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刺杀

——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案肯尼迪总统被刺

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街头、路边，早已是万人空巷。据最保守的估计，起码有 50 万居民热情地、自发地涌出家门， 从四面八方奔向主要街道，疯狂地挥舞着美国国旗，热情地叫喊着，欢迎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最潇洒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他身边那位美丽的、风姿绰约的总统夫人积琪莲。

天空晴朗，阳光明媚，达拉斯的气氛极为热烈。年轻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对着迎面驶过来的座车大喊：

“嘿，积琪莲——嘿，杰克——”

车队由 16 位骑着摩托车的警卫开道，他们训练有素，车距、速度、甚至连动作都整齐划一，头戴头盔，装束像古代罗马的武士，威风凛凛。紧随其后的是总统的林肯牌加长轿车，肯尼迪总统坐在后座右侧，后座左侧是总统夫人。中间一排是两只可折叠的座椅，右边坐着德州州长康纳利，左边坐着州长夫人。驾车的是特工处特工威廉·格里尔，他的右侧是保镖首领罗伊·凯勒曼。在座车两侧特制的踏板上，各站着两名特工。

第二辆敞篷车上载有八名特工，负责保卫总统的安全。

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夫人及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

车队正缓缓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欢迎的人群欢呼雀跃。显然肯尼迪总统也受到感染，他不断地扭转身体，向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州长夫人兴奋地转过头对肯尼迪说： “瞧，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 “是的，毫无疑问我不能这么说。”肯尼迪满怀喜悦地说。

12 时 30 分，车队驶进中央大道、豪斯顿大街、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在西北角，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层的一扇临街的窗户中，出现了一名拿着枪的男子。对面大楼有人清楚地看见了他，嘟哝着说：“警卫工作做得多好，大楼里还有人在保卫总统的安全。”

车队向西南方急转弯，驶上了埃尔姆大街，站在人行道上的市民查尔斯·布伦德手中抱着五岁的儿子，孩子天真烂漫，向总统举起胖乎乎的小手， 格格地笑着。

肯尼迪愉快地向他微笑着，也举起了手。说时迟，那时快，沉闷的枪声响了。

一颗神奇的、异乎寻常的、违背了物理学和弹道学的任何规律的子弹射中肯尼迪总统背部脖根部位，穿透了身体，又击中前面康纳利州长的背部， 从他右乳头下钻出，穿过州长的右手腕，打伤了他的大腿。

康纳利只觉得背上像被锤子重击了一下，看到膝头上溅着自己的鲜血， 便向天空歪着脑袋绝望地惨叫起来：

“啊，不！不！我的天呐！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总统夫人积淇莲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

想：“天啊，他干嘛这么叫喊？”她不安地向右转过身去，立即看见

了可怕的一幕：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她丈夫的后脑勺。此时 的肯尼迪，一脸迷茫和沉思，他突然举起右手颤抖着似乎想抓住

后脑勺，但很快就无力地落了下来。瞬间，鲜血伴随着白色的脑浆像喷泉一般向四处喷洒而出，溅到积琪莲的脸上、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和前面开车的特工格里尔和保镖凯勒曼的身上。肯

尼迪上身的西服上浸满了鲜红的血，玫瑰花火红火红地淹没在 血泊中。积琪莲手足无措，她本能地俯到肯尼迪身上，随即跪到座椅上，转身朝着仍在欢呼的人群失态地喊叫： “我的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呐，他们杀死了杰克，他 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她拼命摇晃着。

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像电影镜头的定格：

“1963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1 时 32 分，肯尼迪总统遇刺⋯⋯”

保镖首领凯勒曼命令：“离开这儿，我们遭到了袭击！”接着他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向导车：“立即带我们去医院！”

林肯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四英里以外的帕克兰纪念医院飞驰而去。

总统车队用无线电向达拉斯警察局报告，警方立即通知帕克兰纪念医院做好抢救总统的一切准备。

总统和康纳利州长分别被白衣天使们的担架车推进一号和二号手术室。积琪莲流着泪，扶着肯尼迪的头紧随其旁，粉红的华贵的衣裙上沾满了血迹， 她被外科医生礼貌地请出了手术室。她对守候在走廊上的白宫助理说：“去找一位神父来。”医院立即给附近的罗马天主教堂打了电话。

担架床上的肯尼迪睁着眼睛，瞳孔放大，监视屏上的心律只是一条长长的直线，他已经死于前往医院的路上。医生们还是尽力抢救一阵，最后无能为力地关掉了氧气瓶的阀门，用一块洁

白的床单，轻轻地蒙住了肯尼迪的身体和脸。

神父奥斯卡·休伯随着积琪莲走进手术室。肯尼迪的脚露在外面，伤心欲绝的总统夫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眼前的一切。现在是下午 13 时 10 分，40 分钟前，她的丈夫还愉快地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现在却全身冰凉地躺在医院的手术室中。她伸手抚摸着肯尼迪的右脚，深情地俯下身吻了一下，然后走到肯尼迪右肩一侧。

