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刺杀

——刺杀汪精卫前前后后楔 子

这是一桩至今未能水落石出的历史陈案。

1938 年底，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伙出逃重庆，踏上了叛国之旅，这在当时乃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始终扑朔迷离，令人疑窦丛生。当时即有人指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演的一出“双簧”，更耸人听闻者，认为这是蒋介石刻意为汪精卫布置的一个“陷阶”。

以上怀疑并非故弄玄虚，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

疑点之一：汪精卫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乘飞机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同日中午抵达昆明，19 日下午之时由昆明飞河内。在这期间，云南省主席龙云曾三度电告重庆，报告汪精卫行踪，但据国民党官方记载，蒋介石直到 21 日才在陕西武功接到龙云的电报。他因为主持军事会议而在前一天由重

庆出发来到武功（按计划应是 18 日动身，因陕西方面天气原因，飞机延迟起飞）。

很难想像，如此重要的消息，竟无故耽搁了几十个小时。在此之前，汪精卫叛迹已显，其重要党羽、家属、文件细软已先期赴昆，军统局的特工也开始了监视行动，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要网开一面？因此冯玉祥断定：

“汪精卫带着⋯⋯许多人乘坐专机到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交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介石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

疑点之二：在汪精卫叛逃事件中，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是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汪精卫投向日本怀抱的牵线搭桥人，可以这样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即使想投降也叛国无门，或者至少也要换一种形式。但是， 人们有确凿的事实证明，这位将汪精卫扶上虎背的高宗武正是蒋介石的心腹

（蒋介石对他有提携之恩，甚至高宗武的亲事也是由蒋氏夫妇作伐，充作月老），是周旋于蒋、日、汪三者之间的多面问谍（这一点已被日本特工证实， 高宗武在帮助汪精卫从事汉好活动的同时一直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系，并递送情报），是埋在汪精卫身边的钉子（汪伪政权成立前夕，高宗武约同陶希圣， 窃取日汪密约后潜至香港，登报宣布反水，并企图策反日本国会议员、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公子犬养健）。由此可见，高宗武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易时，蒋介石是知情的，但他却任其发展，甚至提供方便。蒋介石才是这一事件的幕后总导演和操纵者。

疑点之三：河内刺汪行动功亏一篑。刺汪：戴笠心事重重

军统局老板戴笠一个人低着头静静地想着心事，甚至没有注意到前来报到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

戴笠为蒋介石给汪精卫布下的圈套而拍案叫绝。

这个计划从酝酿到实施已有大半年了，本来进行得颇为顺利。他们利用

汪精卫反共、媚日，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以及对权力地位疯狂追求的心理， 利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对日本的熟捻，利用日本方面和战两手的侵华政策， 由高宗武向日本人推出汪精卫，充当起卖国贼的角色。

蒋介石为什么处心积虑、费尽周折地陷汪精卫于不义呢？这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蒋汪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与蒋同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不同，双方俱以争江山社稷、争天下第一人为目的。而桂系、阎系、粤系，以及四川、云南、西北等地方军阀，则更着重于割据称王，拥兵自重，蒋介石与他们的斗争也主要集中在集权与分权等方面，不以争江山为目的。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汪精卫存在，这场斗争就将延续下去。

第二，非常之事必以非常之手段解决。在十几年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也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汪精卫不是一个能被轻易打倒、能轻易服输的对手。由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汪精卫从未停止过反蒋行动，尽管屡次失利，却屡仆屡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另外，汪精卫的资历、影响毕竟太深太大， 潜在力量非常可观，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蒋介石不可能也不敢采用粗暴的方法以武力解决。前几年蒋因一时冲动扣押胡汉民，几乎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讨，一度十分被动，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如若运用一般的权术阴谋，蚕食削弱政敌力量，又收效甚慢，不可能从根本上打倒汪精卫。因此，只有通过巧妙手段，陷汪精卫于不义，使其人神共愤，彻底丧失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从精神上摧垮对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第三，汪精卫对目前的抗战已产生了破坏作用。从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拼命叫嚷：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不仅针对共产党而言，也是借此约束国民党内的各派各系。但是，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却与蒋介石的这种要求有所抵触。从抗战政策来说，蒋介石终究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在军事上负全责；而汪精卫却是个投降主义者，大量散布投降主义的论调。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这样做势必混淆视听，影响士气。现在，不是有这样一批求和派，正聚集在他的身边吗？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连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也改弦易辙，追随政敌汪精卫了， 其危害已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不仅如此，汪派人马还对蒋介石本人大加攻击。淞沪抗战，是蒋介石刻意准备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大战期间，可谓殚精竭虑，全力一搏，连夫人宋美龄都上前线劳军，结果遭敌机轰炸，车翻人伤。汪系却大看笑话，冷语讥讽：

“劳什么军啊！慰问品发到士兵手里，每人分得一颗红枣。” 他们甚至到处扬言： “抗战，就是让全国人都为着蒋介石一人而殉葬。”

这些，使蒋介石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

第四，将汪精卫推向日本人，并不会有太大的恶果。关于这一点，通过分析即可明白。汪精卫的实力在政不在军，汪自以为登高一呼，八方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内几支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与汪的关系都不甚融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均是主战派，虽与蒋介石素有矛盾，但事关国家存亡，他们不会冒天下大不匙；阎锡山老谋深算，明哲保身可以，卖国投敌则断乎不敢； 粤系张发奎部虽与汪渊源最深，但后来却看破汪精卫反复无常的嘴脸，已与

之割袍断交；只有云南王龙云尚没有把握。但是，云南地处大后方，中央军已有部署，即使兴风也起不了大浪；况且龙云纵然对汪报有同情相助之心， 但让他公然卖身投敌、兴兵叛乱，他也未必肯轻易应允。

另外，汪精卫身居高位，一旦叛国，势必造成国际影响，在国内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但这无碍大局。蒋介石对中国的特点、民族的习性有很深的了解，经数千年来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润，爱国主义和僧恨外来侵略的情绪已经成熟并日渐强烈，汪精卫的投降行径势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抗战热潮。相形之下，他蒋委员长的形象将更完美和高大，抗战领袖的地位也会愈益巩固。

果然，汪精卫叛逃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之声。1939 年元旦，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其文曰：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

守，散发违背国家之主张。艳（29）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 一面誊之报刊，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谣惑人 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

