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处理好几个关系

1.史论结合

史料是认识历史和史学研究的前提

史料，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说，“亦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②这个表述意见是正确的，它说清楚了史料的本质特征。

史料的种类很多。一般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史迹遗存。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尚存的实物性质的遗迹。一类是历史遗址，中国的，如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北京元、明、清三朝的宫殿、园苑、居住宅院等的遗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陕西西安的汉、唐陵墓，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河北省境内的清东、西帝陵，五台、普陀、九华、峨嵋等名山的佛寺古刹群，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历代的长城遗址，以及像上海、延安、西柏坡等地的许多革命遗址，等等。世界的，如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城遗址（公元前 2350 年至公元前

1750 年），埃及尼罗河下游的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古希腊迈锡尼文化的王宫狮子门遗址，雅典卫城遗址，法国的凡尔赛宫，等等，这些有的是经过地下考古发掘才使之再现的；有的是一直在地上保存下来的。一类是历史文物，即历史上遗留保存的实物，如历史上人们生产劳动用的工具（石器、铜器、铁器等）、生活用品（陶瓷、衣物、饰品等）、武器（青铜的、铁质的）、货币，等等。史迹遗存带有更大的直观性，可以帮助人们更真实地感受到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8—9 页。

② 1983 年 7 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史学概论》第 4 页。

史发展的某些原貌，尤其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历史，除了依靠后世记载的部分传说史料外，主要是要依赖于史迹遗存这部分史料加以认识。如，对原始社会历史的了解、研究，即是如此。即便有了文字记载以后，史迹遗存仍然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认识来源。如，关于我国造纸术的发明，从过去传统的“蔡伦造纸”（蔡伦对改进纸有重大贡献）所界划的东汉时代，向前推到了西汉的文景时代，就主要是由于甘肃天水放马滩麻纤维纸实物的发现。宋代瓷窑遗址的被发掘和数量、品种众多的瓷器的存在，成为我们认识、研究宋代瓷器手工艺的重要依据。

历史文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书中“史部”所列书目为历史文献；显然，这种意见把历史文献的外延、范畴限制得过于狭窄了。我同意白寿彝先生的看法，即“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都可称作历史文献。①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自叙》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徵者从之，乘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由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他在这里把传流的历史文献种类大体上作了概括。从中可见，历史文献包括有经、史、子、集诸部的古代典籍，其中尤其是史部之书，有“臣僚之奏疏”，应该亦有帝王之诏令等的档案文书。前者如《十三经》、《诸子集成》、自《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左传》、《资治通鉴》、《明实录》、《清实录》、《通典》、《文献通考》，以及《王荆公集》、《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后者如《唐大诏令》、《宋会要辑稿》、《明经世文编》等。以上主要列举了关于中国史上的历史文献。此外世界史方面的文献也很多，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史学家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史学家波里比阿的《通史》，李维的《自建城以来》

（包括传说中罗马城的兴建到公元前 9 世纪的罗马史），塔西陀的《历史》、

《编年史》和《日耳曼尼亚志》等。档案在世界史研究中从近代以来亦被更加广泛地应用。我们知道，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问题，就曾经最广泛地翻阅、利用过大英博物馆里所收藏的载有工厂视察员报告的兰皮书档案资料。

必须看到，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地下考古发掘的成果。从 1899 年，清政府京官王懿荣在审视药材时，发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开

始，到 1979 年《甲骨文合集》出版问世，其间 80 年，人们发现了载字甲骨

大约 10 万片，已经整理出的甲骨文单字（除去重复的字和异体字）约有 4500

个左右，其中能够准确识读的约有 1000 多字。另外，刻或铸在大量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亦称“钟鼎文”、“铭文”），其数量也不算少，有的一件器物上的金文即达几百字，俨然是一篇短文。其实，通过地下发掘而发现古文献资料的历史，在我国还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西晋武帝太康二年

（公元 281 年），汲郡（战国时魏地，今河南汲县）有人盗魏襄王墓，发现竹简数十车，后整理成《竹书纪年》，有关我国古史记载甚丰。新中国成立后，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老子》；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批兵书，其中尤以《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更为珍贵，