神父揭开床单，积琪莲再一次俯下身，把自己的右脸颊贴在丈夫赤裸的胸膛上，用泪水和爱，与亲人作最后的告别。

神父开始用拉丁语进行临终祈祷。

白宫助理、新闻秘书马尔科姆·基尔达夫在达拉斯的帕克兰医院向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宣布：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在场所有的人都哭了，达拉斯全城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全城所有教堂的大钟都在不停地哀鸣。

消息传遍美国，人们都震惊了，很多人都流下热泪，妇女和儿童失声痛哭⋯⋯

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使全世界感到震惊⋯⋯

肯尼迪死时仅 46 岁，离开了他 34 岁的年轻妻子——美丽的积琪莲和 6 岁的女儿、3 岁的儿子，还有更多割舍不下的东西⋯⋯

谁杀害了肯尼迪总统？

据美国达拉斯警察局的官方报道，凶手是一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德的青年人，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想加入苏联国籍、背景似乎与古巴有关的

人。1962 年，古巴出现了“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在肯尼迪的压力下，被迫拆除井运回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使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损害；而奥斯瓦德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甚至表示有兴趣加入古巴军队。这似乎是一个与国际共产主义有关的谋杀事件。

当天下午 13 时 53 分，奥斯瓦德被达拉斯警方逮捕。奥斯瓦德生于 1939

年 10 月 18 日，16 岁退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感兴趣，自称信仰共产主义；17 岁时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1959 年 9 月退役。1959 年 10 月他曾去莫斯科，希望成为苏联公民，后获准在苏联定居，并与一名 19 岁的俄罗斯姑娘结婚，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1963 年 6 月，他们获准重返美国，回到德克萨斯的沃思堡。1963 年 9 月下旬，奥斯瓦德前往墨西哥，拜访了设在首都利马的苏联和古巴大使馆，要求获得前往苏联和古巴的签证。据说，古巴政府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向他颁发准许进入苏联的签证，古巴政府也同意向他颁发签证。但奥斯瓦德的努力失败了。10 月 3 日，他回到达拉斯；10 月 16 日，他在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获得一份工作；五天以后，他便闯下了弥天大祸。所有的证据都对奥斯瓦德不利。他的一位同事说：“11 月 22 日早晨， 奥斯瓦德走进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电梯中，带着一包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长的东西。他对同事说：‘这是窗帘。’”警方指证：那里面是一技用来刺杀总统的步枪。奥斯瓦德的妻子证明：她曾在家中见过这枝步枪。在奥斯瓦德房间中还发现了一张地图，图上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到总统被害地点被划上了一条粗黑的杠杠。有位公共汽车司机作证，在总统被刺几分钟后，奥斯瓦德乘他的车逃离现场。奥斯瓦德对司机说：“总统遭到了枪击。”说完他发出了一阵得意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司机记住了乘客的特征，并向警方描述。在奥斯瓦德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这辆汽车的车票。

有位目击者曾在那幢大楼的一扇窗户中，发现过一个符合奥斯瓦德特征的人。警方在射出子弹的窗口附近和房间内发现了奥斯瓦德的指纹。

最有力的证据，是奥斯瓦德曾向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订购过一枝意大利制造的步枪，枪上的编号证明，这就是枪击发生后不久在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口附近被警方发现的那枝枪。弹道学家证明，杀害总统的子弹就是从这枝枪中射出的，枪上还留有奥斯瓦德的指纹。

奥斯瓦德订购这只枪时用的是假名，但订购单上是他的笔迹。

11 月 22 日晚 19 时 10 分，不利于奥斯瓦德的又一有力证据传来。他被

指控在枪击过总统约 45 分钟后，又杀害了一名叫蒂皮特的巡警。在他逃离现场时，有几位目击者都看见了他手中的手枪。奥斯瓦德就是凶手。

警方在凶手逃离枪击现场的路上，发现了奥斯瓦德匆忙扔掉的短上衣。在枪击现场找到的子弹壳都与奥斯瓦德被捕时所持的手枪吻合。

当天午夜，达拉斯警察局局长杰西·柯里在警察局的会议室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警察将奥斯瓦德带到记者面前。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大声地向奥斯瓦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杂种，天晓得他都于了些什么，在这么多人面前还神情自若的！” 记者们议论纷纷。

局长杰西·柯里宣布：“根据以上证据，星期天，也就是 24 日上午 10 时，我们要把奥斯瓦德从市政局监狱转送到达拉斯县监狱。”

