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群——迷惘与“三个主义”

——《新青年》——风雪残留，红日东升

九月肃霜，大淡云闲。

轮船自海河起锚，缓缓向前，驶离塘沽港。周恩来站在甲板上，强抑着心底的惆怅，向岸边的新慧、峙之等挥手作别。船平稳地行驶了一段航程，加速进入公海，这时，大风掀起巨浪，船体急剧地颠簸着。周恩来感到头晕，胃里一阵阵痉挛，作呕想吐。他强撑着，抓牢床架，随船体的摇晃而摇晃，不时发出一阵阵无奈的笑声。突然，一个趔趄截断了笑声，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重又抓牢床架，尽量让自己适应。总算好，他居然能倚着船舷，观赏黄昏夕照，夜暮秋星，于碧空沧海中，享受与鸥鸟为伴的自由情趣。两昼夜航程结束，船抵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长崎。停泊半日，他没走远，只在港口一带转了几条弥漫着鱼腥味的街道，初步感受了异国风情，尤其是那些身着和服，迈着急促的小步，吧嗒吧嗒地擦地而走的日妇容姿，让他觉得有些特别。午后，船又起锚，当晚驶人景色如画、令人陶醉的濑户内海。在神户登岸，继坐火车，经大阪至京都，见到了昔日南开读书时座位紧挨的同学吴瀚涛。吴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就读，他是特地来车站迎接周恩来的。知交海阔天空诉说别情之后，他又上车，经名古屋抵达东京。

王朴山已先他三天到了东京，住在一处叫三崎町的地方，这时，已约了张蓬仙、张鸿浩一道迎接他，好友异国相逢，倍感亲切。

日本一般大学，包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的高等学校，都是春季开学，招考日期则在阳历 3 月，这样，就有几个月的准备期。周恩来与王补山同入东京神田区仲猿乐街七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开始几天，周恩来跟张蓬仙住早稻田区的一座公寓，稍后，即搬到吹町电影院附近的一个家具店二楼，与一位陈姓中国留学生共住

一“贷间”1。周恩来进预备学校，主要是学习日语，补习大学考试课目，如英文、物理、数学等。

在这之前，日本政府和清政府订有由日本代培中国留学生 15 年的协定，其中规定，日本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中国留学生皆可报考。周恩来准备报考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只要考取其中的一所，即可得到政府的官费补助。张鸿浩也准备考这两所学校。

初来乍到，一连许多天，周恩来仍沉浸在昔日同窗欢聚的氛围里。王朴山住的离他不远，一天，他在王朴山处，见到朴山保存的“师友赠言录”，他翻看了几页，陷入往事的回忆中，忽儿合上，见封面一片空白，遂说：“是不是得有个名字？”

“对，对，恩来，你给想一个。” “赠言原为切磋，切磋之惠，无日可以忘之，就叫《切磋集》如何？”

¹ ①贷间：房主将多余房屋出租，同时承办客人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

“好，就这样。”朴山乐不可支。

周恩来欣然拈毫在这本赠言录封面上题了“切磋集”三字，沉吟有晌，旋又补写一行：

“朴山东来后三日，余亦追踪至异域。晤故人，诚乐事也。偶造其寓，翻阅书麓，得是册。中汇录师友切磋之语最多，因取斯二字题其前，寄同情耳，匪敢谓得当其称也。中

华民国六年九月下浣。翔字周恩来题。”②

朴山接过一看，啧啧称善。

在此期间，周恩来又相继会见了严智开（严范孙之子）、陈钢、童冠贤、高仁山、杨柏安和卢开运、卢开津昆仲⋯⋯

最初的欢聚之后，周恩来在补习功课的同时，努力使自己适应日本的习俗。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朴，讲究礼貌和清洁，出外要穿木屐、草履，入室则要脱屐、履于户外，房间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合。对周恩来而言，穿脱木屐、草履都好办，难的是坐姿，它不像中国的席地而坐，而以足承尻后，倘若跌坐、蹲踞或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平常，没有日本人来，倒也随便，怎么坐都行。可是，一旦房东或别的日本人来或因事去寓所见日本人，被邀人席，则要受罪了，但入乡随俗，既然来日本留学，也只好练习这种坐姿。

他的居室仅四席①半，四壁萧然，除了蹋蹋米、茶具、小机，就没有别的陈设。蹋蹋米是草编的，四周以蓝色木棉布包边，据说，此乃地位最低者用的，俗称“田舍叠”。他顾不得这些，入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即睡。

伙食是房东提供的，无非是蔬菜、牛蒡独活（芦笋）、味噌（豆瓣酱）、味汁（干菜汤），有时也加点寿司（鱼鲊），猪肉、鸡肉少见，但鱼多。周恩来对这倒无所谓，当年，在铁岭和奉天，高粱米饭、苞米都吃过，他不在乎。他是来求学，不是来享受的。何况，旅费、学费都是亲友资助的，不能丝毫浪费。

生活清苦倒也罢了，最难的是日文。日语的书面形式组成复杂，其中既有汉字，又有日本自己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既夹杂有罗马字，又有阿拉伯字。他试着日语汉学，开初产生好学之错觉，孰知，愈学愈难，学到多变的语法和复杂的敬语时，实在挠头。而且，近年，东京街头的招牌广告以及印刷品中，汉字在减少，而假名（字母）却在增多，日文不再是可以“眼学” 的文字，须用耳听；不再是书上的本文，而成了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他像一般留学生那样买了富山书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库》和三教书院出版的《袖珍文库》，里面收有“狂言”、“落语”、“俳句”①。许多人皆从熟读这些作为学习日文人门的，但他觉得掌握起来并不容易。每天，他都去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来年的官费考试，对他乃是“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曾预料”。他虽不敢懈怠，但收效不大，使他多少有些担忧。

