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米勒的画——“占领里大”始末——亡友之一：

陶尚钊——移居柏林——亡友之二：黄爱——《伍的誓词》

初秋的巴黎，天空是明净的，不像伦敦那样阴晦，但街市的喧嚣却远远超过伦敦，街头巷尾有数以千计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当中有失业者、酒鬼、盲目流入都市的农民、欧战中的伤残者⋯⋯

巴黎的旅游景点比比皆是，而卢浮宫依然魅力无穷，周恩来和赵世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这座宏伟、朴拙的深灰色建筑，今天有难得的宽余，两人打算尽情观赏一番。这里陈列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乔尔乔内的

《田园合奏》、卡拉瓦乔的《圣母升天》、哈尔斯的《吉普赛女郎》、华多的《发舟西苔岛》、大卫特的《马拉之死》、安格尔的《泉》等让人目不暇接的油画、肖像画和风景画，还有美不胜收的雕塑。周恩来、赵世炎一个画室又一个画室地观赏着，议论着，对这些艺术杰作，不时发出赞叹。

在第八画室，两人被一幅题为《拾稻》①的油画所吸引，周恩来凑近看了画家的署名，不禁脱口而出：“让·弗朗索瓦·米勒。”

“怎么，你知道他？”赵世炎见周恩来兴奋的样子，遂问道。

“我在《少年中国》上读过一篇李君的文章②，称 19 世纪绘画界的明星，米勒便该首屈一指，他注重农民生活，可称为田园画家。”周恩来说，“他的画独辟蹊径，一反从前贵族艺术思想，专从自然的、人道的思想，去实写农牧的天真、田园的清纯⋯⋯”

“好吧，我们来仔细欣赏一番。”赵世炎也不由地受到了感染。眼前是一幅极普通的农村田野画面：

秋收季节，三个上了年岁的妇人，拖着沉重的身体，躬着腰在捡拾撒落在地里的稻穗，其中一位妇人像是坚持不住，微微直起腰松一下筋骨，可眼

① 见 1921 年 10 月 8、9 日天津《益世报》。

① 原文系“拾稻”，此画现译为《拾穗者》。

② 李君：即李思纯，其作《平民画家米勒传》刊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

睛仍盯着地面，搜寻着失落的稻穗。她们终年劳碌，但土地不属于她们。一望无边的田野上，稻垛堆得高高的，旁边停着马拉的大车与忙碌的雇农，远处立着一个骑马人，乃是地主或地主的管家，他才是土地的主人，不劳动者拥有一切，劳动者却不得食，靠从稻茬中拾落下的稻穗糊口⋯⋯

两人聚精会神地凝望着，似乎不愿放过每一处细节。

米勒对三个农妇的安排疏密有致，富有变化的节奏韵律感，使有限的画面变得无限丰富。色调所造成的天高气爽、风和日暖的气氛，使画面呈现表面的和平宁静，却没有掩盖贫富悬殊的矛盾。农妇的动作隐约显示出急促、紧张。平静的气氛下，含有不平静的情绪，委实意味无穷。

“啊，我想起来了，曾有批评家说这幅画是‘反对贫困的起诉书’⋯⋯” 赵世炎说。

“是啊，”周恩来应道，“它画出了农民悲惨的命运和处境。”

两人流连忘返，直到夕阳西下，才走出展厅，当他们在门口的卖品部稍作停留时，竟意外地看到了《拾稻》的画片。

“这可是不能不买。”周恩来掏钱买了两幅，一幅给了赵世炎。“寄回国。”周恩来说。

“我也这样想。”

