处去？怎么办？”这个现实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使他深感苦闷，如今，他从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教育，受到深刻影响，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周恩来心里已不再感到沉闷，除阅读书刊，有时也外出走走。京都这座城市佛教气氛很浓，也很幽静。4 月 5 日这天，他来到郊外的岚山游览。大堰川畔，万木劳臀，树叶籁箴，流水淙淙，杨柳依依，樱花灿灿。不远处，有一群游人载歌载舞，那歌词的意思是：“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月晴空下，一望无际的樱花啊，花如云朵似彩霞，芳香无比美如画。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樱花。”听起来十分优美。可是，与这情景很不协调的是，有一女子兀自站在一隅，凝然不动，周恩来不禁触景生情，诗兴勃发，写下《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

满园樱花灿烂，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樱花杨柳，哪个可爱？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诗，似乎完全写景，可是，周恩来选取灿烂樱花，依依杨柳与子然一身

的女子观照，则显示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这位孤单女子的同情。女子是谁，无从考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恩来那份真挚的感情。

下午，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岚山，耳濡目染，又是一番情景：春雨浙沥，雾霭叆叇，山峦呈现一派深蓝的暗色调，泉水叮咚，像谁在弹拨着弦乐。瞬间，雨停了，云层稀薄处，忽有阳光闪现。他激动不已，遂写下《雨中岚山

——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诗，明为写景，实写心境，正所谓“诗言志”。“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姣妍。”他从“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光明”者，即真理。诗抒发了周恩来于纷坛复杂的

“人间万象”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时的无比欢快，他的生活道路从此开始了至关重要的转折。

周恩来在公园里像是盘桓了很长时间，直到黄昏来临，在静谧中，或凝眸观景，或登高远眺，不禁思绪纷纷，又写下第三首诗《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在这首诗中，周恩来点出了“惹得人心醉”、“不假人工”的自然美景，然而，他并非只为写景和礼赞大自然，而是把美的自然与丑的人间作了强烈对比。他抨击了用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等手段与工具，揭露他们宣扬的“信仰，情感，美观⋯⋯”都不过是巩固其

统治的“制人学说”。诚然，现实仍是“渺茫黑暗”，但人民群众正在日益觉醒，统治者的未日终将来临。周恩来以极大的蔑视和对未来的乐观宣告：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

4 月 9 日，周恩来又一次出游，遂成诗一首《四次游园山公园》①：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树上只剩得青松②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这首诗，前四句白描园山公园暮春时节的自然景观，后四句则见景生情，联想到西京（京都）的炎凉世态和成败繁枯的人世“客观的现象”。末尾，周恩来以含蓄、深沉的笔触，抒发了自己的情怀，不管何时再开芳草春花，也不论客观现实如何演变，都无挂碍，都不能动摇他对真理的热烈追求和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念。

周恩来已摆脱了因袭的精神负荷，走上了新的人生阶梯。

风光绮丽的大自然，固使周恩来流连，可他不是放情山水的行吟诗人，也不是象牙塔里的唯美主义者，他像是一个长途跋涉历经艰险的人，在日本盘桓了一年半，这个国家给了他什么呢？

因明治维新带来的繁荣所造成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感，连语言也成了一种殖民手段；向外扩张明白告诉世入，日本奉行的也是军国主义政策。但波及全国的“米骚动”，却暴露了繁荣掩盖下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异国留给周恩来的唯一好印象，恐怕是这里的豆腐比中国的好吃。

至于说到个人，在这里，他曾一度迷惘，而报考“高师”、“一高”的受挫又令他沮丧，唯有与河上肇学说的邂逅，是使他感到无比幸运的事。

这天，他收到南开同学马骏的一封信。

马骏，字遹泉，号准台，原籍吉林省宁安县。 1915 年考入南开学校，比周恩来晚两年。为人慷慨磊落，口才便捷，曾两任南开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和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和教务长。周恩来在南开时两人颇熟，志同道合，曾一道组织过学校的课外活动，共同探讨社会问题，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东渡日本后，马骏成了南开学校最活跃、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19 年三四月问，正是“五四”运动前夜，巴黎和会也正在召开。中国广大爱国民众密切注视着和会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要求取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人在欧战中夺去的原属于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坚决谴责和反对曹汝霖①、章宗祥②、陆宗舆③。京、沪等

① 上述四首白话诗，均以“五”署名，发表在《觉悟》创刊号（1920 年 1 月 20 日）。

② 青松：疑是“青枝”之误。

① 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1915 年与陆征样（外交总长）一起奉袁世凯之命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1916 年后任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 年“五四”运动中被免职。1966 年病逝美国。

② 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1916 年任驻日公使，与曹汝霖、陆宗舆等受段祺瑞指使，出卖国

地的舆论，迅速、广泛地传播着人民的这一呼声。

巴黎和会一番勾心斗角，到 1919 年 4 月，英、美、法、日等列强达成妥协，基本上将“战胜国”所得利益已瓜分完毕，中国没有从德意志等“战败国”手中收回任何权益，而日本以武力夺得的山东权利反而被和会肯定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得到的结果却与战败国无异，民众陷于深深的失望与痛苦之中。