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电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在一片声讨声中，汪精卫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叛国之举，使他昔日的“光彩”荡然无存，两者之间巨大的落差不能不让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更令人踟蹰与徬徨的是日本当局政潮的起伏。1939 年 1 月 4 日，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近卫内阁宣布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因对前任所肇始的诱降汪精卫的“和平行动”不感兴趣，反应冷淡。汪顿失所依，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之势。他整日苦思冥想，极为悲观。汪曾痛苦地回忆道：“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情况确实如此，由于日本人的失信，从出逃河内到刺汪案发生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汪精卫一直蛰伏在住所中，以译书写稿打发寂寞的光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对于才脱离重庆，立刻转向，向打倒重庆的路上迈进”， 于情有所不忍。这是符合汪精卫性格的。

汪精卫的夫人陈壁君眼见丈夫愁眉不展的样子，心里阵阵发酸，悄悄走出屋外，唤来她的侄子陈春圃：

“日本人不负责任，把我们弄出来，放在这危机四伏的异乡撤手不管了。”

陈春圃也不满，诉苦道： “是啊，安南是法国人的天下，对我们约束很严，侍卫们连一枝枪都未

带来。”

陈壁君大吃一惊：这样，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她嘱咐侄儿，想办法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蒋介石闻讯大惊。

假使汪精卫就此幡然悔悟，罢手不干，事情还未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还有办法补救。从过去的历史看，国民党内因党争激烈，派系复杂，开除某某党籍，恢复某某党籍，简直是家常便饭。汪精卫被逼走海外已不是第一次了， 可卷土重来也不止一次。汪系中人现留在重庆的为数不少，基本力量都保存

了下来。若再网开一面，今后时过境迁，难保他不会再兴风作浪。

蒋介石接受了以往的教训，这一次，一定要将汪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没有采取肉体上消灭的方法，因为各方面情报表明，汪近日来一直蛰伏不动，与日本人也没有进一步的勾结，可谓叛迹未显。此时杀汪，他蒋某人未免会被人指责为手段太狠，言行不一，因为他在公开的场合一直表示要对汪精卫宽大为怀。另外，像这样简单地解决问题，未免太便宜汪精卫这个令他恨之入骨的对手了，于心实有不甘。

蒋介石是玩弄阴谋的行家里手，他更偏爱以一种复杂的方法解决问题， 以便从中获得一种常人无法体会到的快感。

于是，由军统局负责的这一次行动的难度更大了，充满了复杂性和机密性，难怪连杀人不眨眼的戴笠也心事重重。

领命：陈恭澍奔赴河内

戴笠终于从沉思中抬起头来，打量着向他敬礼的陈恭澍。

陈恭澍，黄埔五期生。此人一流身手，心思缜密，胆大手狠，抗战前华北发生的几件大案，都是由他一手制造的：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制裁石友三，捉拿殷汝耕，惩罚王克敏。虽有成有败，陈恭澍毕竟深谙此道，是军统高手。

戴笠原本对他十分欣赏，屡屡委以重任。陈恭澍春风得意之际，却忘乎所以，犯了“家法”，违反了军统的规矩。

按军统规矩，组织里的人是不能私自结婚的。这一条除了对最上层的一些大特务没有约束力之外，一般执行得还是很严格的。有一次，军统内部竟拘禁了五六十名犯此禁条的男女特务。陈恭澍仗着功劳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居然瞒着戴笠喜结连理，这就让戴老板不快了。从此，戴笠渐生嫌恶之意。

恰好汪精卫投敌案发，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就立即想到了此人。只有戴笠知道，此案的难度已非常人所能想像，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吃力不讨好。戴笠选中陈，一方面是借重他的才能，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种惩罚。

陈恭澍一向相信他的直觉，每逢大事来临，他的手指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僵硬起来，但这并非是紧张的表现。

这几天，他的右手阵发性地痉挛，手指蜷曲难展，北方正月里的天气滴水成冰，这样，他就更痛苦了。陈心里暗忖：又要发生什么事了？

果然，傍晚时分，天津站的译电员给他送来一份密码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报头上注明“亲译”，待译成明文，只寥寥数语：

克日来港，电话××××联络。

这类没头没尾的指示陈恭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匆匆交代了善后工作， 立即启程赴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已经与在那里等候的戴老板接上了头。

双方已经好几年未见面了，陈恭澍因违反“家法”，故而底气不足，见了这位让人畏惧的上司，已露出几分畏缩。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站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行了。” 戴笠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转身进了屋子。

陈恭澍略略有些发怔，连忙去找王鲁翘打听详情。

王鲁翘，山东人氏，杭州警校毕业，原为戴笠贴身警卫。此人长得极帅， 是一位白面郎君，然而心狠手辣不逊于任何职业杀手。他膏力过人，善使利斧，刚刚办完一件大案：千里追踪，捕杀当年刺杀汪精卫的主谋——连戴笠

也为之头疼的恐怖人物王亚樵。

王鲁翘只简单地告诉陈恭澍：“去河内。”

不用说，任务与不久前逃到河内的汪精卫有关了。聪明的陈恭澍很快猜出了答案。

河内相会戴笠在河内只呆了两天，在他们一行人到来之前，军统特务方炳西已先期到达。他原来是从比利时回国的留学生，被戴笠看中，招入军统。方炳西长袖善舞，擅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在作为法属殖民地的河内是很有用处的。短短几天里，他已经做了许多布置工作， 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有两间卧室， 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佣人房间，戴笠一伙即下榻于此。后来，这里成了刺汪行动的指挥部。两天里，戴笠只和方炳西在一起，跑进跑出。显然，他对方更为信任。直到临别前，戴笠才向陈、王二人交代任务。他概要介绍了汪精卫出逃重庆的经过，并特地带来一份上年 12 月 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的《艳电》剪报，让大家传阅，惟独对汪叛逃前的内幕一字不提。“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他咽了一下口水，不满意刚才那番干巴巴的讲话，视线一转，犀利的目光集中到陈恭澍身上，语气严厉起来，带着杀气：“这是什么性质的任务，什么人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诸位都是聪明人，明白得很。只许成功，不准失败。否则，哼，死后都要让你在阴曹地府里哆嗦！”陈恭澍心头泛起一阵寒意，他知道这些话是专门说给他听的。

