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朱德——外国同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旅欧华人（勤工俭学学生、华工）中的先进分子，热情拥抱了这个幽灵。1921 年的春天，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①五人，组

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巴黎，《共产党》月刊也陆续寄达，张申府、赵世炎与国内党组织时常有联系（赵世炎赴法前，在上海曾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接触；张申府出国时，陈独秀亦曾委派他在欧洲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旅法爱国运动的波折和发展，锻炼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到 1922 年 5 月，周恩来、赵世炎在旅欧的中国青年中已联络了

30 多人（其中旅法 20 余人，旅德六七人，旅比七八人），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条件已渐趋成熟。不久，赵世炎与周恩来在巴黎会面，共商组织工作，再与蒙达尼的李维汉联系，彼此交换意见，旅欧少年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

6 月，巴黎郊外，布洛涅森林的一角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他们之中有来自克罗梭的赵世炎，来自蒙达尼的王若飞、李维汉，来自柏林的周恩来，来自沙洛瓦的刘伯坚①，等等。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椅子。周恩来对选择这样的地点和环境颇为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这话，引起赵世炎、王若飞等一阵开心的笑。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他最初提议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

⑤ 奈因：即赵光宸。

⑥ 见 1923 年 4 月 15 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①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黄埔二期生，“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

① 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曾任中共旅欧总支部、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会议开了三天，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争论，但最终一致通过了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决议，推选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为主要负责人，组成执委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上并决定创办《少年》刊物。执委会地址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旅馆的楼上， 赵世炎住在这里，主持日常工作。“少共”与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系， 由张申府幕后进行，而周恩来则奔波于法、德、英、比之间，做旅欧“少共” 的组织联络工作。

8 月 1 日，《少年》正式创刊。

周恩来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①一文，可谓是扛鼎之作。

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万万无效”。

周恩来深入论证了共产主义，既“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也完全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唯一的‘救时良药’”。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根本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经济上，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因为那样只能使中

国变为外国资本主义“舶来品的销售场”，把中国的资源、设施“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造成中国“困苦颠连以致万劫难复”的恶果。

那么，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呢？他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眼下“国家最高的统治权”依然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便不会消灭。自私的资本家更不会容许“一切产业收归国有”。因此，国家政权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周恩来认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搞共产主义，才能够担当起改革经济、改革政治的重任。中国“除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只此一途，才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革”。

这篇文章因其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在旅欧华人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吸引了许多青年向它靠拢，它在旅欧“少共”的理论建设上占有突出位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重要文献。

几个月之前，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信中，曾谈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在欧洲“其势力渐渐等于零”。这种估计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无政府主义势力依然存在，其影响和危害也是明显的。

法国乃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避难所。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旅法俭学和勤工俭学运动的提倡者李石曾、吴稚晖即曾在法研读过无政府主义学说，后来，当他们在法主持华法教育会和里昂大学时，在旅欧青年中积极推行无政府主义学说。他们还运用手中掌握的分发勤工俭学补助金等权力，在经济上对信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勤工俭学学生，实行不平等待遇， 以此诱惑和胁迫青年。当然，也应看到，无政府主义者中如克鲁泡特金那样

① 见 1922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少年》第二期

道德高尚、富有正义感和勇于牺牲的人，以及他们所主张的“反对强权”、“排除一切恶制度”、“经济上政治上绝对自由”、财富“为社会公有”、由“劳动者自由取用之”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思想，对一些痛恨社会现状、渴求人类美好境界的青年，确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国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工余》杂志竭力传播这些理论主张。

而无政府主义的实质，要求使用旧的生产工具和维护旧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这使它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这样，《少年》和《工余》的对垒和斗争，则是不可避免了。

1922 年 8 月，区声白、刘无为、刘抱蜀等人，通过《工余》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里面的文章，名义上以“非宗教”相号召，实际上却“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把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迷信”⋯⋯这对刚刚组建并正在发展的旅欧“少共”组织，不能不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为此，周恩来、李维汉和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延年①一道商量，在《少年》第二期上，开辟了评论

《无所谓宗教》这本小册子的专栏。就在这一期，刊载了周恩来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他首先就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正面阐述：

“⋯⋯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恩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界’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面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争斗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 ’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铲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铲除痛苦的不可避免的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实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在周恩来看来，马克思给人类指明了实现真正解放的唯一正确途径，而

宗教却是“引入空想未来之国”。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体系， 那么，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坚定其信仰而不应动摇，因为“理愈明，信愈真， 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如此，共产党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这哪里是什么迷信？

然后，他阐述道：“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这与“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的态度毫无二致。

