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繁荣的对外贸易

唐代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也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

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对外贸易繁荣的主要因素。

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代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既有陆路交通，也有海上交通。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

在陆路交通方面，据唐代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记述，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交通干道，主要有安东道，高丽、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

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唐代对外贸易的繁荣兴旺，还表现在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达。后因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10000多千米。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唐代海运事业的发展。据《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

《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年间，泉州所造海舶：

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石之多。

除了扩展对外交通，唐代在国家统一后走向富强，开放的对外政策，以及唐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是对外贸易繁荣的根本所在。

唐代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

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唐政府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唐太宗李世民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主张“华夷一家”，这一观念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制定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态势。

在这样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全面发展的局面：地域向外拓展；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有了新的进展；在文化上汲取与推广并行；在科举制下的人才选拔；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包括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等。

唐政府还实行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唐代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比如：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以及外籍商人在唐代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代流通；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等。

统一而又富强的唐王朝，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无疑会使唐王朝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外商运进我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

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

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深入，大量外商涌入中土，在城市工商业群体中占有相当数量，这是唐代外贸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

在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卖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

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往来居住的外商在我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

唐代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物品，允许入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

《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

据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

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总之，唐王朝使对外贸易范围广泛且具有连续性，贸易渠道众多而内容丰富。与此同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文化圈，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旁注]

贾耽（730年～805年），字敦诗，沧州南皮人。唐代著名政治家、地理学家。史称贾耽“政绩茂异”。爵位魏国公，赠太傅谥“元靖”。地理著作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吐蕃黄河录》，还有地图《海内华夷图》。

阎立德（约596年～656年），名让，字立德，雍州万年人，即今陕西西安。唐代建筑家，工艺美术家，画家。曾受命营造唐高祖山陵，督造翠微、玉华两宫，营建昭陵，主持修筑唐长安城外郭和城楼等。绘画代表作品有《文成公主降番图》、《王会图》和《古帝王图》等。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陇西成纪人。唐朝第二位皇帝，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尊号“天可汗”。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书法家和诗人。开创了我国历史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市舶司　是我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市舶司的前身。

胡姬　原指胡人酒店中的卖酒女，后泛指酒店中卖酒的女子。在唐代长安城里有许多当街卖酒的西域胡女，她们个个高鼻美目，身体健美，热情洋溢。唐代诗人李白《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是对胡姬的美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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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通过海路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条从登州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后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尼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

到西亚的海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