为了缓和气氛，戴笠起身开了一瓶酒，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在灯光照耀下，黄澄澄的煞是好看。陈恭澍接过来一尝，却是满口苦涩。“戴老板此次布置的任务，大概就像这杯苦酒一样。”这样想着，他皱着眉头强咽了下去。

“现在，我需要你们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我回重庆后，会随时给你们指示，要注意联络。”说完，他又当面交代，这里的事由陈恭澍负责，但一般性事务由方炳西

去办，不必让陈分心。也就是说，方有单独行动的权力。

陈恭澍一怔，感觉到了戴笠对自己的不信任。方在这里，不是起了“监军”的作用吗？他心头一阵委屈。

大概是察觉到了陈恭澍的不满，任务布置完毕后，戴笠将他叫到另一个房间。

早憋了一肚子话的陈恭澍不待戴笠开口，气呼呼地问： “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两点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

变的准备？”

戴笠两眼瞪着他，并不回答。

陈恭澍有点心慌，语气缓和下来，建议从天津站调人——那些都是他的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戴笠一口回绝： “太费时间了。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我看不必了。今

后我会从重庆给你调人手的。”

连碰钉子的陈恭澍禁不住又冒起了火，他虽然没有胆量拒绝接受这项任务，但要将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那么，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是否还回天津？”

戴笠的浓眉扭了起来，那张马脸拉得更长了，这句话惹起了他心中的积火，他没有回答陈恭澍的问题，反而责问道：

“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里好气恼，这件事已过去几年，孩子都生了两个了，现在却还遭人敲打，戴老板也真太能记”仇”了。

对方态度的不自然使戴笠止住了责骂，正在用人之际，也不便过于为难军统的这员干将。他费力地挤出一丝笑容，转变口气安慰了几句，话题又回到了当前的工作上。戴笠递给陈恭澍一张名片，交代说：

“这个人地位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妥，指定你和他单独联系。他可以给你提供高级情报，也可以提供行动线索。他不是军统中人，对他要有礼貌， 有分寸。”

方炳西从另一间屋里走了过来，提醒戴笠：去香港的班机起飞时间快到了，车已停在了门口待命。

这是戴笠在河内与陈恭澍的惟一一聚。“刺汪”成员齐聚河内

一批批杀手正源源不断地涌向河内。

岑家焯、余乐醒两人联手出击，经滇越路进入越南。

岑家焯，黄埔三期生，在军统中资格较老，当陈恭澍还在南京第一期“特务警员训练班”受训时，他便是该班教育组的副主管了，而主管则是军统三巨头之一的郑介民。将他调至河内协助陈恭澍，可见戴笠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余乐醒则是军统中出名的技术专家，他是湖南人，曾留学法国，获得过化学博士学位。他长得高且瘦，目光敏锐，凶光毕露，年纪不大，头发却花白，一支香烟常在手，是个细心的人。临来之前，戴笠专门致电陈恭澍，指定余为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要陈恭澍特别重视他的意见。

岑、余两人都是军统局的高级特务，此外还有一批参加具体行动的职业杀手，其中几人是戴笠精心挑选的。

余鉴声，杭州警校毕业，与王鲁翘同窗。两人后来又娶了一对姊妹花， 成了连襟，彼此间配合默契，是干这行的最佳搭档。

张逢义，山东人，黄埔七期毕业，最大的特点是胆识过人、随机应变、遇事不慌，是陈恭澍在北平站任上的部属，也是陈的得力干将。

郑邦国，安徽人，行伍出身，身材高大，说话粗声粗气。他善于用枪， 连发点射，在靶上能打出花来。

陈布云，江苏徐州人，生得敦实，沉默寡言，杀人越货却毫不含糊。 以上诸人，陈恭澍个个满意，称赞戴老板有眼光，唯有一位，却是让人

感到不快的。

此人名叫唐英杰，这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张效良。陈恭澍之所以对此人知根知底，是因为唐是他在天津时的老部下。

唐英杰干黑道勾当的本领陈恭澍无可挑剔。他少年逢名师，深山学艺， 得到真传，尤其擅长腾挪功夫，轻功在军统中无人能比，虽说不上踏雪无痕， 但窜房越脊，如履平地。有人亲眼见他从四层楼上手持一把雨伞坠下，似半空中风筝忽悠悠潇洒落下，落地后毫发无损。初出江湖，他首先在上海大世界献艺，技惊四座，被偶而路过的戴笠一眼看中。唐英杰自恃这身功夫，不把陈恭澍放在眼里。此人还是个好色之徒、采花大盗，弄得一身杨梅大疮。

唐英杰自命不凡，陈恭澍布置任务也要看他心情好坏，心情不好，唐便

不肯卖力。偏偏陈恭澍也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怎能容他猖狂，双方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戴笠了解这一情况后，为了息事宁人，一纸调令将唐英杰调走了事。

现在，他却又将唐英杰遣来河内，根据唐的特长，此人肩上的任务还特别重要，汪宅内部的情况就靠他这位“鼓上蚤”去摸清了。陈恭澍暗自摇头。

以后的情况，果然被陈恭澍料中。

以上这帮人马，都归陈恭澍直接调度，但另有几位文客，身后的背景就复杂了。

曹师昂，湖南人氏。他不是军统中人，曾在法国留学，学的是航空专业， 现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长，精通法语自不必说，还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小姐作太太。这样的人派遣到河内协助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也是戴笠费尽心机才物色到的。

曹师昂交给陈恭澍一个沉甸甸的纸包，指着它说： “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反抗，对于持有

或使用武器者，不管是谁，一律处以重罚。幸亏有我太太作掩护，带着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他打开纸包，里面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枪是司维斯牌的，杀伤力很大，是杀手们常用的武器。

陈恭澍接过来掂了掂，暗忖：重庆方面费尽周折将武器送来，说明离行动的日子不远了。

曹师昂此行的任务自然不止是将枪交给陈恭澍。临行前，戴笠为他设宴饯行，席间，给他的口头指示是这样的：

“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系，再由方代约陈恭澍见面。”

陈恭澍知道后，心中自然不快。既然他是行动组的负责人，为什么有些事要隔着他，而且身旁还安置一个监督者？凭他老牌特工的眼光可以断定， 就连眼前的曹师昂，也负有另外的秘密使命。

