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开校内的学生部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的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

①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① 卖国贼：指曹汝霖等。

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ocracy②，可是佯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在此，周恩来不仅对张伯苓的政治立场提出异议，而已对南开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批评。

在这之前，他曾见过张伯等，就南开教育问题申述过看法。那天，他据自己在南开的经历，对张伯筝说：“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国文还有一位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等，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课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术语，要我说出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他直视着张伯等，“校长，把一个青年搞成这样，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又怎能培养爱国之士？”

“尽心为学，以备将来之用，是吾一贯之主张，你应当是清楚的。”张伯苓凝重他说。

“可校长说过，欲强中国责任谁归？曰正赖一班新少年。可见，救国、强国乃是校长创办南开学校之目的。但倘若培养的学生有一天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校长的愿望岂不是要落空？”

张伯苓没有答腔，周恩来想，连这都谈不拢，还遑论拒款之事？难堪的沉默中，他只好离开，心中有说不出的遗憾和不满。

他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显然是这一遗憾和不满的延续。5 月下旬， 留日南开同学会将此信节录寄留美南开同学会，并云：“顷得同学周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般了⋯⋯”

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有信直寄南开，对张伯苓的想法表示异议和不满， 张伯等接纳了多方意见，取消了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同时，拒绝了曹氏的捐款。他毕竟是个能顺应时代潮流的人，此后，在南开教育问题上也有了改进。在学校各种会议上，反复申明，教育之目的不能仅在个人，还在谋社会进步，教育要尚实勿虚，联系实际，按科学方法教之作事。他还亲自拟定改革草案和宣言书，后来，他还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遂得到了缓解。

不用说，围绕拒绝曹汝霖捐款的斗争，乃是整个“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周恩来迅速投入了这场震撼世界的爱国之举。一波三折，时局在急剧动荡之中。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免职令下之翌日，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引咎辞职，对此，周恩来的反应是微妙的。钱氏是他的堂伯父周贻谦的岳父， 这样，他与钱氏也就沾着一点亲了。不过，他从没去攀。而且，也未见过钱氏一面，但有这层关系却是事实。在他，觉得钱氏早该辞职了，甚至就不应担当那个职务。钱氏在任，唯总统徐世昌之命是从，教育部次长兼代部务袁希涛闻学生罢课、风潮扩大，曾三度走谒，为钱氏所拒，一意孤行，助纣为虐。这一切，在周恩来已不是什么遗憾，而是憎恶。可是，有时，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亲属关系，总觉得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束缚着自己。现在好了，在这方面，他可以无所顾忌了。

罢免曹、陆、章，释放拘捕之学生，表面看，北洋政府向氏众作了一些让步，但实际上对爱国民众的镇压却愈来愈严重。官僚、政客和军阀们深知，

② Democracy：即民主。

“五四”烈火是青年学生点燃起来的，青年学生是这场大规模爱国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力量，因此，他们始终不忘与青年学生作对。6 月中旬，北洋政府密令各省、市教育厅转各大中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让家长劝说学生回家， 图谋釜底抽薪，瓦解这场爱国运动。

这一着，果然奏效。如今能在大中学校读书的，大部分属官僚、地主、买办和资本家等有权势的家庭，这些人家生活无虞，国家主权的沦丧像是跟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子女的安全，纷纷发函或亲自出面督促。加上一些学生风闻曹、陆、章已罢免，稍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已拒签字，斗争已持续了近两个月，遂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松懈、疲沓的情绪，回家势成必然。这样， 离校者众多，连各校学生会的骨干也大都星散。

湛志笃，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当他了解到还有一些家在远方的同学没有离校，便断然决定，邀集天津各校留下的学生会负责人集中到南开办公，他还动员《北洋大学日刊》的编辑、经理也都搬了过去。这时，他有意办一份全市性的学生报刊，并把这个任务交给《北洋大学日刊》的经理兼记者湛小岑。

湛小岑当即拉了几个人说干就千，没几天功夫，《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印出来了，湛志笃细细看了一遍，觉得内容贫乏，力量不够，缺少对全市学生爱国运动的指导性。

