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欧行萍踪

1 在海上——初到巴黎——英伦考察——心系同侪命运

“波尔多斯”号邮轮由东海向南海驶去，周恩来一行乘坐的是特设舱位

——统舱，在船头下层，系货舱所改。这里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堆放着各种货物，上下铺位的简易床，像沙丁鱼罐头似地塞满了这群赴欧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

船上伙食是西式的，也很简单，主食是面包。菜肴或荤或素，牛肉、豆羹、洋芋头、白菜什么的。集体会餐，餐毕，轮流洗涮碗筷、擦桌子、扫地， 不乏劳动的乐趣。

船抵香港停泊一日，对这块屈辱的土地，周恩来想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尽管树木荫翳，商旅云集，可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却形成鲜明对照，持枪的廓尔喀雇佣兵四处游荡，大公司屋檐下，蜷缩着贫病交加的黎民⋯⋯

几天后，船经鸿基抵西贡，港口泊着许多华人船只，奇怪的是竟一律不挂中国旗，一打听才知道，中国国际地位太低，遭西方列强蔑视，倘若挂中国国旗，非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而会招致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出国门，中国人就受欺侮！”李福景感慨地说。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日益加剧，这固然令人愤慨，而清

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也是国势濒危的重要原因。”周恩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封建帝制，诚然是一个伟业。可是，接着又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外寇家贼，生灵涂炭，人民忍无可忍，这才爆发了‘五四’运动。唉，积贫积弱的中国，已到了沦丧的严重关头，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我等莘莘学子，焉能坐视不问？”说着，他转向李福景，“新慧， 你今后想做什么？”

“去英国学土木工程。” “你呢？”他问一旁的谢树英。 “到德国学采矿。” “好，学有专长就好。”周恩来说。 “恩来，你有啥打算？”谢树英笑着问。

“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周恩来应道，“本此目标，选择课目。” 间忽，他凭栏远眺，但见水天相连，舟楫往还，巨浪层层相叠，海鸥翔

集散离⋯⋯几乎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画面。

夜晚，月挂天际，十分遥远，大海已由深蓝变成黝黑，狂风掀起的一道道巨浪，像闪电不停地在眼前划过，闹腾了一阵又复归平静，周恩来邀郭隆真和张若茗去甲板散步、聊天。

“真不知到了法国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张若茗说。 “是不是后悔了？”周恩来问。 “怎么会呢？一想到跟你，跟隆真姐在一块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哩。”

张若茗说，“不过，我这次出来也真不易，隆真姐，你是最清楚的⋯⋯” “是啊，”郭隆真转向周恩来，“若茗出狱后回到保定老家，父母为防

她在外边继续‘胡闹’、‘惹是生非’，想方设法给她找婆家⋯⋯” “噢，”周恩来有点惊诧，忽又问，“找到没有？” “去去去，难道你不了解，我跟你一样抱‘独身主义’。”张若茗冲周

恩来嫣然一笑，“三年前，隆真姐坐‘亮轿’到‘男家’向宾客发表抗婚演说的事，一直在激励我。我决心抵制包办婚姻，在隆真姐的帮助下，我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谁知消息走漏，父亲派人找到我，谎称母亲病重，要接我回去。我不糊涂，第三天一早，给家里留了封断绝关系的信， 就不辞而别，去了北京⋯⋯”

“若茗找到我，于是，我跟她都住在我妹妹家。”郭隆真说，“真要感谢刘崇佑大律师，他知道我们要去法国留学，赠款 300 元。”

“接下去，恩来，就多亏你了。”张若茗说。 “真没想到若茗还有这段经历，”周恩来心中不禁佩服，“其实，多亏

我什么呢，你到天津，我能不推荐？” “是你教我怎么做的啊！”

是啊，当时，周恩来出主意，让张若茗去找刘清扬的父亲担保，向天津学联“借支”了代为保管的、抵制日货时“万德成”店家罚款中的 1000 元， 作为出国费用，这才成行。

“我不会辜负这笔款项，学成之后回来替国家服务。”张若茗说。这种无拘无束的交谈，多少化解了旅途的枯燥和劳顿。

一周后，“波尔多斯”号抵达新加坡，这里也是英国殖民地。

周恩来想离船改乘下一班轮，以便和蔡元培先生同船赴法。蔡先生，他是认识的，早在 1917 年 5 月，应张伯苓之邀，蔡先生曾去南开，就“思想自由”发表过演说。当时，即由他担任记录，旋又将这篇演说整理先后发表在

《敬业》和《校风》杂志上，并给蔡先生寄了两本。他知道蔡先生学贯中西， 倡导科学与民主，威重海内。如今，又是华法教育会会长，倘能与他同行， 自可从他那里了解到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情况，并能从新加坡弄清下一班轮抵法日期，以电告已先期到达法国的盛成①，约定几人在里昂会面的日子。

