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内贸政策

清代前期国内商贸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贸政策主要有规范，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

清朝廷对商业观念的转变，以及制定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促进了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顺治帝时期，商业的全面推进非常缓慢，直至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全国大规模的战事平息之后，商业的全面发展才得以推进。政局刚刚稳定，政府就积极采取了一列整顿国内贸易市场的政策和措施。

清朝廷提出，禁止诸王府之人及旗下官员、家人到外省经商，与民商争利。百姓如遇到扰乱市场的“妄行之人”，即可拿送官府治以重罪。针对各地官府、关卡勒索商人的状况，严令每关只设一员，添设者全部裁去，以后不得滥设。

清圣祖康熙对商业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商民为四民之一”，认为只有利商才能便民。他下令刊刻关税条例，对于不肖官吏于定额外于私行滥收者，依律治罪；文武大臣各管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贾贸易者，则戴枷3个月，旗人鞭一百；规定各省一律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同时规定了砝码重量和16两为一斤等。后来又开海禁，鼓励和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雍正时期是上述商业政策的巩固期。清世宗雍正的指导思想虽然仍没有离开“重农抑商”的轨迹，但在商业政策的实行上一直推行的是通商富国的国策，主张借贸易的利润，弥补农耕之不足。还对官商皇商实行优恤政策，如生时赐予官爵，死后入乡贤祠。

乾隆年间是清商业发展的繁荣时期。清高宗乾隆对商业非常重视，乾隆初年重新颁布了康熙初年刊刻的关税条例，禁除额外需索、私设口岸等陋规。在九江、赣江两关令商人将应纳税银自行投柜，实行三联串票，一交巡抚衙门，一存税署，一给商人。

由于乾隆帝时期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使嘉庆、道光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有“地方官唯商之命是听”的说法。

清朝廷制定了严格控制牙行、埠头的政策，这是管理商业的又一重要举措。

清代各行各业都有牙人、牙行，每行人数不一。牙人有官牙和私牙之分；牙行也有私立牙行和官方牙行之别。

官牙是有由官方承认的牙行。官牙须向官府申请，由官府遴选查核，确系良民，并有邻右同行具结作保，放向其征税，发给“牙帖”，凭帖经营。

由于帖有定数，税有定额，所以有任意滥发牙帖的情况，商民深受其苦。因此，政府下令各部政使司因地制宜，定出该地“牙帖”数额，报部存档，不得任意增加。

后来又将给帖征税之权收回到户部，由户部给帖，各省转发，而以牙帖税解部。以此严格实行“牙行领帖制”，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容隐私充者笞五十。5年进行一次编审，清查换帖。

清代官牙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一是代表官方进行物价评估，也就是通过牙行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

牙行规定：牙行之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凡是估价不公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处罚。“一两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徙三年”。如按盗窃论，120两以下为流犯，120两以上即判绞刑。

针对牙行的收购、售卖功能，一些小户可以把零星的产品送到牙行，使之代客收买，同时，牙行还可以把商人引到大户收买产品。

在当时，那些巨本经商、远方估客，非用牙行不可，否则难成交易。于是一些牙行的“囤迟卖快”，便为其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提供了条件。

二是代表官方对商人货品的监管。官方通过牙行埠头稽查商人货品，令其用政府发给的文簿登记客商船户的住址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量，按月赴官查照，替官府监督商人加纳税银。

无税票者即系漏税私货，或货多而票数少开，票数于货数不符，也属于漏税情弊，地方官都可以严拿审纠，予以处置。

清代无论官牙和私牙，还是官方牙行和私方牙行，在市场中是并存的。政府为了保护官牙及官方牙行的利益，也为了通过官牙和官方牙行的管理、控制商人及商业和市场。

清朝廷在利用牙行管理商人及市场的同时，制定各项法规约束牙行。如用强邀截客货，通同牙行共为奸计等，严加管束，重者治罪。

清代商业贸易中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粮食贸易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权地位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而且由于谷物是众多小农进行商品交易的产品，直接关系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清朝廷针对粮食贸易颁布了相关的法令法规。

