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书的辨伪

伪书的出现

辨伪，即辨别古书的真伪。大凡古书，都有个真伪问题。近代学者张心澂编撰了一部《伪书通考》，所列举的伪书，经部有 73 部、史部有 93 部、

子部有 317 部、集部有 129 部之多。由此可见，在辩别了古书的真伪之前，就轻率盲目地读它、运用它，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我国，伪书伪事的出现较早，战国时期，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孟柯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揭露了他们编造五行学说，并依托古人以欺世人。这是文献中所见较早作伪及辨伪的事例之一。

古代为什么会产生伪书？其原因有很多，并且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受“尊古卑今”观念的影响，借托古人之名，以使自

① 参见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第 1 编第 2 章第 4 节。

② 新标点的《二十四史》于 1978 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

己的作品受到世人的重视。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修务篇》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而诵之”。这段文字中所谈到的盲目崇古之风在汉代以前就很严重，汉代以后仍然存在与发展，并流衍至明、清。在这种思想和风气的影响下，不少人便托古写书，以取得世人的重视。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都是后人托名之作。（2）为牟利炫名作伪。每当统治者下诏求书，并且说明献书有赏时，一些投机取巧者便借机大造伪书。汉初，先秦文献典籍《尚书》残缺不全，只流传 28 篇。汉成帝时，曾诏求天下遗书。山东东莱的张霸便趁机伪造

《尚书》102 篇，献于朝廷。但该书是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并且“篇或数简，文意浅陋”。①因此，很快就被人识破了。隋文帝时，“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当时的有名学者刘炫，也竟然伪造《连山》、《归藏》两部易经，“录上送官，取赏而去”。（3）出于学派之争的需要作伪。学术之争历来有之。但是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和“文人相轻”杂融在一起。学者之间互相轻视，彼此攻讦的事，屡见不鲜。王肃和郑玄都是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王肃年辈稍晚于郑玄，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那时郑玄经学已取得支配地位，盛行于世，王肃为了在经学方面别树一帜，便自己伪造了一部所谓《孔子家语》，并亲自为其作注。他还在自序中堂而皇之的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①王肃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家语》实出于孔子后人，而与己说暗合，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郑玄正确。后来，通过历代学者的辨证，

《孔子家语》是伪作，已成定案。（4）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伪。封建社会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经常发生，为了打击对手，派别之间不惜用制造伪书的卑劣手段，彼此诬陷。唐代有牛、李党争之事件。官僚李德裕和牛僧儒为了争夺朝权，各纠集门徒，互相攻毁，前后斗争近 40 年。李德裕的门人韦瓘为了达到诬陷牛僧儒的目的，自编了一部《周秦行纪》，但其内容是牛僧儒“自叙所遇异事”，并题名牛僧儒撰，“以此诬僧儒”。②

伪书产生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伪书的种类和造伪情况亦多而复杂，现择其主要叙述如下：

从造伪的程度上看：（1）全部伪造。如《孔子家语》系王肃伪作，根本不能用来研究孔子及其思想。（2）部分伪造。这类伪书里，有的是真书中杂有伪的内容，如《庄子》的内篇 7 篇是真书，外篇 5 篇和杂篇 11 篇为其弟子及后人的作品，是伪作。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然而今本《史记》10 篇都在，应为后人所作。再如，《管子》、

《论语》、《左传》等书中，都有后人附会增益的内容。有的是伪书中杂有真的内容，如今本《竹书纪年》为唐宋之后的伪作，但其中有抄自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当为真书。

① 《汉书·儒林传》。

① 王肃：《孔子家语》自序。

② 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从造伪内容的不同看：

伪造年代的。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而神农、黄帝都是早于商代的传说中的人物，一般认为当时并无文字，没有文字那来的书？因此，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一类的书，必为后世之作。
伪造作者的。如《管子》、《商君书》，虽均为先秦古籍，但绝非管仲、商鞅之作，系后人所托；今本《列子》为东晋人张湛所作，但他托名于列御寇，是伪造作者。
伪造史实的。如唐人韦瓘以牛僧儒名义作《周秦行纪》，就是伪造史实的典型一例。

