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蒙达尼、蔡和森——“二·二八” 事件——再赴英伦——拒款风潮

科隆，巴黎郊外一个美丽的小镇。

周恩来以“约翰·奈特”的化名，寄宿于这里的一户人家，房东和邻居都亲切地叫他“骑士先生”。①他的彬彬有礼赢得房东老太太的喜欢，像对子女似地关心他，不时地夸他。他白天补习法文，进行社会考察，夜晚则翻译小册子，给《益世报》写通讯。因时常熬夜而显得睡眠严重不足，精神疲惫，只是，他似乎在强制自己适应这种生活。

两三个星期后，他又搬到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蒙达尼镇。张申府和刘清扬注在那儿，邀请他住过去，盛情难却，似没有理由拒绝；而且，蒙达尼有所阿利昂法语补习学校，那里集中了许多中国学生，他们并已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

周恩来欣然前往。一到那里，便见到了蔡和森②、蔡畅③及其母亲葛健豪，还有向警予④等人。在天津时，他就知道蔡和森和毛泽东，都是湖南学界的领袖人物。他们是去年年初抵法的。和森西装革履，一头浓发，谦和而不失庄重。警予、蔡畅皆着青布棉袍，头发剪得很短，额前蓄有刘海，与国内一般青年女子装束无二。只是，警予嘴角总闪着笑意，温和而朴实。蔡畅却显得较为活跃，一双眼睛特别明亮。葛健豪老人年逾五旬，竟和子女一道万里迢迢越洋留学，这使周恩来特别感动，看上去，老人平易，和善，此刻，正坐

① 英文“奈特”（Knight）意思是”骑士”。

②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早年同毛译东一起建立新民学会并创办《湘江评论》，曾主编《向导》周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 年被害于广州。

③ 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人。蔡和森胞妹，国妇女运动领袖。1949 年后任中国妇联主席等职。

④ 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主编。1928 年被害于汉口。

在窗口刺绣。

“资本主义发达之法国，比起落后的中国，表面上干差万别，本质一样黑暗腐败，”寒暄过后，蔡和森便激昂地说起来，“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对立，工人农民无权，备受压迫剥削

“一见面尽宣传你的‘主义’，急啥呢？”向警予嗔道。“我正想听听哩。”周恩来说。 “日子长得很，慢慢说⋯⋯”葛健豪老人抬头道。

“好吧，那我们谈些别的。”蔡和森顺应了母亲，遂与周恩来谈起各自了解的勤工俭学情况。

交谈中，周恩来的目光不由得移至壁上的一个玻璃镜框，里面镶着蔡和森、向警予的结婚照片。只见两人并肩而坐，共同捧着一本翻开的《资本论》，实在耐人寻味。

“啊，‘向蔡同盟’！”蔡和森自得地作了介绍。“我们是自由恋爱⋯⋯”向警予补充道。

显然，这是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结合，话，不言而喻。 “老人家一定很高兴。”周恩来转向葛健豪，笑道。 “我是赞成的，”老人说，“是凡他门两人觉着对的，我都赞成。” “要不，母亲焉能来法国，当个‘老学生’⋯⋯”蔡畅说着，伏在老人

肩上咯咯地笑个不停。

初次见面，恁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真可谓一见如故。

蔡和森到法国，比周恩来早了近一年。在最初几个月，他“猛看猛译”，阅读了几十种小册子，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时，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尤其对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去年 8 月 13 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此外⋯⋯ 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所说的方法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

毛泽东很快于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在法诸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长信，对蔡和森等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是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即国际主义）“表示深切的赞同”。

蔡和森在前信中对世界革命大势作了透彻精辟分析，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在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

稍后，9 月 16 日，他在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 “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即唯心主义）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和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坠入迷阵”。信中还写道：“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与消费？”

毛泽东于年底才见到这封信，蔡和森的卓越见解，令他兴奋不已，即刻作复，热情地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同样看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的重要，强调“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而且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基础”。①