圈中有圈，计中有计，这就是河内刺汪案的最大特色。如果陈恭澍能知道更多一些秘密，他肯定会大吃一惊。

河内刺汪案结束后多年，有人披露戴笠曾数次赴河内指挥调度，但陈恭澍却一口否认。他记得十分清楚，戴笠只去过河内一次，是和他及工鲁翘三人同行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直至后来撤往台湾，陈恭澍无意中与当年行动组成员曹师昂邂逅，从他口中，才得知戴笠确实曾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去过河内，而且还不止一次。曹师昂提出两件事作为佐证：

“戴先生在河内遇见了西南运输处海防办事处主任黄强，曾当面警告他，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去。

“戴先生去过谭天堑的住处，看见床底下有女人的鞋子，衣橱上的把手又有点摇晃，他不留情面地叫谭天堑把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人请出来，当场弄得下不了台。”

曹师昂提到的那个谭天堑，是和他一先一后到达河内的行动组成员。谭也曾留学法国，专攻财经，在军统中任教官职。戴笠为什么派这样的人来， 陈恭澍一直不明白。

他之所以相信曹师昂的话真实，是因为他曾去过谭的住处（谭单独另开房间），看见他房里有女人衣物，但谭却始终没有请佳人露面，陈恭澍当时

还暗笑他太小气，金屋藏娇呢。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位法国女郎，两人无正式婚姻关系，只是露水夫妻，名不正，自然不可轻易示人。戴笠突然造访谭宅，自然会撞上这类尴尬事。令人不解的是，戴笠来河内，为何要对陈恭澍严格保密呢？试想当时军统在河内的活动，还有什么比“刺汪案”更重要的呢，又为何撇开这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而另有布置？种种疑点，令人费解。至于戴笠临行前交代下的那个神秘人物，陈恭澍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

份，甚至连一丝边际也猜不出。据对方称，他原籍江苏无锡，曾在欧美留学， 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可陈恭澍观察一阵后，觉得此人除了脸上那副高度近视眼镜略有文化人特征外，却是谈吐粗鲁，身材五短，一点书卷气也没有。

此人对陈恭澍夸耀说，他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很有办法，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也颇有交情，还特别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熟识，且不时举办酒会和舞会增进感情。他让陈恭澍称他徐先生，并介绍了一个当地人做向导。

这个人名叫魏春风，20 余岁，长得眉清目秀，机灵活泼。老牌特工陈恭澍以为他年轻，没经验，竟差点看走了眼，未想到在后来的刺汪行动中，此人居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密电：制裁汪逆

重庆派来的人均已陆续到齐，陈恭澍统计了一下，连他自己在内，一共18 名杀手，后来有人戏称“十八罗汉”，或称“十八金刚”。在军统历次行动中，杀人绑票本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从未有过调动如此强大力量的先例，这也说明了这次行动的性质和重要性。陈恭澍暗暗揣摩着，心里还是颇为放心的。有这么多“罗汉”、“金刚”助阵，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没有特殊保护的流亡客，应该不是难事。

这天一大早，陈恭澍就开着车子，按照那位徐先生提供的地址，摸到汪精卫的寓所前。他要亲自“踩点”，作为制定行动计划的依据。

陈恭澍驾驶的是一辆二手货福特车，这是方炳西在抵达河内时购置的。车子外观极普通，半新不旧，一点都不惹眼，但性能良好，最大的优点是启动灵活。

汪精卫现在的住址是高朗街 27 号。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门前有一片草坪。街道宽阔，路边植有一排棕榈树，间或有几株高耸的大王椰树迎风摇曳， 浓荫蔽日，把房子全部遮住了。左邻右舍都是法国人，差不多每家门前都有车库，备有汽车。

高朗街 27 号是一幢西式楼房，共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幢，正面临街， 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陈恭澍前前后后转了一圈， 发现后门的道路十分复杂，巷道纵横，曲径通幽，是作案后撤退的最佳选择。

惟一的麻烦，就是汪宅外面有位安南警察巡逻，汪精卫并没有请求保护， 大概是殖民当局防患于未然，临时安置的。如何处置他们，倒是件颇为棘手的事。

好运气撞到了陈恭澍的怀里，这个问题的解决容易得令人难以置信。徐先生介绍的那个魏春风一语喜煞了烦恼人，他告诉陈恭澍，他的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就在警察局当差。而且，正负责那一段的巡逻。

陈恭澍越来越信任这个不知来历的魏春风。魏春风虽不是行动组的成员，却成了行动组在河内的方向盘、地图和引导者。陈恭澍、王鲁翘几乎整天和他泡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也不对他保密了，互相熟悉到不分彼此的地步。这个年轻人发挥出了超乎想像的作用。

一切布置停当，行动组成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嗜杀成性，在河内憋了四五十天，尚未闻到血腥味，未免有些按捺不住了。

一道电波将他们的血液又刺激得沸腾起来。

1939 年 3 月 19 日凌晨 2 时，方炳西半夜敲响了陈恭澍的房门，递来一张已经译好的电文：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重庆方面已经以叛逆罪判处汪精卫死刑。

这是意料中事。陈恭澍虽然兴奋，却并未感到意外，甚至觉得这一行动的本身也不算艰巨。一切早就盘算、计划好了，所以他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给行动组成员下达了任务。

“遵照上峰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行动为攻击目标。 “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无法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

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 “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

随即加入行动行列。 “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三人，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他各人位置，

听任王鲁翘指定。 “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

切不可暴露身份。其他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翘、余鉴声再与各同志作具体规定。

“行动的时间，自即刻起，进入战备状态，静候通知。” 真不愧是职业杀手，这一行动计划得井井有条，疏而不漏。陈恭澍又特意通知了徐先生。

徐先生说话很含糊，似乎在劝告陈恭澍： “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一种制裁方

法。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法。”

陈恭澍没有时间与他争执，只是敷衍了几句。这位徐先生又转而嘱咐他事情要干得利索些，不要拖泥带水，免得今后给他带来麻烦。

“这个自然。”陈恭澍一拱手，退了出去。

回到驻地后，陈恭澍又一次将王鲁翘、张逢义、余鉴声召集在一起。这是行动组的核心。

陈恭澍要求，在 3 月 20 日之前，再作最后一次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 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另外，还得让魏春风从当地警探方面进行复勘，以便两相印证。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情况一致，则定于 3 月 22 日夜间 11 时出动。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由王鲁翘负责，以他为主，完成制裁任务。

