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两弹一星”之功勋

王淦昌，1907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前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3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4月，归国。

他既是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又是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在70年漫长的科研生涯中，王淦昌始终活跃在科学的前沿，以其孜孜以求的精神与奋力攀登的坚毅而赢得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

1．在浙大的流金岁月

王淦昌既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与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又参与了氢弹原理突破、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与组织领导；既是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创始人，又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在这些璀璨的“桂冠”背后，殊不知，他还与浙江大学拥有一段特殊的渊源。

与浙大结下特殊渊源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却朝气蓬勃，精神愉快，拥有深浓的学术风气，浙大由此而拥有‘东方剑桥’的雅称……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1936年，王淦昌应竺可桢的邀请，前往浙江大学任教。1940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迁至贵州遵义。一年之后，浙江大学理学院又从遵义迁至湄潭。在遵义、湄潭期间，王淦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均投向一个焦点——中微子存在的研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将自己的见解撰写成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并于1941年10月13日寄向美国。《物理评论》深知此篇论文的重要性，且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刊出。仅仅在五个月期间，美国物理学家就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发表出《一个中微子存在实验证据》的报告。在报告的前言中，艾伦明确表示，他是依照王淦昌论文中所提出的建议而完成这一实验的。后来，王淦昌又提出艾伦实验过程中探测中微子的方法，于是，它便在无形中被物理界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就这样，“王淦昌-艾伦实验”在短时间内就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关注，并提出该实验“或许还没有一个完全确定性的方法检测单个中微子，但中微子却能将众多已知事实关联起来”的唯一假说。

一直以来，王淦昌总是梦想着中国人能够探测到中微子的存在，并渴望能够将这项研究进行到底。于是，他就将这一希望寄托于自己的两位弟子，并向他们讲道：“如果沿着我的思路继续做下去，就有可能最终找到中微子，而最终找到中微子的人，将会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的两位弟子并没有沿着他指定的道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毕竟当时的实验条件过于简陋，而实验物理的重大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的实验实施，而不仅仅只是高深的理论与空洞的方法。其后，中微子的存在由美国物理学家莱茵斯与考恩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得以最终证实，也由此获得199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王淦昌并没有实现亲自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梦想，但他所做出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的肯定与认可。

1952年，由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在浙江大学工作16年之久的王淦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大校园。在这方肥沃的土地上，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进行科学研究，对国内外的科学进展情况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另外，他在核物理方面有所突破，还培养出诸如叶笃、程开甲、李政道等世界级科学家。在晚年，每当回忆起浙大的生活，尤其是西迁遵义、湄潭的生活时，他总会满怀深情地说道：“虽然当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却朝气蓬勃，精神愉快，拥有深浓的学术风气，浙大由此而拥有‘东方剑桥’的雅称……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淦昌亲自参与并领导中国的核试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不仅被誉为中国的“奧本海默”，还被中共中央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的光荣称号。

王淦昌既是科研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又是浙江大学饯行“求是”精神的具体楷模。他那广博精湛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所追求的；他那热爱祖国、献身科学、质朴谦逊、胸怀坦荡的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2．核物理基础研究

王淦昌是一位德高望重、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他既是核物理、粒子物理与惯性约束激光物理的主要奠基人与卓越的开拓者之一，又为核科学事业做出开创性的重大科学贡献。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中，他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光辉灿烂的一生已被载入历史的史册。

核科学的奠基者

“要有创新精神，敢于在基础研究中提出新思想，采用新方法，努力做出高水平的成果。”

在推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基础研究方面，王淦昌曾做出重要业绩。1978年，他从九院重新回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并担任所长。当时正值文革后的困难时期，各方面的工作均尚未步入正轨。他上任后，不但立即着手成立学术委员会，聘请专家前来兼职，狠抓原子能的科研工作，而且亲自组织学术报告会，活跃学术研究，引导科研人员关心科学发展动向。上任后不久，面临研究院从美国引进一台大型串列式静电加速器的决策，它是文化大革命所遗留的问题，为了引进先进设备武装科研队伍，王淦昌亲自邀集核物理界的专家共同向领导呼吁以批准这个项目。为了尽可能多地利用此台加速器开展研究工作，他不辞辛苦，三番五次地前往二机部主管局并要求增加科研投入。加速器建成之后，为了充分发挥它在核物理研究中的作用，他又以个人名义向国家科委与纪委领导直至向总理写信，建议设立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1987年年底，他与钱三强等25位专家联名写信于国务院总理并请转报邓小平同志，提出《于充分发挥大型科研装置的作用，组建国家实验室的建议》。1988年12月，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终于成立了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物理研究环境，王淦昌不仅召开“串列加速器物理国际讨论会”，还邀请英、美、德、法等11个国家的35位科学家出席会议，并亲自主持这次国际会议，为此次课题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不仅亲笔为加速器国家核物理实验室题词“创新求实”，还提出“要有创新精神，敢于在基础研究中提出新思想，采用新方法，努力做出高水平的成果”。在百忙之中，他不辞辛苦地主持重要成果的鉴定会议，并鼓励科研工作者利用现有条件，开展前沿课题，创造崭新成果。