在这里，周恩来不仅理性地颇具说服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而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在实际中“试验”（即实践中检验）其理论的见解，时在 1922 年，实属难能可贵。

此外，论战中，周恩来还为《少年》撰写了《告工友》、《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论工会运动》、《评胡适的“努力”》等大量文章，分析、

① 陈延年（1898—1927）：安徽怀宁人。陈独秀之子，乔年之兄。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批判了流行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

周恩来向工人群众呼吁：“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

针对当时有人企图改变工会性质及其奋斗目标，周恩来写道：

“⋯⋯我们乃敢大胆说，工会运动是要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的。这样目标， 一定有些旧式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以为这是出了工人应做的范围了。其实未来的世界，应是劳动者的世界，不应再存有私有产业的人，在他们（指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

—引者注）原是承认的。欲实现这种理想，不从政治和经济革命中双方打出，难道听着资本政府永远逞着他的威权，使工人阶级受着无尽的剥夺么？”①

这些文字，不啻是辩护状，是宣言书，读之，痛快淋漓。

当胡适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主张，周恩来以为大谬不然，著文反驳：

“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 胡先生是以‘打图起屋’的人自居，而以‘烧房子’的人待人的，但是房子还没真烧，他却要告人先来做‘收拾颓椽剩瓦’的事，自己以为可以在那里打图好备起屋了。果然他所打的图是烧了房子后的新图，那还可听他在那里把图自玩，如是一张好图，尤可供大家的研究， 只是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

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②

在调侃、幽默的表象下面，是有力的揭露。

胡适曾说可以“用手枪炮弹罢工罢市”，这同样不切实际。周恩来写道： “手枪炮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在做梦么？”

周恩来进而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及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的‘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就这样，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以其一系列文章，廓清了一度游荡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的迷雾，使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的与之决裂，倒戈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有的则与之疏远，另辟蹊径。工余社迅速瓦解， 其影响日趋衰落，《工余》仅出两期即停刊，曾喧嚣一时的工余社及其《工余》杂志，从此销声匿迹。而胡适“打图起屋”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 在旅欧华人中，已不再有什么市场。

闲适和享乐与周恩来无缘，他一直肩负着救国拯民的重担，在人生道路上，不停地跋涉⋯⋯

这段时期，周恩来大多数日子仍在德国，留德的勤工俭学学生每周周末举行例会，后来增至每周聚会三次，地址通常在张申府、刘清扬的寓所，总是由周恩来主持，与会者有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光宸、熊雄、熊锐等。会议内容重在学习，有时由周恩来报告国际形势、第三国际的活动、苏

① 见 1922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少年》第六期。

② 见 1922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少年》第六期。

俄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国内动向；有时由张申府讲解黑格尔哲学（斯时，张正在柏林大学学习西方哲学）；有时则研讨《共产党宣言》和《向导》杂志⋯⋯ 这批年轻的共产党人，身在异国他乡，为着救国，为着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革命，就这样紧张有序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着最初的酝酿和准备。

1. 月底的一天。

时近黄昏，周恩来搁下笔，活动了下身子，走到窗口眺望落叶纷纷的林荫大道。不意有人敲门，他转身把门打开，见有两张陌生面孔出现在眼前， 其中一位年龄稍长的虽穿着西服，仍不脱中国农民敦厚、朴实的本色⋯⋯

“我叫朱德，”不等周恩来继续打量，年长者先说，并指着身边的同行者介绍道，“他是孙炳文。”①

朱德！周恩来的心怦然而动。他听说过这个名字，讨袁时，他是蔡锷麾下一员虎将。周恩来大喜过望，愣怔了一下，赶忙握手让座，旋又招呼孙炳文一旁入座。

朱德，一个在暗夜里漫漫跋涉、寻找光明的人。他加入过秘密组织哥老会，抽过鸦片，当过滇军的高级将领，讨伐过袁世凯，“五四”运动惊醒了他，开始追寻救国之路。今年年初，孙中山令云南滇军出征讨伐北洋军阀， 当时一心独霸滇省的云南都督唐继尧，乘省城昆明兵力空虚之机，武装进驻， 争夺兵权。不久，滇军北伐失利，风云骤变，总司令顾品珍于小河口战败后忧愤自杀。唐继尧带领部卒抄了朱德的家，并四处通令重金悬赏追杀朱德。危难之中，3 月间，朱德与 200 多名将士和 20 余匹军马，疾速离开昆明，准备沿金沙江的川滇商路入川，再由川赴沪，而后去广州与孙中山会合。