24 日清晨，全国的电视台、电台和新闻机构、报刊的记者们己将市政局

监狱的地下室挤得水泄不通。电视台将向全国现场直播奥斯瓦德转换监狱的实况。

上午 11 时 20 分，在狱警的押解下，奥斯瓦德迈步出监，走出地下室。人群骚动起来，群情激愤，几名警察走过去，簇拥在凶手周围。

在电视摄影机强烈耀眼的灯光下，奥斯瓦德依然神情镇定，脸上隐隐透出一丝嘲弄讥讽的冷笑，昂首走向囚车。

此时人群中奋力挤出一个人，当他闯入奥斯瓦德的视线中时，奥斯瓦德神色大变，惊恐万状，嗓音都变了调，大叫道：“啊！不！”这个人冲了过来，枪口正对着尖叫的奥斯瓦德。

“砰！”这个人向奥斯瓦德的腹部开了一枪、同时愤怒地骂道：“你这个狗娘养的！”

李·哈维·奥斯瓦德能说明问题的嘴永远闭上了，他痛苦地呻吟一声， 倒在地上便失去了知觉。

全国观众都守在电视机旁，目睹了一个真正的杀人镜头。奥斯瓦德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

杀凶手的凶手

杀凶手的凶手，名叫杰克·鲁比，52 岁，是达拉斯“旋转木马”夜总会的老板。

单从“旋转木马”的名字上看，这一出凶杀案就够令人头晕目眩了。 杰克·鲁比当场被警方逮捕。他坚决否认与奥斯瓦德有联系，只是说他

枪杀凶手，完全是出于对总统的爱戴和对凶手的仇恨。

新一轮的调查又开始了，谋杀肯尼迪总统案，要从杰克·鲁比身上搜寻新的证据。

1963 年 11 月 22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旋转木马”夜总会中光怪陆离的灯光摇曳明灭，过惯夜生活的年轻人还在疯狂地跳、尽情地唱。老板杰克·鲁比精神十足，他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地抖动着。

一位瘦瘦的、衣冠不整的、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男子像幽灵一样，进了另一家叫“卢卡斯”的餐厅。

女招待玛丽·劳伦斯殷情地上前，甜甜地问：“先生，您需要什么？” “不，我只是在这里等鲁比先生。”

玛丽问：“大名鼎鼎的‘旋转木马’夜总会的鲁比先生？这会儿他正忙着，你干嘛不去那儿找他？”

“这个你别管，走开！”年轻人显得很不耐烦，随即找了个墙角的座位坐下。

一小时后，秃脑门鲁比推开了“卢卡斯”餐厅的门：“请来一杯橙汁。” 说着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幽灵般的瘦子立即靠过去。

玛丽认识鲁比先生，后来从电视上认出，来“卢斯卡”找鲁比先生的年轻的瘦子正是奥斯瓦德。她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我完全相信，与鲁比见面的就是李·奥斯瓦德。”

“你能去联邦调查局接受更详细的调查吗？”特工问。

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还有一名与玛丽一同当班的女招待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一位名叫卡罗尔·贾金纳的律师也证明鲁比和奥斯瓦德认识。

10 月 4 日晚 10 时许，贾金纳与一名叫罗宾·胡德的脱衣舞女到“旋转木马”夜总会去寻欢作乐，这个脱衣女郎还想和老板鲁比谈谈工作之事。他

们在楼梯口的一张桌边坐下，贾金纳在喝啤酒。此时，一个 20 多岁的瘦瘦的黑头发年轻人站在售票处：“我要见鲁比先生。”

一位保安带他去见鲁比，两人在贾金纳隔壁的桌边坐下。鲁比神色颇不耐烦：“你来这儿干什么？”

来人更不耐烦，暴躁地说：“别称呼我的姓名。” “你现在用什么名字？”

“H. L.李。”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些钱。我刚从新奥尔良来，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和一份工作。”

“你有家庭，是不是？你是不是要与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了，我想自己找一个地方。” “那件差事办妥后，你会拿到钱。”这是鲁比的声音。 “不，现在付一半，办完事再拿另一半，怎么样？” “不！不过不用担心，办完事我会一分不少地准备好你的钱。” “多少？”瘦子追问。 “我们原先谈好的数目”，鲁比用手势比划了一下，又说，“我怎么知

道你能办成那差事？”“这很简单，我是海军陆战队的神射手。”瘦子得意洋洋地说。

“你能保证干好？除了州长，不会射中其他人？”鲁比表示怀疑。“我能保证。我已准备好了工具。”“你试验过没有？要不要做点练习？” “别担心这些。我将在哪儿干？”

“某大楼的楼顶。” “不，那样太冒险，周围的人太多。” “可是，他们忙着看车队，不会注意到你。”

“然后在我还未撤离之前，让他们把我撕成碎片”，瘦子嘟哝着，“完事之前付我一半，其余的一半以后寄给我，怎么样？”

“那不行。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你不能干掉他，他们将立即收回钱。我不能说，我已付你一半钱，他们会认为我欺骗他们，那我就惨了。记住，他们想要办成那件差事的焦虑心情不亚于你需要钱。”