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等暂别后留下。在新加坡，他参观了博物馆， 了解到华人开拓这个商埠的历史。此外，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整理《检厅日录》。这份资料，出狱时尚未脱稿，出狱后无暇顾及，他索性带在身边， 在船上断断续续地整理，现在，他利用等待蔡元培的时机，做了增补⋯⋯

5 天后他才得知，蔡元培乘坐的“高尔地塔号”邮轮 11 月 24 日离开上海，于是，他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把《检厅日录》作了仔细的修定。当看到厚厚一叠手稿终于整理完毕，他如释重负，旋又提笔写下《检厅日录例言》， 说明《日录》是从男代表“每天日记中采取重要的转录”，而女代表因无日记，又单独生活，故“无从采录”。而“书内的公审问答辩护详情，同稿件上的修正，全由马千里先生成的，特志于此，谢马先生的厚意热忱”。

就在蔡元培离开上海的同一天，周恩来将《检厅日录》邮寄天津马千里。倏又拍了封电报给盛成，请他于 12 月 28 日到里昂与大家会合。

12 月 3 日，“高尔地塔号”抵新加坡，早就来到码头的周恩来，顺利地接到了蔡元培先生，还有张申府①、刘清扬和陶尚钊。

① 盛成（1899— ）：江苏仪征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中央大学教授、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语言学院法语教授。

①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崧年，河北献县人。参与创办《每周评论》并任《新青年》编委。1925 年退出中共，投身于民主运动。曾任北大、清华等校教授、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1986

张申府在北京时，已加入了李大钊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他跟刘清扬正在恋爱。15 岁的陶尚钊，竟也加入了勤工俭学的行列，见到他们，使他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向蔡元培追述了当年在南开听其演说时的激动，并提到寄出《敬业》、

《校风》的事。 “收到，收到，记叙详尽，甚合吾意，”蔡元培笑道，“原来‘飞飞’、

周恩来乃一人耳。”

接着，蔡元培询及周恩来等的经历，对他们赴法勤工俭学多有鼓励，说： “不俭之学者，易驰心于外务，以耗其学力；律之以俭而学益专。”望着身边求知若渴的学子，他的心情也不平静，“诸君赴法，无非欲求法国之文化而改良中国，但外国社会并非事事皆可效法，故望君等至法后，务需细心选择而仿效之，以补吾国之不足，庶几将来有造于中国也。”

“高尔地塔号”穿过马六甲海峡，在浪山波谷中大幅度地摇晃着，折腾了三昼夜，到达锡兰的哥伦布港，旋继续前进，经亚丁湾，驶近红海入海口。这时，船上旅客被告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块水域曾埋设了大批水雷， 尽管这场战争结束快两年，水雷却没全部排除，为防不测，按惯例，凡过境旅客一律要带上救生圈进行练习。周恩来按照水手的提示，很快套上救生圈， 并帮蔡元培先生和陶尚钊套上，入列练习。预报使众人担惊，所幸什么也没发生。船，不停地行驶，渐渐靠近法属殖民地吉布提，入红海海域。他们尽情观赏了红海的日出日落，不知不觉，船出了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入夜， 运河两岸灯火灼灼，船边水声哗哗，舟楫穿梭，煞是繁华，旅客都不约而同地登上甲板或置身船舷观看。

苏伊士运河尽处，长堤一道，直伸地中海。堤上有铜像一座，面东而立， 左手携一图册，右手斜伸指着运河，乃开凿运河之 Ferdinand Delesseps（迪莱塞普斯）。很快，邮船驶入地中海，与波涛汹涌的印度洋相比，地中海显得风平浪静。“高尔地塔号”开足马力，直驶法国马赛。最让周恩来激动的是看到了火山的喷发，那烈焰腾空的“屏幕”，染红了半边天，是何等壮观、何等惊心动魄！

法兰西愈来愈近了，不久，视野里出现了高高耸立的炮台和众多的樯帆。啊，马赛到了！

这一天，是 1920 年 12 月 27 日，周恩来不曾停留，乘夜车赶赴里昂。里昂火车站对面的一家旅店，是预定的会面地点。在这里，盛成迎接了

蔡元培、周恩来、张申府一行。见面后蔡先生即离开，其余的人在一块畅叙了两天。随后，周恩来来到巴黎，李愚如在车站迎接他，天气很冷，周恩来穿着一件青哔叽大衣，手插在衣兜里，显得异常兴奋。他和陶尚钊，由李愚如引到附近一个小馆子，吃了通心粉和洋白菜汤。

“恩来，你在给我的诗中说：‘三个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那是 6 月的事。”李愚如说，“我是 10 月来巴黎的，也才几个月，我们就见面了，莫非是上帝在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周恩来爽快笑道，“没那回事。不过，我真向往法国， 向往便产生动力，加上意志，事情也就成了。”

