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豪商巨贾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社会分工更加详细。随着商业的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商人，成为该时期商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范蠡用大智慧开创了我国商业文化；子贡凭借“孔门十哲”金字招牌，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商；白圭的经商之道和贸易理论，无愧于经济谋略家的称号。

以“奇货可居”著称的吕不韦，更是以风险投资成为古今中外第一人。这些豪商巨贾，开启了我国商业史先河，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先秦商业的起源与发展

先秦是指我国统一以前的历史，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商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进入了我国商业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先秦时期，由于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

著名的大商人有越国的范蠡、魏国的白圭和卫国的吕不韦等。这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商品交换，因而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春秋以前的商业交换活动，基本上还是些远距离的各地土特产和装饰品的交换，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还没有地位。

应当说，春秋以前的社会还是十足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商业交换活动显著发展起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国历史上独立从事耕作或手工业的人开始大量出现，社会生产更趋向商业化。

周灭商后，商王朝的人失去了贵族权，能活下来的，就四外跑出做生意去了。做“生意”的原意是“求生”，即另谋生路去了。但商人贵族后代又不甘于种田织布那种下人的苦力活，于是就全做起买卖来了。

因为商王朝虽灭，但他们尚有较雄厚的资金。以后，凡是做生意做买卖的，统称为“商人”。因为当时全是商人后代在做买卖。

从社会经济这个角度来看，春秋时期，由于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出现了商贾这样的专门职业。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说：“行曰商，处曰贾。”

这也就是说，商，是指专门从事远程贩运。在外组织货源的人，这就是“行”。贾，就是居肆列货。直接面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这就是“处”。

春秋时期有许多土特产的运输者和买卖者。楚国的木材、皮革，就远输到晋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说，楚国使臣声子自晋还楚对楚贵族子木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意思是说：杞、梓、皮革，本来是楚国特产，却在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晋国。楚国固然人才众多，但实在是晋国人在使用他们。晋国的杞、梓、皮、革，是从楚国去的。杞、梓、皮、革是楚国的特产，经过运输交换变成商品。

当时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宣公十二年》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的职业了。

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纷纷兴筑都城。这些都市位居津要，自然成为商品集散的最佳地段，初期的都市形态逐渐转变为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繁荣城市。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秦国的咸阳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城市内往往设有许多个市，作为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市吏”管理。市内列肆成行，商品分类出售。

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城市里的市上进行，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国、卫国和宋国都有专门的官吏掌管，鲁国管理市场的官吏叫“贾正”。

春秋时期虽然政府管理商业，但由于经济活跃，列国中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这些富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以放债营生的行业由此渐盛。著名的孟尝君就曾经营高利贷活动。

孟尝君是齐国贵族，身居高位，慕名而来者甚多，但他对食客热情款待与己无二，所以，食客往返归之如云，高峰期竟达3000余人。

为了接待食客，孟尝君开办了旅店，但食客的吃、住、行需要钱，所以，孟尝君的收入抵不住食客的浩繁开销。因此，孟尝君兼放一些高利贷来补充。

深谋远虑的食客冯谖对孟尝君经营高利贷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为孟尝君收高利贷利息时，对确无能力偿还利息的多户债主，建议孟尝君当众将“债券”焚烧。此举得到多数穷苦百姓的崇敬和欢迎。

另一方面，孟尝君也把旅店对外营业，从中得一部分盈利来填充巨大的开销。旅店内部分“食客部”和“对外部”两班人马管理。

在接待食客方面客舍分三等：上等为“代舍”，食有肉，行有车；中等为“幸舍”食有肉，不乘车；下等为“传舍”，食普通饭菜。

对外部的商业经营方面，饭菜也分三等：势大钱多的人供名贵饭菜；绅士富人供高等饭菜；普通百姓供价格便宜饭菜。另外，特别贫苦遭难之人给予特别舍施且分文不取。

孟尝君开设的大旅店，规模之大而管理有方且又礼仪待人，所以生意兴隆，闻名遐迩，有“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之说。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也开始经商。如曾经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当时属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商业，号称“陶朱公”。其后子孙继续经营，富至巨万。

战国时期，市上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有吃的米粮，有用的有绸布、皮货、衣履、刀剑，还有各种牲口，及各式奢侈品如珠宝、玉器、象牙床、千里马、狐裘之类，无不具备，而且出现了为买卖双方评价说合的“牙人”。

工商业发展后，便涌现出握有巨万资财的富商巨贾，大者富比国都，中者富比县郡，下者富比乡里，而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后来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些新兴工商业者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战国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乡村集市也开始形成，并出现了商人垄断乡村集市的现象。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形象地描写了站在乡村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伺机牟利的“贱丈夫”。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

有贱大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

意思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个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垄断”上，东张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

这些自由商人的出现，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贩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地位低贱，所以孟子说“有贱大夫焉”。后来人们把操纵和把持贸易的行为叫做“垄断”，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孟子对于“垄断”的解释，正确反映了商业贸易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春秋战国之际这个商业贸易史上的一个转变过程。

战国时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商人。

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当时商人采用这种囤积居奇，掌握时机的经商方法，已较普遍。

到了战国晚期，投机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他原是个大贾，后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认为做珠宝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

后来，吕不韦的政治策略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的尊号，一度掌握秦国大权。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商业的发展，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持续进步，让整个社会拥有了大量可供来流通的商品。同时，区域性诸侯国的产生，割断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自由联系，这就使许多商品的流通变得有利可图。

另外，各诸侯国为了满足对生活物品和战争的需求，以及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便用行政手段鼓励发展商业。这些因素，都大大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

[旁注]

周平王（约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20年），姬姓，名宜臼，东周第一位王。在位期间，王权旁落，虚有其名，实权全在势力强大的诸侯手上。不过，即使周天子再不像西周时名实相符，却仍算是共主，得到有权势的大诸侯表面尊重。

四民　是我国古代对平民职业的基本分工，指士、农、工、商，但其次序历代有所不同。其说始于管仲，《管子》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最先将订下“士农工商”的次序，一直沿用至今。

孟尝君（？～公元前279年），田文，因封于薛，又称薛公，号孟尝君。战国时齐国贵族，门下有食客数千。以养“士”著称的有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

冯谖　战国时齐人，是国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一，为战国时期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冯谖虽然向孟尝君索取了不少的待遇，却着实为孟尝君效力不少。通过“薛国市义”、营造“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牙人　又叫牙子，牙郎，牙侩。旧时居于买卖人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在西周时期，这种中介人称为质人，到了西汉就称作驵侩，唐以后才叫牙人。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工会，称为“牙行”。

孟轲（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期邹国人，鲁国庆父后裔。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及其门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白圭　名丹，字圭。战国时期人。有“商祖”之誉。在魏惠王属下为大臣，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他认为经商要按时机，就像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了号称“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又称《吕览》，这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作。

[阅读链接]

公元前597年，在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邲之战中，晋国大夫荀罃被楚国所俘。有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人到楚国经商，想用金钱贿赂楚国的看守人员，把荀罃秘密营救出来。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因为楚国把荀罃释放了。

荀罃回国后见到那个商人，非常感激他。而那个商人却认为是楚国释放的荀罃，所以自己不敢居功。

这则史实告诉我们，商人能参与援救荀罃的活动，也一定在楚国的贵族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政治活动的基础来自他们的经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