于是，两人来到附近的邮局。

周恩来是寄给释孙（即谌志笃）的，他在画片背面的左侧，用英文写着： “法国派。《拾稻》。米勒”。右侧中文则为：

“释孙： ‘拾稻’——米勒氏作。米勒（1815—1875）是写实派中的巨子，国内久知其名，毋

庸我再介绍，此张亦为他名作之一。《少年中国》中李君曾批评过此画，甚当。

恩来 1921．09．10 于法国。”①

赵世炎则在寄给友人的画片上写道：

“这是法国派的画，用三个拾稻女人，描写农家之苦，画中三人姿态，描出年迈农妇田作之状⋯⋯大地之后在乡间这种憎况尤多了，一因老农妇的丈夫或未婚的儿子多死于战

争，无人赡养，又无助手，今日之状还要苦些。米勒这画也大有喻意⋯⋯”①

两人将信丢进邮筒，这才沿着大街踏上归途。 “怎么样，去逛逛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周恩来提议。 “算啦，时候不早了，回去吧。”赵世炎埋着头只管走路，忽然，他说：

“恩来，上个周末，在卢森堡公园，我见到你跟一位漂亮姑娘在一块，是谁啊？”

“啊，她叫张若茗，”周恩来答道，“我们一道坐过牢，一道发起建立‘觉悟社’，又一道来法国勤工俭学。”

“是不是在恋爱呀？” “没那回事，”周恩来笑道，“不过，我们很接近。恋爱的事，我真还

没去想，否则，和森又要说我‘陶醉于美色’了。”他朗朗地笑出声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常情，”赵世炎说，“和森是

不是太绝对了？”

“他是担心我们中间有人受到感情的诱惑，但我可以说，情欲与我无

①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七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缘。”

“恋爱也无妨嘛！”赵世炎很通达，“你看，和森、警予正是因恋爱而结合的。”

“和森能有警予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也实在是种幸福。” “这样说，你又何必束缚自己呢？” “我们不谈这个，”周恩来甩开大步，“快走吧，天就要黑了。” 两人不再笑谈，匆匆地赶路⋯⋯

拒款风潮平静了一个月，勤工俭学之前途，已趋困难，无工同学占全数十分之八，专靠维持，无日不生活在恐慌之中。突然，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自 9 月 15 日，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且有遣返回国之说。已做工者亦受经济恐慌之影响，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在这同时，围绕里昂中法大学的入学问题，勤工俭学学生也陷入困境。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办的。学校筹办之初衷，原为解决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困难，但主事者却背离了初衷。一月间，周思来致严范孙的信中曾写道：“⋯⋯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而校方却以“校款不甚充裕，勤工生程度太低”①为托辞，不愿接受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就读。

夏秋之交，吴稚晖从国内招收了一批官僚富家子弟，且决定于 9 月 25 日开学。此举引起了勤工俭学学生的公愤。为解决读书之困，他们曾数度与华法教育会交涉，均告失败，退而要求以里昂大学校内多余房屋暂作栖身之所，也遭拒绝。巴黎郊外的哥伦布镇充塞着少年漂泊者，他们面临着生活无助、读书无着的威胁，怎么办？

在克鲁邹的赵世炎、李立三等商议，发动一场“入学运动”。他们一面通知设在巴黎的“勤工俭学会”，一面与蒙达尼的蔡和森等联系，紧急会商，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之前组织一支“先发队”赶往里昂，先把这所大学占领。

这个想法，周恩来自然是知道的，但这是一次重大行动，如何组织则需要认真研究。在哥伦布的一次会商中，对派遣“先发队”，他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先发队”去了之后怎么办？勤工俭学学生数千人散布在巴黎、圣日尔曼、枫丹白露、克鲁邹、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尼等地，倘全都拥向里昂大学，似也值得考虑。而且，他也不主张与校方正面对抗。他说：“斗争是复杂的，吴稚晖、陈箓等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势在必行，但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作两手准备。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

“争回里大，为无可奈何的最后手段，”蔡和森说，“但是，恩来的建议也很重要，我们务必要组织好。”

“后方工作就由恩来负责，如何？”赵世炎征询道。

众人没有异议，会上作出“以开放里大为唯一目标”的决议。

月 20
日晚，巴黎车站一角，集聚着百余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一个个神情肃然，沉默寡言，跟前来送行的周恩来等告别之后，由赵世炎、蔡和森率领着登上火车，连夜赶往法国东南部的里昂。次日凌晨，他们登上了设在山上的昔日里昂炮垒，里昂大学系此炮垒改建而成。因校方早有准备，教室、

