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国共合作”在法国——“铁路共管” 风云录——与国家主义派论战——

《赤光》——爱之归宿——应召回国

尽管阿尔卑斯山的积雪尚未融化，春天依然降临了。

1923 年 3 月，周恩来结束了在德国的一年旅居，迁回巴黎，他是必须这样做的。

前不久，旅欧“少共”已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被推为书记。这时，国内的政局已起了变化，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业已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中国将迎来一个革命高涨的时期，形势的变化与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党团组织为适应这一形势， 决定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 12 入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3 月 18 日，赵世炎等一行离开巴黎，周恩来护送他们去柏林。途中，于沙洛瓦劳动大学看望了刘伯坚、聂荣臻、熊味耕等，而后抵达柏林。因等待办理护照和入境签证，他们在柏林逗留了十天。周恩来熟悉这座城市，带他们游览了柏林郊外的风景区，一群人青春年少，言谈中不脱豪情壮志，对未来满怀憧憬。

张申府仍在柏林，他怀疑旅欧青年团将他开除，是周恩来暗中捣鬼，因而，不愿与周恩来见面，也不见这批赴苏留学的青年。周恩来把在柏林的党团员召集起来开会，他力辩并未暗中反对张申府，对此，他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保，许多人在发言中对他表示同情，认为周不是那种人。可另有一些旅德的与张接近的人，却站在张一边，予周以冷淡。

周恩来心情抑郁，却尽量不表露出来，依然替赵世炎等做着准备，直到把他们送往德波边境的法兰克福车站，目送他们登上火车渐渐远去，这才经

柏林返回巴黎。

他走进戈德弗鲁瓦旅馆楼上的房间，感到有些疲乏，想休憩一会儿。刚上床躺下，王京歧来了，他不好怠慢，忙着让坐、沏茶。

王京歧，浙江嵊县人，若论周恩来的祖籍绍兴，两人也算同乡。两年前， 王京歧因参与占领里昂大学那场斗争，跟蔡和森等一道被遣送回国，去年， 他又重返法国。离开国内前夕，曾在上海拜访过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抵法后要联络同志，组织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王京歧到了法国，即与周恩来等多次洽谈，并在巴黎第五区一家咖啡店里设立了筹备处，双方交往密切，互通情况，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做了扎实的准备。

6 月 16 日，周恩来与尹宽、林蔚等到里昂会见在那里作筹备工作的王京

歧，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80 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这样，在欧洲实现了国共合作。秋天，周恩来又被委任为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王京歧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长）。

国共是合作而不是合并，合作中共产党并不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但既然合作，则应是真诚的，早在任巴黎通讯处筹备员时，周恩来即致信准备回国述职的王京歧，表示“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同时，他还提出了三项建议：（一） 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本着上述三项原则，可随时变迁而计划当前所要做的工作。①

11 月 25 日，周恩来又一次来到里昂，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

会上，他发表了演说，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严肃指出“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

选举时，他被推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①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接着，又筹备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聂荣臻担任了通讯处处长。

组织工作是繁杂的，无论是国民党旅欧支部或巴黎通讯处的建立，只能说是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旅欧党团对国共合作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国民党内右派和以曾琦②、李璜③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也在时时作祟，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是艰巨的。

起初，中共旅法、旅德小组是分开的，前者由赵世炎负责，后者由张申府负责，后来合在一块，由张申府负责。但张摇摆得厉害，曾屡次声明退出“少共”，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一职。2 月间，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弹劾张申府案”，“大会认定R（指张）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 R 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

① 见《周恩来年谱》P61（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版）。

①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②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任《救国日报》主笔、国民参政员、青年党主席。

③ 李璜（1895—1991）：四川成都人。曾任国民参政员、青年党党魁。

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早已被遣送回国，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去了莫斯科，张申府又被除名，骨干的走失，队伍的分化，加之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无疑给旅欧党团带来不小的困难。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周恩来一方面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新的党团骨干，如李富春、聂荣臻、尹宽、袁子贞、马志远等等，一方面团结争取国民党左派人士王京歧等，以旅欧青年团组织为核心，团结旅法工商学各界社团继续开展爱国运动。

7 月，发生了西方列强图谋“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事件。所谓“共管”，源于国内对“临案”的处置。

两个月前，山东临城境内，发生了一起土匪武装劫持火车上中外旅客作人质以行勒索的事件，俗称“临案”。

1. 月 12 日，经中国北洋政府交涉，被劫持的西方旅客全部获释，中国有关方面，拟对“人质”蒙受的损失予以补偿。至此，应当说“临案”牵涉的西方旅客问题已基本解决。

但是，一直垂涎中国铁路主权的西方列强却不罢休，以“临案”为借口， 提出由他们“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并制走种种方案，企图强迫中国政府接受。

中国的主权又一次遭受威胁！

1. 月 2 日，《巴黎时报》报道了西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的消息。

翌日，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份，联络了 8 个华人团体，在巴黎西郊“华人协社”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印制了传单，将“共管”内幕公告世人。接着，周恩来又与《少年》杂志社同人，撰写了《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书》。

在舆论发动的同时，组织联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到 7 月 8 日，参加

斗争的团体已由开始的 8 个增加到 22 个，几乎

包括了所有旅法华人团体，甚至连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未置身这场斗争之外，声势波澜壮阔，前所未有。