蔡和森是这样，而周恩来早在 1918 年旅日期间，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在狱中，他又系统地传播过马克思主义，而且，跟李大钊的交往，更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抵欧之后，无论在英国或法国，他阅读了大量书报，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

《国家与革

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国内即读过）。不久前，他从李福景处得到一本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竟爱不释手，一读再读。

这本书，记录了马克思 1852 年阐明自己对“阶级斗争”的三点新贡献：

“（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 “（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行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段文字下面，周恩来用铅笔划了着重线，标明其重要。不难看出这

个时期的周恩来已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点，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可见，周恩来、蔡和森“一见如故”乃是基于共同的见解和信仰，两人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可谓不谋而合。因蔡和森的关系，周恩来参加了“工学互助社”并出席每周一次的“时事讨论会”，它是由法国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起来的。与这同时，周恩来成了医学院路巴士卡咖啡店和先贤祠附近另一家咖啡店的常客，他借用这个场合跟蔡和森畅谈，往往一谈便是几个钟头，甚至通宵。

“⋯⋯看吧，甚至在法国也充斥着强权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的正义斗争，”蔡和森拨弄着杯里剩下的咖啡，似有所思地说，“在这里，虽然事情不像在我们中国那样可怕，但阶级冲突和剥削到处都是。如果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家创造革命，我想我们首先应在法国组织一个革命小组，并同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战斗。”

这些看法，周恩来深以为是。他们相约作些准备，以促成这个革命组织的早日建立。

跟蔡和森推心置腹的交谈，常使周恩来感慨不已，自来法国以后，他觉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同蔡和森的友谊。

巴黎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一。

塞纳河流经巴黎市区，处处透出迷人的风韵，秀美而宁静。河心那座巍峨的哥特式建筑“城岛”便是巴黎圣母院；河之西侧为卢浮宫，里面有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和胜利女神雕像，以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河畔另一建筑是正义宫；沿河西望，可以瞥见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沿河两岸，遍布各具特色的公园，如画的园林景色、人体雕塑、喷泉和花圃随处可见，其中的“卢森堡公园”尤令人流连忘返。

① 以上蔡和森、毛泽东通信，参见李锐《早年毛泽东》P355—357（辽宁人民出版社 1903 年 4 月版）。

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时装、清淳甜美的佳酿、漂亮炫目的女郎⋯⋯ 一天傍晚，周恩来去游巴黎圣母院。他爬了几百级台阶直至房顶，见上

面用作建筑装饰的千奇百怪的禽兽，犹如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俯伏着身子窥探着人间。他眺望着雾蔼中渐入睡境的巴黎，如梦如幻；塞纳河水轻波荡漾，飘带似地从城市中心缓缓流过；晚霞辉映着远处苍绿的一片大森林，是那样光彩夺目，他情不自禁地用法语喊道：“太好了，太美了⋯⋯”

欣赏了好一阵，他才下来，在临街的小吃店买了一只夹馅面包，在暮色中，边嚼边走向蒙达尼⋯⋯

巴黎弦歌不辍，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人们对刚刚结束的那场大战留下的残壁断垣已习以为常，修复工程在缓慢地进行，城市的脉搏依然在强劲地跳动。

每天，周恩来穿梭于巴黎的一些社区，一个个时髦女郎与他擦肩而过。巴黎的女郎，大多金发碧眼，身段苗条，容貌秀美，她们目不斜视，步履匆匆。落雨了，习惯于夜生活的巴黎男女撑着伞，挽着手臂，行走如仪，情话绵绵，丝丝的雨，迷蒙的夜，别有一番情致⋯⋯

有次，他和蔡和森在蒙达尼旁的乡野散步，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 “你啊，”蔡和森乜斜他一眼，冷峻地说，“你不应陶醉于美色，一个

真正的革命家，目光必须始终盯着劳动者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 “是么？”周恩来滑稽地一笑。其实，单就他在伦敦东区的经历而言，

可是看够了工人那穷困、饥饿的遭遇。在英国，他还曾深入到几百米的矿井深处，看煤矿工人的采掘、运输，那暗无天日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他已把自己考察的印象、观感和思考写成长篇通讯寄往《益世报》发表。这一些，蔡和森并不了解，他也不想辩白。