“你那首诗，我一直保存着呐！”李愚如又拍了下陶尚钊的肩膀，“诗

年病逝北京。

能到我手里，得谢谢尚钊啊！” “他呀，”周恩来看着表弟，“开始不同意一人单独先期出狱，后来是

让族中长辈陶蕴苍老先生硬拉出去的。” “若不是表哥你让我带诗和信给愚如姐，硬拉我也不走哩！”陶尚钊调

皮地一摆头，“不过，我也不能薄了老先生的面子，算是半推半就出来的吧！”这话把周恩来和李愚如都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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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尚钊是周恩来的表弟，李愚如则是陶之大嫂李锡嘏的堂妹，三人沾着亲，谈起来颇为融洽。

在巴黎，周恩来和陶尚钊租赁了西郊枫丹白露一间旅舍住下。此地距巴黎百余里，林木繁茂，峰峦隐露，系巴黎人之避暑胜地，路易十三、拿破仑一世曾设“离宫”优游。意外的是，这里居然有一座中国博物馆，陈列着庚子年间法军所掳清宫文物，水晶玉器，目为之炫。周恩来观后，感慨莫名。但不管怎么说，初来乍到，枫丹白露迷人的景色，委实是大自然赐予的一种享受。

李福景决定报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于一周前去了英国。周恩来初抵巴黎感到身体不适，何去何从，他一时尚未拿定主张。曾想留下勤工俭学， 可眼下已临近寒假，如想入学那是新学期开学之后的事，他不想等，决走去伦敦会会窗友，并实地考察英伦社会状况。

1 月 5 日，他乘船穿过英吉利海峡，直抵伦敦，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

德街 35 号一座寄宿公寓住下，他填报了爱丁堡大学。

留英的一些南开窗友得知周恩来已到，都十分开心，常策欧、严季冲等都见了面。他们请他吃烤牛肉，这是一家百年老店，依然沿袭着传统做法， 冒着热气的烤牛肉是用小车推到顾客面前来切的。严季冲要了一份，竟是一块肥膘，而车内分明有瘦嫩的腿肉，周恩来疑惑不解。这时，车转了个方向， 只见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递上一便士小费，遂得到一盘瘦肉。严季冲旋又招呼侍者过来，同佯递上一便士，侍者随即将肥膘换成瘦肉，这瞬间发生的事，引得周恩来不免哂笑。几个人边吃边聊，彼此畅叙往事，展望未来，言辞间充满年轻人的豪情壮志。

周恩来一面等待爱丁堡大学的通知，一面阅读大量报刊，研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局势。一战刚刚结束，欧洲各国经济受到战争的影响甚巨，英国也不例外。战争创伤未及医治，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置身其间，引发了周恩来的深入思考和诸多感触。

出国前，他受聘于《益世报》。这期间，他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深入工矿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 并对工党感到兴趣。他的观察和感受，在发往国内的一些信函与文章中均有所表述。

他在给堂伯父周贻鼎的一封信中写道：

“伦敦为世界最大部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 亦惟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

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①

① 见《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编 P70（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而在给天津《益世报》的第一篇通讯中，他又写道：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之巨大影响， 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

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②

考察中，周恩来看到战争的破坏是全局性的，“四年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他相信“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烈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①是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但究竟哪一种学说能正确指明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中国最适宜？周恩来在观察、思考、比较⋯⋯

旅英旬余，他给表哥陈式周写信②。式周即他嗣母陈氏的内侄，周恩来童年时代，式周曾给他以教益，这些年也未中断联系。他敬重这位表哥，在信中坦露了自己的种种想法，他写道：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接下去，他的笔触及了对社会革命的分析：

“⋯⋯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 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

他比较两者之区别：

“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伐，不改常态，而求渐近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

可是，这两种方式哪一种适用于中国呢？周恩来尚捉摸不定：

“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 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在这里，周恩来倾向于“取俄取英”、“得其中和”，吸收适用于中国

的，实行之。当然，他仍在思考之中，并未形成坚定而明确的观念和主张。这段时间，他还一直在关心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处境。这两年，留法勤

工俭学学生已达 1700 人，几乎分布于法国全境，比较集中的据点有巴黎、克鲁邹、圣德田、圣西门、勒哈佛尔、里昂，此外，在赖华沙、卢瓦尔以至大西洋的沙滩、天蓝岸花园、乐么田庄、蒙白里农场，都有中国学生。他们当铸工、钳工、翻砂工、搬运工、建筑工、煤矿工、园艺工、农场工⋯⋯最脏最苦的活儿都摊在他们身上。可是，欧战结束之后，法国生活程度极高，工厂原料缺乏，产品滞销，各地工厂多数倒闭，连法国工人都纷纷遭到辞退， 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便可想而知，绝大多数无工无钱，不蔽风雨，在饥饿冻馁中挣扎⋯⋯这一切，时常在周恩来的脑际萦绕。他给严范孙写信①，告诉这位学界名流：“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找到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而办事之人亦苦无办法。”何以如此呢？他认为：