10 月 5 日，贾金纳怀着一位公民的责任感，打电话将昨晚听到的谈话告诉了公共安全部门，并要求将上述谈话转告康纳利州长。

总统遇害的当天，贾金纳便从报纸上毫不费力地认出：凶手就是与鲁比坐在一起的“李”。他将那天发生的事又详细地回忆一遍，用挂号信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络绎不绝的调查人员走马灯似地询问了他。重要证人的下场

从 1963 年到 1983 年，与暗杀肯尼迪总统案有关的重要证人，一个一个

地丢了性命，被杀人数已达 188 名之多。这充满恐怖的死亡与血腥味，足以说明肯尼迪总统被刺案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其影响之大、牵涉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毋庸置疑地证明，这是一起本世纪最大的政治谋杀案。

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便是达拉斯当地的警察蒂皮特。他在总统被刺杀 45 分钟之后，被所谓的“奥斯瓦德”枪杀。凶手是一名长着黑色卷发的青年男子。

但是，不知警方是有意还是无心，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奥斯瓦德的脑袋上，长着稀稀拉拉的栗色头发。现场找到的一枚空弹壳与奥斯瓦德手枪的型号根本对不上。

有位目击证人哈罗德·拉塞尔亲眼看到了杀害警察蒂皮特的凶手，凶手的相貌与倒霉蛋奥斯瓦德根本不一样。几天后，哈罗德·拉塞尔莫名其妙地被一颗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的子弹击中要害而亡。

更可疑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另一名重要的证人是铁路工人列·鲍尔斯，他向警察局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情况：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前方，是一条铁路路基，那一天，路基后面的停车场上停放了几辆鲍尔斯不熟悉的汽车。在刺杀总统的枪声响起时，停车场附近有一些忙乱的人，其中有几名军人和一名持报话机通话的人，他们迅速离开了停车场。鲍尔斯的情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另有人在向总统开枪。

问题又回到第一枪那粒神奇的子弹上面。奥斯瓦德所使用的是一技 1940 年意大利制造的旧式步枪，没有自动装置，瞄准不便。射出的那颗“导弹” 式的子弹，在穿透肯尼迪和康纳利两个人的身体后，几乎完整无缺，这是令专家们难以置信的。更何况，子弹从肯尼迪总统的脖子中穿出后，必须在空中向右急转弯，才能击中康纳利州长的右背部；如果子弹不转弯，就只能击中康纳利的左背部。通常子弹是不会转弯的，除非它具有导弹的性能。

这就给调查者留下一个思索，即：射击者可能是两个人，他们向总统不止开了三枪，而是四枪，因为一枝老式步枪从开始到结束的五六秒钟内，最多只能射出三颗子弹。由此联想到总统车队正面路基后的军人、枪和无线电对讲机，可以设想有两个射手正从不同的方向向总统开枪，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神奇”子弹据说在案发当日下午 14 时左右，在达拉斯的医院中被发现，但很奇怪地被特工处特工理查德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中，而不是被立即送往华盛顿。直到晚上 19 时许，子弹才被送到华盛顿，在特工处长罗纳利处又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才被送到联邦调查局。

解剖室的医生们在肯尼迪的脖子下部发现了一个小伤口，里面并没有子弹，但是休姆斯医生的食指只能伸进伤口一半。就是说，子弹并没有穿透总统的脖子。这是一个“非穿透伤口”，子弹有可能是在达拉斯的医生们在给总统作心脏按摩时，掉到担架上的。

这些都足以说明另有人在向总统开枪。

铁路工人列·鲍尔斯将他看到的铁路路基这一侧发生的事情，报告给调查总统死因的沃伦委员会后，很快，当他步行在街头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出很远。他也永远闭上了那张不甘寂寞的嘴。

另有一位名叫瓦伦·雷诺兹的目击者，也看到了杀害警察蒂皮特的凶手。他被带到联邦调查局接受询问时，肯定而明确地告诉调查人员说：“杀害警察蒂皮特的凶手决不是奥斯瓦德，而是另外一个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 一个陌生人向雷诺兹开枪，子弹重创了他的头部。他还清醒，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伤愈后再次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时，便坚决否认了他以前的证词。

报社的年轻女记者多茜西·卡尔戈伦曾有机会到达拉斯的监狱，对杀害奥斯瓦德的凶手——杰克·鲁比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的独家采访，不久后便传来了女记者暴死的消息。知趣的杰克·鲁比懂得该如何延续生命，他再也不敢对记者“胡说八道”了。而鲁比于 1967 年 1

月 3 日患癌症死于狱中，这似乎属正常死亡。但在临死前，他曾痛苦地呻吟说：入狱后，有人作了手脚，人为地使他患上了癌症。

1963 年 11 月 24 日晚，《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记者吉姆·利泽与杰克·亨特，在杰克·鲁比枪杀奥斯瓦德几个小时之后，有机会进入鲁比的住宅进行过调查。不久，两人双双死于非命。吉姆·利泽在自己的家中被枪杀。杰克·亨特，与美国电视剧中神探亨特同名，死得更加离谱：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警察局的大楼上，警察的手枪“走火”，击中了亨特⋯⋯