不错，周恩来赞赏巴黎的美、女郎的美、夜色的美，可他并未“陶醉”，他从未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每当有人问起他的恋爱、婚姻时，他的回答总是：“我太忙了，还是让我独身一人好⋯⋯”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跟女性的接触。这个时候，郭隆真和张若茗，曾从她们住的法国中部的布卢瓦来巴黎看过他，而且，张若茗单独来的次数要多些。出国前，她受聘担任北京《晨报》驻欧特约通讯员，因此，时常与周恩来交流写作旅欧通讯的事。此外，他们之间的话题还很多，但没有恋爱的成分，周恩来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独身主义”的城垣，将所有的女性，都拒之于外。

美色诱惑不了他，他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就在他与蔡和森相识没多久， 1921 年 3 月，在蒙达尼，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他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周恩来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了根本的转折。

巴黎郊外哥伦布巴杭脱路 39 号，是一幢花园洋房，华法教育会会址即设在这里。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因经济拮据，难租住房，这里的底层地下室和楼后的活动房，则免费供一部分学生居住。

生活困难，入学不得，工作难找，严重困扰着抱有奢望来到法国的大批青年学生，与物质匮乏相比，精神的压抑更使他们忧伤和痛苦。

华法教育会的吴稚晖、李石曾非但不履行给学生找工作、安排食宿的职责，反藉口“经济困难，殊难救济”，忽于 1 月 12 日和 16 日连发通告，声

明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而予学生生活费只能维持到 2 月底。

工读生闻之，莫不惊恐骇异。当此之时，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饥寒冻

馁，谁给衣食？于是，学生转而向中国驻法使馆申诉，几经交涉，使馆才电呈北洋政府，复电称：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

这无异判处死刑。事情到了燃眉之急，华法教育会内骚动起来，学生们纷纷提出“直接行动”展开抗争，蒙达尼的蔡和森、王若飞①、李维汉②、陈毅③、向警予、蔡畅等商量决定，于 2 月 28 日集会请愿。

这天，从北欧刮来的阵阵寒风，侵袭着数百名情绪激昂的青年。9 时许，他们进城来到巴黎第七区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的塞弗方公园集合，准备列队向使馆进发，向公使陈箓④请愿。陈箓清楚，勤工俭学学生聚众围公使馆，非国内学生向当局请愿可比，随即会在外交界产生影响，于国体友邦皆有妨碍。这次行动，使馆因有预闻不能无所防备，尽管陈箓刚刚到任，但在国内他经历过北京请愿的事，自然应付有方。

巴黎警方得到中国使馆通知，迅速派武装警察，在巴比伦街 57 号使馆外警戒，不准学生入内，这样，请愿队伍不得不在使馆外狭窄的街巷停下。经交涉，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等作为请愿代表入内面见陈箓。可陈箓却在楼上，而让秘书出来敷衍，请愿代表不允，经激烈争辩，陈箓才在警察护卫下来到一楼会见代表。

“⋯⋯由使馆向政府请求每人每月给 400 法郎，以四年为限。”蔡和森对陈箓说，“再有，法华教育会办的里昂大学和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无条件开放，任学生自由入校。”

“使馆职司外交，非生财之地，只能执行国内政府的指示。”陈箓不停地移动眼镜架，想笑又笑不出来，“诸位也都知道，我到任不久，情况不明，不过，我可以电告国内，设法救济⋯⋯”

陈箓的推脱，激起蔡和森等的不满，继续与之辩论。陈箓坚持代表遣散使馆外面的队伍方可再谈，蔡和森则要陈箓出见众人，陈箓拒绝。

“先生，你难道不觉得自己身为公使，不顾侨民生活，有辱国体吗？” 蔡和森大声责问。

“你！”陈箓恼怒，拂袖入内。

秘书再劝离开，代表则坚持陈箓出见众人，否则纵死不散。

陈箓无奈，带领几名使馆人员，由警察护卫，来到请愿学生面前，等稍静下来，他说：“⋯⋯敝人的意见是，现时在校同学，使馆担任暂时维持，候工同学亦允暂时入校与现时在校同学一律。”