马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信的，他以为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周恩来应当尽快回到祖国，回到南开。信里最重要的话是：“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上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周恩来深以为是。他决定即刻回国，一方面投身救国运动，一方面暑后俟机报考南开大学部。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吴瀚涛，孰知，两个好友之间的争执又出现了。

“我们这一代人能做什么来挽救中国呢？”周恩来对吴瀚涛的劝阻不以为然，他的思绪执着地集中于“救国”上。

“学习。”吴瀚涛的回答很干脆。 “可是，”周恩来引用了马骏信中的话，“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上

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瀚涛，我们一道回去吧！”

“可我们争得留学机遇并不容易，”吴瀚涛说，“我不想中断自己在京都的学业。当然，我也希望你不要放弃报考帝大，进了帝大，你不就能得到河上肇博士的耳提面命了吗？”

周恩来乜斜了吴瀚涛一眼，心想，求你引见河上肇你都不愿，这会儿要劝阻我回国，却又搬出河上肇，他感到有点不快。但转而一想瀚涛也并无恶意，还是出诸友谊的考虑，他说：“瀚涛，你对我的情谊，我很感动。可是，我已复信国内，申明不日即返国。”

“不可改变了？”

周恩来未加犹豫地摇了摇头。 “可你两手空空，怎么回去呢？”

“我也无需购置什么，只是得筹措点路费，”周恩来稍停又立即补充道， “我正在想办法⋯⋯”

“恩来啊，想到你就要回国，不知何时我们再能见面，我心里很难过。” 吴瀚涛说，“可我又能拿你怎么办呢？”

一场争执，以相互体谅了结。翌日，瀚涛的妻子将自己的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拿到市中心的店铺卖了，给周恩来凑足了回国的旅费，而后夫妇俩送恩来上车去神户，再乘船回国。

海天一色，浊浪滚滚，周恩来此趟的心境，已不像去年夏天回国度假时那样一片迷茫。而今，他心中已有娇妍的“一线阳光”，回国只在“图他兴”，想到很快就要与南开诸友见面，他兴奋不已。

4 月中旬的一天，轮船抵达大连，而后他又换乘火车到了沈阳。在这里，四伯父贻赓备了酒菜迎接他的归来。

两天后，他又北上哈尔滨，这座城市有一所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在

家主权，引起“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免职。1962 年病逝上海。

③ 陆宗舆（1876—1941）：浙江海宁人。民国成立后，曾历任驻日公使、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中华汇业银行总裁、币制局总裁等职。因出卖国家主权，在“五四”运动中被免职。1941 年病逝北平。

1913 至 1914 年间曾与周恩来有过同窗之谊，邓洁民有意邀他来的。

这所学校坐落在哈尔滨道外正阳街和十九道街的西北拐角上，离邓洁民家不远的正阳街路南一排楼房里。学校西面一排楼房是学生宿舍，周恩来临时下榻于此。

月的哈尔滨仍有寒意，邓洁民陪周恩来在松花江畔散步，两人尽谈些有关东华学校的事。

1917 年（民国 6 年）秋，邓洁民从日本留学归来，有感于中国学术不振，人才萎弱，怒然忧之，依靠一批朋友“擎划筹思”，以南开学校为雏型，规划了一个建校方案，而后一步步实施，遂成。

名为“东华学校”，缘因“命名之初，志蓄良奢，意在于中华东部完成一完全教育机关，孕育东华之人士，即用以引起国人对于东华之大注意。” 并把学校的宗旨规定为：“培植社会中坚人材，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①这是针对长期受俄、日强邻欺凌控制和军阀张作霖统治压榨之下的东北现状而发的，具有深刻寓意。

周恩来到时，学校已开办三年，对东华刻意效仿南开，他颇赞赏，但他以为，南开也有不足之处，不能全部照搬。对东华现状，他也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几乎毫无保留。能这样，也不枉来了一趟东华学校。

未料，邓洁民向周恩来提出，请他留下执教，教员张西曼①也在一旁劝说。执教，固然可走“教育救国”之路，但事实上，这条路走不通。何况，

周恩来要回天津“图他兴”，他有自己的宏远抱负，他更不能将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外，遂婉谢了邓洁民的邀请。

离开哈尔滨，周恩来经沈阳径奔天津，径奔南开。

他注意到，关外民众的爱国之举，虽因日本殖民势力和亲日派军阀的高压政策，几近沉寂。可是，列车上，旅客激愤的爱国言论，却使他心潮难平。梦幻的年代，迷惘的岁月，连同躁动无着的心态，通统成了过去，现在是个决定性的关头，他比任何时刻都强烈地感到，自己对祖国有一份不可推委的责任。

① 《记周恩来和我父亲邓洁民的友谊》，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六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① 张西曼（1895—1949）：又名百禄，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央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