“现在，最最要紧处就是情报必须百分之百地准确。”陈恭澍一再强调， 他要张逢义陪同，立刻去找唐英杰。

唐英杰又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中午过后。唐英杰才跑了回来。陈恭澍责备他不该私自溜出去，他却说肚子疼，刚才是出去买药的， 附近没有药房，因此耽误了时间。

“分明是瞎话。”陈恭澍现在正用得着他，也就没有揭穿，只是请他晚上再出动一次，特别注意汪精卫的卧室所在是否有所变化。

这一次，唐英杰十分乖巧地答应下来。

陈恭澍还不放心，又唤过张逢义，让他晚上陪着唐英杰，免得这个家伙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误了大事。

功亏一篑时隔多年以后，陈恭澍还一直后悔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否则就能避免陷入唐英杰情报不准的误区了。

3 月 20 日，也就是唐英杰出动侦察的第二天。一大早，唐英杰回来，迎面撞见陈恭澍，没有好气地报告说：

“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上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也没有，楼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朝北的那间，不会错。‘他’就住在那里。”

陈恭澍没去理会唐英杰话中的刺，眼睛转向张逢义，要核实一下。 “没错，这个家伙赛狸猫，汪宅的人毫无察觉。”张逢义肯定了唐英杰

的报告，还捎带奉承了一句。

陈恭澍放心了，这么重要的事，谅唐英杰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他就没有想到，唐英杰如果奉命撒谎，他又何惧之有呢？

刚要打发唐英杰回屋睡觉，魏春风一头热汗闯了进来，整个计划被迫突然提前了。

“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迹象。”魏春风的第一句话就惊呆了屋中所有的人。

众人尚未反应过来，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听筒里传来徐先生的声音： “汪精卫偕同全家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功，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转道西

贡，就此放洋，尚不清楚。”徐的消息又比魏春风更详细了一些。

两条消息如此吻合，令人不得不作出如下判断：汪精卫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由于时间紧迫，其中一些疑点已来不及查清，马上采取行动才是正理， 陈恭澍当机立断：

“请王鲁翘、余鉴声分头传达，立刻召集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各自携带武器、备件，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责由魏春风回去联系当地眼线，在不露痕迹的前提下，守候在 27 号附近，发现情况，火速电话报信。

“通知方炳西，守住徐先生，请他设法利用河内警政关系，了解汪精卫的动态。”

然后，他拉着王鲁翘检查那辆福特车，加满了油箱，试了引擎，用满是油污的手拍拍王鲁翘的肩膀：

“这下全看你的了。”

10 时 刚 过 ， 魏 春 风 从 外 面 打 电 话 回 来 。“有两辆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寓大门内开出，正向红河大桥方向开

去。”

稍停一会，又听见他报告：“汪夫妇都在车上。” 显然，他是一面打电话，一面在监视对方动态。

“追！”陈恭澎大吼一声，这也是其他特务们的共同反应。

福特车已到了极限速度，过了红河大桥，遥遥望去，有两部黑色大轿车， 正停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车头对正路面，以便随时能启动加速。

陈恭澍稳定一下情绪，为了保险起见，他一踩油门，擦着那两辆轿车超越过去。就在这一瞬间，依稀看到了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的身影。

还未来得及调转车头，靠车门而坐的郑邦国已大声喊叫：

“赶快调头，他们跑了！”

待福特车调转方向后，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和他们拉开了 200 米的距离。

陈恭澍这一急非同小可，他一面提高车速，一面让大家做好射击准备。他未想到，这样子除了打草惊蛇，又能有几分把握。

对方的车速明显快于福特车，距离越拉越远，陈恭澍纵是心急如焚，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把自己甩脱了。

事后，陈恭澍冷静下来，遗憾之余，却发现了一些不曾注意的疑点： 打叻是地处河内至西贡之间的一处避暑胜地，但现在时值初春，到那里

去干什么？是否真去那里？

为什么车过了桥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干什么？ 是否发现有人跟踪就折回河内，还是另有原因？

这些疑问永远解不开了， 1941 年 10 月，陈恭澍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捕，陈壁君曾审问过他。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反问她这几个问题，以解开自己心中的疑团。

平心而论，这次行动的失败井非偶然。消息来自那位徐先生和魏春风， 他们两人为何同时知悉汪精卫要外出？行动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出动，又有几分成算？敌情不明，道路不熟，遇到关卡怎么办？遇到当地警察盘查拦截怎么办？遇到汪精卫的侍卫抵抗怎么办（他们并不知道汪精卫的保镖没有武器）？这些他们都没有考虑。行动组此举除了打草惊蛇外，对完成任务毫无助益。

也许，有人的目的正在于此。高朗街的枪声

这一趟徒劳往返的追逐，行动组铩羽而归，个个心头窝着火。陈恭澍虽未丧失理智，但判断与行动，已开始带有感情的色彩了。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下令立即行动，决定破釜沉舟，就在当晚，对汪宅进行突击性强攻。

陈恭澍再次对人员进行调整调度：

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井指定郑邦国为开路先锋。郑力大身粗，勇猛强悍，足可当此重任。

唐英杰紧随郑邦国之后，引导登楼。他事先曾几度侦察，当熟知路径， 必不致有误。

王鲁翘为主，余鉴声为辅，协力执行锄奸任务。张逢义、陈布云在户外望风，以为哨戒。

魏春风继续和当地人士保持联系，并随时与陈恭澍保持联系。

一切布置妥当，当夜，陈恭澎亲自驾车，转了几个弯，便到了高朗街。车刚在左侧的一个巷口停下，王鲁翘等几人还不曾下车，两个安南警察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这一惊几乎使众人当场怔住。这两位安南警察打着手势嘀嘀咕咕比划着，他们谁也听不懂，情势顿时紧张起来。

陈恭澍暗自担心，右手向装有手枪的口袋滑动。就在这时。魏春风却如及时雨般从天而降，他一把拉过陈恭澍，问他身上是否有钱。

陈恭澍将口袋中的钞票一古脑儿全部交给了魏春风。只听一阵交头接耳，两位警察轻而易举地被打发走了。

就连陈恭澍也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一伙人深夜开车来此，已属形迹

可疑，魏春风恰到好处地出现，未免太及时、太凑巧了。

他顾不得推敲这许多，一挥手，几个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唐英杰事先多次“踩点”，对汪宅四周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 一伙人绕到 27 号院的后门。