①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P1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宿舍皆上了锁，无奈，“先发队”队员只好在操场上坐下。赵世炎找

到学校主持人褚民谊①交涉，孰料校方非但竭力排拒，且以“匪类”诬陷，要求里昂市长出面干预。

第二天，里昂市长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为由，出动 200 多名武装警察，以铁甲开路，突破铁栅栏大门直逼操场，将百余名“先发队“队员强行押上数辆大汽车，关入附近一座兵营；接着又以“查验”为名，没收了全部人员的“居留证”，不准行动自由，视若囚犯。

这是勤工俭学学生没有料到的，形势急转直下。

留在巴黎的周恩来、王若飞、聂荣臻②等闻讯后，四处奔走营救。

稍后，吴稚晖来到里昂，邀同学推派代表晤谈。他表示，由他负责设法，每年补助勤工俭学学生 10 万元，以 6 年为限，并要同学自行安排，一批做工，一批读书，轮流动用经费。

作为总代表的赵世炎回到兵营据实报告，同学们拒绝此项安排，一致要求开放里昂大学。

于是，问题又回到吴稚晖那里，结果遭致拒绝，谈判遂告破裂。

留在巴黎的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听说谈判破裂，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去里昂声援。周恩来多方疏导，动情地说：“‘先发队’遭了挫折，若是接着出发，必致人人都入陷阱中，去领受俘虏的滋味。诚然，甘苦本应共尝，但也不能让对方一网打尽。需知行动一失去自由，指挥生死的权便在人家掌握中了。”他说服了一些同学，又往见陈箓，要求他以使馆名义向法国政府交涉，尽快解除监禁，恢复各人自由。谁知陈箓不仅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态度顽梗，于是，双方展开一番舌战。

“此番百余人造成四罪：不得主权者许可，擅入人室；侮辱市长；发散传单；并与法共新闻记者接近。”陈箓口气颇硬，“罪名既已成立，被拘禁，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干涉法国的主权和法律。”

“不对，”周恩来驳道，“同学此举，纯为求学，且进行极守秩序，法人所谓‘罪状’，充其量也不过违警。况且，法兰西共和国，又非戒严时期，何能凭一面诉词，强加人罪？若说是按法办理，凡被捕的人，如有人请求，当于 24 小时内出庭，何以日久不见明文？”

“违反法国法律，只能由人家处置⋯⋯” “可是，公使身为中国政府代表，理应为中国学生说项，怎么反倒替法

国说话？”与周恩来同去的徐特立①责问道：“先生的言辞令人怀疑与法方有所干系，不然，法国现时军警之气势无论如何大，总不能驾于法律之上。区区一个‘违警’罪状，何至于拘入军营？何至于拘禁不开审讯？更何至于演了一出同中国学潮中拘留学生一样的怪剧？”徐特立言辞激烈，八字胡直颤， “若不是惯经此事的公使先生暗示他们，默许他们，法人又何能目无中国至

① 诸民谊（1884—1946）：浙江吴兴人。时任里昂中法大学副校长。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②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曾任八路军 115 师政委、北京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① 徐特立（1877—1968）：原名懋询，湖南长沙人。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此？”

“你，你⋯⋯”陈箓语塞，脸涨得通红。 “至于说到散发传单，同新闻记者接近，更难自圆其说。”王若飞接着

说，“举眼看一看巴黎、里昂城里，哪一天没有成万的传单飞出？试问，这难道都是经警方许可的吗？而法共《人道报》遍布法兰西全国，更何能禁止人们同他们的记者接近？我们仍坚请公使向法国政府交涉，尽快恢复同学自由。”

“我已电请吴稚晖先生来巴黎，待他来了再说吧！”