1. 日这天，旅法各团体代表陆续来到巴黎“中华饭店”。会前，他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

“徐先生，那份《告旅欧华人书》，愈看愈让人感到深刻、有力，”郭隆真对湖南留学生会的徐特立说，“你以为如何？”不久前，她与张若茗又迁到里昂，作为旅法中国女勤工俭学学生会代表，今晨刚赶到巴黎。

“莫非你不知道是恩来起草的？”徐特立笑道，“它好就好在指出了军阀的互相争霸，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应落在勾结军阀压榨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可见，‘临案’的发生，列强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就驳斥了列强所谓‘临案’源于‘土匪猖獗’一说；至于另一说‘政府无能’，文告也说得十分清楚⋯⋯”

“是啊，是啊，”旅法华工总会的袁子贞接口道，“文告指

出，中国北洋政府，处在东交民巷太上政府①的指挥和列强所勾结的军阀卵翼之下，如何而容其振作有能？政府无能，本由

列强直接或间接造成，然列强恰正好据此乃作共管中国的口

① 东交民巷太上政府：指北京使馆区。

实，此正是问题的实质。” “你们在说什么啊？”这时，周恩来走了过来。 “说你那份《告旅欧华人书》哩。”郭隆真莞尔一笑。“噢，”周恩来应道，“是这样。”

“恩来，你指出‘土匪猖獗，政府无能’，列强难卸其责，很有说服力。” 徐特立说，“你还指出了群众中存在‘只争外交不涉内政’和幻想依靠北洋政府‘杜绝列强共同要求’的认识错误，这一点也很及时。确实，这些想法， 在旅法华人中是存在的。”

“不仅旅法华人中有，”周恩来交臂站着，“而且，在国内民众中，在其他旅欧华人及旅日、旅美、旅南洋的华人中，都有类似想法。因此，今天， 我们最好以旅法各团体临时委员会名义，分别致电他们，做一广泛发动。”

“对，要这样做。”袁子贞说。

接下去，他们与 22 团体代表一道确立了 15 日举行旅法华人全体大会， 并推举周恩来和北大同学会的许德珩、华法教育会的何鲁之，以及袁子贞、曾琦、李璜等负责筹备。

7 月 15 日，巴黎上空雷声隆隆，骤然间暴雨如注。

穿着雨衣的，撑着伞的，用报纸盖着头的，一无遮掩挨淋的⋯⋯一批批华人涌向巴黎社会博物馆会议厅。

下午 2 时，“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开幕。何鲁之主持大会。

曾琦报告经过情形，宣读文件，并述个人对此事之主张：“⋯⋯铁路共管为列强久蓄之阴谋，国人幸勿以为仅管铁路，尚非亡国，实则一国命脉系于交通。吾国之关税，改为列强共管矣，盐税又报于外人之手，今更欲进而攫我交通主权，此非亡我而何？然使无腐败之政府，则列强亦未必获逞其野心，故吾人今日之责任，一方面须抵抗列强，一方面须扫除国贼⋯⋯”

掌声打断了曾琦的话，稍停，他继续说：“而欲达此目的，则须实行四大运动：一、舆论运动；二、群众运动；三、革命运动；四、暗杀运动⋯⋯”

会议厅里许多人闻此面面相觑，为之惊愕，他依然振振有词：“暗杀， 才是最捷便最有效之方法，最重要不可缓者，舍此，则断难收效⋯⋯”

话一说完，竟又博得一些掌声。显然，它表明旅法各团体间的分歧已公开化了，周恩来对曾琦演讲中的暗杀主张难以苟同。岂但如此，他对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是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今天的大会既然是 22 个团体的统一行动，那么，维护这个“统一”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今后斗争的需要，因而，他不准备对曾琦的错误言论作正面批驳，而是要揪住西方列强和北洋政府不放，与之进行斗争。于是，他走上讲坛，目光环视着借大的会议厅，开始他的演说：

“⋯⋯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化之军阀， 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接着，他报告了由他起草的《旅法华人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纪事》的内容，然后说：“‘临案’的发生并非偶然，吾人追究乱源，土匪成因，多由变兵与游民之增多，直接至此果者为中国军阀，间接造此因者，实力勾结中国军阀榨取中国人民之列强⋯⋯”

袁子贞凝神倾听着，这会儿，他使劲鼓起掌来，旋即带动一片掌声。

周恩来被与会者激昂的情绪感染，提高声音说：“所谓‘共管’之说， 在列强是存心积虑，由来已久。诸位应当记得，去年召开华盛顿会议时，西方帝国主义即玩弄了迫使中国承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之阴谋。可见，早就埋下了今日图谋共管之导线。故而，今天借‘临案’之机，提出铁路共管，决不是外交上一偶然事件，而是列强侵略中国之国际行动。”他言辞趋于激烈，“我们可以明白地告诉世人，真正成为吾人当前之害的，是列强与军阀，此二害不除，民族独立、民治实现将永无望。”他针对一些人所抱的幻想，发表看法，“我们不应再希望什么北洋政府来解决此事了，北洋政府已受某派军阀所指挥，是听命于列强的无能政府，把抗拒列强、压服军阀事件寄希望于他，便是等于自杀。工农商学各界，要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以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反抗其侵略行动，为此，我们应当站在国民大团结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 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