唐英杰用力一推，门已从里面锁上。这难不倒他，只见他稍后退几步， 然后借助助跑的力量，腾空而起，双手在墙头一拍，人已如一团棉絮落到墙内，真个是身轻如燕，声息全无。

唐英杰转到门边，摸到一把头号大锁，双手一扭，竟纹丝不动，连忙又探出头来，示意众人翻墙而入。

身强力壮的陈布云弯下腰来，余鉴声、王鲁翘、郑邦国以此为梯，翻过围墙。

穿过后院，踏上台阶，一伙人已摸索至楼房前，眼前一道门拦住了进楼的路。想到刺杀目标已近在咫尺，几位杀手止不住心跳加快，神经高度兴奋起来。

郑邦国一马当先，用手一推门，纹丝不动，扭动门球，里面已经反锁。他心头火起，不及细想，抽出随身携带的利斧，连劈数下，奋力一踹，门果然应声而开。

紧随身后的王鲁翘浑身透着杀气，一个箭步，越到前面，未等唐英杰带路，手持武器，飞身上了二楼。

唐英杰、余鉴声不甘落后，如影随形般地跟着上了楼梯。郑邦国则易攻为守，留在底层，既为了掩护楼上行动者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通道。

几名杀手一连串的动作配合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

适才那一脚踹门声，早惊动汪宅上下。郑邦国突然发现有人正从另一房间开门探望，他抬手两枪，将来人吓回后，撕开嗓子大喊。

“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这一情况，与汪精卫的侍卫许少泉的回忆完全吻合： “厨师何兆住在后面的一间小房里，听到异常响声，便打开门张望。特

务朝他连开两枪，打伤他的左脚。惊闻枪响，我们准备冲出去，可是房门已被特务堵住，又一声枪响，特务打伤戴云生（汪侍卫）的左膀，并有几枝枪对准我们，对方威胁说：‘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因出境时不能携带武器，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加之又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均不敢冒昧从事。”许少泉除因为惊慌失措而未能看清对方人数外，其余回忆都符合事实。

枪声划破了夜空，坐在车上的陈恭澍的心也随之紧张起来，他调转车头， 对着 27 号方向瞭望，却又一无动静了。再环顾四周，时隔不久，又传来三声枪响。他再次慢车缓行，准备接应行动组的撤退。

陈恭澍听到的第二次三声枪响，是王鲁翘打出的。原来他冲上二楼，却不见一个人影，屋门都紧紧关上。正待转身上三楼，却与另一个人迎面相撞， 双方都吃惊不小。王鲁翘见不是目标，连忙摇动手枪：

“不准喊，快回去。”说完再不理会，转身又跃上三楼。

上到三楼，王鲁翘直奔右首，冲向带阳台的那问北屋。他毫不迟疑，根据唐英杰的侦察，已确定这就是汪精卫的起居所在。

门紧锁着，推不动，也扭不开，显然屋中有人。他退后两步，身体像出膛炮弹一样，猛然撞去，却感到肩膀一阵疼痛，看来此门坚固异常。

唐英杰也飞身冲了上去，他递过斧子就退了下来，换上余鉴声，负责二

楼警戒。王鲁翘以力劈华山之势，硬将这坚固的房门劈开一尺见方的窟窿， 探出手扭动门闩，想不到那里面已经锁死。

缩回手，王的目光穿过窟窿向内张望。屋中人已经吓呆，台灯依然亮着， 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上半身隐藏在床下，完全看不见， 腰背双腿则完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闻声后一时不知所措，下意识地躲入床下，依据所见的形体特征及唐英杰的侦察报告，王鲁翘断定：这就是汪精卫。

王鲁翘不再迟疑，一连三枪，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那人的腰背。惟一遗憾处，就是无法进入房间验明正身。

王鲁翘自觉大功告成，一声唿哨，行动组成员纷纷作鸟兽散。

度日如年的陈恭澍正焦急地驾车转悠，他又感到了手指发僵。按理说， 像他这样的老牌特工应该沉得住气，毕竟事关重大，他反而患得患失起来， 生怕有一丝闪失。第二次枪响后，他看了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准确地说是零时 9 分，行动组应该干完活了，为何不见踪影？

正疑虑着，却见巷口一个穿便衣的人向他挥手，定睛一看，却是个陌生客。他在示意他离开，或是转到另一边去？为什么在夜静更深、枪声大作之际突然出现？这些，陈恭澍都来不及考虑，只想离开此人视线，于是加大油门折向了另一个巷口。

事有凑巧，从汪寓中撤退出来的王鲁翘正好从巷口钻出，他双手抄在裤子口袋里，意态悠闲得如过路者。只听“嘎”的一声，抬眼看，福特车已停在他的面前。

招呼王鲁翘上了车，陈恭澍又围着 27 号绕了一圈，再不见有人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两辆警车呼啸而来，陈恭澍见势不妙，只得驾车先逃。

王鲁翘的兴奋劲还未过去，不待陈恭澍发问，他早已眉飞色舞了： “活干完了，眼看着汪精卫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动弹了几下就伸直

了。美中不足，未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如释重负，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这是他受命执行本案以来最愉快的时刻。他的手指又灵活如初，利落地点燃了一根香烟。事后，他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

“这一段时刻，要问时间有多长？可能只有两秒钟。这两秒钟与几十年一比，简直长短悬殊，不成比例。而人生有这样经历的，想是不多。”

这两句话细细体会，韵味无穷。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欣喜，很快就被懊丧所代替。

回到据点不过 10 分钟左右，唐英杰、陈布云两人先后回来了，其余人杳无音讯。张逢义根本没有进汪宅，余鉴声、郑邦国是和王鲁翘一起出来的， 他们不会在汪宅遇到狙击，难道半道上被警察逮去了？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那架电话机上，盼望着魏春风能打电话来。可是，电话机仿佛也睡着了，直到凌晨 5 时左右，才响了起来。

陈恭澍急忙抓起话筒，未及开口，对方已劈头盖脸，一顿责骂： “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犹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沉船，陈恭澍只觉心头一阵冰凉，握电话