这期间，他仍关注着国内，尤其是南开的事，他为母校“精神为之一新，九先生②亦愈见信任于学生”而高兴，他牵挂着在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读书的潘述庵等同学以及远在美国的冯文潜、黄任生等同学，时有信函联系。

②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五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① 席：日制，每席约长 6 尺，宽 3 尺。

① 狂言、落语、徘句：均为日本不同文体的类别。

② 九先生：即张伯苓之弟张彭春，时任教南开学校。

年底，他投书陈颂言（尚文）③，对留在国内的这位同窗，备述抵日的种种感触：

“⋯⋯弟自居此，饮食起居尚无大不顺，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治，大似余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国人咸住中国人开设之馆，为便于食味。故日馆较中馆清静，无喧哗声，便于用功。”

信中，他也坦言了自己对考试的担忧：

“弟现预备日文，无大困难，所难者懒病时发，不肯向书堆里求快乐，是为病耳。官费考试在明夏，届时背城一战，十有九必败，缘来此日文程度一年，用功者可保考入，若弟优游性成，诚难有把握矣。”

周恩来何以预言“十有九必败”？原因在‘于他心有旁骛，不能专一，

他既要关注四海窗友，又要与留日同学“常相聚会”，还留心观察日本社会之种种现象，而距考试仅有半年，时间过于仓促，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那么，两个多月下来，他对日本的观感是什么呢？信中有简单的概括： “日本风俗，不见优美，好在谨言慎行，无不可居之地。倭国虽小，安分克

己，尚无不合式也。”

但是，他对中国留学生的观察却仔细、深刻得多：愤深切的浩叹。

信的附言，周恩来又特地问到《南开思潮》的出版事宜。在他毕业之前，南开有敬业乐群会、基督教青年会和自治励学会三个学生团体，并各以其名编辑刊物，鼎峙势分，难展宏图，遂集中精力合而为一，是为《南开思潮》之间世。所有内容，亦以三者之精神并存而不废为旨归。周恩来写这封信时，第一期已出版，只是，他未收到，第一期总编辑为段茂润；第二期明年 6 月出版，总编辑是张轮远，副总编辑是李福景，总经理即为陈颂言。周恩来并未参与《南开思潮》的编辑，但非常关注。后来，他收到该刊后，曾与留日同学传观、讨论。

他依然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一天，他出校门，就到三崎町王朴山处，不意碰见徐达九。交谈中，达九告诉他想考医学，以为既可替人治病，又不求人，能自理生活。他希望听听周恩来的看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呀，”周恩来说，“经济变了，其他一切都要发生变动。”接着，他讲了文化、教育、国家机关与经济基础之关系，“达九，何不考经济呢？当然，我只是建议。”

“恩来，你说的有道理，我再想想。”

后来，徐达九放弃了学医的念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受益于著名学者河上肇①。

补习之外，同学间仍免不了相互走动，周恩来时常来见王朴山，他发现朴山因健康不佳断续辍学，因此而意气消沉。这天，他又来串门，见朴山卧床不起，其妻杜栗堂随侍在侧。

“近日感觉如何？”周恩来凑近问道。 “一直在服药，”朴山恹恹地说，“不像有大病，可怎么就好不了呢？”

③ 此信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①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经济学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社会主义运动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贫乏故事》、《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调查》、《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

“朴山，我看你是精神负担太重，既然不是什么大病，就不要整天躺着，活动活动也好嘛。”

“是啊，”杜栗堂答腔，“他是愈躺愈没劲，愈躺心愈沉。” “这不，病根怕就在这儿，”周恩来笑道，“朴山，你要像在南开时那

样生龙活虎，搞活动、撰诗文、讲演、辩论⋯⋯不信你试试看，准能一天天好起来。”

“恩来，你一直关心我，照料我，我焉能辜负你呢？”王朴山坐了起来。“哎，你还记得我们在南开舞剑时联的诗吗？”周恩来问道。 “哪能不记得，”王朴山有些激动，他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华年借

绿鬓，午夜啸青锋。学道雄心淡，观时热血浓。无成惭画虎，有待爱潜龙。诗思飞何处？云山几万重。”吟罢，坠入沉思。

“当年，我们真是壮怀激烈啊！”周恩来说，“回想起来，令人眷恋不已。可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还要前进，对吧？”

“对，”王朴山应道，“我知道自己缺乏磨练，我要振作起来。” “朴山，你这样想就太好了。”周恩来颇觉兴奋，“怎么样，我们来联

句，我出上句⋯⋯”他盯着王朴山。 “这⋯⋯”王朴山笑了，“试试看吧！” “好，我这上句是：共扶元气回阳九。” “各放光明照大千。”王朴山略一寻思应对出来。 “我说哩，朴山终究是朴山！”周恩来畅快地笑出声来。

