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领跑中国生物工程产业时代的典范人物

陈章良，国际上首批成功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入茄科植物中的科学家之一。也正因这一成就，他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有着“青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

1．贫穷是最好的大学

1961年2月，陈章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曾说：“我小时候常常和弟弟去海里捞点鱼儿卖掉补贴家用。到了9岁的时候，村里人都说我，太大了，还不读书，太不像话。这才开始读一年级。”

脱颖而出，考入大学

“我是那所中学里边第一个考上大学的。1978年7月，我们100多人坐着大卡车，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高考。”

“由于穷，家里不可能给我一分钱，我就靠学校每月发给的19元助学金和假期打工赚钱度日。学校的饭菜不够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我大学时的主要食物。”

虽然上学比较晚，但他学习非常用功。1977年，即将高中毕业的陈章良已经做好回家务农的准备，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对于穷苦的陈章良来说，虽然参加考试并不方便，但这意味着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于是，陈章良选择了高考这条路。

高考结束后，陈章良就返回家中务农。在那个时候，作为壮劳力的他一天可以得到10个工分。当累积到100多个工分时，有消息传来说：陈章良被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录取了。提起这件事，他说：“我是那所中学里边第一个考上大学的。1978年7月，我们100多人坐着大卡车，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高考。当时，我们席地睡在考场里，天一亮，把席子一卷，摆上桌子就开始考试。”直到现在，陈章良对于当时被卡车摇摇晃晃地拉到县城去参加高考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时，他将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全部寄托在了那次考试上。

靠着国家提供的全额助学金，陈章良终于踏进了大学校门。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正值身体发育期的他饭量比较大，总是没到月底，供应的饭票就全部吃光了。提起那段苦不堪言的生活，陈章良说：“由于穷，家里不可能给我一分钱，我就靠学校每月发给的19元助学金和假期打工赚钱度日。学校的饭菜不够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我大学时的主要食物。”

大学期间，陈章良一边读书，还要一边劳动，寒暑假也要下海摸鱼捉虾卖钱，挣来的钱用来交学费和买灯油，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苦读。刚进入大学时，身边其他同学都会讲英语，而陈章良却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其他同学学外语都有录音机，他连个小小的收音机都买不起。

走上留学道路

“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就在图书馆里睡觉，因为美国图书馆条件非常好，那里有沙发，在图书馆睡觉比在自己租的地方睡觉还好，所以就泡在那儿，然后第二天醒来了赶快去实验室。”

偶然的一天，陈章良从一本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读到了几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所写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看后，他非常高兴，便马上给玛丽·查尔顿教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达出了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和献身这个领域的决心，并提出了想要到教授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玛丽？查尔顿教授就给陈章良回了一封信，并且还派了一名华裔教授到他所在的学校对他进行面试。直到现在，陈章良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地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当时，那位华裔教授与陈章良结识后，发现陈章良在如此艰苦的学习条件下竟然还能获得丰富的知识，便觉得特别惊讶，尤其是陈章良积极向上、努力追求科学的精神和敏捷的思维，更让教授欣赏不已。于是，华裔教授回去后，立即向华盛顿大学郑重推荐了陈章良，并建议录取这位年轻的中国人。

1983年，陈章良大学毕业已经两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之一。

在美国的那段日子也非常苦，但陈章良总是告诫自己要咬紧牙关，一定不能给自己的国家丢脸。在学校，其他同学经常都会在一起聚餐，每到这时，陈章良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拒绝，然后躲到实验室或图书馆里。回想起这段时光，他曾说：“我记得很多个晚上就在图书馆里睡觉，因为美国图书馆条件非常好，那里有沙发，在图书馆睡觉比在自己租的地方睡觉还好，所以就泡在那儿，然后第二天醒来了赶快去实验室。”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陈章良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攻读完了博士学位所有的课程。

对于陈章良来说，贫穷是最好的大学。因为贫穷，他更加懂事；因为贫穷，他懂得追求；因为贫穷，他更加努力。可以说，是贫穷造就了他。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面对贫穷努力奋斗的精神。

2．不输的是中国人的志气

“我只有甩开膀子，拼命奔跑，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夺得金牌。”

“我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被华盛顿大学录取后，陈章良就兴奋地前往美国进行深造。到美国不久，陈章良了解到当时国际上生物学最新的领域是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学家毕齐所从事的重组DNA技术。而毕齐教授又是陈章良仰慕已久的科学家。因此，陈章良就想尽办法，让自己能够跟随毕齐教授学习。终于，他如愿以偿地师从于毕齐教授，成为了毕齐教授的得意弟子。