周恩来知道陈箓在推脱，和徐特立、王若飞等离开使馆后，当晚组织了20 多人的“请愿团”赶往里昂，求见市长，要求探望被囚同学，向其提供足够被褥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他担心同学在兵营时间较长，又携上一袋书籍供其阅读。

可是，百余人拘于兵营，对法国来说也是负担，惟恐酿成外交事件。里昂市府报告内政部，再由外交部咨文中国驻法公使馆，陈箓却以“不管教育” 的托辞，把责任推给吴稚晖。法国政府见中国公使馆与里昂市府均无处置办法，遂决定将这批学生遣送回国。在关押了 20 多天后，法国政府以“从事布

尔什维克活动”的莫须有罪名，于 10 月 13 日，在戒备森严中，将 104 人押往马赛登船回国。他们之中有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张昆弟、王京歧等，唯有赵世炎在别人掩护下逃脱。

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中“身临其境，目睹种种惨状”，深感“焉能使我对他们不表无限的同情，不致无限的愤慨，不替他们求社会上极大的援助”？他义愤难抑，撰写了 3 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

寄给《益世报》，于 18 天内连续刊出。文章回顾了一年来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波澜迭起的斗争，揭露了中法两国政府和官僚政客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欺骗与迫害，充分肯定了占领里昂大学的这场斗争。文章写道：

“在他们运动初起时候，其主张原是很和平的，要不是周围的空气压迫他们过甚，又何至于便取直接手段，实行占据。他们希望援助，旁观者给他们的同情只是一个‘冷’字；他们期待谈判，里大当事人回复他们的只是给了一个拒绝的暗示。在另一方面，停发维持费的日期，又确定在 9 月 15 日，人们的心不是麻木的，血更是热的。援助失了，学费绝了，他们也只有向同境地的朋友，求团体的团结，试一试他们最后的胜负。受同样的待遇，处

同样的悲境，他们终于会团结起来的，不牺牲终久也是牺牲，他们如此，他们岂是得已？！”

①

他热情地欢呼：

“⋯⋯第一朵开放出来的花儿，便是占据里昂大学的壮举。”②

百余名勤工俭学学生被遣送回国，并不是事情的结束，留下的还将继续奋斗。挫折，使他越发坚韧，他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他以高昂的气势呐喊道：

“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

们，赶快团结起来啊！’⋯⋯”①

一个时期以来，周恩来行踪不定，凡有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城镇，他几

① 见 1921 年 12 月 18 日至 1922 年 1 月 9 日天津《益世报》。

② 见 1921 年 12 月 18 日至 1922 年 1 月 9 日天津《益世报》。

① 见 1921 年 12 月 18 日至 1922 年 1 月 9 日天津《益世报》。

乎都去过。当然，他也曾有过相对固定的住处布卢瓦，这是法国中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小城，陶尚钊和他住在一块儿，他一直呵护着这位小表弟。三个月前，郭隆真、张若茗从蒙彼利埃搬到这里，只要周恩来不外出，他们经常见面，话题总离不开补习法文、国内近况、法国以至欧洲政局和社会革命等等。

繁忙之中，周恩来跟旅英的李福景、常策欧、严季冲，旅美的关锡斌、潘世纶等仍保持联系，旅日的吴瀚涛、王朴山跟他也一直鱼雁不断。他曾劝说吴瀚涛回国投身救国运动，可是，吴的反应令他惋惜、失望，两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因思想分歧，自此分手⋯⋯

占领里昂大学的挫折和一批勤工俭学学生被遣送回国，深深刺激着周恩来，只是，他没有气馁，从张申府那里得知，国内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已于 7 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给他很大鼓舞。回顾“二·二八”拒款，直到占领里大的一次次斗争，固然也有各个团体的联合，但他总觉得缺少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应类似天津爱国运动中的觉悟社，而是共产党。旅法的革命者需要这样一个组织，这件事，在占领里大失败后，他越发感到紧迫了。其间，周恩来常在法国各地以及德国、英国、比利时穿梭奔波，食宿失