杜栗堂站在一旁，淡淡地笑着，为恩来、朴山的友谊和朴山精神焕然一新而庆幸。

王朴山对这首充满豪情、志在救国拯民的联句无比珍惜，事后将其篆刻在自己的铜印章上，以时时激励自己。

尽管寒凝大地，北风肆虐，1918 年依然从容地来到人间。

新年伊始，周恩来一早就到了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这是一幢尖顶的哥特式建筑，枯黄的爬墙虎，仍斑斑驳驳地依附在壁上，苍翠的雪松耸立一侧，形成色彩的强烈反差，晨祷的钟声，在稀薄的雾霭中回荡，周围显得很是恬静，可他不是基督徒，自然不是来诵经的。因为这里有几间活动室，旅日南开同学经常在此聚会。此外，寄他的信函，也都由此转他，这天，他终于收到陈颂言寄来的第一期《南开思潮》，不待坐下便急切地翻阅起来。其中有他的故交张信天的《致中国有志青年书》，可谓扛鼎之作。文章通篇热情洋溢，旨在启发中国青年发愤图强，忘私忘我，牺牲一切，力挽狂澜，救民水火，而使中国脐于西方强国之列。次之，好友潘世纶撰写了《论青年当忍辱负重》，鼓动爱国救民之青年力任艰巨以挽国家之危亡。此外，还有好友张轮远的诗歌六首，也是积极向上之作。整本刊物，分为插图、发刊词、论说、学术、小说、文苑、杂俎等，可谓洋洋大观，周恩来对这份刊物的筹办，一直悬念不已，不知它会是怎样一副面孔，担心有失《敬业》、《校风》的传统。读后，他为之释然，自然，不满意之处也有。当晚，他去早稻田找陈钢。陈钢曾是《校风》总编辑，周恩来是其继任。见面后，话题便围绕《南开思潮》展开，两人对它的所长所短，看法一致，以为日前留日同学会中有人一口否定它，似为不公，今后当继续与之保持联系，关心它的成长。

无论是对达九，对朴山，甚至对《南开思潮》，周恩来都倾注了热心，就像是分内的事。可一想到自己，却总觉得已失去南开时代那股活力，虽说

还是留日同学会的评议员，却为学业所困。这时他已搬到神田住，孤单独处，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想起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倒是很省事的。显然，无生主义①正纠缠着他，一时难以摆脱。他时不时地焚香阅览《真言净菩提》、《禅议》、《般若经》等佛教经书，但他不是一个意志薄弱、浑浑噩噩的人，他时时在解剖自己，反省自己。

从陈钢那儿回到住所，夜已深了。一月的日本，严寒笼罩着一切，房东的卧室有壁炉，而他是享受不到这份清福的，凛冽的北风在户外号叫着，可这些像是跟他无关，他取出一本硬壳簿子写日记：②

“（修学）慎则为佛，迷则众生⋯⋯我今年已经 19 岁③了，想起从小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④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者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对：‘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

显然，周恩来的思想仍在波动之中，自谴自责，溢于言表，既想到国家

社会，又想到至爱亲朋，“报恩”思想占据着他的大脑。

这些天，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事仍困扰着他。翌日，童冠贤①、吴涤非等来找他，商量留日同学会的庶务、书记的人选，原拟让陈钢担任书记，陈钢未答应，他还得去劝说。本来这个职务，童冠贤的意思是让他干，可他要预备功课，以参加 3 月间东京高等师范的考试，哪儿有此用功夫，连评议员一职都想辞掉，真是烦不胜烦⋯⋯

冠贤、涤非走后，周恩来焚好了香，将携带至日本的嗣母亲笔写的诗集打开来念了几遍，静坐一会儿，当年在淮安、淮阴和宝应，随侍嗣母身边，那逝去的岁月，一幕幕恍然重现面前：嗣母教他诵读诗文，带他游览胯下桥；讲述《天雨花》、《再生缘》，引导他读《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生母病故后，嗣母支撑着家中的一切⋯⋯想起这些，他心里非常难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计算嗣母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 26 年了，那时嗣母

才 15 岁！嗣母除了擅长诗词，琴棋书画也无所不精，可是，自下嫁周家，就没过过一天快活日子，以至后来也染上肺病，猝然离去。时光易逝，遗墨尚存，想想嗣母离开人世也整整十年了，不知她在天之灵，是否还想着他这个儿子没有？

写完这天的日记，周恩来拥裳而眠，可是，思绪仍沉浸在儿时的年月，在这异国的寒冬之夜，承受着感情的煎熬。

最近，他几乎天天去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有许多国内和日本的报刊，他不能放弃阅读的机会。此外，在那里，他陆续收到许多来自国内和美国的贺年片、信函，其中，有新慧、峙之的，勾起他不尽的思念。

① 无生主义：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问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便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② 此为周恩来 1918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

③ 指周岁。

④ 此处指过继父母。

① 童冠贤（1894—1981）：原名启颜，字冠贤，察哈尔宣化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逝于加拿大。

日这天，留日同学会假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室召开会议，到会十七八人，会上由童冠贤宣布了同学会的相关职员名单：总干事：童冠贤；副总干事：吴涤非；会计：王善之；书记：陈铁卿（陈钢）、刘东美；庶务：高仁山、江安甫⋯⋯周恩来被获准辞去评议员一职，使他如愿以偿。此外，攻击《南开思潮》的事，也因他的反对被取消了。一天下来，心境不错。孰料晚上刚回到住处，房东又来向他索取房钱，生活的窘困使他沮丧。第二天，他设法将房钱如数交给房主。

“对不起⋯⋯”女主人梳着大圆髻，穿一身棉铭仙织花的和服，躬腰含笑，不再多说一个字，踏着木屐匆匆走开。

见房东前后的不同脸色，周恩来感到日本人的眼光真可谓又小又贱了，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又深了一层。

新年后，一个星期倏忽过去了。周恩来的日程，不外是补习日文，往基督教青年会取信、看报、会友，直到昨天，东亚高等补习学校开学，他去了单人教授办公室，上了一个钟头的课，这位日本先生对他多有指点，且颇有耐心。