的手痉挛得几乎无法控制。一股凉意很快遍及全身，他已无心再听对方啰嗦了。

尾 声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关河内刺汪案的材料陆续公布于世，已垂垂老矣的

刺汪行动组组长对当年的失败仍然耿耿于怀。览毕这些材料，陈恭澍却感到更加困惑不解。

从有关的国民党官方或半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的

《蒋总统秘录》较为详细，按出版该书的日本《产经新闻》的说明，此项材料系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提供，当有所据。

再就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于 1979 年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了，该局的前身就是军统局，一些重大案件的档案记录仍在该局保管。有关河内刺汪案的描述，理应是根据档案编辑而成的。

以上两书的记载，却与陈恭澍当年所亲历的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虽竭尽渲染描绘，但明显掺有水分。按陈恭澍的评论，是“成分不纯”、“渲染失真”。

倒是曾做过汪伪中央委员的金雄白 50 年代末以“朱子家”笔名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对此案作了十分详细的描写。就连陈恭澍也承认，此人所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必有所本：“其中有关汪案的内情，他所知道的比我多。涉及我们行动部分的，当然要让我。”这是中允之言。朱子家的描述十分细致。

高朗街 27 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邻的后面两大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室的中央部分。中层：向北两大问，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楼梯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微女士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壁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一室相毗连，而曾仲呜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丈之遥。

3 月 21 日深夜 2 时许，夜深入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逾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当行经底层仆役室时，一个随从戴芸生与厨子何兆，闻足声启户查看，凶徒见之，即发枪射去。戴芸生手臂中一弹，何兆腿、臂各中一弹，另一随从陈闽星，闻枪声逃匿平房汽车下，凶徒又发一枪， 地上水泥片伤其胸部，乃循梯拾级而登。中层梯头的一室，为汪氏内侄陈国琦所卧，亦闻声而出，凶徒迎头相遇，再发一枪，又弹中其腿部，迫其折入邻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朱女公子首先听到间歇之枪声数响，出室至楼头查察，适其邻室的曾仲鸣亦同时出现，闻楼梯有杂沓的脚步声，亟推之一同退入曾之卧室，急关其户，而凶徒已追踪而至。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室门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幸朱女公子入室后，正躲在门右的贴墙处，刚好是一个为枪弹射程所勿及的死角，得幸免于难。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钮， 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壁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两人同时倒卧于血泊之中。

此时何文杰夫妇也早被连续凄厉的枪声所惊醒了。起先是楼下的数声， 睡梦中尚以为炮竹声，但以后向曾氏房中发射的排枪，近在咫尺，才觉得巨变已生时腋。他与文惺女士披衣而起，方走出室门，汪氏亦己闻声而出，低声问文杰：“什么事？”文杰含糊地说：“没有什么。”就急急把汪氏推回室内。于是汪氏夫妇与文惺就于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上。迨汪氏闻到对室仲鸣夫妇所发出的沉重的呻吟声，几次想冲门而出，却为文惺女士力持不

放，如汪氏出室，当然也必遭毒手，又如凶徒知道汪氏所居即在对房，则只须一转身，汪氏夫妇也势必为仲鸣夫妇之续。而仲鸣夫妇受伤的倒地声，凶徒们却以为已把汪氏一击而中，就仓惶下楼而

何文杰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他把汪氏推回卧室时，他还不知受伤的是曾仲鸣夫妇。所以假如他从汪氏室内出来，对着曾仲鸣的房间走去，又刚好与得手后的凶徒们遇个正着，而他无意中竟先折而向右，经过自己的卧室，再走到楼梯向下俯视，看到中层有人伸手正在扭息电灯，他发觉情形不对，急退回，仍沿原路回到汪氏室中。前后经过了约 30 分钟的时间，枪声停止，凶手也料已远遁，文杰才敢去至仲鸣的卧室，推门而入，朱

女公子正在门后颤栗，而仲鸣夫妇都已倒在地上，伸手一摸，湿漉漉滑腻腻的鲜血流满了一地。在床头灯发 出的微弱光线中，他看到自己的半个指头已被鲜血所 染红了，朱女公子下半身的裙裤，也溅满了血渍，放在前面的竟是那样一片惨怖的景象。

没有人确实知道进入室内的凶手究竟有多少。在

行凶的时候，因为汪宅以内，全部都是赤手空拳，连一 技自己的枪也没有，所以他们乃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 所欲为。在中下层，各个寝室的门口、楼梯口、窗口，以及屋外的四周，且都有人驻守监视，直掩护至他们全都 离去，汪氏的秘书汪纪，才在二楼窗口向街外狂呼“救 命！救命！”因为朱女公子请法语，由何文杰陪着下楼 用电话报警。事后知道，那时凶徒们还公然留在后园

以侦察室内的动静，直听到朱女士在电话中呼援的声音，他们相信目的已达，始从容再逾垣而逸。

以上文字，显然带有感情色彩，褒贬之意跃然纸上，这种态度大概与金雄白早年与汪系集团有交往有关。另外，由于作者并非亲眼目睹，在细节上仍然有些失实，但是毕竟提供了许多陈恭澍不知道的关于汪氏方面的内情。两相对照，互为补充，可以使整个事件的全貌得以展现。

当年河内行动组刺杀汪精卫之所以功亏一篑，事后总结，均认为其根本症结在于情报错误，误将曾仲鸣居所当成了汪氏居所，从而导致了误中曾仲鸣的结果。担任第一杀手的王鲁翘由于完全相信唐英杰多次的侦察报告，汪氏卧室的位置已经牢牢地印在脑海之中，所以闯入后，方会毫不犹豫直奔三楼，找到意念中的房间，挥斧劈门，举枪便射。这一连串的动作，本属自然， 所以，他不服气地为自己辩解说：

“劈开的那个门洞并不算大，视觉也不够开阔。屋里开着的是一盏床头灯，虽不暗，但也不怎么亮，只能说是矇矇眬眬地看得见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并不能完全肯定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精卫。可是‘先入为主’，因为根据我们的侦察报告，认为这个人就是汪精卫，并无疑问，所以开枪就打。如果在事后说这未免有点儿冒失，并不为过；倘若批评我害怕得慌张起来，那就太冤枉了。其实，外面有人警戒，身后又有人防护，就是汪家的侍卫有意抗拒，我也是有恃无恐的，的确是一天连干了两回，都弄得虎头蛇尾，因而吊出心火，有些耐不住性子倒是真的。”