序，即使这样，他仍通过亨利·巴布斯①，与法国共产党人、《人道报》以及法国学生的左翼保持联系。

整个冬天，他和从里昂兵营中潜逃出来的赵世炎一道，致力于先进分子的联络和团结，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

第二年 1 月，周恩来来到伦敦看望好友，住在海贝律山 11 号常策欧的寓所。这次，他停留时间不长，但仍关注着英国局势的动向，再次撰写了《伦敦通讯》寄《益世报》发表。

天气渐趋暖和，春天来了。一天，陶尚钊赴里昂旅游，野餐时，因不会使用炊具，不慎酒精灯爆炸，火烧全身，伤重医治无效而亡，时年 17 岁。周恩来闻讯恸哭不止，一手料理了尚钊的丧事，择地埋葬后，又将坟墓拍成照片，连同抵法之初，他、刘清扬、张申府、李愚如等和尚钊的合影等生前遗物，托人带回国内送交尚钊之兄尚铭处。

周恩来的痛苦是深重的，这大概是他旅法期间最暗淡的时日，多少个夜晚，他被恶梦惊醒，他总忘不了尚钊那副可爱的、稚气的面孔。他想起，在南开时，尚钊与陆宗舆的女儿恋爱，“五四”运动爆发，尚钊得知陆系北洋政府签订巴黎和约的卖国贼之一，毅然与陆女断绝了往来；他又想起，他在狱中写给李愚如的诗函，便是尚钊带出去的；他还想起，每当外出，尚钊总要送他一程，总那么恋恋不舍⋯⋯啊，他还想起许多往事。可是，尽管他追忆不已，这一切终究成了过去，而他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遂日以继夜地投入对欧洲社会的考察、撰写文章、联络友人等一系列活动中去，以此求得解脱⋯⋯

3 月，他移居德国柏林，住威廉村恺撒街 54 号 A，同楼并有一位德国人教他德文，这儿离柏林市中心不远。张申府和刘清扬先他一步到柏林，自然，相互时有接触。但更多的时间，他则用在学习德文、阅读各种报刊、钻研经济学和其他著作上。他给伦敦的常策欧写信：

“⋯⋯德国书价一月一长，我现在请求你将德文的经济学原理书，在五天内给我开点

① 亨利·巴布斯（1873—1935）：后译为亨利·巴比塞。法国左翼作家，名著《火线上》的作者。

书名字来，我好起首去买。还有一事，请给我定一个月的 Daily Herald①，赶快！万勿耽搁，因为我现在一份英文报纸都看不见了。恩来。”②

据此，不难看出他对报刊的需求和对新思潮的饥渴。

他以极大的热情，继续考察欧洲社会及其各种流派的劳动运动，其中包括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对它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逐一进行分析，“推求比较”后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激动地宣称：“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③

同月，他给国内的觉悟社社员“小、山”写信，介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和他决心为此奋斗的信念，此信以《西欧的“赤”况》为题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署名“伍—小·山”，即“周恩来——谌小岑、李毅韬”。

信中首先分析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指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大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在欧洲“其势力渐渐等于零”；英国基尔待社会主义“近已见衰”；法国工团主义“不问政治”、“活动范围太狭”；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其次，他还坦诚地叙述了自己旅欧一年来的思想演变：“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经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 C．ism① 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天才定妥了我的目标。”②于是，他郑重声明：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③

一天，周恩来到刘清扬那里去，见刘清扬满脸悲戚。“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惶惑地问。 “正品他⋯⋯”刘清扬刚开口便哭出声来。 “正品怎么了？”

“他⋯⋯他死啦⋯⋯”刘清扬说着将李毅韬刚寄来的信递给他。

周恩来的手颤栗不止，从信中得知黄爱在长沙被军阀杀害，信未看完，他已泪流满面。

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1919 年在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因投身“五四”运动，曾两次坐牢，后又成为觉悟社社友，与周恩来、马骏等交谊甚厚。 1920 年秋，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黄爱回到长沙，就读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11 月间毕业，与同学庞人铨一道经常深入工厂，并联络了一部分同学、工厂技师和工人，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劳工会”。一月后，会员已增至四五千人，其基本成员除学生外，大多为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水泥厂、木瓦、缝纫、理发业的工人。