此即所谓“暂时维持办法”，虽能维持一时，但治标不治本，高校和断绝维持之恐慌仍威胁着大批学生。陈箓话音刚落，请愿者旋发出一片嘘声。 “政府令吾设法遣送诸君回国，实则筹此一笔川资，亦需巨款，使吾从

①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46 年 4 月 8 日，因飞机失事殉难。

②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曾任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③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乐至人。曾任新四军军长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④ 陈箓（1877—1939）：福州人。民国时期曾任外交部政务司长、驻墨西哥公使、外交部次长、驻法公使等职。1939 年初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外交部长，为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511

何筹起？公使馆费用，政府已两月未汇来矣，使馆挪借俱穷，更何能为诸君筹长久之后济？今为诸君向学校交涉延长一月，一方设法‘觅工’，一方速行组织，总有渐渐就绪之望。”

“不行，”人群中一片喊声，“陈公使要向国内电请。” “国内的态度已很明确，”陈箓说着一挥手，“我没有责任管这种事，

你们去找华法教育会⋯⋯”话说了一半转身就走。

众人紧紧尾随，意欲冲进使馆，有葛健豪老人在内的 6 名女生走在前面，向警予情急泪下，呼喊着：“生存权！求学权！”眼看离使馆大门只有几步，警察立即跑到队伍前强行阻拦，遂发生冲突，学生中有数人受伤，一人在混乱中被电车轧死，四人被捕，请愿队伍随驱随散。见此惨状，蔡和森等几位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方由警察挟出押至警署。蔡和森厉声抗议，指责警察之不公。

“此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警察头目说，“现在，君等可归寓矣。”遂将代表释放。

这次请愿，谓之“二·二八”事件，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毕竟迫使公使馆发给学生 6 个月生活维持费，并允继续替无工可做者找工作。

对这个事件，留法学生是有分歧的，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等来自蒙达尼的学生是请愿集会的“直接行动”派，而在克鲁邹等地工厂的赵世炎①、李立三②等学生则主张不靠国内施舍，是“勤工神圣”派。周恩来不属任何一派，这时，他已在英国，听说发生了这件严重的事，他立即赶往巴黎郊区哥伦布华法教育会。只见地下室、活动房和院子的布棚里挤满了众多的勤工俭学学生，有的沮丧，有的气忿，有的脸色苦不堪言。布棚里的条件尤为恶劣，床铺乱七八糟，有用高桌子的，有用矮凳的，有用一块块旧板架起来的，高高低低，极不整齐。各人的被褥都是国内带来的，有些似已几年未洗，白被单成了黑被单，有些外面已破碎，只留灰黑色被絮盖着，有些自己没被子，拾法人弃之破被来盖。各人床头都放着一盏酒精灯或煤气灯，天已漆黑，这才一齐烧饭，煤烟布满全棚，无异一个窑洞。湖南、四川学生喜辣，每将辣椒入锅炒起来，呛得全棚打喷嚏、淌眼泪。而吃的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马铃薯、白菜、面条，令人忧虑的是，即使这般窘困的生活，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以后怎么办？

蔡和森去了巴黎，周恩来在地下室见到王若飞。他们在蒙达尼见过面，王若飞热忱豪放，善于言辞，详尽地向周恩来介绍了“二·二八”事件的全过程。

“当初进工厂勤工，原想养成劳动习惯，把性磨定，把身炼劲，以此作为达到求学之一种方法，并实际考察法国劳动真相，未料，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王若飞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冷峻的“哼——”，倏又泛出一丝苦涩的笑，“在日本时还未遇到过这种惨状哩⋯⋯”

“你到过日本？什么时候？”周恩来浓眉一展，问道。

“1915 年，我曾随舅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17 年，贵州第一次派遣私

① 赵世炎（1901—1927）：四川酉阳人。参加领导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等职，1927 年 7 月在上海遇害。

