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育功能

讲到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的教育功能，可以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理解。

③ 参见《毛泽东读史》，第 43 页。

① 参见《毛泽东读史》第 147 页。

① 参见《毛泽东读史》第 121 页。

从广义来说，掌握、传播历史知识从而达到更好地认识现实、认识国情、面向世界，懂得历史规律，正确地展望未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获得历史借鉴，等等，都可以算是历史的教育。现在，一些同志提倡对全国人民开展历史教育，借以提高民族素质，其含义应该说，即是指的这一层意思。如果狭义地理解历史的教育功能，一般地则是指历史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伦理、品性情操等方面的影响和熏陶。广义的，在前面已经述及，本题目要讨论的是后者，也即是从狭义上看的历史教育。

关于历史能够给人以崇高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自古人们都是认识到了的。《易经》上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前言往行”指的是历史，“蓄德”即主要是指的培养道德品质。《国语·楚语》中记载，楚国大夫申叔向楚庄王建议如何教育太子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诫劝其心”；《汉书·艺文志》中说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这里的“耸善抑恶”、“诫劝其心” 也好，“慎言行”、“昭法式”也好，也都莫不是指的历史的教育功能。在西方，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史观上是宿命论。但是，他以这种史观，从因果报应的角度，着力于用历史事实向人们进行教育。在他的笔下，一些专横的帝王如克洛苏斯、大流士、薛西斯等最后结局都兵败身死，而一些曾经多少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人物，却让人们永远怀念。他的史书就是以这些史实，贬恶褒善，以让后世知所取舍，得到教育上的启示。古罗马的史学家塔西佗也十分注重历史的教育作用。前引他的《罗马编年史》一书中就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曾说，塔西佗的史著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希腊化时代”末期的杰出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 204—122 年）也明确地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他在其所著《通史》（亦称《罗马史》）中说：“从研究历史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历史能够教育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

其实，说到底人们研究历史、学习历史，接受教育，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继承有关民族的和革命的思想情操、伦理道德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历史遗产中十分珍贵的一个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

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①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我们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和“酷爱自由”、“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等光荣传统和优秀品德，都是对子孙万代进行教育的绝好遗产宝藏。这种教育不仅能够使我们的青少年懂得自己是怎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子孙，为我们自己的民族自豪，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鄙视形形色色的崇洋媚外，而且决心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立志建设好社会主义祖国，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巨人般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是这种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到了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侮面前，中国人民便激发出了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正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说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

以岳飞为例，他曾经抗击金人，后被奸佞秦桧与宋高宗杀害，死时 39 岁。他的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事迹和精神，世世代代受到传颂、敬仰。浙江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下，有座岳王庙和岳飞墓。庙中有忠烈祠、启忠祠两部，殿内有岳飞着盔甲、披紫蟒袍、按剑而坐的塑像。其上方悬仿岳飞手书“还我山河”匾，两侧壁上嵌有后人手书的“尽忠报国”四字，围护墓坟的石栏望柱上刻有“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墓门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绑双手，面墓而跪，即陷害岳飞的秦桧、桧妻王氏、张俊、万俟四、教育功能 - 图1 四人。跪像背后墓门上有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一庙一墓，无不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和爱憎情感。抗日战争时，尽管日寇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当年南宋人民与金人贵族矛盾的性质有根本不同，但是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爱国人士都缅怀岳飞的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以岳飞为榜样，到处挂着仿岳飞手书的“还我山河”字迹，唱着岳飞《满江红》的歌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奔赴抗日前方，反击侵略者，捍卫祖国的尺寸领土和尊严。人们还仿照岳王墓的样子，铸了两个反绑双手、跪于地上的铁人——卖国贼、汉奸汪精卫和汪妻陈璧君，以供世人唾骂。

除了以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外，还有许多民族的美德，也足以教育后代，垂训子孙。例如：

勤于政事，奉公尽职。

后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为了报刘备“三顾”知遇之恩和匡扶汉室的大业，为丞相后，勤政尽职，“事必躬亲”。②“先是，（诸葛）亮使至，帝（司马懿）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指出钱赎罪）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①刘备死前托孤刘禅给他时，他激动地答应刘备说：自己将“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后来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惟知君嗣之当辅，而不复知有其躬”。“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3 页；1991 年 6 月第 2 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2 页；1991 年 6 月第二版。

② 诸葛亮：《前出师表》。

① 《晋书》卷 1《高祖宣帝纪》。

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成为后世人们对待国家、对待事业竭心尽责的高尚道德尺标。同样，西汉抗击匈奴的著名军事家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先国家、民族、社会，而后自己的奉公尽职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景仰。

兼听纳谏，刚正不阿。

西汉文帝时，张释之执法不阿和文帝虚己纳谏的故事，始终受到后人的赞诩。“上（汉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曲，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②与此相同，东汉“强项令”董宣也十分著名。“（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公）主家，吏不能得。及（公）主出行，而以（杀人）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即还宫诉帝（光武帝刘秀），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公）主曰：‘文叔

（刘秀）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博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桴鼓不鸣董少平。’”

①

本书前面已经述及唐初贞观年间，太宗虚心纳谏，魏征等大臣敢于犯颜直谏的事例，更是十分地突出。唐太宗即位伊始，即以隋炀帝荒淫无度，不守君道，而又令“臣下钳口”，以致于“不闻其过”，终至败亡的事实引为莫大的教训；认为国君必须“虚己以受人”，让臣下进谏，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才能使国家得治。他在位期间，臣下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令小吏敢于向他直谏的事例层出不穷。尤其是谏议大夫魏征，更是先后犯颜向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包括要太宗以隋亡为鉴、应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薄赋敛，轻租税”，“任贤受谏”等等。魏征认为，大臣们应当是皇帝的“股肱”，“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他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话，曾一直受到太宗的赞赏并且被奉作为自己治政的座右铭。