掌声再起，呼应着周恩来的演说，他激动地扬起右臂，高声说道：“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 起！起！起！愿我们毋再自馁。”

会议厅里的人纷纷站了起来，情绪亢奋，有节奏地鼓着掌

少顷，袁子贞身影一闪上了讲坛。作为一名先进华工，如今他已是旅欧青年团候补执行委员。他所领导的华工总会一直走在反对“铁路共管”这场斗争的前列。刚才，周恩来的演说使他深受鼓舞，他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无从表达，愣了会儿，他闪着明眸，望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今国事危险至此，华工之责任尤重，吾人当起而与各界一致救国。”他攥着拳

头高高地晃动着，“我们要加倍努力，去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他的话，同样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窗外，已染上淡薄的暮色，会议在激昂的气氛中结束。周恩来旋即邀请各团体代表走进街口一家咖啡店，他们趁热打铁，正式建立了“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徐特立、许德珩、袁子贞、曾琦、李璜等被选为领导成员，统一领导旅法华人团体的爱国运动。

斗争在步步深入，国内各阶层民众的反抗已成燎原之势，旅外华人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人士，尤其是报刊，对这场反对“共管” 的斗争，寄予了同情和声援。西方列强却步了，8 月 10 日，由 16 国驻华公使签名的关于“临案”的所谓《通牒》中，未再提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要求，此事最终未能得逞。

流浪者多，是巴黎的一个特色，在意大利广场旁的建筑物台阶上，流浪者或躺在那里，或拿着酒瓶呆坐着，面无表情，阳光或风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周恩来就住在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旅馆楼上，推开窗户便可看到对面大厦廊沿下蜷缩着的流浪者，平时进出旅馆或穿街而行，更是司空见惯了，他心中有过怜悯和同情，可他既无力也无暇去管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有许多许多的事等着他去做。

忙，纵然是忙，可他对昔日窗友依然系念不置，尤其是东京的王朴山。音讯断绝已一年，别人来信也仅一句提到朴山，且语意含糊，让他难以捉摸。他再也不能等下去，遂投书扣问：

“朋友，我敬爱的朋友，世界的潮流、岛国的空气，究将你的思想启发到什么地步？ “你犹记当年东京深夜对饮的豪气么？那时的见解固多幼稚，但那般热情，却终不可

泯。

“‘五四’后的少年，颇多颓靡之气，本来革命精神是难得养成的，对旧社会多留恋

一分，革命精神即减少一分。酯爱和平，善于退让、甘于认命的中国人，要振作起来⋯⋯”

①

有警策，有关心，有鼓励，是这般急切，这般真挚。他总是想动员和说服尽可能多的人，投身到救国和革命的行列中来。②

围绕铁路“共管”的斗争刚结束，跟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 12 月初，曾琦、李璜等在巴黎组建了中国青年党，相当活跃地宣传其政治主张，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相对立，周恩来焉能熟视无睹？ 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他总去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较为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比央古尔小咖啡馆，与国家主义派进行辩论，揭露其政治主张的实质。辩论往往是很激烈的，听的人愈来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国家主义派主张的人却愈来愈少。

由于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决定，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将其机关刊物《少年》不失时机地改为《赤光》。

这是 1924 年 2 月间的事。

从《少年》到《赤光》是个很大的变化。

《少年》创刊于 1922 年 8 月 1 日，每月一期，至 1923 年 7 月，改为不

定期刊物，共出 13 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说”。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之一部分）、列宁的

《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著。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消息。当时正处于建党、建团初期，于是，《少年》发表了不少阐述共产党性质和作用的文章，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建党的基础，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周恩来虽不是《少年》的主编，但他和赵世炎、陈延年一道， 共商刊物方针大计和内容编排，甚至刻钢板、油印这类事，也觑便相帮。在赵世炎、陈延年赴苏之后，他则成了《少年》的实际负责人，他正是以该刊代表身份参加了旅法各团体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还应当看到， 周恩来始终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评胡适的“努力”》、《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因此，才使《少年》在旅欧华人中间，成为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

与《少年》相比，《赤光》更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方针， 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大致就是二者的区别。事实上，《赤光》成了一份统一战线的刊物，并由周恩来主持。

《赤光》是半月刊，16 开本，每期 12 页左右，发行数较《少年》多， 范围亦广，影响要大。且看《赤光的宣言》：

革命的赤光，

①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② 王朴山留日回国后，先做短期教育工作，后在东北屯垦公署任职，1930 年病故。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夜己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休忘记

远的土耳其， 近的印度。 是呵！

要寻求自由， 独立，

原只有接近赤光，

走向世界革命的大道。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

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这篇《宣言》发表在 1924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赤光》第一期上，未署名。但因周恩来主编该刊，又是中共旅欧总支部负责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据此并考察诗文的内容、风格，应是周恩来执笔。

“国民联合”、“国际联合”，像两面标记鲜明的旗帜，飘扬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旅馆上空，昭示着旅法、旅欧华人团结战斗。