②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长等职。513

费留学生，翌年 3 月，作为自修生，我进了明治大学，‘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天，即‘五七国耻日’，愤而归国。”

“啊呀，1918 年，我也在东京，我们怎么无缘相见呢？”周恩来说。“噢，这么巧！”王若飞笑道，“那时，我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还

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思想可谓庞杂。” “我也是。”周恩来欣然说道，“若飞，你我之经历，怎么挺相似呢？” “是啊，是啊，”王若飞也显得很快活，“日本留学纵然未果，但至今，

我仍感谢母校达德学堂对我的教育，那时，严范孙先生任贵州学政，对达德学堂尤为关照⋯⋯”

“你见过严范孙先生？”周恩来猝然打断了王若飞的话。 “见过多次，是一位道德文章令人崇仰的蔼然长者啊！”王若飞盯着周

恩来，“莫非你也认识他？” “不瞒你说，我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的，严范孙先生即为南开的首席校

董，”周恩来道，“而且，先生对我一直关怀甚殷，我能至法，亦与先生的资助有关。”

“啊，恩来，想不到与我俩相关的事竟这么多。”王若飞往周恩来肩上拍了一下，“往后，我们得多交谈。”

“对，能结识你这位朋友，太让我高兴了。”

“如今，社会是罪恶的，人民是悲苦的，我们要能耐劳，不畏难，战胜罪恶，战胜悲苦，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王若飞脸上的忧郁渐渐隐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是某一个英雄人物能完成的，要组织群众。”

“说得好，”周恩来赞道，“不仅要组织旅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还要组织国内各阶层的民众。关于这次‘二·二八’事件，我想再作些调查，尽快向国内通报。”

稍后，周恩来写成长达 2．5 万字的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翔实报道了“二·二八”事件之来龙去脉，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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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法当政者对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对请愿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而谈到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时，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

这篇通讯，署名“周恩来”，连续发表在同年 5 月 9 日至 18 日的天津《益世报》上。

“二·二八”事件后，无论是蒙达尼或克鲁邹等地的勤工俭学学生都感到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等也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并在返克鲁邹钢铁厂途中，绕道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一致行动。不久，赵世炎再次致信蔡和森，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欣然赞同，复信提议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此为成立旅法“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时间约在 1921 年四五月间。

周恩来此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一方面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一方面仍注视着激烈动荡与变化中的欧洲。3 月至 5 月，先后撰写了《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以及《致德哀的美敦书之内容》等通讯，陆续发往国内，在《益世报》上刊载。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读者，

了解到协约国与德国谈判赔款问题破裂之经过，以及战胜国与战败国，还有战胜国相互间的矛盾，使国人及时和详尽地获悉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真相。

4 月 1 日，英国爆发了百万煤矿工人总罢工，周恩来此时又离开巴黎到了伦敦。

在伦敦和别的一些工矿区，他仔细调查了这次罢工的全过程，了解了劳资谈判的情况，写成《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未》等 7 篇连续性通讯，寄回

《益世报》。

他在文章中写道：欧战是“资本家特殊之时机，普通人民丧其力，破其家，毁其财，资本家且因之获无限厚利”。他热情赞扬矿工“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可属难能可贵”，倾向性十分鲜明。

周恩来深入研究了英国煤矿劳资纠纷的原因、过程；政府、资方分化工人、破坏罢工之手段以及罢工失败原因；同时又把英国煤矿工人与我国英商经营的唐山矿工作了比较，对我国工人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刻的同情。事情很明显，英国矿工虽苦，可每月工资多者 10 元，少者六七元。而唐山矿工，多

者得铜元 30 枚，少者 20 枚，童工仅 10 枚，中英矿工工资悬殊竟达 40 倍。英国资本家在本国尚“有所忌惮”，而在中国，他们对矿工则“施虐待，役牛马”，为所欲为，何也？关键在“劳动者有组织无组织之分也”。因而，他主张“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接近”。对劳动界应进行“组织之引导，知识之诱进”⋯⋯这一切，都写进了通讯。