谁料路途环境险恶，且时有追兵出没。抢渡金沙江后，朱德一行多蒙乌拉山寨彝族首领鼎力相助，不仅予以款待，留宿多日，更以卫队护送至四川会理边界，旋经德昌、西昌、大小相岭、越西、雅安、成都，来到南溪，稍作停留，再出发，一路上千辛万苦，不堪细说，于 6 月抵达上海。朱德心怀仰慕，设法会见了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可陈独秀冷落了他， 送了几本马克思的书便打发了他。在沮丧和失望支配下，他萌发了去西方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来到法国。在与川籍同乡的交谈中，他知道了周恩来其人其事，于是，和孙炳文再赴德国，在柏林按图索骇找到了瓦尔姆村区皇家林荫路 54 号。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关于这件事，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听朱德谈过，史沫特莱在她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曾作了如下描述：

“朱德⋯⋯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

“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就站在他的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

“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柏林支部的手续。”

自然，周恩来是很慎重的，经过多次交谈，直到把他希望了解的事都弄

① 孙炳文（1884—1927）：四川南溪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四·一二”事变中，在上海被害。

清楚之后，才与张申府一道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 C．P．，这是 11 月间的事。

在这之前，他曾去过巴黎参加“少共”会议，经总投票，旅欧“少共” 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 5 人当选。

年底，中共旅欧支部建立，周恩来被选为负责人之一。党的支部和少共机关部设在巴黎 13 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旅馆内。党的支部与少共机关是重合的，党员均参加少共的活动，少共中具备党员条件者，则随时转为中共党员。

由于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绝大多数华工都在法国，周恩来经常来到巴黎。赵世炎往在戈德弗鲁瓦旅馆，周恩来也就下榻于此。有时，他穿过马路， 到对面一家小旅馆去，《少年》编辑部设在那里。他或则帮陈延年刻钢板、油印刊物，或则约陈延年到隔壁的咖啡店小坐，交谈刊物的内容设置⋯⋯他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他又来戈德弗鲁瓦旅馆，推开门，见赵世炎、王若飞正在跟一位细长个头、30 多岁的人交谈，他惊喜地一步上前，握住那人的手喊道：“阮爱国①！”

“噢，周恩来，”阮爱国脸上泛着和蔼的笑，“不太容易见着你呀！” “今天，我不就来了。”周恩来说，“走，我们去一家中国餐馆聚一聚。” “让你破费，”倜傥不羁的王若飞凑趣道，“你有几个钱？” “大前天，我收到《益世报》一笔稿酬，”周恩来拍了拍西服口袋，“喏，

在这儿哩！”

“聚餐，这太令人高兴了。”阮爱国看了看手表，“可是，我有个约会， 半个钟头之内必须赶去⋯⋯”

“我这次从柏林来，原本就想跟你见面畅叙一番的。”周恩来不无遗憾， “竟不巧⋯⋯”

“改日吧！”赵世炎说。

“欢迎你明天去《穷苦人报》社，我在那儿等你，”阮爱国说，“行不？” “行。”说着，周恩来送他下了楼。

周恩来早就知道阮爱国，这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据说三年前的凡尔赛会议上，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他曾当众疾呼给予越南民族自决权，这一壮举，使世界舆论为之震动。有一件事，周恩来印象颇深，经旅欧青年团推荐，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正是由阮爱国作介绍人， 参加法共巴黎 13 区意大利广场支部活动的。6 月间，他来法国，从报上得知， 法共提名阮爱国和法共领导人之一古久里，为法共参议员候选人，足见阮爱国在法共的影响。就在此后不久，他和阮爱国第一次相见于戈德弗鲁瓦附近的一个地铁入口处，交谈起来，是那么相互吸引。特别是阮爱国跟他详细谈了第三国际的历史和法共的一些情况，使他得益匪浅，只因他不常在法国， 两人谋面不多，明天则是个机会。

次日，周恩来经地铁，找到 6 区耆老市场的《穷苦人报》社，这是份法

① 阮爱国：即胡志明（1890—1969），越南劳动党领袖。1920 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30 年建立越南劳动党，后任越南国家主席。

文报，由阮爱国主编。只见门上挂一信箱，信箱上贴着该报的小小报头，编辑部就设在楼下两个不大不小的房间里。有两个北非人正在拆信封，并在纸上涂改着什么。旁边有一张没有上漆的长桌，上面堆放着一探英、法、德等各种文字的报纸，另有几张椅子，墙上则挂着大幅世界地图⋯⋯正当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时，阮爱国闪着亮炯炯的大眼睛，笑容满面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接着，又来了几个亚洲人和法国人，熟稔地跟阮爱国握手或向他点头打招呼。