在打击粮贩投机方面，如有富豪人等将市米囤积者，即令在囤积之处照时价发粜。这是当时针对湖广、江西一带防止奸商囤积居奇制定的。

官方下令湖广、江西巡抚派员查明有名码头、大镇米店买卖人姓名及所贩米数。每月终报告一次，通知浙江督抚严加控制。“各铺户所存米麦杂粮等项每种不得超过一百六十石。逾数囤积居奇者，照违律治罪”。

为了疏通粮食贸易的渠道和加速粮食商品的流转，清朝廷也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江楚商人赴四川贩米或四川商人往江楚买粮，立即放行，不可遏阻；将直省各关口所有经过米豆应捐税额悉行蠲免。

此外，有关“把持行市”的惩治、度量衡的管理、商品质量的管理等方面也有律例规范约束。

由于清代赋税内容和赋税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使得很多原来作为贡品上交官府的非商品放开进入了市场，而且一些作为实物税征收的粮食也进入了市场。同时，原国家征调的棉布也被放开，成为商品进入了市场。

清初严禁私卖的东北人参、貂皮等，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市场，实现了商品化。比如宁古塔貂皮登市之初，由宁古塔将军挑选供貂，选毕即可自由买卖。

清雍正实施了“摊丁入地”后，除了每年有数百万运往京师的漕粮外，其余的基本上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并实现了赋税的货币化。

商人也参与到军粮运售的行列中。粮食作为征税物放开之后，漕米又改征折色。漕米改折后，原靠国家运送的军粮军饷也要用货币购买。田赋交纳改用银两，故钱庄纷起，以兑换银钱为主要业务。

在赋税货币化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商人专门靠运售军粮发家。在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战中，山西的一个粮商运售军粮，颗粒无误，还兼做其他买卖，成为巨富。左宗棠征新疆之役，天津商人随军运售军粮，也是效益可观。此时，军粮运售成了具有了商业性质的活动。

国家征调的棉布也进入市场。在官府采买的促进下，棉布迅速实现了商品化，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惑，以致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场中收布者颇多，车马辐辏，热闹非凡。

清代漕运路线基本沿明代河运故道，南自瓜州、仪征的江口入运河，出河口由黄河入会通河，出临清北接卫河，直至沽溯路河达京仓所在地。

每年航行运河的漕船六七千艘，多时上万，漕运主要由军队担任，兼雇一些民船或商船。

按照规定，漕船除了承载正耗粮米以外，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货物土特产。如嘉庆时重船带南货150石，回空船可以附载北货60石，均免税。加上旗丁水手所带纳税的货物，和夹带的私货，数量更大。

这些货物或在沿途销售，或到京师或南方销售。由此带来了沿岸城市的经济繁荣，交易货物动数百万石。

[旁注]

顺治帝（1638年～1661年），爱新觉罗·福临，满族。清朝第三位皇帝，同时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在位期间，实行招抚政策，重用汉官，澄清吏治，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三藩　清初三大军阀势力，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驻云南的吴三桂、驻广东的尚可喜、驻福建的耿精忠等藩王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力，与清朝廷分庭抗礼。1673年春，清朝廷决定撤藩。1681年冬，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清圣祖康熙（1654年～1722年），爱新觉罗·玄烨，清代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年号康熙。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清世宗雍正（1678年～1735年），爱新觉罗·胤禛，清代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年号雍正。在位时期，实行“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

清高宗乾隆（1711年～1799年），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年号乾隆。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兼修。当时文化、经济、手工业都是极盛时代，他在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

牙帖　是牙行经营时用的营业执照。明清时期，牙商要呈官府批准才能领取，领了“牙帖”才能营业。“牙帖”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时换领。牙商要按期交纳牙税，还有牙捐。

摊丁入地　清代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亦称“摊丁入亩”或“地丁合一”。即将丁银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是清雍正年间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1712年实施。它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束缚。其结果使人口不断增长，垦地逐渐增多，生产得到了发展。

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战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与准噶尔贵族进行的多次战争。这次战争，起于1690年，迄于1757年，迭经三朝，历时70年，最终平定叛乱，取得了完全胜利。维护巩固了西北边陲，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准噶尔的野心。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漕运　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就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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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

清代咸丰时期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光绪时期清朝廷遂令停止漕运。

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国家统一，并因运粮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