知情人死得越来越多，令人谈虎色变。

詹姆斯·瓦雷尔清晰地记得，11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40 分左右，一名男子慌慌张张从大楼中逃出。当时他正站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后门附近，那张充满杀气的脸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个人并不是出现在报纸上、电视中的奥斯瓦德。一天，瓦雷尔的车被一辆急速开来的卡车撞翻，他死于“车祸”。

罗杰·克雷格也是一名现场目击者，他到调查局作证：奥斯瓦德决不是一个人作案，他有同伙。克雷格亲眼看见奥斯瓦德在作案后坐上一辆前来接应的轻型客货两用车逃走，开车的是另外一名男子。他的证据，使沃伦调查委员会感到不快。不久，克雷格遭到身份不明者的枪杀，他侥幸躲过，从此， 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过了 12 年后，几个陌生人闯进他家，于是他成了枪口下的冤鬼。

美国的证人如此，别国的也概莫能外。

荷兰记者威廉·奥尔特曼斯对扑朔迷离的肯尼迪被刺案产生了兴趣。他很仔细地一遍遍阅读沃伦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从中了解到有位名叫乔治·德·莫伦希尔德的石油地质专家，在达拉斯的石油业中名气很响，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但他与猥鄙贫困的凶手奥斯瓦德却是好朋友，并千方百计地照顾他。连奥斯瓦德的母亲都对莫伦希尔德与她儿子的亲密关系迷惑不解。她向联邦调查局作证说：“噢，我始终不明白他与我儿子的关系， 但他们的确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许，他为了什么事需要我的儿子。”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莫伦希尔德先生是肯尼迪夫人积琪莲父母的密友。于是奥斯瓦德——莫伦希尔德——积琪莲家族三点成一线，成了荷兰记者威廉·奥尔特曼斯的研究对象。他也知道研究此案是个禁区，很多人为之丧命。于是他于 1967 年来到美国，直接找到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亲弟弟，请求罗伯特·肯尼迪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与帮助。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照下，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前来“保护”奥尔特曼斯。他们喋喋不休地询问这位荷兰记者为何对莫伦希尔德感兴趣，了解多少内情。荷兰记者回答得十分谨慎，只说是受荷兰电视台的委托。第二天， 这位追根寻源的记者便九死一生，在地狱的门口转了一圈。奥尔特曼斯记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第二天，我开着自己的汽车去曼哈顿。很快我就

发现，有一辆计程车长时间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突 然，它赶上来，猛地‘切’了一个角度，我的汽车全速飞向路的对面⋯⋯当我醒来时，我已在医院里。几周后

我康复了，我断定，在结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我平生第一次车祸，这是不祥之兆，于是立即离开了美国。

在他回到荷兰后，一位自称史密特先生的“美国律师”拜访了他。

这位律师恫吓说：“听着，威廉，我真诚地奉劝你停止调查，你也知道， 你将会遇到什么事。在纽约或在其他城市的街头巷尾，几个年轻人会突然拦住你，将你拖上汽车，运往某个私人机场，再将你装上私人飞机，‘扑通’ 一声，你将偶然落进大西洋中⋯⋯”

这位记者仍不死心，以“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在数日后重返美国， 终于与他昼夜“想念”的石油地质专家莫伦希尔德见了

面。

两人谈得很投机、莫伦希尔德不仅向奥尔特曼斯详细他讲述了自己与李·奥斯瓦德的关系，并且很感慨地说：“你知道，李是那么听我的话，那么相信我，如果我对他说，必须干掉肯尼迪，因为他对美国是危险的，李会毫不迟疑地这么做⋯⋯威廉，如果你突然得知，我参与了暗杀总统，你会有什么反应？”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忧郁、困惑。

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的目的是为了使荷兰记者相信，奥斯瓦德是无罪的。他的这种假设，迫使荷兰记者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肯尼迪被害学”。美国和世界上有相当一批人在从事这种研究，就像中国几代人研究“红学”一样。

奥尔特曼斯通过几年的调查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在 1977 年向再次调查肯尼迪总统案件的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特别委员会用了三个多小时听取了奥尔特曼斯的证词，认为他的材料和观点对调查肯尼迪总统被刺案具有重要意义，即“莫伦希尔德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证人”。委员会立即传讯莫伦希尔德。但是，这位富有的石油地质专家接到通知后，便一命呜呼了，而且没法确定他是自杀还是他杀。证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大量证人的死亡，逐渐使美国公众认识到，奥斯瓦德只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到肯尼迪总统被害 20 周年时，美国《新闻周刊》的调查结果表明，只有 11％的人相信奥斯瓦德是唯一的罪犯，74％的人相信他不是单独作案。

