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抓住关系孩子一生的第一步

杨振杰

我是一个农民，小时候读过私塾，念过四书五经，后来当过学徒店员， 解放后回家务农。从 50 年代农业合作化起就担任生产队会计，一直干到 80

年代农村责任田承包到户，才退下来。自 1977 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的三个儿子有两个考上了大学本科，一个上了中专。在俺们乡下也算是一个特号新闻了。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大儿子杨栋，他没上高中，却考上了大学； 没念硕士，又考上了扬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已于 1996 年毕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在河北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听说他的毕业论文还被选入了国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博士文库》。乡亲们都说我教子有方，甚至夸我的孩子有“天才”，还有人猜测俺家里一定有什么仙丹秘诀之类。其实这些根本没有那么神秘，这绝不是我故作谦虚，或者是珍奇秘异。若说出来也都是人人皆知的寻常道理，只是一般人难以做到而已。信不信由你。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当接到杨栋要去攻读博士的信之后，连我几乎都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从小眼看着一点一点长大的调皮儿子。事后仔细想来，这也没什么了不得，虽出意料之外，仍在情理之中。我在回信中告诉他： “这是祖上积德。”外人听了这句话，一定认为我是个老迷信，但这句话大有前碴，杨栋是懂得其中含义的，在他 1977 年去上大学时我对他说的就是这句话。首先，杨栋能上大学、读博士，既是他个人的事，也不是他个人的事。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恢复考试制度，你就是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白搭。另外，我们家素以忠厚正派传家，把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处世做人的座右铭，一贯视个人努力奋斗为无上光荣，而把投机钻营、不劳而获或祈求他人恩赐之类的小人营取视为丢人现眼的莫大耻辱。我从小接受的就是父祖的这种教训，而且身体力行，无论是何种艰难困苦，甚至在断顿绝粮的境况中，都决不改变这一人生信念。所以，当我把父祖的遗训一遍一遍地灌输给孩子们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乐于听从，默认不语。只有杨栋与老二、老三有些不同，不像那两个老实守规距。只要说一次就会记在心里。这个孩子天性活泼，自小就喜欢出妖蛾子（新奇古怪的点子），常干出格的事，而且脾气倔强，是不肯听大人话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性极强。为了管教他， 可没少花费心血，甚至还狠打过他。说实话，我们当时绝没想到也没指望他日后成为大学生、博士，倒是更担心他长大以后招灾惹祸，走上邪路，让乡亲们骂祖宗三代。对这种有个性、不听话的孩子，多说多管多打绝对不行， 往往造成逆反心理，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我们在管教杨栋中多次碰了钉子才慢慢摸出的一条规律。但是不多说多管多打，决不是不说不管不打。“养不教，父之罪”，撒手不管当然不行。问题是管什么和怎么管。这里要说有什么秘诀，我看对大儿子有效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关系他一生的那些关键的第一步，严格进行管教，决不可含糊手软。这些“第一步”，不一定都是大事，但往往都处于人生的三岔路口。第一步抓好了，其他都可以不计较，宽容他，由他去自由任性发挥，结果就算你好不到那里去，但也不会坏到那里去。记得当时我常常警告他的一句口头语是“做君子太难，不勉强你，但决不能当小人。”我的处世哲学是，穷不怕，没有钱不怕，别人打你骂你都不怕，最可怕的是自己不争气，被人笑话，让人家看不起。我说的话杨栋听得

不多，这几句话看来他是听进去，记住了，所以今天他才能够有所成就。下面回忆几件管教杨栋的旧事，不管对为人父者有没有用，也不怕读者们笑话我是头脑落后。我已是风烛残年，对于杨栋，再也没有力气去管教他，这就算是我做完了所有该做的“第一次”，最后一次送给他和我的孙子的遗训吧。先说说他的几次失学与复学。

杨栋童年时，跟其他农村小孩一样，到处风玩野跑。八岁（七周岁）到了上学年龄，我提着一把凳子把他送进本村小学。可没过一个星期，他自己又把凳子扛回来。原来他风跑惯了的野性刚被圈住，一下子受不了，就欺骗老师说：“俺爹让俺去放羊，不让上学了。”农村小孩这种事太普遍，“反正孩子还小，着什么急，明年再去吧。”这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习惯。当时我的祖母还在世，心里加倍疼爱重孙子，当然也是这么说。我心里很清楚，这“第一次”要是一开口子，下一次再想收回来，恐怕是没戏了。我不能手软， 白天把他老奶奶送到亲戚家，晚上开始给他算账。先问清楚情节，然后打屁股罚跪，煞了大半夜，直到他彻底认识错误，并保证明天自己去学校，先向老师检讨，今后再不逃学之后，我才放过他。杨栋从小到大，只罚过这一次跪，这回体罚也最厉害，给他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当然他从此之后再也没逃过学。后来他上了大学，还记起这件事，给人开玩笑说，这个大学生就是我爹那次狠打打来的。当然，这是因袭了父祖辈旧的教育方式，今天已经十分落后。但是对杨栋这样的调皮男孩，我至今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教育方法。现在时兴做思想工作，说服教育，这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只适于像我三儿子那种老实听话的孩子，而对于像大儿子这样调皮捣蛋、明知故犯、无法无天的小孩却是无效。先人千百年总结传下来的“不打不成人”之旧教训法恐怕也不宜一概否定。