①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 5 页。

它澄清了从隋唐以来关于这二部兵书的许多疑点和混乱。1975 年底至 1976

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 12 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

中出土了 1155 支秦简（另有 80 片残片）。这批秦简以秦隶书书写，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两种等 10 部分，是研究秦史的重要资料。解放前后，重大考古发现的文献还有在甘肃敦煌和酒泉、内蒙额济纳河两岸及黑城东南、新疆罗布泊等地汉代边塞、烽隧屯戍地遗址发现的汉代木简 3 万多枚；在甘肃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主要是唐代的有关户籍、土地制度的大量古文书，等等。

近代学者王国维（1877 年—1927 年）将以上两种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在他的“古史新证”①研究中，广泛地利用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被他自己称作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以旧的原有的文献材料解释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同时又用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印证旧的原有的文献材料，从而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其间，他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书（各 1 卷），是这种研究方法的著名力作。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甲骨学家罗振玉发现甲骨文中有“王亥”一名的基础上，依据《山海经》、《竹书纪年》以及《世本》、《楚辞》、《吕氏春秋》等原有文献材料，加以考据，证明王亥为殷商之先公，即《世本》中的“胲”和“核”、《楚辞·天问》中的“该”、《吕氏春秋》中的“王冰”、《史记·殷本纪》中的“振”、

《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接着，他以此为线索思路，继续深究，终于证明了甲骨文所见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及世系，基本上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合。①这就用新文献实证了《史记·殷本纪》，把我国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上推到了先商时代。这两部著作还从甲骨文中考据出殷商王室的兄终弟及继承制度及其与周制度的差异。此外，王国维对于金文、汉简、敦煌写卷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卓越之功。

应该说明，历史文献在整个史料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首先，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历史文献部分是最为丰富的。以中国的历史文献为例，它简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仅纪传体的“正史”（“二十四史”），就有 3229 卷，约 4500 余万字；重要的编年体

史书《资治通鉴》有 294 卷、《明实录》为 2909 卷、《清实录》为 4355 卷；

清乾隆时编的《四库全书》所收图书达 79070 卷。档案的资料更是惊人。据统计，清代的原始档案，从清入关前的天命九年（1607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朝廷和一些地方机关的官文书，以至清亡后溥仪暂居故宫和天津张园、静园时期的文件，尚收存的，计约九百余万件册。”①“其文字则大多数是汉文或满汉合璧，一部分是满文，并有一些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英、法、俄、日、拉丁等外国文字。”②

① 他在晚年于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取名即叫《古史新证》；并撰是文。

① 他还考出殷代先公先王在上甲以后，依次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王癸，而《史记·殷本纪》却是先报丁、后报乙、报丙，是次序的疏误。

①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 84 页。

② 《历史档案》1981 年第 1 期。

同时，历史文献通过文字的记述，可以更加具体甚至更为形象、逼真、生动地表现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各个侧面。例如，关于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常常是靠了文献记载，我们才可以知其详。唐代的均田制，现见到的有关记载共有唐政府颁布的三次“均田令”（分别是唐武德七年〈624 年〉、开元七年<719 年>和开元二十五年<737>）；通过这些“均田令”，便可以得知一般民户永业田、口分田的授田具体情况以及贵戚和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请受田亩的限数、按勋级请受“勋田”的规定等等。至于这些均田令是否在实际中得以实施与否，以及实施的程度，我们则可以从解放前后发现的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如，从开则天对历三年（700 年）的敦煌县效谷乡户籍残卷中邯郸寿、张玄钧等户的户籍便能够看到，户籍上登记的应授田数符合均田令的规定。但是，其实际授与的田地却远远不足规定的数额。根据这些文书资料，我们清楚了唐朝前期确实推行了均田制。但是，就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实际上的授田也是严重不足的。

