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商业的空前发展

元朝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商业发展的优越环境。

更重要的是，元代商品生产的显著发展，以及元朝政府并不以抑商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活动，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元代回族商人的活动，在元代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为当时商业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更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元代商业有空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统一南北东西，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有重要联系。其时，我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

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与元代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

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

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

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

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是前代范蠡、白圭、子贡等不及的。

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瑄，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田园宅馆遍天下，粮仓相望。

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囤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

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据记载，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

在元代，竹木业、菜园果园业、纺织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染料作物种植业中的商品生产均有长足发展。茶叶种植业、桑棉种植业的商品生产也引人瞩目。至于景德镇瓷器、松江棉布、杭州丝织品、福建荔枝生产的商品化更为突出，名播中外。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隐约窥见，元代商品生产在某些方面相当发达。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元代的商品经济出现更兴盛的局面。

元政府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这是元代商业繁荣和国内和国外贸发达的重要原因。

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在元代，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

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但波斯道依旧重要。

伯颜元帅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原因在于海道贸易地域更广，运载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

元政府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政府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的进步性。

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我国出口的物资颇多，深受外商欢迎。其时，我国商人与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

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代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元代自身经济的发展，增进我国和亚非欧诸洲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

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

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代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在这之中，元代回族商家可谓独树一帜。

元代的回族商人利用其政治地位的优势和国家对商业活动的保护政策，充分展示了他们善于经商的特长，“多方贾贩”，其足迹遍及全国，对繁荣经济、促进物资交流有一定的贡献。

如在地处河西走廊的肃州东关，专设有回族商人经商的街道，其“富庶与城内埒”。回族商人把国外进口的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以及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商品贩运至大都、上都等城镇，把南方的粮食输往大都、上都及北方缺粮地区，又不辞劳苦地把中原的物资运销至漠北等边远民族地区。

亦集乃路地处边陲，位置在现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当时是草原丝绸之路纳怜道驿路上的重要枢纽，也是通过大戈壁进入蒙古腹地之前的供给基地。

元时这里有不少回族商人在此经商。他们在沟通大漠南北物资交流、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元政府规定“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回族商人既由陆路通商，又有海道兴贩。对于由海陆两道而来的回回商人，元政府仍予以优厚待遇。

东来的回族商人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其商业活动直接影响元朝财政，他们来华贸易中交纳的关税和其他“例献”之物，是元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元代在市舶司管理、市舶条例制订等方面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外贸商品中更多，与我国发生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扩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延伸，交通繁忙畅通，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在对外贸易中，回族商人对元代市舶司的建立与扩大，市舶制度的完善，招徕海外客商来华贸易等方面，贡献很大。

1277年，元朝在泉州、宁波、上海、澉浦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后又增设温州、杭州、广州三地市舶司。回族商人利用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优势，基本控制了元代海外贸易。

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北京、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等众多的城市。这种情况，可以从许多历史典籍记录中得到印证。

元时北京的回族人共有2900多户，其中多富商大贾兴贩营运，可见元代北京的回族商人数目不少，而颇有经济势力，相当活跃。

元时东南沿海的城市里，回族商人的活动也很活跃。广州是元代回族商人聚居之地。比如蒲庚就是元时有名的回族富商。他的家族有经商传统，其祖先由阿拉伯东迁，曾是占城的贵人，后来又成为广、泉二州的大富商。到了蒲庚这一代，更成为著名的大商人。

泉州是元代最大港口之一。这里的番货、异宝、奇货甚多，号为天下最，其中有不少人是回族富商，有的富商所用之舟近10艘，称之为豪富不算过分。

在元代南方回族商人中，多数人是香料经营世家。其中许多家自唐、宋以来就专营此项买卖。他们当中的大贾巨商极善谋利，凡是比较大的商业城市中，必居其津要，获利颇丰。

[旁注]

朱清（1236年～1306年），字澄叔，崇明姚沙人。元代海运创始人。因贩私盐，熟悉南北海道诸岛门户。他在元朝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时，建议海运，被采纳。与张瑄合作开发海运，太仓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大港，置办大批海船，与东南亚诸国通商，使太仓成为盛极一时的“六国码头”。

张瑄（1417年～1494年），字廷玺，江浦人，元末明初官员。降元之后，丞相伯颜令他和朱清负责开辟海道，运粮至大都。曾任刑部主事，后改任郎中，有能干的名声。景泰年间任吉安知府。后来擢为广东右布政使。

伯颜（1236年～1295年），蒙古八邻部人。元代大将。办事干练，曾经担任中书右丞相，又在枢密院任职。其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刺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

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意大利人，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曾在我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关　故址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三国吴诸葛恪筑，隔濡须水与七宝山上的西关相对。北控巢湖，南扼长江，为吴、魏间的要冲。南北朝时仍为军事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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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在我国期间，借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我国的山山水水，我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每到一处，他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进行汇报。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