在王淦昌的领导之下，既实现了重水堆的改造，又扩大了重水堆的应用能力。他认为堆外围的物理实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有把外围实验设施搞上去，才能充分利用反应堆产生的中子，并主张吸引外来科研人员从事此项工作。除此之外，他不仅建立了冷中子源，还大力开展凝聚态物理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上曾掀起一场测量电子中微子质量的热潮，原有理论一直假定电子中微子质量为零，但暗物质与太阳中微子失踪的迹象均预示着电子中微子的质量不可能为零。前苏联科学家发表测量氚衰变谱并得出电子中微子质量大于17电子伏特的结果，曾激起世界各国竞相测量氚谱。王淦昌紧紧抓住这一前沿课题，十年磨一剑，并请中国科技大学的退休专家梅镇岳教授前来进行指导这一工作，最终得出电子中微子质量小于10电子伏特的结论，与同期国际水平相当。

王淦昌十分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基础研究的发展，虽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激光惯性约束研究方面，但也为核物理的发展倾注了不计其数的心血，且为中国高端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3．隐姓埋名十七载

在“原子城”，曾有一栋黄色的将军楼，在其里面，住的多是诸如王淦昌、郭永怀、彭恒武等此类的原子弹研究核心科学家。1961年，王淦昌改名为“王京”，并心甘情愿地埋名17年于原子城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从1961~1978年，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再也找不到“王淦昌”这个名字。

为了“两弹”，神秘兮兮

“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

“什么？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对王淦昌来说，1961年4月1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时任第二机械厂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召见王淦昌，并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什么？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刹那间，王淦昌的心里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与尊严感。

“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将此项人物命名为‘596工程’。”刘杰接着严肃地说，“周总理将此项任务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再三叮嘱必须保密，主要研制人员要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坚决按照组织的一切决定办事！”

研究原子弹是王淦昌多年以来的梦想，诸多年前，当他在一份外文杂志上看到铀核裂变的介绍，便喜出望外地将这一新知识传授于学生，并与助手进行中子轰击雷酸镉的实验，渴望能够引来爆炸现象。他的这一举措却在无形中招来同事的非议：“饭都吃不上了，还做什么试验？”“饿着肚子也要做！”一直以来，王淦昌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原子弹的研制，却没有具体条件来进行此事，他只能将这些核物理原理与现象讲给其学生们听，却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却能与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参与原子弹的研制。

为了中国的“两弹”，王淦昌毅然改名为“王京”，心甘情愿地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不知不觉地失踪了，不计其数的国外科学家均在猜测：王淦昌到底在研究什么呢？

他的妻子吴月琴也愈发感到奇怪，丈夫为何在一时间变得神神秘秘的？每逢到外地出差时，总是说走就走。长期以来，来去匆匆的丈夫仅留给她一句话：“你不要问了，这家就交给你了。”后来，她在无意中觉察到丈夫改了名字，募然觉得丈夫在某些方面瞒着自己，即使打电话，也会有意地将门关上，仿佛在提防一个特务似的。

诸多年后，每当提起丈夫，吴月琴还会埋怨般地嘟囔道：“那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又神秘又伟大的事业，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他来信的地址都是信箱。我就知道他在‘信箱’里，天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儿女们也日益感觉到，一向对他们宠爱有加的爸爸，猛然变得对他们“不闻不问”，即使每月发的工资也要“劳驾”别人去带领。

“东方巨响”惊世界

“我要到西安出差，说不准什么时间能回来，你把孩子照顾好。”

“成功了！成功了！”

从那时起，王淦昌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径自走向罗布泊蘑菇烟云腾起的地方。

在他56岁的那年，上级要求其前往西北某地研制原子弹的炮轰装置。由于此去时间较长，王淦昌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望着妻子那双疑惑不解的眼睛，他破天荒地说了一次谎：“我要到西安出差，说不准什么时间能回来，你把孩子照顾好。”当他踏上骑车时，妻子儿女均在向其挥手告别，他又后悔自己不应说谎，何必要欺骗至亲的爱妻呢？况且自己在荒滩草原上进行试验，每次晒得黝黑黝黑地回到家，虽然妻子嘴上不说，但她心里一定会感到难过的。