陈恭澍带着一脑门子火去找唐英杰，他要对方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每次的侦察报告都说汪精卫住的是曾仲鸣被打死的房间，为什么与实

际情况不符？是不是侦察不够准确？”

唐英杰振振有辞，一口咬定汪精卫就住在他认定的那一间：“人是活的， 会走又会动，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我能拦住他们不让换吗？”

陈恭澍被驳得哑口无言。

直至《蒋总统秘录》出版，他才发现该书全译本第 11 册第 203 页上的一段记载与唐英杰的说法完全相符：

3 月 21 日，汪兆铭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高朗街汪

的隐密住宅中被爱国之士所诛杀，因为刚好在这一天 夜晚，汪兆铭和曾仲鸣偶然换了卧室就寝，刺客误认为曾仲鸣为汪本人，对室内射击数枪。

陈恭澍怀疑，这一材料的来源就是唐英杰本人给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随着汪案解密，他的报告又在档案中复活，经整理改编采用后，也就成了来源可靠的原始资料了。

持上述看法者为数不少。

曾仲鸣是否有与汪精卫临时换房一事？曾是汪精卫近侍、

亲信的萧南称：“寓河内时，汪昼间在曾仲呜房间看书写字（曾房

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

戴笠的重要助手沈醉也撰文说，河内行动组出动的当夜，因 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稍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一间房间去了。

但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况，以上推断都有不合情理之处。27 号楼坐南朝北，二至三楼的面南房间才是正房，条件与

采光也是最佳，否则，二楼的客厅就不会设在南面，而让警卫人员住在北面了。

三楼的四个房间，朝南的两间之间有门相通，左首一间既让

与汪精卫的东床何文杰及其女汪文惺夫妇居住，那么隔壁者，自然汪氏夫妇入住最合适。而且，此房带有晒台，面对花园，理应

为主人居住的房间。如若汪与曾换房，则应该是汪住北屋而曾调至南屋才合乎情理。

即使汪精卫昼间利用曾屋看书写字，唐英杰俱是夜间出动侦察，理应不会被迷惑。旦唐亲自登上楼顶，双足勾檐，倒挂卷

帘向内窥视，当不致有此失误。虽然张逢义随去监督，也只是远远观察， 以防他偷懒懈怠而已。

另外，从金雄白的叙述中，可见他对汪宅内部情况了如指掌，有过详细调查，也从未提到换房一事。汪住南屋，曾住北屋，一直是如此安排的。

至于沈醉所言，他既不是亲临其境，所叙又多属道听途说，有关这一段的叙述，则错误颇多。由此可见，将误中曾仲鸣说成是因曾汪临时调房所致， 已不是用“自圆其说”几个字所能解释的了。沈醉甚至连 27 号楼房有几层都搞不清，因此他的话已不足为据。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据透露，“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壁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陈恭澍对此大惑不解。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我只先后听到两次枪声，共五六响，不像文中所说的开了好几次枪。

至于曾仲鸣夫人方君壁女士是否住在一起，我们不知道。说她也中了三枪， 倒卧于血泊中，王鲁翘同志并无此项报告。如果有，他绝不会隐瞒，也用不着避而不言。”

王鲁翘向陈恭淘汇报的情况也如上述。那么，金雄白是否夸大其辞了呢？

曾仲鸣后因伤重不治，汪精卫对之颇有”以身代殉”之痛切。亲笔为曾氏撰写行状，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

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午时卒，夫人君壁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 蓝衣衽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是在兆铭云云。

陈壁君在大陆解放后，也在监狱中供称： “我与曾妻子在三日前，刚由香港前来看望他们，是夜全家伤的共六人，

曾中数十枪，方亦中三枪，我与汪房未被进入，其后陈匪为李士群诱捕，述往事，说他们每日都从邻街的大楼上，用千里镜窥视汪的住宅，看得明明白白，不知何故，竟入曾房（此处陈也未提及换房一事），曾仲鸣同志遂代为中枪了。”

当晚住在楼下的汪精卫侍卫许少泉，在事发后也曾去过曾仲鸣屋，他回忆说：

“⋯⋯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鸣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西归，方君壁躺在床下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

双方各执一词，所述遇异。然而，这一切不能运用一般的非彼即此、非此即彼的方法予以推断。原因很简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必要说假话。

那么，击中曾仲鸣的其余子弹从何而来，方君壁那三枪又是由谁射出， 难道不是疑问吗？

自第二阵枪响后，到陈恭澍接应王鲁翘上车，其间不过几分钟，加上延误的时间，大约 10 多分钟左右，陈恭澍即驾着车子离开了高朗街。而汪宅上

下是在刺客走后 30 分钟左右才出来报警，这中间，是否又有新的情况发生？ 魏春风突然出现，陈恭澍在巷口遇见的那位向他打手势的便衣，曹师昂、

谭天堑等人千里迢迢赶赴河内，身力行动组成员，却从不参与行动组的行动， 作为军统局头目的戴笠数次秘密潜往河内，唐英杰没有理由地搞错情报，而所做的解释却成了官方答案的依据⋯⋯这一切的一切，未免太溪跷，太令人费解了。

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整个的行动。

陈恭澍被火速召回了重庆，他本想再干一次，将功补过，但戴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甚至善后事宜也无需他交代和处理。

一路上，陈恭澍的心情可想而知。戴笠临行前的交代犹在耳边：“只许成功，不准失败。”陈恭澍眼前一片黑暗，军统局“家法”无情，按照“规矩”计算， 12 年监禁是最轻的了，无期徒刑直到极刑，都是可能的。

陈恭谢多虑了。回到重庆后，他仅仅被冷落了一段时间，河内失败一事竟无一人提及，如同被遗忘了一般。不久，他又蒙戴笠召见，重新启用了， 满天的阴云倏然而散。

河内刺汪行动失败了，也许戴笠以及他身后的蒋介石，追求的正是这样

的效果。即使是当事人陈恭澍，以及汪精卫之流，对此也是既不敢想也想不到的。

世事如棋，蒋汪对奕，前者处处棋高一着。高朗街的血污，恰似斗牛士手中的红布，逗引得汪精卫疯性大发，他只得以险取胜，不再犹豫，下计利害地一头扎进日本人怀中，以国家利益、个人声誉作赌注。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从此，汪精卫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