肯尼迪遗体之谜

肯尼迪的遗体是由贝塞斯达的美国海军医疗中心负责解剖的。

美国公众一次又一次受到愚弄与欺骗。装着总统遗体的青铜棺是由“空军一号”专机运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去机场迎接。

晚上 21 时的电视实况镜头：

一队汽车驶到海军医疗中心大门口，身披黑纱的总统遗孀积琪莲哭泣着，在罗伯特；肯尼迪的陪同下，从载有青铜棺的救护车上走了下来。医院的前厅挤满了军人、记者们，采访者蜂拥而上，特工们用力推开人墙，为积琪莲等开道，他们走进楼上的房间，医院的院长告诉亲属：解剖马上开始。但是，总统遗体的秘密解剖工作早在亲属们到来以前就已有条不紊地进

行了。原来，积琪莲等人护送来的价值 390 万美元的由八名海军陆战队员抬下的沉重的青铜棺竟然空空如也。

在特工的监视下，海军医疗中心的 X 光师、摄影师给总统遗体拍照、摄影，特工们取出胶卷亲自显影，并拿走了底片。但摄影师根本不能在最佳角度、最合适的距离最清晰地拍摄遗体的受伤部位，只能按规定的距离和角度拍摄，不少部位根本拍不到。

摄影师后来发现，许多底片失踪了，电影胶片在拍摄完成后就“曝光” 了，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难以辨认的、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照片。

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和其他的证词一致认为：在达拉斯和返回华盛顿的路上，没有人在总统的头部施行过颅骨的外科手术。

但当时联邦调查局两名新手特工奉命护送铜棺，他们在以后的报告中说：

总统的尸体从运他来的棺材中移了出来，放在解

剖桌上（棺体抬入解剖室时他们并不在场）。那时总统的身体完全用被单包了起来，此外，头部还包着浸透了血的绷带。在去掉这些覆盖物后，总统身上没有任何 衣服和内衣，显而易见的是，此前还作过气管切开手 术，在头部即颅骨的上部也作过外科手术。

1966 年 10 月底，一名叫戴维·利夫顿的大学生研究了联邦特工的报告后，大胆地提出一个假设：在肯尼迪总统的座车接近一个草木茂盛的小丘时， 有人躲在小丘后面向总统开了一枪，子弹从前面射入总统的头部。这颗子弹被偷偷取了出来。弹道被破坏了，以便掩盖子弹真实的飞行方向，并且有人设计了新的。能证明似乎只有一个人从后面开枪的弹道。

有人说，再检验一下总统的大脑或许可以证明弹道的轨迹。

当时负责解剖尸体的休姆斯、博斯韦尔和芬克三位军医说：“总统头部的伤口非常吓人，大概有 10 毫米×20 毫米。颅腔空空如也，诚然、在颅腔的某些地方，看得到脑组织的少量残余。”

就是说，总统的大脑不翼而飞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并在拍了照片后用海绵填塞颅腔。

而在此之后，总统的尸体再次出现在医生面前时，脑子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

肯尼迪的脑子与解剖时的照片和 X 光片被交到罗伯特·肯尼迪手中，他又于 1965 年交给国家档案馆。按照规定，五年以后才准专家们研究这些资

料，而保险柜的钥匙放在他最信任的秘书手中，但 1966 年 10 月 29 日，这些资料统统失踪了，只有空空的铁柜仿佛在嘲弄后启者。

种种现象表明，有一股势力在千方百计地掩饰、篡改事实的真相。来自官方的调查和内部消息

1963 年 11 月 22 日 12 时，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宣誓就任总统。八天以后，他下令成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调查肯尼迪被杀事件的真相。委员会由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厄尔·沃伦、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帕和共和党众议员杰拉尔德·福待、民主党众议员黑尔·博格斯等组成。该委员会以沃伦为首，故称为沃伦委员会。

经过近 10 个月的调查，调查人员寻访了 552 位证人，联邦调查局还访问

了约 2.5 万人，该委员会交上了总数多达 4600 页的 800 份报告。沃伦委员会

最后作出的报告达 912 页，洋洋洒洒共 29.6 万字，包括照片和图表，加上证

据、证言和其他文件共 25 册，总字数达百万字之多。但是所谓结论，仍是老调重弹：

（一）杀死肯尼迪总统和使康纳利州长身负重伤的子弹是由李·哈维·奥斯瓦德射出的。子弹从德克萨斯教科书大楼南角的六楼窗中射出，一共发射

了三颗子弹。

（二）奥斯瓦德在杀害肯尼迪总统大约 45 分钟后，又枪杀了巡警蒂皮特。

（三）李·奥斯瓦德或杰克·鲁比与国内外任何暗杀组织没有牵连。他们两人没有任何联系。

（四）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联邦的、州的或地方的官员有针对美国政府的密谋和不忠行为。