大致在《少年》改版为《赤光》前夕，20 岁的邓希贤（邓小平）从巴耶

（Bayeux）来到周恩来身边。他已是一名“少共”成员，曾在巴黎近郊比扬占的雷诺汽车厂和蒙达尼附近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做过工，一年前开始专职从事旅欧团支部的工作，办过工人旬报。让他参与《赤光》的编辑，而且是跟周恩来在一起，无疑，他是高兴的。

周恩来的事情很多，不唯在法国，有时还要去德国、比利时等地，即使在编辑部，也常因接待来访者而中断手头的工作，这样，夜晚对周恩来就显得格外宝贵。在这样的时刻，邓希贤总陪伴着他。他伏案撰述，邓希贤则从他那里接过一页又一页文稿，刻写在蜡纸上，然后再操作一架简陋的印刷机， 在沉闷的机器转动声中，无数页印刷品飘了出来，而后再摞好，装订成册⋯⋯

巴黎的春夜是相当寒冷的，屋里虽有暖气，然窗户外面结了冰。寒风从

窗缝里吹进来，侵袭着这两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破水管的汩汩流水声和楼下醉鬼们踉跄经过时凄凉的咏叹调也时有所闻，但这都不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周恩来文章中所透露出的坚定的信仰、缜密的思路、卓越的见解和雄辩的文风，使邓希贤深为服膺，而那文雅、真挚、坦诚的个性魅力，也使邓希贤感到兄长般的亲切。

自然，邓希贤的冷静、沉稳和直率，使得周恩来在两人共事的最初日子里，便喜欢上他。

生活上，两人从不讲究，也无从讲究，总是用小煤炉烤面包片，炖白菜汤，有时干脆面包就开水，偶尔想起来得改善一下，周恩来便拉着邓希贤下馆子打牙祭。晚上，则摊上地铺，两人抵足而眠。

在周恩来的指导、帮助下，邓希贤干得很出色，经他刻印的《赤光》， 字迹工整美观，印刷清晰，以至同志们给他起了个“油印博士”的绰号，他成了周恩来最信赖的战友和得力的助手。

《赤光》的问世，受到了旅欧革命者和华工、勤工俭学学生等的欢迎， 但也引起一些人的诋毁。其主要代表人物，即是曾琦、李璜等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刊物《先声》周报，鼓吹“国家至上”，以否定人民大众反对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赤光》对此岂能沉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国民革命底必然和可能》、《苏俄对中国的态度究竟怎样》、

《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答曾琦君书》、《什么叫“造谣中伤”》、《中国的地位和改造》等等，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其中， 周恩来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①一文，是带有纲领性的， 不仅批驳了国家主义派对国共合作的攻讦，而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原则。

“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须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的合作”，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就可以做到“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训练统一， 步骤一致”，“号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破敌。除这些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这便是周恩来的观点。

针对国家主义派所谓“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 的指责，周恩来回答：“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 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 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

文章立场鲜明，论证充分，反驳有力。

在论战的同时，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还深入到广大华工与勤工俭学学生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广泛争取团结各界旅法华人，使国家主义派逐步失去市场。到 1924 年底，当再次召开旅法各团体代表大会时，与会的 38

个旅法华人团体中，支持国家主义派的仅剩《先声》周报等 3 个受他们控制

① 见 1924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

的团体，35 个团体的代表则站到了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一边。谁顺应时代潮流，谁背逆时代潮流，至此，事情已很清楚。

从 2 月《赤光》创刊，到 6 月，在短短的 4 个月内，周恩来充分利用这

块阵地，笔底波澜迭起，先后发表了近 40 篇文章，其要者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趁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系》、

《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问题》等等。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周恩来都有了比较明确而实际的认识，较之他在《少年》发表的文章， 又向前跨了一步。

春寒料峭，这天，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塞纳河畔，他有逛书店的习惯，而这里沿岸一字排开许许多多的旧书摊，里面堆放着形形色色的画报、传记、历史、艺术和理论书籍。店主自然是希望销出的，可是，如你不买，而是取出一本浏览，即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搁在手里翻来翻去， 店主也不加干预，他反倒因自己的书摊能吸引读者而怡然自得。店主讨厌的只是大声喧哗，故而，尽管附近有流浪汉、拾破烂的、钓鱼的、乞丐等等在游荡，一个个书摊的小范围内却是安静的，读者（顾客）各不相干，沉埋于书中⋯⋯周恩来喜欢这种氛围，只要有空，他总到这儿来。倘若他看中了哪本书就买下，然后在附近的林荫道旁找张长椅坐下，或继续翻阅，或掩卷沉思。偶尔有一个金发女郎持一束紫罗兰从他身边风一般轻的翩然而去，留下淡淡柔柔的馨香。

近日，他正在考虑写一篇论述革命救国的文章，而在塞纳河畔的短暂经历，在他仿佛是一种调节。他不能日以继夜地把自己绷得紧紧的，他也需要轻松，而轻松则使他的思路变得格外灵活、清晰。他想到，既要革命则要有一个革命政党，而且，必须确定革命的纲领。可是，当前不仅党外有敌对思潮，党内也还有模糊认识，这倒是要认真对待的。看来，这篇文章是非写不可了。

回到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楼上，已是晚餐时候，烤好的面包片放在桌上， 白菜汤还冒着热气，邓希贤不在屋里，像是刚走了一会儿。他风卷残云，几分钟内，面包和白菜汤就下肚了，嘴一抹，抽出一叠稿笺，便写了起来：

