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城镇商业的繁荣

北宋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为城乡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的创设与发行,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

城镇的兴起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它是由贸易集市发展而来的。两宋发达的集市贸易在城市商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经历了经济文化繁荣的隋唐两个朝代之后,两宋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

两宋的城市在前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致使宋代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首先,继承和发展了自唐都长安以来的我国古代大城市建设经验,城市规划相当科学,城市功能区划清晰合理。其次,在城镇规模上空前,人口繁密,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人口达百万以上。再次,城市商业职能强化,两宋时期城市工商业空前发达。

城市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商业对宋代城市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促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是第二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手工业方面,两宋时期也较隋唐发达,门类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更加细密。主要表现在矿冶、陶器、造船、兵器、纺织、造纸、制盐、制糖等。而空前发达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贸易口岸城市经济的发展。

由于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宋代,我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

从经济角度看,两宋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类型。例如,北宋时期开封是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南宋国都临安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

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新的城市职能与新的城市建设相互促进,商业职能的强化对城市商业配套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两宋时期城市建设上最大的特点是城市布局打破“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区域限制。

在唐代达到顶峰的里坊制度逐渐松动瓦解,坊墙被突破,街道的商业形态诞生并带来了蓬勃丰富的城市生活,并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到北宋中期以后,一些行市的中心形成了商业街,逐渐形成了商业街交织连贯的商业格局。

当宋代坊墙被打破,坊的管理制度不再存在时,城市的肌理在人的认知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商品运输交通的发展,水陆交通发达为人类封建史之最。

北宋都城东京的居民已面街而居,在街上开设店铺,出现了工商与居民杂处的局面。以后,随着店铺的日益增加,形成了若干条商业街,商业街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终于取代了昔日的市。北宋东京彻底改变了唐以前的坊市制度,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新阶段。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

开封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

城内著名的酒楼、姜店,药店、班楼等林立,诸酒肆瓦市,不因风雨寒暑而停,有的甚至通夜营业。

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

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府,称为“行在所”,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

新兴的商业镇市已彻底改变了旧有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强烈的商品意识在社会中滋长与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崭新的都市文明从此诞生。

在临安城内主要的商业街市上,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尽集于此。以至在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等地食物店铺林立,人头攒动。

南宋孟元老所著的《都城纪胜》中,记载和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商船买卖往来,不绝河道。

这些是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当时的商业盛况,在其他史籍中也有记载。

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首府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

在当时,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1077年,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23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最多,达82000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1/10,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0000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000多贯,湖州为39000多贯,秀州27000多贯,常州26000多贯,润州25000多贯,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000多贯。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000多贯的商税额,在23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为48000多贯、绵州为54000多贯、彭州超过30000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0000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000多贯。

上述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南宋时期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旁注]

张择端(1085年~1145年),字正道,琅琊东武人,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北宋画家。宣和年间任翰林待诏,擅画楼观、屋宇、林木、人物。所作风俗画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刻画细致,界画精确,豆人寸马,形象如生。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等。

孟元老(1103年~1147年),号幽兰居士,耐得翁,开封市人。宋代文学家。据《宋会要辑稿》及苏辙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的族人孟钺,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二十余年。金灭北宋,孟他常忆东京之繁华,撰成《东京梦华录》。此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临安府 宋室南迁,于1138年定都杭州,改称临安府,称为行在。南宋朝廷以临安为行都,统治者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精心营造临安城市建设。杭州从州府上升为国都,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直至1276年南宋灭亡,前后共计138年。

[阅读链接]

北宋东京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东京有数十个称作“瓦肆”的娱乐场所和50多个称作“勾栏”的表演场所。其中,大的瓦肆可以容纳顾客数千人。

这些场所,每天都吸引了大批的顾客和观众,既有众多的市民,也有官僚、士大夫涉足其间。

娱乐活动也很丰富,有演戏的,说书的,还有表演杂技、摔跤、踢毽子的。其中,常见的戏种有傀儡戏、皮影戏、参军戏。瓦子不仅是娱乐场所,也是买卖生意兴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