① DailyHerald：即《先驱者报》。

②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六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③ 见 1923 年 4 月 15 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① C．ism：即共产主义。

② 见 1923 年 4 月 15 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③ 见 1923 年 4 月 15 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湖南劳工会”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在军阀残酷统治下，在封建把头和工厂老板重重剥削的处境中，工人实际工资日益下降，群众产生自发反抗情绪，自然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宣传。

但是，黄爱、庞人铨则是纯洁、正直、勇敢并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青年。1921 年 4 月，黄、庞动员 2000 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将该厂股权承租者华实公司老板押过湘江游行，逼其写下“誓词”，保证不再承租第一纱厂一。华实公司后台系湖南军阀赵恒惕。事发后，该公司贿赂赵 5 万元，要他加害黄、庞。l 月 16 日深夜，凄风苦雨，赵密令将二人逮捕，因惧怕工人抗议，未经审问，于 17 日凌晨 4 时，将二人押赴长沙浏阳门外斩首。时风雪弥漫，鲜血染红了雪地⋯⋯

黄、庞生前，毛泽东在长沙，曾对他们做过耐心、深入的帮助和教育。1921 年底，两人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遇害后，毛泽东悲愤难忍，先后于长沙、上海等地主持了黄、庞追悼会，动员国内名流、学者致电抗议赵恒惕的暴行。黄、庞的死，在国内震动很大，天津与长沙虽相隔千里，可李毅韬很快便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旋又函告刘清扬。

“毅韬是很沉痛的。”刘清扬哽噎地说。 “她和正品很熟，了解正品的为人⋯⋯”周恩来泪痕未干，半晌才说，

“无论如何，我们要不负这个朋友，不管他信的是 C，还是 A⋯⋯”①

周恩来“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的同志”，回到寓所，写下了《生离死别》一诗：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① C：即 Communism，中译共产主义；A：即 Anarchism，中译无政府主义。

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①

诗中，周恩来把黄爱“壮烈的死”与那种“苟且的生”、“贪生怕死” 作了对比，认定“没有耕耘”、“没播革命的种子”却想“收获”、“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深信要“飞向光明”，哪怕“血儿滴在地上”、“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这是一首壮丽的诗篇，崇高的理想、磊落的胸怀、高洁的品格、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贯穿全篇。

周恩来将这首诗抄在给衫逸（李锡锦）、衫峙（郑季清）的信中。此信发表于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署名“伍——衫逸、衫峙”，即“周恩来——李锡锦、郑季清”，标题《伍的誓词》系编者所加。

在诗前的一段文字中，周恩来即宣称：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①

诗后，周恩来又一次谈到自己信仰确立的经过，即“对于 C．P．坚定的倾向”之演变，他这样写道：

“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②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③三人之力为最大。出国后得了施以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味，最后又同念吾④奈因⑤经了很多的讨

①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

① 见 1923 年 4 月 15 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② 施以：即谌小岑。

③ 石逸：即李震瀛。

④ 念吾：即刘清扬。

论，直至 10 月后才正式决定了。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意念十分坚决。”⑥

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

任何人，甚至是伟大人物，其成长，尤其是思想的演变，都会受到周围环境和跟他关系相近者的影响，周恩来也不例外。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无需避讳。再有，周恩来在法国尤其是 1921 年二三月间，在蒙达尼与蔡和森的接触，以及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他加入 C．P．，蔡、张等对他有没有产生影响，或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周恩来未提到，或许这封信是写给觉悟社社员的，提到的都是彼此熟悉的人，而按照 C．P．秘密工作原则，他亦不可能泄露自己的同志。可是，客观他说，这种影响，应当是有的，更不用说，信仰确立前后，欧洲社会的现实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了。

总之，重要的是，他认定的 Communism 是一定不变了，且坚决地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