当时，陈章良经过导师的指导，选定了一个研究课题，最后却发现美国加利福尼亚与洛杉矶的几所大学也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并且连研究方法、路线甚至是手段都大致相同。也就是说，陈章良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研究者实际上就是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对此，陈章良清楚地知道：“我只有甩开膀子，拼命奔跑，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在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夺得金牌。”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陈章良每天都只睡5个小时，几乎每天要在实验室里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也会长达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干脆就是在实验室里躺上一会儿，再继续工作。他说：“我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1985年，陈章良读大三，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率先“冲刺”，取得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了烟草和矮牵牛上；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总结出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作出了证明，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

陈章良卓越的科研成就，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86年和1987年，他连续两年都应邀出席了代表当代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两届国际权威性会议——美国高等学术会议。为了表彰陈章良的巨大成就，华盛顿大学提前一年半为他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在与其他研究者的比赛中，陈章良将中国人的志气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始终都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正是这种坚持，才让他取得了后来的成就。

3．有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

“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有一个念头：读完学位以后回国服务。我觉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那段工作、那段研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经验，包括管理方面的。如今，好多管理方法，多多少少都受到在美工作期间所学到的那种管理方法的影响。我回来时没有和校方谈条件，只是想为生我养我的祖国做些事情。”

“虽然周围的人都看得起我们，因为我的工作做得不比他们差，但人家一说起中国，就觉得是土人，或者说‘没有民主、不自由、人都怎么怎么了……’心里面老是很难受。我想大部分留学生都有同感，即使很不喜欢自己国家的人，你到国外去以后，人家说你的国家不好，心里面也是很难受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陈章良虽然身处他乡异国，但却深知大洋另一边的祖国对自己的深切期望。

1987年，陈章良获得了华盛顿大学生物及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当时，美国有几家公司和科研机构要高薪聘请他，但他依然还是选择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决定要回到深深眷恋的祖国，一心要用自己所懂的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有一个念头：读完学位以后回国服务。我觉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那段工作、那段研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经验，包括管理方面的。如今，好多管理方法，多多少少都受到在美工作期间所学到的那种管理方法的影响。我回来时没有和校方谈条件，只是想为生我养我的祖国做些事情。”

不过，陈章良愿意回国服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尊心的驱使，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在颤动。他说：“虽然周围的人都看得起我们，因为我的工作做得不比他们差，但人家一说起中国，就觉得是土人，或者说‘没有民主、不自由、人都怎么怎么了……’心里面老是很难受。我想大部分留学生都有同感。即使很不喜欢自己国家的人，你到国外去以后，人家说你的国家不好，心里面也是很难受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情，使他觉得即便是在国外成了美国公民，但也还会有一种严重的漂泊感，因此，他选择了回国。

回国后，陈章良很快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副教授，成为北大的一个新闻人物，当时，他年仅26岁。随后，国家拨款让陈章良组建了实验室，于是，他就加入了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在这里，他主持了这个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他还与同事们一起在北大建成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自实验室筹建以来，陈章良等一席人就以边建设边开展研究的方式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面，尤其是在作物抗病基因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填补我国的高科技空白做出了巨大贡献。陈章良说：“人和动物不一样，因为是人，所以有社会性。你应当在社会中有所贡献，这辈子才不至于对不起自己和社会。

1991年11月，陈章良以卓越的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众多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竞选中脱颖而出，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发的有着“青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成为了该奖自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个人获奖的青年学者。

为了为自己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毕业后的陈章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虽然远在他乡异国，但始终不变的依然是那一颗中国心，这让每个中国人都十分敬佩。

4．引领中国生物工程向产业化发展

“中国的生物工程在理论研究上可与国际水平抗衡，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些新技术已接近国际水平，但由于产业开发没跟上，数十年后的今天，不得不大量引进别人的东西。中国新崛起的生物技术目前在国际上是中等偏上，在亚洲则处于数一数二的领先位置，但中国的生物工程水平却不及日本的几十分之一。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室里就永远是技术”。

一直以来，陈章良从事的都是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上。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成功研究出了抗虫、抗病的转基因植物，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如今，陈章良在植物蛋白质工程和基因农业等课题研究上已经是硕果累累，而最令别人羡慕的却是兼具科学家和成功企业老板的双重身份。由于一直都致力于开创中国的生物工程企业，因而陈章良特别喜欢别人称他为“老板”。站在生物科学前沿的他，更加懂得了技术产业化对中国的意义。