（五）李·奥斯瓦德的犯罪动机是因为他对一切权威的憎恨及显示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开信仰。

除以上论点外，该委员会对其他的证据和说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沃伦大法官哀叹道：“在目前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揭露达拉斯悲剧的秘密的。”

与此同时，美国谍报部门的唐纳德·唐纳森将军却有惊人之语。1975 年， 唐纳森给美国参议院调查谍报机关活动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切尔奇寄去一封绝密信。信中透露：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着您的委员会在美国本土和在

国外的活动，我希望当您的委员会发言人，我向您保 证，我知道某些十分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是 关于淮下今杀害约翰·肯尼迪总统。总统知道，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当他得到有人将刺杀他的警告后，他告诉了我。他要求我在您的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其活 动的那些组织和人们中寻找潜在的凶手。当总统得知 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后，他感到非常的惊讶。

1976 年 2 月，唐纳森到白宫会见当时的总统福特，他们就肯尼迪案件交换了好几个小时的看法。唐纳森说：“肯尼迪总统的遗孀积琪莲、肯尼迪总统的兄弟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西奥多·索伦森都知道暗杀肯尼迪总统的真相。” 前总统卡特曾提名索伦森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声称索伦森非常熟悉中央情报局的机制，能够一劳永逸地迫使情报机关结束一切杀人行为与黑手党的联系。但是，卡特总统的提名遭到中央情报局的反对，他只好放弃了这项提名。唐纳森将军断言：肯尼迪家族不敢揭露杀害肯尼迪总统的秘密，他们担心这个家族三兄弟的许多子女的安全。

唐纳森将军还对荷兰记者奥尔特曼斯说：“您在报道乔治·德·莫伦希尔德与奥斯瓦德谋杀总统案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您断言莫伦希尔德是华盛顿的密谋策划者与达拉斯的伏击者之间的主要联络员，这是对的。您显然没有意识到，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您。但您确实是对的，您的确百分之百地击中了目标⋯⋯有两个人杀害了莫伦希尔德⋯⋯”

唐纳森在奥尔特斯曼的采访中还说：“自从总统遇难的那一刻起，您第一个宣称莫伦希尔德是参与谋杀的人，从而识破了密谋的实质。你的揭露狠狠打击了我们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的敌人。这个强有力的集团不服从于任何人。两三年后人们将了解这个集团，那时事情将比水门事件更明朗。是他们迫使莫伦希尔德签署败坏您声誉的文件，然后又杀了他。我在五角大楼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与您的谈话。我们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计划。如果您把我们的谈话转告美国总统，那么，您将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如果其他什么人得知我们的谈话，您就会被杀死⋯⋯”

唐纳森将军和其他埋在地下的证人一样，说得太多了，他很快便消失在空气之中，无影无踪了。

暗杀背后的强大政治背景

美国的国家政权是依靠大财团、大企业家支持的。这些巨富们的利益， 是国家机构、总统、决策人制定政策的行动准则。

肯尼迪总统是个新式的有进取心的年轻总统，他有句名言：“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旧的行为和旧的思维方式已不再适用。”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 美国政界中的保守人物便视其为眼中钉。肯尼迪成为总统后，便试图改变保守的政治机器，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1962 年，肯尼迪与美国主要经济部门——钢铁工业的大亨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肯尼迪不允许钢铁大王提高产品价格。而这些骄横跋扈的大亨们毫不理睬，竞相涨价。作为总统的肯尼迪予以坚决反击： 下令五角大楼不向美国钢铁公司购买钢铁，转向那些不涨价的公司购买。肯尼迪的行为令钢铁大王们暴跳如雷，但丢掉五角大楼的订货将丧失巨大的利润，最后他们不得不让步。这是第一个敢于同钢铁巨头们斗争并获得胜利的人，思想保守的实业家是无法容忍这种人担任美国总统的，可他在公众眼中的威信很高，极有可能连任下一届总统。因此，钢铁大亨们必欲去之而后快。

肯尼迪还与石油大王、亿万富翁汉特为仇，此人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就在肯尼迪到达达拉斯的那天早晨，汉特的儿子在（达拉斯晨报）上刊登了一整版加上黑框、象征哀悼的广告，并冠以《欢迎光临达拉斯，总统先生》的标题，提前为肯尼迪之死发出“讣告”。

肯尼迪反对向古巴派遣军队。1961 年 4 月，流亡的古巴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支持下在猪湾突袭古巴，遭到卡斯特罗的猛烈打击而归于失败。指挥猪湾行动的负责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查尔斯·凯贝尔和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的有关人物多次向肯尼迪总统要求派遣美国军队直接干涉古巴，遭到了总统的拒绝，使这些人气急败坏。查尔斯·凯贝尔就曾公开谩骂总统是“叛徒”。