今天，他照例去学校补课，刚进教学大楼，校役递给他一封家信，他忙拆开，“八叔父故去”几个字赫然人目。噩耗袭来，倏然间，他心中不知是痛是悲，木愣愣地捏着信，倚墙站着，仿佛失去知觉似的。想起爷爷膝下四子，嗣父在他一岁时去世，而八叔幼以疾废，缠绵病榻 30 余载。民国 6 年

（1917）秋曾有“病危”之闻，急得四伯父驰电问讯，距今一年多，八叔身体时好时坏。自己来到日本后，淮安消息不畅，可他对八叔一直思念在心，没想到竟盼来这个信息。他不禁发出浩叹：“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是可怜可怜到极点了！”

午后，张蓬仙、王朴山、吴涤非和童冠贤闻知，都来慰问，使他感到友情的温暖，只是悲愉的心境一直在延续。第二天（9 日），他的日记写下这样的文字：

“（修学）东南西北，鳏寡孤独。

“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近几年来八伯同八妈①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

接连三天，周恩来沉浸在八叔病故的伤痛之中，夜里总睡不着，愈想愈

难受。淮安家里不知如今是什么样子了？四伯父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自己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父和生父做点事。可处在今天这种地位，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再说，假若去年暑假后不来日本，留在国内，一个中学毕业生又能做多大的事呢？那样，恐怕于家里既没有帮助，于自己反倒有害了。八叔病故诚然是悲痛的，而佛于已又有何助？见小利而大事不成，倘若总想着自家的事，那么，当年信誓旦旦“济世穷”、“图破壁” 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此时，他搬出了玉泮馆，每天饭食总在外边零吃。为了省钱，接连往各处食堂去试口味，有时觉得很不好吃，不过，钱是比包饭省多了。此后，他

① 八伯八妈：即八叔八婶。

又改吃两餐，废止朝食。换了贷间之后，用度既省，地方又清净，正是埋头用功的日子，任什么事，他也不管了。他在努力摆脱自己的迷惘，在此后日记的“修学”栏内，他连续多天写下“行其心心所安”、“人定胜天”、“尽人事”、“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勋”、“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一些韬励、豪迈的句子，与月初之心境已是大相径庭。在东京，他跟朴山、蓬仙等仍频频接触，与国内信函不断，四伯父、生父、八弟，伉乃如、李福景、潘述庵等都有信来，尤为使他感动的是，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高亦吾老师知道他日用不充分，来信表示自己愿兼差，每月接济他，这位先生一直为他所敬重，可是，一个小学教员，收入不丰，他岂敢惊扰呢？遂作复，婉谢加诸感激。

一天晚上，他独坐贷间，又拿起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当读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他的眼泪快出来了。想到梁启超做这诗时不过二十七八岁，而自己如今已痴长 19 岁①，仍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实在是有愧前辈了。不过，天下事没有不预备就能成功的。他又想起十年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坏的不说，知道爱国的人，大半分为两派，一派是服从革命，一派是赞成君主立宪。诚然，这两派全是希望把国家弄好，但因主意不同，竟互相攻击。激烈派看着稳健派没有大出息，有奴隶性，极力排斥；稳健派看着激烈派暴跳乱骂，毫无建设思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持着反对的主意。这两派天天打着旗子排斥人，究竟他自己预备了没有？结果还是毫无实力。等到回国做事的时候，一个个的狐狸尾巴都现出来了，哪里还能为国呢？

周恩来于国事的思考，如蚕丝般细密而延绵。

他想到，国内现在政界做事的人，除去老官僚旧武人以外，大半就是当年留东①的两派人。可是，这六年来的成绩是这样子了，以后的情形还不敢预料，单说激烈派，自从革命以后出了两次风头，毫不容人，气盖一世，到临事是一败涂地。要说他们不爱国，是真冤枉他们。但是，其心可款，其行可诛。至于稳健派，每遇着得意的时候，多半跟着就是失望的事情。如二次革命②后，帝制取消，复辟失败后，多半是他们得意的时候，然而不久必然是被人家推倒了，此外，如同老官僚旧武人等，更是脑子简单，无可救药。看起来他们这两次失败的原因，大半是从前没有预备，才闹出这样的结果。如今，国内政局，多半仍是这两派人支配，至于留西③的学生，全部都在这两派统治之下。不然就是自命清高，在办教育。然而教育机关必须受到行政的分派，到底还是没出了留东两派的范围。若论这两派留东时没有预备的事情，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所以，每临到自己头上，一战就败。平常任他骂人夸嘴，自己上了台，依然是不行。这并不是旧官僚的厉害，手段比别人高，武人的枪炮指使，还得说自己的力量薄弱，经不起抵抗。

由国事和历史引发的这些思考、使周恩来受到深刻的启迪，1 月 26 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① 19 岁，依上说法，周岁。

① 留东：即留学日本。

② 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1913 年孙中山继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战争。

③ 留西：指留学欧美。

“论起这个，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才能有效。要是连自己还靠不着自己，那就莫如快死为妙。”①

虽说周恩来心忧国事，但现实问题是，高师考试快到了，如不加紧用功，不要说丝毫没有取的希望，就是下场再考的希望，恐怕也没了。他告诫自己： “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然而，周恩来仍沉静不下来。几天后，张蓬仙由国内结婚返回东京，谈到有关东三省已入日、俄势力范围的种种传闻，王朴山的吉林老家也有信来述及这方面的事，这使三人都感慨不已。