尽管历代人口的情况和变化比较复杂，但是，历史文献中却往往有着详细的统计记载。如，《汉书·地理志》就十分具体地记录了西汉全国京畿地区、80 个郡和 20 个封国各自所拥有的户数和人口数。其他历代的史书也往往都有如是的统计与记录。

尤其是历史上一些人物、事件的具体、逼真情况，更是只有依靠历史文献所提供的记述，我们今天才能得以见其“庐山真面目”。如，关于楚汉之争的序幕“鸿门宴”，《史记》的记载就非常生动，因而脍炙人口。

“沛公（刘邦）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项羽），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 ‘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啥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①

现在，西安市郊今人修有鸿门宴仿古遗址，有泥塑的项羽、刘邦、樊哙等人形象，很逼真，其根据即如上《史记》之记载。试想，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史料，多少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叱咤风云的历史事件，如何能够呼之欲出地“再现”于今人面前！

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它还是使其它史料得以保存或者能够恢复其历史面貌的唯一手段。如，史迹遗存，地上的部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今天就很难了解其来龙去脉及其当时的具体情景。象北京的郊祀天坛、地坛，今天其建筑遗址完好地保存着，吸引不少游人。但是，要想了解它们怎么由明初的“天地坛合祀”而变化成后来的“分祀”，就要查阅《明实录·嘉靖九年》。那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嘉靖与群臣就此问题讨论、争辨的具体情况。而要详细地了解明、清两朝皇帝在天坛、地坛祭祀的具体情景及其仪式，则要查阅《明会典》和《清会典》及其它史籍。史迹遗存的地下部分，是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再现于世的。可是能够直接参加考古工作的人终究是少数，且一旦发掘工作完毕，现场往往很难原样不动地保存下来，要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某一地下发掘的当时现场、情景以及出土文物，只有依靠于考古报告这种考古文献资料。由此可见，史迹遗存部分最后也是主要地要通过历史文献而呈现给史学工作者。下边我们要讲到口碑史料和民族调查资料，它们也都是只有通过文字记录才能够得以保存下来，而最后“转化”为历史文献。

口碑史料。一些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亲历者、目击者或者历史人物的亲朋故友，在他们心中保存着不少当时历史的事实情景，都不同程度地有一本历史“陈年旧帐”。这些往往都还停留在人们口头的追忆与传述。我们称之为口碑史料。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50 年代曾组织师生去河北廊坊调查访问当年义和团尚健在的团民，获得了许多实物资料（如义和团使用过的武器等）和口头资料，十分珍贵。中央和各地的文史馆也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组织一些老人把他们知道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并出版成《文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大型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所收，亦都是由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回忆录，内容丰富、真实，足以弥补某些正式史书之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老人逐渐地要谢世作古，能够及时地“抢救”这部分口碑史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们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
民族调查资料。这里指对仍然处于社会历史发展比较落后阶段的民族的调查资料。如，美国的杰出民族学家摩尔根长期生活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里，调查并记录了大量的印第安人处于原始社会历史阶段的材料，最后写成

《古代社会》一书。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曾经组织一大批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时刚刚从资本主义以前诸形态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如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云南苦聪族，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刚刚脱离奴隶社会的云南凉山的彝族和作佤族；刚刚脱离封建领主制社会的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等等，并且陆续地写出了一大批民族调查报告、研究专著和民族志。①应该说，民族调查的资料，所包括的方面也很多，其中有文物、遗址，有口碑（如口头流传的史诗、传说），更有这些民族生产、生活的实际现实情况与形态，等等。

① 《史记》卷 7《项羽本纪》。

①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第 261 页统计，这批“调查报告和资料”的字数有 2 万万。

关于民族的调查资料对历史研究有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一些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民族，往往保留着人类一些先进地区早已消逝乃至绝迹了的事实和材料，从而为我们研究、认识以往历史，提供无法寻求的宝贵参考与借鉴。正如有的同志所比喻的那样：“如果说，考古学也能提供现代人所不知的很多材料，那末，它所提供的只是古代的遗物，或者说是古代社会的‘遗骸’，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社会的活体。而民族学所能提供的却是我们的古代社会的活生生的模型。”①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的资料，加上其它的研究，从而对于人类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便是他们这些研究和认识的很好体现。恩格斯在评价摩尔根《古代社会》时说得十分精辟：“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迷的钥匙。”②