当前，欧洲“各国政治黑暗如故”、“强弱相欺，大小相吓”、“欧事乱如麻，调解大不易”、“国际联盟虚设一会，内幕指使，仍不出诸强之手，报复侵略，仍为国际中重要条件，肆行无忌”⋯⋯在周恩来的文章中多次出现这些语句，他对资本主义本质认识愈透，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便愈加强，对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也愈加明确。尽管他生活清苦，种种感触也令他不快，可他此时还不想回国，这里，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6 月，巴黎进入炎夏，许多人去了海滨浴场和乡间别墅度假，但法兰西国家机器仍正常运转，中、法间一桩秘密外交正在进行之中。

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①、随员吴鼎昌②已抵达巴黎，名为代表总统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实际上是和陈箓组成代表团，与法国政府谈判借款事宜。借款额为三亿法郎，其中一亿由北洋政府与经手人瓜分

（即“回扣”）。中国借款担保的条件是，拍卖国家主权与经济资源，即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两粤铁路之建筑权。

这笔交易，直到谈判结束也无人知晓，稍后，提交法国国务会议讨论时，因各派权势集团分赃不匀，出现内讧，才由法国报纸透露出来。报载：“本月 15 日，法国国务会议将中国借款事列入议程。财政总长因反对此事而未列席。此人系一银行家，因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份，故愤而离席。”

周恩来获此消息，觉得这是一起严重的卖国勾当，便与蔡和森、赵世炎、

① 朱启钤（1872—1962）：贵州开阳人。历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安福系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晚年任中央文史馆员。

② 吴鼎昌（1884—1950）：浙江吴兴人。1918 年起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后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50 年病死香港。

陈毅等一道，联合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旅法新闻记者团等五团体，数度聚会，商量对策。决定组成“拒款委员会”，于 6 月 30 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成立大会，展开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

拒款，关系到国家之利益与存亡，并非与个人生活利害有直接冲突，其性质不同于“二·二八”事件，故旅法工、学、商各界均人同此心，一致行动。

拒款委员会委托周恩来起草《通告》，内云：“⋯⋯借款总额，闻为 3 万万法郎，以全国交通实业购料作抵⋯⋯”谴责朱、吴之辈“下贱成性，卖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表示“同人等义愤填膺，难与两立，业已为种种之积极运动，以与抗争，尚祈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

这份《通告》，除在巴黎散发，还向在法各地学校、工场、商店之侨胞投递，并致国内各爱国团体以及美洲、南洋侨界、留英留德学生会，呼吁其一致力争。

同时，五团体又投函吴鼎昌，内有“公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之语，予以警告。此外，又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出，送法国国会议员、国务委员、各报馆和各界人士达千余份，以致巴黎各报均予刊登，国会内对借款持异议的议员，亦派人与中国旅法五团体接洽，听取意见，与主政者抗争。

拒款大会召开在即，主事者聚而商议准备事项。

“陈箓先说所传借款系‘出于误会’，又说‘兹事已不成事实’。我看，他是在耍花招。”赵世炎说。

“二·二八，我与陈箓交涉过，”蔡和森接着说，“此人圆滑世故，不能让他躲开。”

“一定要陈箓与会，借款分赃，他焉能没份？要他当众说明真相。”周恩来表示。30 日，骄阳似火，哲人厅外面的菩提树纹丝不动，白色、灰色、灰白相间的鸽子，也不再悠闲地漫步，都躲在树荫处或屋檐下。来自巴黎各区和外地的华人，冒着酷热，涌入大厅，开会前一个钟头，300 余人已将大厅挤满，一个个神情都非常激动。

2 时整，大会主席赵世炎走上讲坛，宣布宗旨，盖在磋商全体与会者反对之办法、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表明对法国之态度。

“⋯⋯拒款，非反对法国国民，而是反对其少数资本家借款于中国，长中国之内乱者，”赵世炎清亮的四川口音在大厅回荡，“此次行动并不孤立，我们已得到法国舆论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连国会内亦有人予以声援⋯⋯”