② 见 1921 年 3 月 22 日天津《益世报》。

②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P23—24（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①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P17—18（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缘勤工学生来法时，国内方面并未经严格的审查，法语未谙，技能未具， 而身体复不强壮，徒恃一时热狂勇气，贸然来法，偶遇折磨，豪气全消，即使心有余而力亦不足供其用。且上三项困难能尽免矣，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此也，勤工同学来法之最终目的，固为聚钱念书，但按现状论之，凡勤工者即无复有相当之读书机会。每日工作八小时，身体疲劳的恢复即需要长时间休息，更何有读书自修之可言？加以每日工资并不甚多，使稍多开销便无积蓄希望。刻苦甚者或能于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然中间经五年之荒废，时间、年龄、脑力之损失，不知凡几。欲其复如昔日之安心念书，固非易事。”

这时，正好海外大学里昂部①行将开学，吴稚晖②、李石曾③等主张以低费用吸收国内贫寒学子来法受欧化教育，但对于已来法国之勤工学生，则殊有置之不理之嫌。周恩来觉得不妥，“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他将这一切函告严范孙，希望通过严范孙的周旋，使国内诸贤达教育家和有力之士设法救济困厄中的勤工俭学学生。

至于他本人，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国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以考察欧洲之社会实况、民族心理⋯⋯

不久，爱丁堡大学通知到了，准备接受他，且无需通过入学考试，只要进行英语测验。

“太好了，爱丁堡甚是优待你啊！”同居一室的李福景闻之向他祝贺， “英语测验不成问题吧？”

“我想不会有问题。” “预祝你成功！”

“可是，”周恩来从激动中冷静下来，“新学期要到 10 月开学，现在才

2 月，在秋季到来之前，如何生活呢？” “我们一道想想办法。”

“不，不行，”周恩来说，“英国生活程度之高，英镑价格之长，为各国之冠。我算了一下，英伦费用年需英金 200 镑，合今日中币已逾千元以上， 爱丁堡虽省，亦不能下千元，其他费用尚不论⋯⋯”

“申请官费，论你的条件是可以的。” “倘官费不成呢？”周恩来脸上泛出苦涩的笑。

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离开。在此期间，他就考察所得，替《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①，指出“危机”集中反映在“商务之停滞，生货之缺乏，资财之不足，税则之重敛，物价之腾贵，工厂之倒闭。凡此种种，均互为因果，以至于产业不能振兴，而工人失业也”。那么，解决之路安在？他认为“其大旨均不外农业之开拓，求所以自给之道；商业之恢复，求收回战前地位；并谋所以扩充各工业之赞助，以图外输货物之增加。凡此数事，固各国全国一致所主张者”。

① 又称里昂中法大学，1920 年 3 月由留法华法教育会筹建，同年 9 月正式招生。

② 吴稚晖（1863—1953）：字敬恒，江苏武进入。时任筹建中之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③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李鸿章之子。时为留法华法教育会主要负责人，参与里昂中法大学筹建。

① 见 1921 年 3 月 22—23 日《益世报》。

周恩来在这篇通讯的结尾，特别谈到了这场危机与中国之关系。指出： “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烈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使赔款而终有济也，则德人取偿之术，又岂能处于奖励产业，辟新商场于欧土以外，而同时协约国得其偿款，其奖励产业与辟新商场，其法亦正相同，吾中国必为其消化之所，固无用置疑。”

周恩来一方面预言“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另一方面指出西方列强对中国倾销产品，乃是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之新招。他“记其近况，以为国人告”，其动机在警策国人。

高昂的生活费用难以为继，他的心情相当矛盾。他并不喜欢伦敦这座多雾的城市，这里的房子总那么狭小、丑陋，建筑格局千篇一律。可是，据说北方的爱丁堡天空是明净的，何况，爱丁堡大学已来通知，只考一门英语，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机会。还有，他对英国社会已有了浓厚兴趣，尤其是这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罢工以及工党的发展，也一直在吸引他。他跟伦敦东区的一些工人已成为朋友，而考察才开了个头。但他还得走，况且，大批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他一直惦念着，总放心不下。对法国也还一无所知， 他需要深入地去了解和考察。再者，那边的生活费用每月合中币仅 40 元，较英伦省得多。这样，他可以边读书边继续他的社会调查⋯⋯

2 月中旬，周恩来结束了在伦敦五个多星期的逗留，回到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