陈章良曾感慨地说：“中国的生物工程在理论研究上可与国际水平抗衡，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些新技术已接近国际水平，但由于产业开发没跟上，数十年后的今天，不得不大量引进别人的东西。中国新崛起的生物技术目前在国际上是中等偏上，在亚洲则处于数一数二的领先位置，但中国的生物工程水平却不及日本的几十分之一。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室里就永远是技术”。

1992年，以将开创中国的生物工程作为天职，陈章良以企业家的智慧，与别人一起在北大未名湖畔成功创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之一的“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从此开始致力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实践，并很快发展成为拥有17家子公司的企业。随后，他们又创建了中国北大生物城——一个中国未来最大的集科研、开发、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生物工程产业基地。

曾经，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为主体的生物工程，曾被认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因此，为了寻找一个好的项目，从而带动中国基因工程产业的发展，陈章良将目标定在了a-1b干扰素（赛若金）技术上。有了这一目标，陈章良便开始了艰辛的研究。终于，通过坚持不懈的钻研与努力，他与技术发明人侯云德和企业成功领导者潘爱华一起成功开发了a-1b干扰素，并从研制成功到大规模生产，接连创造了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的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国家第一类新药证书；中国“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的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

当a-1b干扰素实验室的研究顺利完成之后，有一外国专家曾断言说：“中国要实现干扰素的产业化，只能是天方夜谭。”然而，科兴生物工程公司的创立，一下子打破了这一预言。在过去的5年中，科兴人创造了“从一项技术到成熟的产品——赛若金，从一个企业到中国最大的生物工程基地”的奇迹。到1996年，科兴的销售额达到了6000万元，两年后，又被改写为2亿元，利税增长了近12倍。从此，“赛若金”一跃成为了中国干扰素的第一品牌，并且连续3年所占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60%，为中国基因工程谱写出了一个华丽的乐章。

此外，在开创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同时，陈章良也为中国的大学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财富论坛上海年会”上，他曾说：“随着信息业和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21世纪的大学将是更加开放的大学，大学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科研基地，大学的围墙将会逐渐消失。”

为了引领中国的生物工程向产业化发展，陈章良付出了许多心血，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终于成功开创了中国生物工程产业，他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

5．年轻的产业，年轻的心态

陈章良26岁当上了北大副教授，32岁成为北大生物系主任，34岁的时候是北大副校长，41岁又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相信这在全中国是第一人。由于工作繁忙，陈章良的压力也就比其他人要大得多。也正是这些压力，让他不分昼夜地忙着工作，只要一天没进实验室，便会如同丢了一件心爱的东西般难受。

他始终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与社会隔绝。”

“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里。从美国回来后，我亲身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生活在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里，生活在这样一种时刻能够感受到新气象的社会里，你会觉得生命的活力与价值，你会因此觉得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陈章良是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他始终都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拼命工作的风格。在北大未名湖畔那座小小的实验室里，只要不外出办事，他每天都会工作12个小时，晚上12点之前，他实验室的灯光永远都是亮着的。为了使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陈章良也总是一如既往地坚持锻炼，每天参加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他特别喜欢打排球，在北大任副教授时，他还是系教工排球代表队的主攻手。有时周末，陈章良也会外出爬山。他说：“爬山可以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让自己的心胸在大自然中变得更加纯净而开阔。”他体魄健壮，精力很充足，尽管每天只睡5个小时，却毫无一丝疲倦感。

陈章良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他十分愿意与社会各界接触。1990年8月，陈章良推迟参加了在曼谷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利用这段时间，他前去参加了全国青联会议。他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与社会隔绝。”

陈章良也曾说：“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里。从美国回来后，我亲身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生活在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里，生活在这样一种时刻能够感受到新气象的社会里，你会觉得生命的活力与价值，你会因此觉得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如今，一直都有着“新世纪的大学没有围墙”的说法，一方面是指大学生宽进严出，另一方面则是说教授的研究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研究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陈章良正致力于基因药物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这是一项有益于民众、有益于社会的事业。陈章良说：“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分子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科学家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有独到的眼光和市场意识。”同时，陈章良也认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就如初升的朝阳，有着无限的生机。作为中国新一代留学生这个大集体的一员，陈章良还说：“现在，中国制定的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政策体系已经很完善，只要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化国家，中国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后，陈章良又感慨地说：“农大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是我国最好的农业大学，在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带来的挑战方面应该有所作为。作为农大校长，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将力争使中国农业大学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陈章良，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努力并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名字几乎就是生物工程领域的一种标识，意味着这个领域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