“拿现在国势论，欲救东三省是非常的难了。不救，则关系到中国全部危险。”周恩来说。

“可现今中国国力能行吗？”张蓬仙接道。 “难矣。”王朴山摇了摇头。 “东三省不必仰仗腐败的中央政府，而要自谋出路，招收红胡子①、造枪

炮，先从军政两方人手，如果能练兵 14 个兵团，日本就不足怕了。”周恩来说。

“恩来，你这是‘军国，主张。”王朴山说。

周恩来笑而未答。是的，这是“军国”救国主张，并非他一人才有，在国内亦是颇为流行的。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除此不能将“北洋系”和“士官系”军阀推翻⋯⋯

三人都未及弱冠之年，这样的交谈当然还得不出什么结论，他们仍在探索、在思考。

时间匆匆，眼看已临近旧历年岁末，窗友中，高仁山因家里有事已回国，而严季冲也因为要准备赴美深造而离开日本了。周恩来与严季冲不同级，他在南开时，季冲已毕业离校，但因其父严范孙看重周恩来，两人相识后竟一见如故。恩来到日本后，季冲待他如同亲兄弟一样，一切的帮助是很尽力的，恩来对他一直感激得很。未想到，这样好的人，却不能再聚，从此天各一方。想到此，他心中实在不好受。但他是个有自持力的人，无论是在奉天东关模范小学或天津南开中学，每当困惑、迷惆、情绪低落的时候，头脑中便盘旋起“立志”的事，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他焉能失去这“帅”？

这时，在美国留学的孔云卿给他一封信，引发他一番感慨。

云卿写道：“⋯⋯留美学生有一种习气，好出风头，弟视之如上海时髦，攫得一会长、书记，便以为大功业就，即此归国，便可骗人骗钱，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争权夺利之人物⋯⋯”

留学，无论是到日本、到美国，原本是学成之后，以自己的知识技艺，去挽救祖国的危亡，周恩来一直是这样想的，也希望留学生都能这样。可是，留美学生的现状竟如此糟糕，闻之，心中实在难受，这与现在留日学生没有区别，只是，从表面上看，留美的主稳健，留日的主激烈。自然，激烈的回国去到底不如稳健的香，受人欢迎。由此可见，留美学生的手段本领要比留日的高。

然而，留学生也并非人人如此，云卿信中还说：“真正的志士实在是到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① 红胡子：指西洋人。

处都有，不过不爱出风头，就没有人知道了。”这话，他是极赞成的。

外面婷婷袅袅飘着雪花，小院内一株弱柳已被压弯了枝头，周恩来仁立在窗前，思绪一如纷飞的雪片。他想，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有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者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不足论，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把他所办的事办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

正想到这里，王朴山扣门来访。他说：“朴山，你来得正好，喏，刚收到云卿的信，你看看。”

王朴山在门道边搁下伞，一脚跨进门，急切地看起云卿的 “阳面公，阴面私，争权夺利，人性之丑恶一至如此。唉⋯⋯”朴山读

罢叹道，“不爱出风头固然很好，还需有坚韧不拔之志，是不是？” “太对了，”周恩来应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穷’，我

极赞同。所谓‘愿’即‘志向’，人生在世，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是永远没有做完的了⋯⋯”

“是啊，恩来，我始终相信，你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志士 “我？噢，我自然要朝这方向去努力。”周恩来目光一掠，“朴山，你

怎么不说自己呢？” “我跟你不同。”

“有什么不同？”周恩来直嚷，“难道我们不都是为着救国、爱国吗？” “这话诚然不错。”王朴山苦笑笑，“旧势力本已十分强大，而口口声

声与旧势力斗争的，又是一般假公济私、行其奸险的人，而且，留学生中也不乏其同类，难啦！”

“朴山，我跟你一样，以为这种假公济私的入可怕得很，中国要亡，必在他们手里。”周恩来说着在房内转了个圈，“可是，我们总不能听之任之。我们非但要警惕其行骗，更应反对啊！”

“我是立定主张，自己决不做这类人。”王朴山说，“救国、爱国，我当然也不会置身度外。”

“你啊，”周恩来笑道，“我了解你。我们换个话题，怎么样？” “哎，恩来，咱们能不能歇一歇脑筋？”王朴山说，“我原本是想约你

去上野公园观赏雪景的。” “那这就走！”

“你没见已是日暮时分？”王朴山瞅着窗外晦暗的景色说道，“你一入话题，就忘了一切。算啦，我得赶快回去，妻还等我吃晚饭哩！要不，你也过去一道用餐？”

“不，不，我送你一段。”周恩来说着，取了一把伞，和王朴山出了门。雪，愈下愈大，一盏盏街灯，在浑饨中亮着朦胧的光，尽管街道两边毗

邻着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依然能感到寒风凛冽。 “啊，真冷。”周恩来不禁说道，“古人云：寒不能语，舌卷入喉，怕

正是这种时刻。”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王朴山重复道，旋又发出嘿嘿的笑声，“恩

来，别送了，快回去⋯⋯”

孰料话未说完，不意撞到一个日本男子身上，那人瞅了瞅他们两个，骂道：“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说完，猛地推了王朴山一下，转身走开。

“你⋯⋯”王朴山先是一愣，接着紧跟了两步，想上去理论一番。 “算了，跟这种人不值得计较。”周恩来劝道，“可是要记住，这就是

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娘的⋯⋯”王朴山狠狠地骂了一句移动脚步归去。

周恩来目送着风雪袭裹中王朴山单薄的身影，想起刚刚过去的一幕，沮丧中颤动着忧愤。他不能不想到中国之命运，可是，救国之道在哪里？一个穷学生，迄未取得入学资格，空谈救国、爱国又有何用？一时间，他陷入茫然⋯⋯