“小岑，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湛志笃搁下报纸说道。“谁？”小岑莫明其妙。

“见面你就知道了。”

两人出了南开学校，来到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见到了一位中等身材， 穿一套白夏布中式褂裤，沉静、和蔼的青年。

“他是周恩来。”湛志笃作了介绍。 “周恩来？！”湛小岑嚷了起来，他虽未见过，可是，《敬业》、《校

风》这两份南开的刊物却早已知道，自然，周恩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有关周恩来的传闻也知道不少，今天摹然相见，他是又惊又喜，赶忙伸手相握， 笑道，“原来，周恩来就是你！噢，我叫湛小岑。”

“他呀，北洋大学的，校刊经理兼记者。”湛志笃说着，目光一转，“恩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拟办一份会报，恩请你主持笔政，如何？”

“行啊！”周恩来当即应道。

湛志笃未料到周恩来回答得这般干脆，正自寻思，只听周恩来又说，“这事，马骏跟我谈过。”

“啊，这匹‘马’跑得真快！”湛志笃快活地笑道，这才想起，周恩来和马骏原是志同道合的窗友。

事情就这么顺利地定了下来。

回国之初，周恩来基本上在南开学校活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即使校方取消对曹汝霖的董事聘任和拒绝曹氏捐款，而马骏则投身于全市性爱国学生的联合。此后，周恩来一直关注着马骏的行动——

1. 月 5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假南开广场召开爱国运动大会，身为学联副会长的马骏，带领与会群众宣读了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

6 月 8 日，学联组织各校讲演队在东南城角汇集，游行到北马路的天津总商会。商会会长在马骏说服下，应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罢市。接着，马骏

又率众前往省署衙门，面见省长曹锐①，迫其答应四项要求：准许自由讲演， 准许成立讲演所，不用警察“保护”，6 月 9 日在河北公园召集公民大会。

6 月 9 日，马骏在河北公园的公民大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

1. 月 10 日，商会罢市。但次日一早因罢免曹、陆、章的要求尚无最终结果，商界竟毁约开市，学联得此消息，于当天上午推举马骏等代表赶往商会。

面对商界的出尔反尔，马骏感到忿然，他说：“今天商会已经开市，昨晚，却未跟绅商学教各界协商，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又没达到目的。似此情形， 商界的罢市与开市，究属何为？这样自相矛盾，恐各位董事也无以自解。” 他目光炯然逐个审视着在场的商界人士，“国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目前公民大会全体一致表示‘誓死救国’，商界诸君，竟不能牺牲眼前利益，使罢市坚持到底，请问诸君爱国良心何在？国民资格何在？”

“哎，我倒要问一声，”马骏话音刚落，一名商会董事板着面孔，狡黠他说，“马君何处人士，天津有无财产？”

马骏愤然回答：“敝人是吉林人，天津固无财产，然敝人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一死以谢同胞。”说着，便向大厅圆柱猛然撞去，一旁的商会文犊长（秘书长）夏琴西立即将他抱住，才幸免于难。最后，商会终于答应 12 日继续罢市。

⋯⋯关于马骏的种种，周恩来从不同渠道获悉，马骏的大智大勇令他钦佩，相信马骏是位极可靠的人，故当马骏向他介绍学联内部情况与暑期同学趋向，并请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他应允了下来。

“办这样一份报纸是非常必要的，”周恩来若有所思他说，“要想这场运动能坚持下去，务必要注意爱国教育，遹泉①，你说过：‘我们国家正在走上危亡。’在日本，我读到这封信很震动，促使我尽快回来，参加救国运动。如今，既然需要我编辑学联会报，我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停了停，他问：“这事，志笃是怎么想的？”

“我们议过，想法一致。”马骏笑道，“或许，他也要找你商量的。” “啊，”周恩来微抬起头，“那样的话，我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现在，湛志笃继而提起，周恩来遂挑起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

重任。

可一切并不顺利。

相比而言，人选倒好办，当周恩来归国后，他的好友潘世纶（述庵）也毅然离开金陵大学回到天津，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担任编辑。接着，赵光宸、胡维宪、薛撼岳等几位南开同学也来了，担任采访（记者）。

