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业城市的变迁

唐代商业城市的布局受到政治的很大影响。唐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商业贸易活动异常活跃，国内商业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方面在城市商业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唐代前期，全国的商业城市仍然以长安、洛阳为首。唐代中期以后，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向南方转移，商业城市也逐渐转移到南方。

长安是唐的都城，原为隋代大兴城。盛唐时期，长安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盛唐时通常情况下城墙内有50万户籍人口，极盛时城内人口达到百万。

长安有来往的外国使臣、王侯，有在长安供职的外国官员，有来华的学问僧和求法僧。有日本、新罗、渤海国的留学生，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如空海、普照、圆仁等。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

长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除由回纥而来的一路外，在长安的西域商人，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人和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

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西域商经营珍宝致富，为数最多，同时也兼营高利贷。

西域商人是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在经商的同时，也把西域的风习带来了长安。富商在东西方往来货殖，同时也往来传播着文化的种子。

唐代长安聚集着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各国人，这样庞大的群体对商品的需求是可想而知的。长安商业的繁荣，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

长安以纵贯南北的朱雀门大街为界，设有东、西二市。东市周围有围墙，四面各开二门，市内东西、南北街均有两条，交叉成“井”字形。各街宽度据考古实测均在30米以上。西市规模较小，周围不筑围墙，市内也有井字形大街交叉。

东西市的周围是商旅居住并兼作存放与批发货物的邸店，市内则是陈列和出售货物的肆，四方珍奇，皆有所列，商业很是繁盛。两市中还设有茶肆、酒楼等饮食场所。

由于长安是唐的国都，也是黄河流域的交通中心，四方贡赋物产源源输入，有相当部分进入商业市场，成为商品的重要来源。

唐代对洛阳是非常重视的。唐代洛阳商业非常繁荣。唐代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外国商人经由广州、扬州而抵达洛阳，然后去长安。可以想象当时洛阳的盛况。

唐代前期的洛阳，商业也很发达，有南、北、西三市。南市即为隋代丰都市，占据两个坊的面积，内有一百多行，数千店铺，积货如山。

北市即为隋代通远市，临近通济渠，渠内舟船穿梭，载人运货，一派繁忙。西市即隋代大同市，周围有2000米，其中有141个小商业区，商业较隋代更为繁荣。

总的说来，唐代前期的商业重心仍在黄河流域。如通济渠沿岸的汴州，地处淮湖咽喉，舟车漕运，极为繁忙。而宋州则有90000户，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天下舟车往来，当地人和外地人经商者甚多，是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永济渠畔的魏州与贝州，也是河北地区的商业城市。

唐代中期以后，北方遭受战乱的破坏，而南方的经济则保持稳定并继续发展。随着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向南方转移，商业城市也逐渐转移到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许多州城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长江下游的扬州，因为处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百货所集，列置肆铺。甚至到夜间，商业活动仍未停止，可以说是少有的不夜城了。

唐代诗人张祜在《纵游淮南》中写道：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望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有的人甚至把“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当做人生的追求目标。可见当年的扬州乃人人向往的游冶胜地。

扬州多珠翠珍怪之产，因而富商大贾众多，成为唐代后期南方重要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交易中心，以及巨额货币资本的流通中心城市。

与扬州齐名的是长江上游的成都。唐代后期，因为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之地，当时流行着“扬一益二”的俗语。

成都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上，物产富饶。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成都的商业辐射范围，远至河西及陇右、剑南诸州。

除扬州和成都外，唐代中期以后南方的重要商业都市还有润州、杭州、越州、江州、荆州、鄂州与广州等。

润州在唐代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是长江下游的又一商业城市。

钱塘江下游的杭州是东南名郡，商业发达。杭州地处吴越的咽喉要道，又联通江海，人民富有，人口众多且增长快速。水路通向边远地区，陆路连接山区和平原，大运河上并排停泊的商船长达10千米，运河两岸开的店铺有30000家。呈现出繁荣富有，交通发达的景象。

浙东的另一名郡越州，其铜盐材竹之货，舟车之委输，辐射四方。

位于鄱阳湖口的江州，是唐代中期以后茶商聚集的地方，舟船连樯。在昌江流域的祁门一带，贩茶者十有七八，而浮梁的茶叶每年则达700万驮之多。这些巨量茶叶通过鄱阳湖水道运出至长江，江州成为茶叶水运的重要转口商港。

荆州是长江中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中唐以后的人户不低于十余万户，商旅繁盛。据记载，唐德宗时江陵度支院失火，结果“烧租赋钱谷百余万”。

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鄂州，扼长江中游航运要冲，万舸连帆，因而商业繁荣，货贝山积，是长江中游唐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商业都会。

珠江流域的广州则是传统的海外贸易中心，商业十分繁荣，也是奢侈商品最为集中的商业城市。当时，广州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而且是世界东方的大港和国际城市，以“广府”闻名中外。其对外贸易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由于南方经济地位的上升与人口的增加，唐中央政府对工商业进行调整，以至于全国商业重心逐步南移。

[旁注]

大食　伊朗部族之称。也是我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王朝大致建立于同时，两国人民都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从7世纪后半期起，交往日益频繁。

货殖　即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张祜（约792年～约853年），字承吉，河北邢台清河人。唐代诗人。张祜一生曾以狂士、浪子、游客、幕僚、隐者多种角色出现在人生舞台上，平凡而又独特。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少，《全唐诗》中亦有349首。

三吴　历史名词，指的是东晋南朝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指的是吴、吴兴、会稽三郡，而广义除吴、吴兴、会稽三郡外，还包括了其他一些郡。在东晋以后，“三吴”频见于史书之中。而具体是指哪个地域，后世却有不同的说法。

唐德宗（742年～805年），李适，唐代第九位皇帝，谥号为“神武孝文皇帝”。在位前期，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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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志怪小说家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

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一见大惊，决定买下。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加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说这是宝骨。

故事是否真实不可知，但当时西域商善识珍宝，并且操纵着珍宝业，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