回到贷间，他显得无所事事，不意目光又碰到小几上伉乃如的信。乃如虽是他的老师，相互问能推心置腹，犹如兄弟，这封信，乃如诉说了自己婚姻的苦恼，那番滋味实在难堪。他不由得又拿起信看了一遍，竟生出“自由恋爱无男女，人生何必有妻孥”的想法。未几，取出日记写道：

“⋯⋯我想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是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美陋，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所以马狗都可以有报恩的事体，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

室外流动着风的呼啸，日本深冬的夜晚是相当寒冷的，他呵了呵手，想

了想，接着往下写：

“不过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按着这理推，是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里

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可以包括恋爱的。”①

这，便是 20 岁的周恩来的爱情、婚姻观。

除夕，王朴山、张蓬仙应邀到周恩来的贷间相聚，三人无所不谈，谈时局，谈人生，谈家国之念，思亲之苦，不免又生出许多感慨，直到凌晨 3 点才睡。

只是，周恩来睡不着，一晚上当着两位挚友的面，他不愿多谈自家的事，怕勾起他们的伤感，冲淡相聚的欢乐。

灯熄了，他静静地躺着，思绪纷纷。此时此刻，四伯父身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身边无一亲人，那是何等孤寂！生父呢，奉事北京，每月的薪水仅够自己用，连一件皮衣都买不起，听说北京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光凭一套单薄的棉衣，又怎能御寒？至于吃，也吃不着好的，他这一辈子总是这样捱过来的。淮安的八婶，自八叔死后，心里头也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方。想到弟弟妹妹，尤其伤心。弟弟真可怜，有爹爹，却远在北京看不见，有他这个大哥，却又远在日本更不能照管，心里的难受又不知怎样呢？至于天津的四伯母，在这年关不知担多少愁，挨多少骂呢！⋯⋯唉，这个家实在是极难堪了，东南西北，分散各处。比较起来，还是自己处境称优，们心自问，真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忽然，他又想起爷爷奶奶、嗣父嗣母，听说他们的坟无人过问，棺材都暴露在外日晒雨淋，这是怎样痛苦的人生啊！他愈想愈难受，恨不能立即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可是，他回不去，他要考试，首先取得入学资格，将来才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破壁”、

① 1918 年 2 月 9 日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济世”⋯⋯直到淡青色的黎明悄悄降临，他才迷迷糊糊入睡。

最近，周恩来依然细心地观察日本国情。他发现日本也是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以扩张领土为最重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怕难保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看来，军国主义在 20 世纪上，是绝对不能存留了。周恩来如此一想，联系自己从前所认为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实在是大错了。20 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可是，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于中国能行得通吗？他未作深入的思考。

社会、人生是这般复杂，“无生主义”似乎解决不了周恩来的窘困，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牟尼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可长这么大，要将与自己有缘的一一断绝，他却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无生主义”诚然高超，然而却难以实行，既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只好疏离它、摆脱它。他将家庭不幸所引起的苦闷放在一边，“埋头用功”迎考，同时，于国家大事，他否定了“军国”救国之道，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情，迎来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春节。这天，他写下了不寻常的一页日记：

“我们家中有两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叫我高兴我从哪里高兴起，叫我不高兴我的不高兴的事情可多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

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①

周恩来将这一方针谓之“三个主义”，并以此勉励自己、规范自己。天地混饨，世事芜杂，周恩来有过迷惘，但他没有停下脚

步，更没有倒退，而在摸索中前进。尽管步履不那么迅捷，也不那么坚实，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一步步走向真理。

自元旦确定他的“三个主义”后，为了寻找“新的思想”，周恩来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报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仍为他所偏爱，其中如《新民说》等诗文，他已熟读成诵。可是，时代毕竟发生了变化，梁氏的思想观点，与现实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远，显然，周恩来对此已不满足。他翻箱倒筐，《新青年》忽又重现于他面前，他取出想再看看。

《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于 1915 年 9 月，正值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期间。它一出版，即使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显示出生气，但并未引起周恩来的特别注意，“有时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烟云，随看随忘的”，他后来曾这样回忆。离津赴日前夕，有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旅途中他翻看过，倒还喜欢。后来，在东京，从严季仲那里又见到《新青年》第三卷全部，索性借回阅读，颇受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但未继续寻找再读，这与初到日本时的困窘和

① 1918 年 2 月 11 日日记手稿。

心境不佳有关，而且，“无生主义”和“军国”思想仍困扰着他，又有何心绪关注这份杂志呢？

一个人举凡接受一种学说或一个主义，总不是无缘无故的，需要有诸多的主客观条件。当他从一种愚昧、荒诞、错误的学说或主义中碰壁，而感到极端苦闷、失望之后，才有可能弃旧图新，去探寻另外一种学说或一个主义。这大概也是个规律吧！

《新青年》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扬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反对保守落后的人生观，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有力地冲击着仍弥漫于中国的封建主义。此外，它对于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予以批判和否定；有的文章还否定了封建宗法制的重要一环——家族制度。

周恩来手头这本《新青年》上，就有一篇题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的文章，它是吴虞①写的，其中有这样精辟的论述：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几无一事不会有阶级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至于有良贱为婚之律，斯可谓至酷也。守孔教主义，故专制之威，愈演愈烈。”

这里，批判已进入到封建伦理的父子、夫妇等许多方面，而锋芒所向已

直指孔子本人，其大胆，可谓前所未有。此外，该刊还有一些宣传新思想、批判旧礼教、鼓吹个性解放、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同样吸引着周恩来。掩卷沉思，他不由得喜欢起半年前南开学校毕业典礼上那个冷峻、难以接近的陈独秀，他觉得当时似乎有点误解了他，因此多少萌生点内疚。如今，正是这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予他以思想启迪。他想起赴日后的种种曲折经历，眼前忽然豁亮。