⋯⋯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需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目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正写着，邓希贤推门进来，笑呵呵地说：“噢，你回来了。”

“瞧我，”周恩来指了指挥在一边的空碗，“通统吃完了⋯⋯” “那就是你的么！”邓希贤说，“你也没说去哪儿，天都快黑了，我出

去转转，看能不能碰到你。” “我去塞纳河畔逛书摊了，难为你在等。”周恩来歉意地笑了笑，“啊，

我构思了一篇文章⋯⋯”接着，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旋又问道，“你看如何？”

“要得，要得！”邓希贤大为赞赏，“这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依靠力量， 究竟是谁，太重要了，快写吧！”说着，他则伏在桌上

刻起钢板来了。

那么，谁是革命的敌人呢？ 周恩来写道：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隶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 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

内贼是谁？周恩来从庚子之变写起，历数袁世凯、段祺瑞、曹银、吴佩

孚以至陈炯明等一些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及外交系、洋行买办、滥官僚。他们正是全中国民众的敌人，亦即革命的对象。

接下去，他论述了革命的势力，那就是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和正在酝酿期中的农民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五种革命势力中， “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这里的“劳动阶级”实际是产业工人。

但是，谁来领导这五派革命势力呢？

周恩来写道：“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

但是，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国民党的不足和错误：“过去，它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 12 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以为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此外，周恩来在文章结尾指出，还要“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实行“国际联合”，来“促成我们国民革命的成功⋯⋯”

不妨说，这篇文章把“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具体化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势力，以及负统率责任的政党都说得一清二楚。倘若我们将周恩来这篇《革命救国论》①与两年后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参照着读，那是饶有兴味的。

身在国外，却始终关注着国内的事，这几年，周恩来源源不断地有文章和信函寄往国内，当然，大多是寄往天津。其中，与觉悟社社员的联系尤为密切，周恩来向他们谈了自己的种种见解：

“⋯⋯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要想 Auarchism（无政府主义） 的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而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正品的事，壮烈而又悲惨⋯⋯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态的那首诗（即《生离死别》——引者注），和最近对

① 见 1924 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

于 C.P.坚定的倾向。

“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

“卢森堡①当年也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这都是见到之语。”

这些文字，最初都见诸于 1922 年和 1923 年间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是周恩来与觉悟社社员湛小岑、李毅韬、李锡锦、郑季清、邓颖超通信的摘载。

周恩来旅欧之后，与《新民意报》一直未中断联系，他给觉悟社社员的信，均由该报转交，其中他给邓颖超的数百封信函，也总由总编辑马千里转。

先是 1922 年冬，周恩来汇集并主编了散居国外的觉悟社社员的文章通信，油印成册，取名《觉邮》。天津的觉悟社社员湛小岑、李毅韬、邓颖超受此启发，找到马千里，提议《新民意报》副刊索性也叫《觉邮》，以刊载国内外觉悟社社员的有关通信、文章和消息。这样，《觉邮》便成了宣传革命的一个阵地。

1923 年，马千里已是天津达仁学校校长，他邀请邓颖超、李毅韬来该校任教，邓颖超离开了京师公立第七女子高等小学到了天津，周恩来给她的信则不必再转往北京了。频繁的通信，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 由纯洁的友谊，发展为爱情。

“那时，恩来撵啊，撵啊，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多少年之后，邓颖超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①

这期间，漂亮、聪明的张若茗仍然跟周恩来很接近。周恩来彬彬有礼、优雅洒脱的魅力，总令一些知识女性心旌摇动，而张若茗的感觉不尽如此， 他们毕竟有过国内参加爱国运动，且一道入狱、一道创建觉悟社那段难忘的经历，如今又都在法国。她觉得自己对周恩来有更多的了解，她固然欣赏周恩来的外貌、气质，但她最忻慕的是周恩来的宽阔胸襟、睿智、辩才以及火一般的热情，冰一般的冷静⋯⋯

但是，周恩来有周恩来的想法，张若茗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可是，她脆弱，周恩来很看重这一点，作为献身革命的终身伴侣，他觉得她不合适。他们的相处或相恋，是心照不宣呢抑或已经捅破？后来，相互间是有过争执呢抑或平静地分手？这些都无从知道，反正他们都年轻，即使相互间有过感情纠葛，也很自然，不足为怪。一件重要的事实是，爱是可以选择的，他已倾心于邓颖超，相信她是一定能经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他的意念中，时常出现那个身着白衫黑裙、头梳 S 髻、一身女教师装束的姑娘，这自然就是“小超”。

他的信是那样频繁，可表白却是含蓄的。

1923 年的春天，一封巴黎来信送到邓颖超手里。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周恩来的，拆开来，是一张印着油画的名信片。奇怪，以前，他也不止一次寄过明信片，可从不放在信封里，怎么这次变换方式了？她捏着明信片，凝神观赏着，只见画面上芳草如茵，鲜花姹紫嫣红竞相争艳，在明丽春光的沐浴下，

① 卢森堡（1871—1919）：即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1919 年 1 月 15 日遇害。