这次，王淦昌所要前去的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在平均海拔为3200米以上的广袤金银滩上，年平均气温是零下4摄氏度左右，风沙较大，高寒缺氧、双冻期长，若要在此种自然环境下工作，既要忍受头晕目眩、心悸喘息等不良反应，又要克服水土不服等各种各样的困难。除此之外，那里的食品、蔬菜等生活用品较为缺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能吃一些青稞面与蒸不熟的馒头，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却与诸多科学研究者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毫无怨言。

1963年，为了照顾王淦昌的身体，组织特意安排他到广东从化温泉进行疗养。在不经意间散步的时候，同在此处疗养的陈毅向其问道：“你们那个‘玩艺儿’什么时候能够造出来呀？等它爆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王淦昌淡然一笑，接着说道：“快了！”虽然这是一个大科学家胸有成竹的回话，但他的心里却尤为焦急。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中做出这样的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要采取塔爆方式，力保9月10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定要“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刹那间，王淦昌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较为有趣的小插曲：美国侦知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顺利，不时地挥舞核讹诈的大棒，声称大动干戈，企图使中国的核武器“绝育”。在一次专委会议上，居然有人提出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推延至1970年的建议，罗瑞卿听后，着急地说道：“到那时，咱们这些人都退休了啊！”王淦昌也甚为着急地说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怎么能停下来呢？”幸亏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大手一挥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要用。既然是吓人的家伙嘛，早响比晚响好！”他一锤定音，原子弹的研制由此更加紧锣密鼓。

1964年10月16日，在茫茫的戈壁摊上，一座即将放置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百米高塔竖起来了，威风凛凛，直冲蓝天。下午3时，在人们的渴望与期盼中，离原子弹23公里的主控制站发出了核爆命令，站在主控站的王淦昌激动万分，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发令前的一刹那，他屏住呼吸，静静地注视着远方的天空。当计数器从10转到0时，只见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随着一声惊人般的巨响，大地为之骤然一震，王淦昌狂跳起来，大声欢呼道：“成功了！成功了！”

对于王淦昌而言，奋战荒漠的十几年是非常艰苦而又异常危险的，尤其在十年文化革命中，科研人员既要遭遇精神方面的冲击，又要忍受意想不到的苦恼、冤屈、批斗与人格侮辱等。然而，正是由于他怀着一股爱国激情，顽强拼搏，才显示出中华爱国知识分子的特有志气；正是由于他毫无怨言地一心投入科学事业，才彰现出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传统。

4．“以身许国”的科学情怀

王淦昌既是基本粒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又是热核聚变研究的开拓者。每当人们忆起他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重复道：“以身许国。”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来督促自己。”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1960年底，王淦昌从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同年三月，当时担任二机部不长的刘杰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前来与其谈话，并传达中央领导决定。那时，他毫不犹豫地迸出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于是，他更名为王京，献身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隐姓埋名整整17年。由此可知，立志“以身许国”者自有与这份承诺所深深相连的特有情怀。

在一次会议上，王淦昌激动地说道：“中国人学外语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曾在那时，大家均感到十分惊讶，并为此议论纷纷。然而，王淦昌却心平气和地接着说道：“我们为什么要学外语，是因为国外的科学技术发达。如果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发达了，全世界人都要学习我们，都要学汉语，那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刹那间，人们才意识到：王淦昌并非反对学习英语，他自己本身就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且在8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在依然坚持学习日语。他想强调的是，一种科研工作者振兴祖国的责任。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拖沓。他时常叮嘱大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1969年，在王淦昌的带领下，一些科研工作者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一次在戈壁滩花岗岩层里的平洞实验，由于任务紧、工程大，科研工作人员与战士们一起在坑道里并肩作战。然而，那里的通风条件不够，不时地冒着氡气，浓度超剂量不断增加……在发现问题后，王淦昌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并积极组织昼夜防护检测。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其做法却遭到一些科研工作人员的批判，并加以“扰乱军心”、“活命哲学”的罪名。他却立刻反驳道：“什么‘活命哲学’，这是科学，科学就要讲究实事求是。”

对他人加以评价的过程中，王淦昌始终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否爱国，二业务是否良好。当某个科研小组的某个同志提出科研方面较好的想法时，他就会不假思索地宣布：“本小组的组长由你来当。”1987年，他的学生王乃彦不小心撞伤了眼睛，并致使视网膜脱落。那时还是全国人大常委的王淦昌，多次前往同仁医院看望王乃彦，在其做手术的时候，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外面，并对医生再三叮嘱道：“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我的还重要。”

每当忆起“以身许国”的王淦昌时，诸多人们均会记起他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语：“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来督促自己。”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期间，曾有人对其劝说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又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何必要回去呢？”王淦昌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王淦昌曾做过许多极富创造性的工作，他曾两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一些人们预测道：“如果他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将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对此，王淦昌却淡然一笑，并说道：“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