辨伪的方法

有了伪书，就有了辨伪工作。历代史家和学者对书的辨伪工作非常重视。刘向、刘歆校书时，就曾考定过不少古书的真伪及其时代问题，《汉书·艺文志》的作者班固将其融入自己的看法中保留了下来。《志》中从事实、文辞、时代等各方面对所录群书予以了大量详密的考察，并用“作托”、“似依托”、“后世所加”、“似皆非”等语，注明其中的伪作。宋代学者朱熹在总结前人辨别伪作的基础上，提出：“精思明辨以求真是”的思想和主张，是正确的，这对后代学者的辨伪工作，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明代学者胡应麟通过实践，写出一部辨伪专书《四部正讹》，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八种方法，即“辨伪八法”。这八种方法是：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即是说凡西汉以前的可疑之书，可用《汉书·艺文志》（因《七略》的大部分著录保留在其中）来辨证。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是通过核对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可知道某书何时见于著录，何时无存，以考察其流传的线索。
“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是通过核对与某书作者同一时代人的著作，查看有无谈到或引用该书的地方。该书中人名、地名及一切名称与同时代著述是否相同。（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是核对后世的著作，查检其中有无引用或发挥该书的言论或观点。

“核之文，以观其体”。即是从文体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笔调相吻合。
“核之事，以观其时”。即是从内容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史事相符合。
“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即是核对作者，看其是否出于托古。
“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即是核对传播者，查明首先传播书的是什么人。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在胡应麟“辨伪八法”的基础上，又提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即“辨伪十二法”。现录于下：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如“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如缪荃孙所藏明钞本《慎子》，篇数与诸旧本“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可定为明人伪作也” 。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如“ 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因来历不明，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绝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殆可断言，“其书不惟出神农”。（5）“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绝非汲冢之旧也。”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绝非管、商自撰。”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如司马迁撰《史记》，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 。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如今本《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而“《入楞伽经》佛说：‘我于

《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

《涅槃》、《楞枷》，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各时代之文体，善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语》、《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绝非三代以上之文。”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如《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其中有“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这种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汉书·艺文志》“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

以上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和梁启超的”辨伪十二法”即是前人辨伪经验的总结，又是其本人在多年辨伪实践中的至深体会。可供我们读古书、鉴别史料时借鉴使用，并根据新的情况和需要加以发展。

辨伪成果的利用

历代学者在辨伪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如何利用这些成果来为我们今天治史服务呢？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辨明的伪书。辨别伪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摒弃之，而是要正确地利用它。近代学者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主要能在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①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一书中也说：“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年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弊，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如辨清楚《内经》不是黄帝所作，而是秦汉时成书的一部总结中国古代医学成就的著作，其学术、史料价值就会极高了；《列子》为晋人张湛伪作，用它来研究先秦思想是不行的，但辨明其伪托者及年代后，它便可成为研究晋人思想的重要资料了。再如，《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但其中《孔传》作用在于解释经文，经文本来是人人都可以解释的，人们之所以把它称为伪《孔传》，是因为作伪者伪托孔安国所作。辨明了这一点，《孔传》仍不失为有用的注解。因此今天我们阅读《尚书》，还要用它作为重要参考，它对词义、文义的解释，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参考材料。

二是要掌握并使用一些前人重要的辨伪著作。前人辨伪的书著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书辨伪的：如《古文尚书疏证》，清代学者闫若璩著，全书共有 8 卷。该书引经据典，把《古文尚书》和《孔传》的作伪证

据详密地罗列出来，析为 128 条，极有说服力地论断《古文尚书》及《孔传》是伪作。这部书是研读《尚书》的重要资料。《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近代学者王国维撰著。全书分上、下两卷。作者对《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史事， “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该书可作读《竹书纪年》的重要参考书。《列子伪书考》，近人马叙伦撰著。该书“举证二十事”，说明“其书必出伪造”，是辨别《列子》真伪的一部力作。

一类是群书辨伪的：《四部正讹》，明胡应麟撰。收入中华书局铅印《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1955 年出版。本书所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辨别伪书 70 余种，将所辨伪书按性质分为 20 类，并提出“辨伪八法”。该书是一部重要的群书辨伪专书。《古今伪书考》，清姚际恒撰著。收入中华书局印行的《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1955 年出版。本书分经、史、子三部，辨别伪书 90 余种，每书多采前人成说，间有自己的见解。后来，黄云眉又撰

《古今伪书考补证》，1959 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姚书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补证，使用时，二书可互相参考。《伪书通考》，张心澂撰著。1957 年由商印书馆出版。本书将《诸子辨》、《四部正讹》和《古今伪书考》三书拼合起来，以书名为纲，对前人的考辨全录或节录，遇到不同说法，也分别收录，并注明出处，最后以按语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本书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共辨书 1105 种。全书后附书名著者索引，便于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