这天，2 月 15 日，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①

此后几天，他继续阅读这份刊物，思想一直素绕在它所带来的联想、反省、检视之中。

次日，2 月 16 日，日记中这样写道：

“⋯⋯收练了几天，这个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谓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 2 月 11 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对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

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①

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他已与“无生”主义决裂，不再像达摩那样与世绝缘，他要直面人生，积极进取。此种心境，在 2 月 17 日的日记中有所反映：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以前的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

①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误马文章，大胆冲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l920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任职四川大学，1949 年在成都病逝。遗著有《吴虞文集》。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了，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

我今天借用她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②

接着，18 日的日记又写道：

“⋯⋯我说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无一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

妙理去向前走⋯⋯”③

他的思想现状，正应了三天前日记开头“修学”栏里的那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他已摆脱了迷惘，克服了苦闷，不再是初抵日本时的周恩来了，他的欢快可想而知。

“红日东升”，表明他已开始接受《新青年》所传播的新思想，但他并未因此而陶醉，而是清醒地看到“风雪残留犹未尽”，那种难遂人愿的事仍随时可能出现。

此后几个星期，周恩来投入了“背城一战”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日期为 3 月 4 日至 6 日，科目有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和博物，还进行了口试，结果，名落孙山。这对他无疑是次不小的打击，但他并不颓丧，较能平静地对待，似乎这在预料之中。尽管未能考取，但经历了这番考试，对于日本官立学校考试之内情，稍为明白了点，题目也知道怎么出、怎么答了，有了这种经验，7 月间再考第一高等学校，心里觉得有点门路了。如此一想，虽然为这次考试忙了许多天，也不算白费劲，到底是功夫没有白用的。

跟他同时报考“高师”的张鸿浩被录取了该校物理科，他为鸿诰庆幸和祝贺。但鸿诰却另有想法，希望进第一高等学校，他的愿望是学工科。可是，如报考“一高”，则必须从“高师”退学，退学并不复杂，但退学后能否一定考取“一高”呢？鸿诰没有把握，他踌躇不决，找到恩来商量。

“你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周恩来说，“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与个人在哪一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然能考上‘高师’，为何怕考不上‘一高’呢？”

“对，我不能去学自己所不愿学的东西。”张鸿诰应道。

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鸿诰毅然退掉了“高师”学籍，努力准备，与周恩来一起迎接 7 月间“一高”的考试。

周恩来深知“一高”比“高师”难考，3 月 10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 7 月里考第一高等学校，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课程表，每天睡觉 7 小时，读书 13．5 小时，休息和其他一切事情 3．5 小时。星期天，除跟朋友交谈外，也不忘找个清静的地方，或是公园，或是郊外，带着书去看，一毫的杂念也不去想，全力以赴，为了那关键的 7 月。

可是，客观现实却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说是朋友的来往、阅读的报纸都要减掉，可是，朴山、蓬仙、涤非等仍时相往来；同学会的事又不能完

②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③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全拒绝；信函又多，作复也要化费时间；李福景函约他为《南开思潮》写篇小说，他不便推辞。他忙不胜忙，日子一天天浑然不觉地过去了。

岛国的 4 月正是暮春，柳絮乱飞，子规乍啼。

中旬，严范孙和张伯菩联袂访美，在东京稍作逗留。南开的留日学生纷纷前去拜望，周恩来自然不落人后，匆匆赶往严、张下榻的旅社。在这里，他还见到了随侍严、张访美的严季冲，令他好一番激动。半年后的重逢，师生问有许多话要说，可到的人多，没个中心话题，无非是叙说别后彼此的情况。随后，周恩来、童冠贤、王朴山等陪同严范孙和张伯苓游了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是东京的一处游览胜地，鸡爪枫、机树、银杏⋯⋯遍植园内，葳蕤茂盛，呈现出浓郁的绿韵。尤其令人赞赏的是那连片的垂樱，那淡红华丽的色彩，仿佛浓缩了京城之春，树上开的灿烂夺目，地下却连一片落花也没有。游人如织，赞赏之声不绝于耳。

“啊，难怪日本人称之为‘国花’⋯⋯”严范孙不禁感叹。 “日本赏花习俗，据说在奈良时代即已出现，距今有了千余年的历史。”

周恩来说，“有一首诗写道：‘大地天光照，春时东事隆。此心何不静，花落太匆匆。，花期短暂，当开时开，当谢时谢⋯⋯”

“是呀，是呀，”张伯警观赏良久，接过话说，“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它将一生的美丽和柔情，化作一时的绚烂和夺目，倏又飘然离去，让人在惆怅中留恋不已。”

“日人还有一个说法哩，”王朴山凑近严范孙，“即‘花数樱花，人数武士。’”

“把樱花比作武士⋯⋯”严范孙抹了下唇髭，没说下去，目光却移向了周恩来。

“日本古代武士几无例外地都酷爱樱花，在他们看来，人生如樱花一般短暂，则应活得像樱花一样璀璨美丽。”周恩来似在解释，“一些武士在事败后，往往选择在樱花树下切腹自戕，以示像樱花凋零般壮烈。”

“呵，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喜好，就具体人而言，喜好也并不一致。” 严范孙笑道，“恩来，你见过我家院子里那株梅花吧，对它，我可谓情有独钟。你看它笑傲冰雪，无意争春，生得清幽，死得凛然，展现了不屈不淫、澹泊高洁的风骨，此乃是中国之国魂也。”