杨栋第二次失学，我没体罚他，因为那不是他的原因。他上五年级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勉勉强强读了两年小学“戴帽初中”，就无学可上了。于是一边帮我劳动，一边自己读书。过了一年，县城高中恢复，他想去读高中， 当时家里穷得几乎难以揭锅，但我还是咬咬牙，支持他去。反正当时上学不收学费，只是再添一张吃糠咽菜的嘴就是了。这我不怕。可是不成想县中招生指标有限，下到大队里只有十来名，贫下中农子女自然优先，他这中农的儿子那能沾得了边。眼看旧日的同学去上学读书，杨栋难过极了，蒙头倒在土炕上不吃饭。看着孩子有学不能上，开始我更难受。后来杨栋要我去支书家求情，我火了，把他从炕上揪起来，严厉地对他说：“你先给我站直了！ 别说我不能去，你跟你妈谁都不能去。跟当官的低三下四，手背朝下讨一点残汤剩饭吃，我们家没这个门风。别说一个高中不能上，就是上刑场砍头也不许缩头眨眼。种地怎么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能把地种好，也是大本事。你要是英雄好汉，今后的机会有的是；你要是狗熊软蛋，就算是上到大学也照样是窝囊废。一个高中上不了算什么，不管走到那里，到什么时候，只要是凭个人本事吃饭，就不丢人。你只要听我这句话，就跟我种地去。” 这件事对他刺激太深，我的话也深深地埋进了他刚刚成年的心灵里。他承受住了这次打击，从此开始了他的个人奋斗之路。拉车锄地，挖河筑堤，打篮球个子太小，参军去嫌他是中农，当了几年小学民办教师，又去公社（现在的乡）做半脱产秘书。那些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可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 同时提高了他的思想能力和文化水平。1977 年报考大学，很多人都说他是胡闹。也有朋友为他着想说，你连高中都没上，考大学肯定没门儿。不如报个

中专，能考上就不错了。究竟报大学还是报中专，他产生了犹豫。因为这是决定他前途的大事，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但我们知道他本心愿考大学，于是我们父子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家庭谈话。我问他：“同时有两件事要你挑选， 一个利益大，但风险也大；而另一个比较保险，但利益也小。你挑那一个？” 他害怕错过这次人生转机，也可能是多次失败对他打击太重，竟一时回答不上来。我对他亮出我的看法：“要干就要干大事业，不怕承担风险。这是祖宗的遗训。又想获大利，又不肯担风险，世界上那有这等好事？大事干不成， 还算个失败的英雄，为什么不干？更何况大学考试分文理科，你正好发挥文科方面之长，避免理科之短，为何不报大学呢？”他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坚定了信心。当时我心里想，顶多也就是像当年上不成高中，但儿子的心理已经成熟了，他只要明白了人生的大道理，最终是会成功的，也不一定非要做学问不可。他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全家和众乡亲都十分高兴，都夸他有志气，有出息。我却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个从小淘气的儿子从此算是走上了人生大路，以后再也不须我操心费力了。我知道他有了这一次，就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无须我再多说什么。送他走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祖上积德。”

事业、学业的成功，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如果离开了道德品质的教育修养，其成就也终属有限。现代学校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读私塾时老师要求学生先做人，后为学，人品与学品必合之为一。我觉得表面上有些差别， 道理大致是一致的。这一点更是我时时不忘告诫孩子们的。我认为在做人方面抓住“第一次”不放松，尤其重要。杨栋上小学时条件很差，花几分钱买个练习本，正反两面都要用，平时练习写字则用石板与石笔（过去农村小学生的写字用具，用石料制成，可以擦掉再写，反复使用，而且价格低廉）。有一次他偷拿了我记账用的一个条格本，我发现后打了他一顿，告诉他这是生产队的东西，不是我们家的，一张纸都不能拿。目的就是要杜绝孩子占小便宜，不义而取的心理习惯。杨栋在公社做半脱产秘书时，有一回看到家里接连几天喝高粮面糊糊，不知他从那里弄来一口袋玉米。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村村家家都缺粮。

他母亲很高兴，这下可以做点窝窝头，给孩子们改善一下生活了。我怀疑他是向外村大队干部索要来的，就不许动这袋粮食，对他说我们宁可饿死， 也坚决不吃这种不清不白的东西。他说是从公社农场借的，还给场长打了借条。我知道他们所谓的“借”其实是白要，就逼着他把那袋粮食送了回去。记得还有一次年底生产队结账，大队会计转来他的 5000 个工分下账，参加分

配。按公社规定，他们半脱产干部每天记 12 个工分，高于同等劳力。我知道

这 5000 工分是他自己填表盖章下到大队的，大队干部也睁一眼闭一眼，不肯去得罪这伙公社“小鬼”们，可是叫我怎么给社员们交待？我告诉他，你的工分没法下账。他说都盖了章的，没有问题。我问他一天记多少分，他说 12

分。我说你一下子开来 5000 分，这一年总不能有 400 多天吧。最后还是给他改过来，该多少是多少。在这类事上，杨栋与我看法不尽一致，毕竟是父子两代人。我经常嫌他少规距，他则嫌我太认真。但他后来走上治学道路，还略有所成，无论从他的导师和同行给他的“严谨扎实”的评语，还是从他本人所追求的“实证与透彻”的学术旨趣来看，都是在无形中继承了我家严正清白、一丝不苟的为人处世之道的。否则，他不可能在学术上走到这个地步。说起来，我也略感欣慰，对他从小所进行的品质教育，毕竟还是在他一生的

根本或关键环节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