他的话，被一阵掌声打断。少顷，他请五团体代表发言，报告朱、吴借款经过和五团体与之斗争的情形。

接下去，赵世炎请公使宣布借款内容及其经过。可是，陈篆没来，而是指派了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与副总领事李某出席。赵世炎转请他们发言，两人相互推脱，最后由廖世功取出书面草稿照读。廖言不由衷，闪烁其辞，对借款这一实质性问题，只说：“吾敢断言此事当系事实，但现在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

“请问，陈公使有否参与其事？”台下的喊声打断了廖的宣读。 “这个⋯⋯这个我不了解，”廖支支吾吾，面显尴尬，愣怔了片刻，续

读：“借款的事，无任复杂，恐将无日无之。今后之监督，正赖国民，国民宜有一时政监督委员会，以审查政府一切支出收入。”他朝人群觑了一眼，清了下嗓门，又读：“兹事甚重要，在法国人，宜先有一促成会，以促国内同胞之醒悟，而从事于斯，此事不无可商。惜群众咸注意于拒款之最近办法，未遑议及是项提议也⋯⋯”

“滚下去！”廖的言不及义，引起人群的怒斥。

接着，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百余封，并通过了几项相关决议。这次大会，显示了爱国华侨和勤工俭学学生的意志，巴黎的报纸也广为报道，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国会一些议员的反对，法国政府只得暂时中止了对借款的讨论。

几天后，在塞纳河畔的一家小咖啡店里，蔡和森、周恩来等边饮咖啡边交谈。

“暂时中止，不等于取消。”蔡和森说，“暗中交易恐仍在进行，只要看看吴鼎昌之为人，就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是啊，”周恩来说，“吴鼎昌在官场一贯长袖善舞。民国初元，他依附孙中山，为中国银行总裁。孙退归袁，他又当上天津造币厂厂长。袁死归段，他得为财政部次长，曹汝霖掌财政部时，中国借款多出吴手。安福派倒，吴获朱启钤赏识，遂得偕朱西行，膺此重任，此即朱、吴从事此次借款之因缘也。”他望了望窗外浓重的夜色，旋又转过头来继续说，“如今，秘密借款事已被揭破，旅法工商学界群起反对，吴氏惧为曹、章之续，暂离巴黎，一切未了事宜，概委法人巴道全权处理，可见，图谋依旧未改⋯⋯”

“巴道何许人？”王若飞问。 “巴道为中国审计院与法律编纂馆顾问，此次亦随吴来巴黎，助吴料理

借款事宜。”周恩来说，“巴道与中法实业银行之法方办事人米诺特关系颇深，巴道的女婿，即为米诺持之秘书，故巴道与米诺特皆为借款成功而奔走。” “北京内阁已于 5 月中旬改组，新交通系皆登台掌握财权，日本为其后

台，中法借款非其愿也，取消或有可能。”李立三说。 “未必，”周恩来摇摇头，“吴氏原为新交通系人物，又安知其不以此

回扣大利，诱今日北洋财政当局，以促此借款之必成。国内又有王克敏①其人相助，故取消一事，在今日仍不能便认为是事实。即使是事实矣，亦不能谓为无复活之余地。中国之官僚常具神出鬼没手段者，尤以洋行买办借款员为最。”

塞纳河上游艇的汽笛声零零落落，忽儿，归于沉寂，“红磨坊剧场”的夜戏怕也落幕了，小咖啡馆的夜话仍在继续。

“恩来说得对，”赵世炎说，“从双方实利出发，北洋政府与法方这笔交易难以断绝，且拭目以待吧！”

⋯⋯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等所料。

朱启钤、吴鼎昌、陈箓等皆政坛老手，当群情激奋时，乃匿迹者匿迹，解释者解释，使借款事，表面上告一停顿，骗众人一时耳目。但当群情稍趋冷静，他们遂于暗中大肆活动，秘密洽谈，悄无声息地于 8 月 25 日跟法方签

① 王克敏（1873—1945）：浙江杭县人。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及盐务署督办。后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订了借款合同。