廉洁俭朴，淡泊明志。

东汉安帝时的涿郡太守杨震一向为官清廉。他先前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时，曾“道经昌邑，故所（荐）举（过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

② 《史记》卷 102《张释之传》。

① 《后汉书》卷 77《酷吏列传》。

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 后来，有人劝他乘着为官治些产业，杨震坚拒之。（杨震）“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孙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①三国时，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武乡侯，但是在为官廉洁和生活俭朴上同样地堪称是后世楷模。他在生前曾经上表后主刘禅谈到自己家庭和个人生活，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②史书称诸葛亮死后，“如其所言！”他在54 岁时死于五丈原军中，临死时，还留下遗嘱，要求自己丧事从简，就近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③著名的《诫子篇》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这方面的节操。他在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④如果再联系到他在《诫外生书》中说的“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 等话，其在个人生活上的廉俭以及养志的性情就更为昭著了。事实证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蜀汉一代官吏的思想作风。他的继承者之一费袆，不但“宽济而博爱”，而且同样地是“家不积财”，其子弟“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⑤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姜维也是“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生活一直“清素节约”。⑥另一蜀汉政治家邓芝作将军 20 余年，一直是衣食“资仰于官”，非常俭朴，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免饥寒”，同样地在他死时“家无余财”。①杨震、诸葛亮、费袆等人的事迹和精神，是始终为后人所景仰的！

克己爱人，舍利取义。

在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中华民族是有自己的美德和准绳的。孔子就强调过，“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先达人；己欲立，先立人”。孟子更是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清楚地提出了为人的标准。他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的；这就是人类所以应当具备“仁”、“义”、“礼”、“智”品德的根据。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一个人应该是舍利而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②孟子对于当时杨朱学派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非常厌恶，指出他们一切“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禽兽”之言，最后会导

① 《资治通鉴》卷 49《汉纪》。

② 《诸葛亮集》文集卷 1《自表后主》。

③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④ 《诸葛亮集》文集卷 2《诫子书》。

⑤ 《三国志·蜀志·费袆传》裴注引《费袆别传》。

⑥ 《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① 《三国志·蜀志·邓芝传》。

② 《孟子·告子》。

致社会上“率兽食人”乃至于“人将相食”。他进一步主张，人人必须“与人为善”、“舍己从人”；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④

正是在这样的利他、利社会、克制自我膨胀的人生观与道德情操熏陶下，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生命或者个人与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中华民族许多优秀人物都是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要情、要义而不为利之所动的高尚情操。如，反元兵败被俘的南宋将领文天祥，被囚禁在元大都三年，在百般威胁利诱下不为所屈，最后被害。他死前作赞收于衣带中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①文天祥是把仁和义看作比利禄乃至于个人的生命更高的！在处理家庭生活上，同样地也是不乏其例的。东汉时，大臣宋弘被光武帝刘秀的妹妹看中，欲嫁之；光武帝亲为说媒，劝宋弘“富贵宜易妻”。宋弘不慕虚荣，不畏权贵，严肃地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②一个钉子把皇室贵戚顶了回去。从此，后世便把“居富贵者不易糟糠”③作为衡量一个人精神世界、道德情操高下的重要标志。

执着无畏，图强革新。

这种品德应该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永远奋进，不可战胜的重要精神底蕴之一。

为了追求某种事业的成功，百折不挠，艰险无阻的事例，在我国历史上举不胜举。如，传说中的大禹在接替因治水无功而被杀的父亲继续治水后，手执韦锸，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十三年，终于征服了洪水，完成了远古时代的一项伟业。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被匈奴虏押十几年，逃出后毅然继续西行，到达西域，回来途中再度被扣年余，仍逃出后回长安以“复命”。东汉时的班超则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在西域经营了 30 多年，极大地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唐时，玄奘为去天竺取经，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而不悔，终于到达目的地，取回佛经，并在长安大雁塔日夜翻译，直至逝世，以成宏愿；鉴真同样经历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六渡茫茫大海，终于按照誓约完成了赴日传律授戒的任务，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历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他们有的为了“俗世”，有的则为了“宗教”，但是，其执着的追求，遇百难而仍向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是一致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人们都知道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休养，十年生息”的自强不息事迹和象屈原、司马迁等许许多多身处逆境反而更加激奋，终于有大成就于世的光辉历史人物；他们的身上同样都深深地烙记着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一部中国历史上，锐意改革，以促使社会进步，乃至殉身于改革事业而不悔的故事，层出不穷。从春秋时郑子产“铸刑鼎”为了“救世”，到战国时的李悝、吴起、商鞅的改变社会性质的变法运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

③ 《孟子·公孙丑上》。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① 《宋史》卷 418 ，《文天祥传》。

② 《后汉书·宋弘传》。

③ 《东坡志林》卷三。

射”，再到南北朝时的孝文帝“汉化”、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以至于近代的康、梁“戊戌变法”，等等，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些事例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励精图强，鼎旧革新的民族；先人们为变法、革新而表现出的锐气和不畏一切困难的勇于牺牲精神，同样是我们民族的一种骄傲。

应该说明，以上所列的事实远不全面，所举的事例更是挂一漏万。但是，从中也是不难看出，在人类的历史中所孕含的有关思想品德、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内容，是何等地丰富而且沁人肺腑，感人至深！“历史无情亦有情”。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用以陶冶青少年乃至全民族的情操，无疑地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