肯尼迪总统最直接最凶险的敌人是以胡佛为首的联邦调查局。胡佛统治联邦调查局已有很多年，经历了几代总统。很多地位很高的政治家和总统都因为有隐私和把柄握在胡佛手中而让他三分，只有肯尼迪总统不买账。1961 年，他任命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当司法部部长，第一次迫使联邦调查局服从司法部的领导，限制了胡佛的权力。肯尼迪与胡佛势如水火，本来，撤换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已提上了总统的工作日程。

肯尼迪的死敌还有美国的黑手党和种族主义者。早在 1961 年，肯尼迪兄弟对黑手党的打击和压制，已使黑手党在新奥尔良的党魁会议上制定了暗杀肯尼迪兄弟的计划。出席会议的人就包括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调查局总部对此一清二楚。

1963 年 11 月 22 日中午，肯尼迪总统的车队按预定路线通过达拉斯中央大道后本应沿着迪利广场前进，这条路线远离射出子弹的两幢高楼和铁路路基，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但车队临时接到达拉斯市市长厄尔·凯贝尔的指示，改变行车路线，从中央大道向右转到豪斯顿大街，再向左转到埃尔姆大街。这正好使总统的车队从两幢高楼的窗下驶过，又驶过铁路路基。这个凯贝尔市长正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凯贝尔的孪生兄弟。

现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将被更多有兴趣的人研究下去，但是这场

政治谋杀案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联络者、执行者却永远没人能说得清楚。悲剧再一次上演

1968 年又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年。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宣布：正式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看来，这位年轻的司法部长已从其兄被谋杀的巨大阴影中走了出来，恢复了自信，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巡回竞选活动。

1. 月 4

   日晚，他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闹市区的大饭店，在那里等待投票结果。

晚上 22 时 30 分，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最后统计结果表明：罗伯特·肯尼迪获得了 46％的选票，超过他的对手麦卡锡 4 个百分点。这胜利表明，罗伯特·肯尼迪已稳操胜券。

罗伯特·肯尼迪兴高采烈地举行晚会，向他的支持者们表示感谢。他向他的支持者们许诺：

“我认为，我们能够结束美国国内的分裂，结束暴力。”

紧接着，罗伯特·肯尼迪离开饭店大厅。穿过厨房时，厨师长向他伸出手来说：“胜利将属于您，肯尼迪先生！”

肯尼迪微笑着与厨师长握手，一个黑发青年走上来，突然掏出手枪，对准肯尼迪连开数枪。

肯尼迪倒在了潮湿的水泥地上，头上全是鲜血。他的妻子在他身边跪下， 俯下身去轻轻他说着什么。肯尼迪嘴唇微微张开，下嘴唇像往常那样向下卷曲。他的眼神似乎在说：“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显然，有人担心和感到害怕，一旦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进入白宫，便会大张旗鼓地下令调查肯尼迪总统被害一案。

凶手是西尔汉，24 岁，约旦人，是种族主义者，举家迁居美国。他杀罗伯特·肯尼迪，是因为肯尼迪答应给以色列 20 架歼击机。因此，他在日记中

写下：“肯尼迪必须在 1968 年 6 月 5 日前被杀。”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发动闪电式战争，六天便攻占了西奈、加沙、耶路撒冷东城区和约旦河西岸全部地区和戈兰高地，占领阿拉伯 6.5 万平方

公里土地。1968 年 6 月 5 日，是阿以战争一周年纪念日。此案动机似乎很明确。

但是，更深一步的调查表明，西尔汉不是单独作案，而是受人指使并有合谋者。

西尔汉对肯尼迪开了四枪，其中三枪击中了肯尼迪，第四枪击中了他的衣服；站在肯尼迪身后的其他人中有五人被击中，在这些人身上都取出了子弹；在天花板上还有三处弹痕，因此在犯罪现场共发现 12 处弹痕。而西尔汉的手枪弹匣最多能容纳八发子弹。警方解释为：多余的弹痕为子弹反弹。但专家认为，在犯罪现场至少开了九枪，也就是说还有一枝枪。而且从肯尼迪头部取出的子弹与另一名伤者身上取出的子弹根本不是来自同一枝手枪。

是谁向罗伯特·肯尼迪开了致命的一枪？

这个人名叫坦思·塞扎，是肯尼迪的警卫人员，与黑手党有密切的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在失去知觉前，可能已意识到塞扎在向他开枪，在倒地之前， 他扯下了塞扎的领带。

在调查时，和第一次悲剧一样，第一现场拍的照片和能弄清凶杀真相的物证永远消失了。1975 年，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说：“在这个世界上，罗

伯特·肯尼迪是我最仇恨的头号敌人。”

罗伯特·肯尼迪也和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一样，热衷于政治。他说： “我喜欢政治。政治是一种高尚的冒险。”可惜的是，他也未能幸免于难， 他又多挣扎了 25 个小时，才痛苦地死去，年仅 4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