① 邓颖超谈话录音，存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原址纪念馆。

三个美丽的少女奔跑着，风儿掀起她们瀑布似的金发，前面似乎有什么在召唤她们，她们是那般神采飞扬、步履轻盈⋯⋯

什么意思呢？邓颖超脑中闪过一个问号。

不等揣摩，她旋将明信片翻过来，只见三行熟悉的字迹跳入眼帘：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摹地，她的面孔染上赧红，丝丝甜蜜漾在心头，循环往夏，久久不散。她领悟了一切，英俊谦洒的周恩来此刻仿佛就在她的面前，回忆又把她

带到几年前，重温那经历过的一切：

1915 年“双十节”，周恩来在“河北公园”天津救国储金团会上演说时， 那矫健的身影，宏亮的声音，雄辩的口才；

1916 年 6 月，南开礼堂，周恩来男扮女装，演出《一元钱》时惟妙惟肖的表演；

1919 年 8 月，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排练她主演的《花木兰》、《安重根》，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周恩来践约观看并予指导；

1919 年 9 月，觉悟社成立，及其后一系列充满生机的活动。

1920 年 1 月，周恩来被捕，之后，她和湛志笃等前往探监；

1920 年 8 月，陶然亭的聚会；

接着便是周恩来旅欧前夕，那难忘的海河之夜；

这之后周恩来去了欧洲，万里之遥，鱼雁传书，于是，她从中获悉，他已不再上学，而是把时间花在对欧洲社会、工人运动和各种政治派别思潮的考察上，在“推求比较”中，探索着拯救中国之路。

在无数封来信中，有一封信强烈地震撼了邓颖超，那是他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她立即作出回应，谈了自己的经历，表示也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愿与他一起共同奋斗。两颗年轻、赤热的心，同一节律地跳动着。

思绪把她引回去年，那是一个庭前飒凉的秋日，她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 摹然感到光线暗淡下去，一抬头，见一位魁伟、谦和的青年人站在门口。

“我，李维汉，刚从法国回来。” “坐，请坐。”一听说来自法国，邓颖超的心怦然而动，似已明白了什

么，陌生的面孔旋即变得亲切起来。

“啊，这是恩来给你的。”李维汉将一封信递上，“我是受命回国，向团中央汇报旅欧青年团的工作的，恩来抓了我的差，让我务必将此信亲手交给你，我只能不辱使命喽。”

邓颖超半是欣喜，半是羞涩，客人的风趣逗得她掩口而笑，稍停，问道： “恩来好吧？”

“好，好，他可惦记你啦。”李维汉笑道，遂又谈了周恩来的

近况。邓颖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插话相问，她几乎想知道周恩来的一切。

临别前，李维汉说：“我常听恩来说起，有个叫小超的，在‘五四’运动中，十分勇敢，且坚韧不拔，他对你印象很深很深⋯⋯”他睨了邓颖超一眼，意味深长地一笑，“这次，恩来是让我当一次传书的红娘吧？！”

一向落落大方的邓颖超倏忽腼腆起来，也许这是李维汉在开玩笑，恩来自己并未言明这层意思啊！

可今天，这张非同一般的明信片，展露了周恩来的心迹。

似在意料之中，却又觉得突然，她心中有拂不开的疑云。她知道他一直抱“独身主义”，是怎么改变的呢？她还知道他身边有若茗姐，她总以为他们会好起来，甚至在心里为他们祝福，可他没有那样做，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尽管邓颖超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可她知道，在遥远的巴黎，周恩来正在等待她的回音，她不能不尽快作复。

于是，她在信中征询他对她和湛小岑、李毅韬准备建立一个进步妇女组织的意见。她写这些，很从容，很坦然。可是，往下写，让她回答周恩来的求爱，她却并不那么干脆，笔触似乎也有些迟钝，她不能回避，不应回避， 她不忍心他收到信后有所失望。

聪明的姑娘，走笔向周恩来发出委婉的探询：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 吗，现在有什么想法，为何不提若茗姐呢？

周恩来的回信总那么快，他说，他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这件事，本来不问，她也知道他的态度，他的赞同是意料中的。接着， 他坦诚地谈了自己改变“独身主义”和

对张若茗的看法，随后，便向她倾诉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周恩来的执着和深情是不可抵御的。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她的内心终于作出抉择，她要快些复信，告诉他， 接受他的爱，而且，还要告诉他，她也一直在爱他。

可是，婚姻毕竟是人生一件重要的事，她不能不征求母亲的意见。

母亲自己的婚姻有过不幸，可她希望女儿幸福。她知道周恩来，也见过， 印象是好的，但婚姻这桩事轻率不得，她想得要仔细、复杂得多，听完女儿娓娓的叙述，沉吟有晌，她才说：“等周思来回国再作决定吧！”

邓颖超向来敬重母亲，有母亲这话，她不好再说什么了。

然而，周恩来并不知道这一切，他的信仍在频频敲击着邓颖超的心扉。“这个恩来啊⋯⋯”邓颖超陶醉般地笑了。她不愿爱她的人，也是她所

爱的人，经受感情的煎熬，琢磨母亲话中的意思，并未阻拦啊，那又何必等到恩来回国呢？况且，他已献身革命，什么时候回国也难说，能让他在无望中等待复等待吗？

邓颖超的心软了，她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他，那副惆怅、焦急的面孔，她自己也不能等待了。