王淦昌始终将国家与人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句句话语，既能展现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又能揭示其“以身许国”的科学情怀。

5．细微之处见真情

1998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界的巨星、世界物理学界的大师王淦昌泰斗去世。然而，每当忆起他的时候，人们不但为其学术威望深深震撼，而且对其充满了钦佩之情。

“先生的录像影响了我事业的选择”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王老对年轻人好的想法，常常立即给予支持。”

多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部原主任贺贤土院士一直在王淦昌的领导下工作，他既深受王淦昌的影响，又深得王淦昌的青睐。贺贤土不仅酷爱文学，而且还喜爱音乐，并拉得一手好二胡。

“在1956年，他在浙江宁波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当时国家急需人才，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令。宁波中学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不仅组织学生干部宣传国家的发展要求，还邀请专家讲解半导体、核聚变等物理知识。在一部录像片中，放映王淦昌在前苏联授课的情形。”这是贺贤土第一次见到王淦昌的情景，他深切地感受到他魅力：能抓住同学们的心，且把物理课程讲得尤为生动，其精湛的专业技术常常令贺贤土佩服不已。就这样，原本对文科拥有着浓厚兴趣的贺贤土，却在高考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并如愿以偿地进入王淦昌曾任教多年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与核物理学结下了终身之缘。

在大学毕业后，贺贤土前往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工作。出乎意料的是，王淦昌居然就是他的上级领导，区别就在于，王淦昌从事的是实验研究，而贺贤土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在与王淦昌教授不断相处中，贺贤土时常这样说道：“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王老对年轻人好的想法，常常立即给予支持。”

“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您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

“我对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

王淦昌不但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科学家，而且善于协调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深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的优势是高功率激光技术，而当时的第二机械制造部九院在激光聚变能物理研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推动激光核聚变事业的发展，他大胆提出了“中科院上光机所与九院开展合作”的建议。毕竟激光核聚变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比如制靶、研制驱动器、诊断、开展靶物理实验等。与此同时，王淦昌还提出“瞎子背瘸子”、“合则成，分则败”的创想，并再三强调中国在研制激光核聚变的过程中，仅能使用一个牌子，即“中国牌”。

在王淦昌的领导与推动之下，“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成立。大量实践表明，当时的联合实验室曾为惯性约束聚变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由此开始“神光-I”激光器的设计，在80年代后期，该激光器顺利建成，1994年退役。尽管光束质量并不理想，但它却为中国的高功率激光器开启了物理理论、实验、诊断、制靶、综合研究等崭新的时代。在“神光-I”激光器方面，王淦昌曾进行不计其数的实验，并获得重要的标志性成果——第一次测得热核聚变中子。

王淦昌多次提及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事业是被外国封锁起来的，应做到自力更生。在发展中国核电事业的重要会议上，他曾不时地谈到自力更生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关系：“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过程中，他依然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

1992年，李政道向王淦昌问道：“您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在片刻考虑后，王淦昌这样回答道：“我对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毕竟这个想法不但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后来还是国际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能够使人类彻底地解决聚变能源的问题。

核试验中为士兵健康呼吁

“先生那么忙，还抽空给我写信，那么谦虚。我这辈子能结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待人和蔼、谦虚谨慎的老前辈很幸运。”

1969年，中国开始第一次进行地下核试验。在探察地下的情况时，从事基层工作的王淦昌发现，带电粒子探测器不时地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他便意识到洞内一定存在问题，通过检验分析，它真的含有损害健康的的氡气，且远远超过指标。而在当时，许多的解放军战士与实验人员在洞内进行实验操作。一时间，王淦昌感到十分痛心，并立刻向相关领导报告此中状况，并呼吁要切实保证战士的健康。由于正值“文革”时期，有些领导不但置科学于不顾，反而批评他的呼吁是“活命哲学”，惹是生非，扰乱军心，但王淦昌却不为所吓，依然坚持科学，固守自己的意见。

王淦昌关心同事、关心下级与后辈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核物理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人们，只要谈及王淦昌，无一不对其肃然起敬。偶然的一天，王淦昌在辽宁无意认识了一位航天部云南某单位的科研人员，得知此位研究人员患得癌症后，立即写信给予安慰与鼓励。在病榻前，这位研究人员让爱人将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并感动地说道：“先生那么忙，还抽空给我写信，那么谦虚。我这辈子能结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待人和蔼、谦虚谨慎的老前辈很幸运。”

“细微之处见真情，细微之处显精神。”在王淦昌的身上，这一点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他对周围的同事、下级与后辈关切甚微，才使不计其数的人们对之肃然起敬；正是由于他对身边的科研工作者无微不至，才使不胜枚举的人们对之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