昔日窗友的鼎力相助，周恩来倍感鼓舞，当立案、经费、印刷等事宜尚在洽谈之中，他就撰写了一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①，在天津各报刊出，颇具破釜沉舟之气概。《旨趣》写道：

“⋯⋯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个觉悟

⋯⋯可是社会各种团体觉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将意志直接表出，所以我门学生

① 曹锐（？—1924）：北洋直系官员，曹锟之弟，天津人。1918 年任直隶省长。1921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氏兄弟同被软禁。11 月 29 日，曹锐吞食鸦片自杀。

① 遹泉：马骏的字。

①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原刊于 1919 年 7 月 21 日《南开日刊》第三十五号上。

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求大家的同情。

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现在，学生的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究不算完全。所以，联合会本着自动的精神，宣言下列主要条件，起首组织，预备定日发行。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与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致始终。

——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

——本日刊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

——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

——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生活作标准。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

——新闻的记载以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

——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

——联络各新闻同各通信社，交换新闻消息。”

⋯⋯

不难发现，在这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周恩来阐述了“革心”、“革新”的办报方针；报纸对政府的“指导”、“监督”作用； 对“新思潮”的介绍；为“人生”的艺术；以及新闻界的广泛联络等等一系列重要主张，鲜明，翔实，这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报界也并不多见。

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发表的同时，办报相关的具体事宜， 在困境中也逐一得以解决。

其中，立案是最大的难题。

申报立案的函件已送警厅，却迟迟未得答复，而无数要求订阅“会报” 的信函、电话纷至沓来，不容延搁。

周恩来不得不造访警厅。 “‘革心’、‘革新’是嘛意思？”一名警官挥动载有《旨趣》的《南

开日刊》嚷道。 “‘革心’即改造思想，‘革新’即破旧立新。”周恩来解释道。 “‘破旧立新’，哼，”警官一声冷笑，“嘛叫‘旧’？嘛叫‘新’？！” “一切推动时代进步的就是‘新’，一切阻碍时代进步的即为‘旧’。” “嘛叫对政府的‘指导同监督’？”警官又挥动《南开日刊》，脸色陡

变，“才读了几天书，竟想‘指导’政府，还要‘监督’，是嘛居心？！” “监督政府乃国民之权利和义务，”周恩来冷峻他说，“即以罢免曹、

陆、章来说，倘无监督，政府能这样做吗？”

警官无言以对，背着手在接待室里转了个圈，才说：“你们先回去，这事，警厅还得再研究。”

“警官先生，我要提醒你注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有办报自由，”周恩来说，“而且，我们的申报手续也是齐备的。”

“《约法》，我知道，不用你教我⋯⋯” “那好，我不希望警厅作出有违《约法》的事。”

“这个么⋯⋯”警官讷讷地，“我也没说不准，你等答复吧！”

显然，这话等于是默认，你默认，我就干。于是，周恩来、潘世纶等抓紧解决经费和印刷问题。

周恩来首先想到南开新剧社，何不劳驾他们义演募捐呢？他这一动议刚提出，即得到马千里、伉乃如等先生和李福景等同学的赞同。天津民众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购票，每场戏票几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招揽广告，爱国厂商纷纷解囊，支付高价刊登广告。这样， 义演和广告两项收入，基本可抵办报的开支。

至于印刷，他们没有自置印刷设备的条件，唯有找厂家承印，这事得到伉乃如先生的相助，由其兄开设的南市协成印刷局承印。

几个先决条件的逐一解决，周恩来和编辑部人员立即着手发刊。出版预告登出之后，来自各处的订购信函雪片似地寄到南市荣业大街的“会报”编辑部，截止出刊前一日，订户即达两万，这在天津以至中国的报界，是个很大的数字。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商人、职员，以至家庭妇女。不仅有本埠订户，还有远在南方城市的订户。这不曾料到的收获，激励着编辑部全体人员。

1919 年 7 月 21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出版，通栏报头下面用英文印着：