翌日，巴黎各报均刊出这一消息，且借款总额已由 3 万万法郎增至 5 万

万，借款担保为全国印花税、验契税收入，并由法国监理收税 50 年。不唯如此，签字者除吴鼎昌外，更有几次通函声称未曾与闻之陈箓。

“霹雳一声，惊醒旅法华人之痴梦矣！”赵世炎大呼不止。

“所谓‘取消’，所谓‘不成事实’及停顿之表面现象，均为欺人之谈。” 周恩来气忿地说，“前此的运动，奔走呼号，开会警告，悉付流水以去。所谓反对自反对，借款自借款，已成为官僚卖国者之惯伎。昔日行之于国内无所惧者，今则于海外行之，更视此 6000 侨胞于无睹也。”

“不行，我们要继续斗争。”赵世炎捏紧拳头说。

“对，我们不能就此罢休，”蔡和森附议，“恩来，我们再发《通告》，以示我们之意志与决心。”

“还是我来起草。”周恩来责无旁贷地说道。

26 日，《通告》面世，内中备述借款签字情形，结尾，周恩来写道：

“⋯⋯同人等现正暗中竭力，侦探一切，并用各种方法各样手段以为对付，总之一息尚存，决不愿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事急矣！时迫矣！我同胞其速醒，其速起，分

途并进，无论用何手段，以诛除此辈奸人，均吾爱国之真同志也。”①

真乃壮怀激烈，掷地有声！形势紧迫，29 日，周恩来、蔡和森等又来到先贤祠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商议部署新的行动，都深感要继续作舆论动员，就着这儿火车座一角，周恩来援笔作书：

“⋯⋯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迭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是使中国国民永无自行更草税则（印花、验契）之余地，国家永无自行整理财政之机会者，

亦此借款也。”②

他写完一页，遂递给蔡和森、赵世炎等传看，依然埋着头，笔尖簌簌：

“吾人在此曾经向法政府及议会并各国一再宣言，誓不承认此类非民意之借款。乃彼等竟充耳不闻，吾人至此，亦惟有实行吾人坚确之决心，并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

此外尚望各地诸君本此主张分途进行，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③

蔡和森、赵世炎阅罢，稍作补充，遂在五团体代表会上获一致通过，发往国内、法国各地和美、日、南洋等处。

第二天，周恩来把自己关在蒙达尼的居室，撰写了《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详述旅法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揭露了北洋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于 9 月末刊于《益世报》上。

月 13 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

会前，华人各团体曾致函陈箓邀其出席并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心怀鬼胎，托辞拒绝，派使馆秘书王曾思、沈觐扆到会。

台上的王曾思衣着簇新法兰绒西服，蓄两撇威廉式的胡子，将手杖倚在一边，手斜插着，板着面孔，一副居高临下的傲慢劲儿，出言吐语，责怪旅法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说话时并伴有拳击桌面声，对旅法同胞拒款的

① 见 1921 年 9 月 29、30 日天津《益世报》。

② 见 1921 年 9 月 29、30 日天津《益世报》。

③ 见 1921 年 9 月 29、30 日天津《益世报》。

爱国行为甚表不满。

王曾思的言行，激起与会者的义愤，当即有人大声喊道：“这卖国贼，不打如何肯招？！”遂有数人跳上讲台，对王氏一顿痛殴。王氏原本是个色厉内荏的角色，见众怒难犯，连呼“恕我，恕我⋯⋯”不得不代表陈箓并使馆人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款，略谓“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公民公意”，“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法郎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最后表示，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

拒款斗争如汛期的塞纳河，浪涛奔涌，层层推进，法国政府唯恐事态扩大，决走暂缓借款。至此，旅法华人开展的这场斗争暂告一段落。

三天后，周恩来又写了《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①，报道了斗争近况，文末写道：

“是役也，旅法华人在政治上可谓已获胜利。惟公使馆员一时屈于群众势力之下，其所声明，不能认其为其良心上之主张。”官僚狡猾，难保事后不思反悔也。”

周恩来不存幻想，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似

乎情愿藏在后面，却又无可置疑地处在这场拒款运动的中心，像头雁带领着雁群，在暴风雨中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