于是，一封回信，像凌空飞翔的鸟儿，穿过万水千山，翩然落在周恩来的手上。邓颖超欣然回答：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周恩来久悬的心踏实了，啊，他终于有了感情的归宿。 复信的事，邓颖超没有隐瞒母亲，不过，是在信寄出之后才禀报的。

“啊，既然写了，也就这样吧。”母亲温和地说，旋又望了望女儿，笑意漾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她相信女儿，也相信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

现在，该说说张若茗了。

她依然倾心于周恩来，因多年来共同斗争的经历，周恩来跟她也一直保

持着亲近的友谊。他很看重这种友谊，甚至在他跟邓颖超确定爱情关系之后， 他跟张若茗也还有着正常的交往，爱情与友谊是两回事，不能建立爱情，不等于友谊也不存在了，纯洁的爱情和纯洁的友谊，同样是美好的。

周恩来在受命与王京歧一道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并担负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和代理执行部长之后，便不再担任旅欧共青团的书记，改由任卓宣①担任。

作为一名女性，且法语又很流畅，张若茗常在旅欧共青团负责人和法国共产党人之间做秘密联系。

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会， 并提前派人通知中国旅欧共青团，邀请派人参加，还安排在会上发言。中国旅欧共青团决定张若茗作为代表之一，参加追悼会，并指定由她撰写发言稿。

但是，追悼会前两天，法共获悉政府不准外国共产党人参加这一公开活动，倘若与会，极有可能被捕。法共将这个情报告知中国旅欧共青团，让他们不必到会，但可将发言稿交去，由法共着人在会上代为宣读。

斗争策略的这一变化，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任卓宣反对法共的做法， 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坚持中国旅欧共青团的代表非参加不可，并让张若茗准时到会，张若茗焉能不执行这个决定？她去了并在会上作了发言。谁料散会之后，她即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询问，险些被驱逐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国秘密警察在她周围跟踪、盯梢，并不止一次地对她调查讯问。事情很清楚， 她的共青团身份已经暴露，难以进行革命活动了。

在这期间，她跟任卓宣有了明显的思想分歧，并有过争执和冲突，任卓宣作风专横粗暴，动辄呵斥，郭隆真曾被他骂得痛哭流涕，为这，张若茗对他深为愤慨和不满。

身份的暴露，加上任卓宣的恶劣人格，使张若茗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波动。放弃革命吗？这意味着从此和亲密的同志分路而行。回国吗？一个 22 岁的姑娘，与家庭已断绝关系，学识与能力都还不行，困难太大。而目前， 碧细女士（法国参议员于格雷的遗孀）将丈夫的遗产捐赠给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女生，有此资助，她仍可继续在法读书⋯⋯多少个不眠之夜，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最后作出痛苦的抉择：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共青团，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研究学问。

周恩来知道了这一切，已经晚了。他沉默以对，能说什么呢？他没有给她爱，爱是不能勉强的，况且，他已心有所属。可是，张若茗这样做，却使他感到深深的遗憾。但人各有志，这跟爱情一样，也是不能勉强的，他能做的，只有祝愿她在学业上获得进步并找到自己的幸福。他们仍是好朋友。

1924 年 7 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离开法国，

张若茗和郭隆真在里昂车站为他送行。临别依依，有多少话要说，郭隆真是知道张若茗心思的，她想回避，可是，火车已启动，周恩来跟郭隆真握手之后，又伸向张若茗，他凝望着她那双惆怅的大眼睛和明显消瘦的脸庞， 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了声：“珍重！”转身登上了列车。张若茗伫立在月台上，一动不动，她的目光追寻着远去的火车，直到消失⋯⋯

4 年之后，夏天的一个安谧的夜晚。

暮色笼罩着里昂大学，大门上方过街楼的宿舍里，张若茗正沉埋于书籍

① 任卓宣（1896—1990）：又名叶青，四川南充人。早年加入中共，后投向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台湾“政治作战学校”校长等职。

中，摹地，从门口传来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 “张若茗，张若茗！”

会是谁呢？杨堃吗？不像他的声音，也不像别的中国留学生的声音，事实上，除了跟她相恋的杨堃，她几乎已断绝和别人的往来，她猜测着⋯⋯

“张若茗，若茗⋯⋯”喊声又传了过来，于是，她走过去把门打开，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服，头戴白色的“法国盔”，这究竟是谁呢？不等她往下猜，倏忽，那个人摘下墨镜，张若茗惊呆了，是恩来！她几乎要喊出声，可周恩来手搁在嘴上“嘘”了一下让她别喊，两人遂下了楼，悄然离开学校，向附近一座小镇走去，而后进了一家咖啡店，畅谈别后一切。

周恩来告诉她，他是从苏联过来的——事实上他是去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他选择了经波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这样一条路线回国，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当然，也是想有个机遇会会朋友，其中自然少不了她。

灯光映照下，张若茗眼里有泪花闪烁。

周恩来又告诉她，5 月，他和文淑（即邓颖超）自上海乘船去大连，经哈尔滨出国到莫斯科，在大连被日本人抓住，后又巧妙地脱险。他叙述了此事的经过，张若茗静静地听着，听完才“啊”地一声长长地出了口气。