“看，总这么忙乱，”阮爱国笑着摊了摊手，又敏捷地处理了几件事， 这才把手搭在周恩来的肩上，说，“走，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出了门， 他悄声说道，“去我住处，你会见到一个人。”

“ 谁 ？” “瓦扬·古久里。” “啊！”周恩来差点蹦起来。

阮爱国住在巴黎 13 区戈比林街，离报社一公里，两人徒步穿街绕巷，边走边谈。阮爱国向周恩来介绍了“五一”节那天，发生在协和广场、马德来纳广场和波旁宫栅栏门前的游行示威，谈了法国统一总工会同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的决裂和诞生，周恩来则谈了旅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活动。

1. 月的巴黎已是寒风瑟瑟，两人裹着黑呢旧大衣不紧不慢地走着，浑然

不觉中来到戈比林街 6 号楼，爬上二楼，敲门后，只见一位穿着工人短装的法国人笑着张臂迎了上来，不用说，这就是古久里了，周恩来跟他紧紧拥抱。

“周，见到你非常高兴，”古久里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周恩来，“阮跟我说起过你，我的中国同志。”

古久里的热忱一下子消融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他们热烈地交谈起来。“我们这个党，曾有过思想意识相当混乱的时候，”古久里说，“在党

内有出版《人民日报》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集团；有巴黎‘福布尔俱乐部’ 的空谈派；有联合另一个和平主义倾向的《波澜报》集团；有‘人权同盟’ 的成员；有共济会基层组织的成员；有‘苏维埃’巴黎小组左倾分子；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到这里，他在屋内踱了个来回，倏又站定，“革命的法国在很多年放弃自己的传统并践踏它所得到的一切遗产之后，在一度成为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的土壤之后，终于变成了领导本国无产阶级、以劳动和尊严取得不容否认和不可少的成就的国家。”

“法共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周恩来说，“中共的建立毕竟才一年多⋯⋯”

“绝对的思想统一是不可能的，今后也还会有反复，”古久里想了想， “重要的是，必须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维护共产国际原则的组织。那些鼓吹党内‘不同倾向的和解’、‘言论自由’、‘工会不附属于党’以及什么党是‘爱的组织形式’等等奇谈怪论都是不允许的。阮，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们只能与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取统一立场。”阮爱国说。“啊，我们的谈话是否过于严肃了？”古久里拊掌笑出声来，“下面，

我们是去‘郊区俱乐部，参加活动呢，还是去蒙耶街喝咖啡？” “你不是还要去见亨利·巴比塞吗？”阮爱国笑道。 “啊，见到周，太让人兴奋了，话也多了起来，竟把会见亨利·巴比塞

的事忘了。”古久里做了个诙谐的表情，“瞧，我也没听周多谈谈⋯⋯” “亲爱的瓦扬·古久里，能见到你就足够了，何况，听了你那么多精辟

的见解。”周恩来说。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一定。”古久里又一次拥抱了周恩来，这才离去。古久里走后，周恩来望了望阮爱国：“真得感谢你安排了这样一次会见。” “谢什么，我们都是同志！” “那么，现在该是我兑现许诺的时候了。”周恩来说，“走吧，我们找

一家中国餐馆聚一聚。”

阮爱国没吱声，轻轻拽上门，和周恩来一道向蒙耶街走去而这，并不是周恩来旅法时所经历的唯一一次。

当然，在他繁忙的交往中，他也没有忘记抽空去看望郭隆

真和张若茗，她们不久前由布卢瓦搬到巴黎来，进了一家云母片厂做工， 王若飞也在这里。她俩都是“少共”成员，也时常参加一些组织活动，郭隆真依旧是那样沉静，甚或带有几分冷峻，而张若茗却很活跃，法语说得十分流畅，她热情、漂亮，颇引人注目。只是，她对别的男性似乎看都不想多看一眼，因为她心里藏着一个人，这就是周恩来，总想跟他接近，她肯定是爱上他了。自然，周恩来心中有数，可他没作出明显的反应。诚然，从马克思和燕妮身上，他已明白革命和爱情并不是对立的，“蔡向同盟”也令人称道， “独身主义”确失之偏颇，他同样需要爱情。但是，他不急，一方面，对身边的这位姑娘，他觉得还需要在共同的斗争中再观察观察；另一方面，他跟国内的那位“小超”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愈来愈发现她有更多的优点。不过，他们之间也还只谈友谊，未涉爱情。这件事，他要作出慎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