Democracv of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is our motto。①

此话出自林肯②在葛底斯堡的一次演说，亦称《葛底斯堡宣言》，乃美国立国之基。

周恩来还将他撰写的那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易名《革新·革心》作为“社论”刊出，这对方兴未艾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 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报纸一到，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争相传阅。马骏拿着它，兴奋地对身边的人说：

“看看，这篇社论多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有用得多啦！”

从此，周恩来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的。

先是1897 年至1898 年，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占领了胶州湾。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 月，日本对德宣战，11 月，占领青岛。之后， 又派兵侵占胶济铁路沿线，驻军济南车站。济南这座山东首府，成了日货倾销的市场。

1. 月初，济南的青年学生挟“五四”风暴，数次发起游行示威，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抵制日货”等口号，鼓动市民和商界勿购日货。在这紧急关头，北洋政府指定亲日派皖系军阀马良为济南镇守使。马良一到任，即宣布全肖戒严，并于 8 月 5 日下令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

① 译文为：民主——就是要民治、民有、民享——我们的座右铭。

② 林肯（1809—1865）：美国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中，颁布《宅地法》和

《解放黑奴宣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内战结束后，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杀害。

袖马子云等三人。

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立即派报社的外勤人员赶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 及时报道了血案真相。在此之前，《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刊载了编辑潘世纶写的《请看对于山东的要求案件》，报道了山东坊子城的日本人提出的“九条议案”，其内容是保持日人在山东铁路和山东的政治、经济、军事、警察特权，扑灭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并由中国赔偿日本在抵制日货中的损失等等。

马良对民众的凶残和对日入的献媚，激起爱国民众的无比愤慨。在那些日子里，周恩来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从汇集新闻到组织采访，从排版到校对， 都由他主持。重要报道和社论，他得亲自执笔。这天傍晚，潘世纶给他捎来两块饼，他匆匆吃完，便取出一叠稿笺，凝思片刻后，伏案疾书：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 “山东学生游行，被军警捕去 300 多人，关在第一师范，听说还要枪毙几个。“北大学生被捕，现在警厅发出布告，连他们的事实，都不许报纸登载。

“安福系①的报纸，同被他收买的通信社，天天造谣说过激派怎样厉害，外蒙怎样同过激派通消息。边事越说得危险，他们的军事协约②越有延长的希望。

“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见昨天报）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

周恩来愈写愈悲愤，以至笔都颤栗起来，他仰首长叹了一声，平了平气，继续写道： “国民啊！黑暗势力，越来越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 “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

请来的外力。

“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③

写毕，他又复看了一遍。接下去，他又忙着划佯，尔后径往排字间，与工人一道研究拼版、校对。夜己深，偶尔传来海河上断续的汽笛声，旋又沉寂了，困倦向他袭来，他揉了揉眼睛，仍守在印刷机旁。等报纸印出，已是凌晨，泛白的曙色，从洞开的窗户里浸润进来，裁叠，搬运，他又忙乎了一阵，这才步出印刷间，向元纬路元吉里的伯母家走去。

这篇以“飞飞”笔名发表的《黑暗势力》，矛头直指安福派头目、北洋政府及其背后的日本政府。面对北洋政府和天津警厅的加紧迫害，周恩来不避危险，毅然为之。

翌日，周恩来又与潘世纶合写了一篇《讨马良》的时评。它历数济南镇守使马良的罪行，文未发出“讨！讨！讨！山东的牺牲实现，我们天津的各界要再不起来讨他，更待何时？”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感召力。

第三天，8 月 8 日，周恩来又组织、签发了《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 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的文章，进一步揭露马良镇压民众媚日卖国、充当安福派爪牙和日本鹰大的真面目，号召民众立即起来，对马良举行“国民公判”，掀起了新的爱国热潮⋯⋯

这期间，周恩来不只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阵地，对安福派军阀政

① 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均系国务总理段棋瑞之亲信。他们于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时称这一集团为安福派。1926 年，段政府垮台，安福系瓦解。

② 军事协约：即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③ 刊于 1919 年 8 月 6 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客及其后台日本政府进行讨伐，而且，还要设法改变津市某些报刊，在北洋政府高压面前“噤若寒蝉”的现状，并对付报界的某些败类。