“严范老之说，甚合吾意。”张伯苓沉吟道，“不过，我想，人之喜好，或许也会因年龄而异，年轻人往往喜欢樱花，而老年人则喜欢梅花。”

“校长是说在中国吧？”周恩来说，“在日本则不尽然，喏，看——” 他手指处，有几个日本老人正杂在人群中，在草坪上面对一株繁茂的樱花树，婆娑起舞，他们和年轻人一样，舞动着手足，跳得如痴如醉⋯⋯

严范孙、张伯苓驻足观赏了片刻，旋又参观了公园内波荡水藻的池沼和清澈见底的溪流，之后才尽兴而归。

三天后，吴瀚涛自京都来，周恩来又陪同去见严、张二位，只见满屋子都是人，东拉西扯，相谈甚欢，直到瞑色四合，吴瀚涛等才散去。严范孙要周恩来留下，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从两位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的现状和他们此番赴美考察，意在改良南开教育的想法。两位先生问到留日学生的种种，他则据实告之。他坦言了报考“高师”的失败，却未说及自己曾有过的苦恼和迷惘，也隐瞒了经济上的拮据。

“恩来，你下步打算是⋯⋯”张伯苓关切地问。

“再考‘一高’，还有两个月的准备。”周恩来说。 “那你要抓紧时间温课迎考，”严范孙说，“季冲熟悉东京，你就不必

陪我们了。”

“既来留学，无论如何要考上，接受高等教育，对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张伯苓接着说。

“这我知道，我想，只要我的志向坚，所期望的事没有不成的。”周恩来笑道，“再说，两位先生难得在东京逗留，每每想起你们一贯对我的关照、爱护，陪陪你们也是应该的。”

“你要合理安排才是。”严范孙不想拂了周恩来的好意，叮嘱道。

翌日，周恩来又陪同严范孙、张伯苓一行游了浅草公园，只是，游人虽众，樱花已残，与四天前在上野公园所见大相径庭，意趣迥然。

归途，他们拐进一家门口挂着印有汉字帘子的日本小吃店。众人坐下后，季冲点了寿司卷、煮牛蒡、甘薯泥、栗子甜团，外加啤酒生鱼片。

未几，身着和服的年轻女子，垂首持盘靠近餐桌，双腿跪下，将食品一一放好，口中叽哩咕噜地说着，声音柔弱，竟听不清说了什么。严范孙见状，不禁笑了起来。

邻桌有几个日本人正在举杯对酌，并不见豪饮，而是抿一口酒，夹一片生鱼，吃相从容优雅，吸引了严范孙的目光。

“父亲，”季冲笑道，“我们也来喝酒吃生鱼片。”说着，他将山萮未放入酱油碟子，放在严范孙和张伯苓中间。

生鱼片白中带红，色彩鲜艳，看上去颇能引人食欲，可是，两位老人也只望望而已，总伸不出筷子。

“喝点啤酒，吃寿司卷吧！”周恩来边说边作着解释，“这寿司卷，用紫菜卷米饭，在米饭里放生鱼片、黄瓜、菠菜、香菇、葫芦条等，据说，味道不错哩！”

“‘据说’？你没吃过？”张伯苓看了看周恩来。 “啊⋯⋯”周恩来笑而未答。 “那么，恩来今天就多吃几个。”严范孙说着也夹了一只尝了起来。“味道还可以，”张伯苓尝后说，“不过，总还不如中餐好吃。” 接着，又都随意地品尝了其他几样食品。

餐毕，周恩来将严范孙、张伯苓送至旅社这才离去。

一夜过后，周恩来第三次登门，不过，交谈对象已换成严季冲。季冲谈了自己留美后归国从事实业、报效国家的夙愿，对周恩来也寄以厚望。

“我现在是实行‘素食’、‘不婚’两大主义，”周恩来说，“这样，生命不用说可以延长好些年，就是我那‘报恩’后离去世界的念头，也觉容易行了许多，思想起来我觉得非常痛快了。”

“恩来，你怎么这样说？”季冲惊愕道，“你实行两大主义，我无异议， ‘报恩’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报恩”后离去世界却不对，你是不是仍在信奉‘无生主义’？”

“啊，不！”周恩来摇摇头，“我这人凡心未收，尘缘未了，‘无生主义’于我无益，不过，我承认，它仍残留在我头脑里，偶忽即冒了出来⋯⋯”

“恩来呀，可见人的醒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啊——”周恩来一摆头，“请你相信，我不会轻易离去世界的，我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去想，去做。”

“你应当把《新青年》多看几遍。” “对！”周恩来说，“我已抱定决心，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

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新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就好，我听了太高兴了。”季冲一脸笑容，“那么，眼前，你务必要考取‘一高’。”

“我会尽力去做。”

这天晚上，留日南开同学会 20 人，假神田“汉阳楼”聚会，严范孙、张伯苓欣然出席，觥筹交错，畅谈甚欢。

此后两天，周恩来独自留在贷间温课。 20 日，是严范孙、张伯苓一行赴美的日子，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和吴瀚涛、童冠贤一道，将他们送上轮船，挥手作别。

这之后，心该沉下来了吧？周恩来这样问自己，也想这样去做。可是，都市里盛行的音乐会、博览会、马戏等，有同学相邀，他碍于情面，不好不去。此外，报刊仍对他有巨大的诱惑力。报上披露，日本政府向中国又提出“二十条”，加紧对中国的掠夺，而中国政府却“愦愦然”，这使他为之忧愤。一份《露西亚研究》杂志，则把他的思想牵引到俄国的党派纷争中去，这个北方邻国正在发生的事，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这一切，对于他的备考不能不产生影响，他能否如愿考取“一高”呢？且等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