“噢，”周恩来忽然想起似的，“我来之前，文淑一再叮嘱，让我代她向若茗姐问好。”

“谢谢，谢谢。”张若茗热泪盈眶，倏又流了下来。“我和文淑是 1925 年在广州结婚的⋯⋯” “祝贺你们，衷心祝贺。”张若茗说。 “你看，我只顾说自己，还没问你呢，你好吗？”

“好，好，”张若茗冷静下来了，“我凭直隶女师的肄业证书，经我国驻法总领事馆验证认可，被推荐进了里昂大学，1925 年取得心理学合格证书；1926 年取得普通哲学和逻辑学合格证书；1927 年取得伦理学和社会学合格证书；今年又取得第四门专业教育学合格证书，并取得了里昂大学中文科硕士学位。”她心中积蓄的话太多太多，渴望倾诉，说个不停，只是，已不再那么活泼，多了一分娴静，“现在，我正在读博士研究生，主攻方向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唔，对了，我的导师是法国著名心理学专家塞贡教授⋯⋯”

“真为你高兴，若茗，你快要成为一名学者了。” “隆真、文淑好吗？隆真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有信来，回国后就再也没信

了⋯⋯”张若茗有一丝惆怅，“还有清扬呢？也是杳无音信⋯⋯” “隆真、文淑仍在不顾一切地从事革命活动。清扬去年在武汉隐蔽了几

个月，回到天津后没有活动，这也是为环境所迫。”周恩来说，“觉悟社社员，有的已完全脱离政治，还有两三人已站到国民党一边去了，个别的已经彻底堕落⋯⋯⋯

“真是世事难料啊！”张若茗感慨系之，“像我也⋯⋯” “不说，不说，”周恩来摆手劝阻了她，他啜着咖啡，沉默片刻，“现

在，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国内干革命是有相当危险的。告诉你，我就随身携带着烈性毒药，为了严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

为党献身。”他凝视着张若茗，“我们这次会见是很难得的，分别之后，将来什么时间再会，难以预料。不过，既然革命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想，即使自己牺牲了，看不到革命彻底胜利的一天，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张若茗眼噙热泪，缓缓点头，她一向钦佩周恩来的革命志向和无私无畏， 她说：“恩来，谢谢你说了那么多，谢谢你的信任。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你的热诚和真挚，你是一个难得的人，”她的口气变得凝重起来，“我已置身圈外，但我真心祝愿共产党能早日成功。诚然，我心中也藏着一些党的秘密， 但请相信我，我是永远不会泄露的。”

“唔⋯⋯”周恩来未说下去，却十分感动地凝望着张若茗⋯⋯

时间已近午夜，快到里昂大学关门的时候了，周恩来要乘夜班车去马赛， 他将张若茗送回校门附近，两人不得不握别。张若茗目送着周恩来白色的身影融入浓重的夜幕之中，这才转身进了校门。

风啸雷鸣，大浪迭起的前夕，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在珠江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岛上，黄埔军官学校正在筹备之中，张申府此

时正旅居广州。这所新型军官学校迫切需要人才，廖仲凯①、戴季陶②先后找到张申府，请他推荐，张申府旅欧期间认识许多人，斟酌后，他开列了一份15 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军校筹备期间，廖仲凯管财政，戴季陶管教育，张申府将名单送上时， 说：“其中，周恩来是非要不可的，我了解他。”遂作了大略介绍，“我还想特别说明的是，在柏林，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并非一般入能有此认识，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

张申府以此举荐，消除了自己对周恩来的隔阂，一显心灵的坦荡。廖仲凯和戴季陶听了，颔首赞同，并答应寄旅费过去，张申府立即将这消息函告周恩来。

1924 年 7 月下旬，旅欧 1300 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离法取道海路回国。

临行前夕，王京歧邀集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成员合影留念。同事期间，他对周恩来的为人、才干是十分赏识的，他将这帧合影寄给父亲，在背面写着： “同志恩来（坐当中者）与儿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一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胡①诸老同志之下。”时汪、胡均为国民党元老，助孙中山完成推翻帝制、建立中华之伟业，声望卓著，王京歧却如此评价周恩来，可谓是

① 廖仲凯（1877—1925）：广东惠阳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

② 戴季陶（1891—1949）：又名传贤，浙江吴兴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中山秘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① 汪、胡：汪精卫（1883—1944）：字兆铭，原籍浙江绍兴。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伪中央执委会主席、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 禺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广州大总统府政治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

独具慧眼。让人惋惜的是，翌年，王京歧遭法国当局迫害，惨死于归国途中的船上。

回国时，周恩来携带着简单行囊，里面藏着旅欧共青团执委会致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其中有对他的评价：

“周恩来——浙江，年 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 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 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第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①

这是组织鉴定，应当说，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在香港停留期间，周恩来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表示自己的行止有赖 C. P.中央的决定。

9 月初，周恩来 抵

达广州。 10 月，遵照 C.P．中央的指示，他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 11 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从此，这位从运河边上的小城——淮安走出的官绅人家的后裔，正式登上了中国以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以他的全部心智，在风云变幻、悲喜交织的漫长岁月里，导演或参与导演了一出出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历史剧⋯⋯

① 见《周恩来年谱》P65（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