事情要追溯到 3 月初。那时，北洋政府为讨好张作霖，将盘踞吉林多年的原督军孟思远调往北京，孟和部下高士傧等抗旨拒调，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几成冲突。这件事被称之“奉吉风潮”，并成了国内一些报纸的报道热门，“五四”运动爆发后，仍有报纸把版面集中在这上面，天津《益世报》即是其中之一。

《益世报》是中国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在“奉吉风潮”的报道中，却明显地偏向安福派支持的张作霖，“维护”北洋政府的“威信”，而对正在斗争中的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签字、马良枪杀爱国人士以及北大学生被捕等事，却极少涉及。

周恩来对此感到遗憾、痛惜以至不满，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连续写了两篇时评：《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①。在揭露了舆论界尤其是《益世报》令人不解的立场后，写道：

“我是爱《益世报》的，当着‘五四’运动后，《益世报》终算是‘敢于发言’，我们也很尊重他，但是总觉他没有一定目标，拿着现（在）现象看，我很盼望《益世报》不要让社会‘回想当年’。

“再说现在的外交内政，事事危急，《益世报》负‘转移社会趋向，的责任，为什么每天总拿奉吉私争一事纠缠不休？其余所发牛比着这个大的事情，却不甚记载，移开国民的注意点，这里是否别有作用？”

很明显，在两篇时评中，周恩来肯定了“五四”运动后，《益世报》终

算“敢于发言”，并未把该报看成与安福派同一营垒。他基于整个斗争全局的需要，旨在争取该报，而争取也不是无原则的，严肃地指出了该报“移开国民的注意点，这里是否别有作用”？这就有了告诫的意思。由此可见，在建立反帝爱国同盟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成功地运用了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策略。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其后，《益世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山东》的文章，历数了日人在山东横暴不法、茶毒同胞的行径。接着，又载文抨击马良残害民众的暴虐，还要求“将马良明正典刑，并解除戒严，以谢国人而申公愤”。

“五四”运动的大潮，在汹涌澎湃一阵之后，延至 8 月，在天津“已渐渐入于低沉”。这时，继续发动民众，就成了需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而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此，周恩来倡议舆论的联合，并由天津学联报社、北洋大学日刊社、醒世周刊社、南开日刊社、师范日刊社等多家报刊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通过这个组织，密切各校报刊问的联系和配合，加强对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使这场爱国运动始终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为此，周恩来还写了《敬告男女青年》的时评，大声呼喊：“女学生，男学生，我们现在不是憩着的时候，我门应当每天实行警醒社会的事业。”周恩来不只注重国内青年学生的发动，而且，还注意到日本青年学生在

这场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也在这个 8 月，曾有“日本学生代表团”访华，且发表了《日本东京学生致中国学生书》，表达了他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主张中日亲善的愿望。

① 见 1919 年 8 月 5 日、6 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立即写了《敬告日本来华学生》， 刊于 8 月 9 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他在文章中写道：

“⋯⋯现在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诸君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总之，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出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

而“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内涵是什么呢？

在日本，诚如这篇文章所指出的，就是“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

在中国，则像他在《黑暗势力》一文中所说的“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

周恩来言之凿凿！在强大的国内外黑暗势力面前，斗争目标坚定、明确！ 这场爱国运动，表面上似已沉寂，但地火仍在运行、突奔，更为波澜壮

阔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当然，仅仅把民众发动起来而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爱国运动可能将会“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周恩来对这是明白的。他回顾了“五四” 民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殚精竭虑，写了《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刊于 8 月

1. 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

安福派已成为国人唾弃的团体，讨伐它已刻不容缓。

事实上，“有些人天天打电报，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请去安福派”，这不好似“捉贼同贼窝里人讲话”？安福派非但没推倒，而且“依然稳固在北京太平湖”，“依然‘到处横行’”。

怎么办？

周恩来提出：

“⋯⋯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

同业公会尤其要紧；第二是要女学生天天出外演讲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 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于国事知道真相，并且得一种群众意志的表现。”

文章最后，周恩来号召“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致安福派的

死命”。他以无畏的气概，发出警告： “安福派！安福派！‘看你横行到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