我国不少学者在研究古史时也十分重视民族调查的资料，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史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研究上，都曾大量地征引关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调查的资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叙述到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死者“尸骨上布有赤铁矿的粉粒”时，就征引“一些近代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部落”的资料，推测“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从而得出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观念”的结论。该书在讲到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墓葬方式时，也征引了民族调查资料，说：“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拆洛歧部落和绰克托部落都有曝尸、收骨存放的习俗，参阅莫尔根：《古代社会》，87—88 页，1957 年版。我国鄂温克人也曾有类似的习俗。据此推测，仰韶文化的人骨在迁葬之前也可能经过类似的处理过程。”①郭沫若在其所著《奴隶制时代》一书的“改版书后”（1953年 10 月 20 日写）中还专门讲述了他自己在研究我国奴隶社会形态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时，是如何地重视民族调查资料的。他说：“要阐明我国的古代社会自当尽力找寻和占有直接的史料。但因时代远隔，直接的史料很有限，因而必须采取权宜的办法——用间接的资料来作比较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自然可资比较，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国内的兄弟民族的情况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很丰富的资料。我曾经注意到彝族社会的情况，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曾提到过，在本书中也曾提到，但我所依据的资料是已经陈旧了（作者注：我所依据的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见《青铜时代》所收《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很可庆幸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彝族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补正我书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接着，郭沫若还就新的彝族地区调查材料如黑彝、白彝问题，白彝中的“锅庄娃子”

（彝名“格式洛洛”）、“安家”、“曲诺”等人的身份问题，以及黑彝为控制“曲诺”而制定的种种不成文法，做了介绍，并将其与西周社会加以比

①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第 25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 页。

① 以上均引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 31 和 46 页。

较，得出“西周的社会制度，比起彝族社会的情形来自然进步得多，但在基本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看法。

关于史料的基本情况，大致介绍如此。下边我们讨论一下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意义。

我们应该看到，史料尽管如此之丰富浩瀚，但是与人类漫长的发展史相比，仍然显现出它的很大不足。一百多万年的原始社会由于还没有文字，只能依靠地下考古发掘材料、后世的传说和间接的民族调查资料，来予以认识。这三种资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能保留下来的部分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还往往遭到严重的破坏（如某些遗址、遗物或古人类遗骸），或者掺杂进去许多其它方面的因素。如，大凡经调查的尚处于落后形态的民族，往往已经接受了先进民族的影响，其所保留的一切已经很难是“原封不动”的；同时，时至近现代，一些民族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将其与人类“正常”情况下的历史发展完全相比较，亦往往容易犯简单化的弊端。这些都不能不成为使用民族调查资料研究古史的局限。古史传说部分的资料，同样地有它的弊病和局限。顾颉刚先生“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就比较集中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①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古史传说的研究意见，将其归纳起来是：第一，就传说

的古史而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作为古之圣贤，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了孔子时便出现了尧、舜；战国时期又有了黄帝、神农；秦时出现了三皇，汉以后便又有了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可是到了《尧典》中便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再到战国时的孟子那，就成了一个儒家所宣扬的孝道的典范了。第三，人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因此，顾颉刚先生认为，所谓古史的传说不过是后人编造的，并且带有“累层” 的特点，是越造越多，越造越大。应该说，他的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但是，却也识破了一个道理，即古史传说中确实掺杂进了不少后人的意识和想像的成份，尤其是儒家的观点。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时，对之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开始有了历史记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就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这些历史方面的局限也都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人类发明造纸术、印刷术与文字的历史相比，毕竟是比较晚的。例如，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较为成熟、能够识读的文字，而造纸术以考古发现最早麻纤维纸计算，当在西汉的文、景之时（1987 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西汉文、景时的纸，纸上还绘有地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物麻纤维纸），其间相隔一千多年；印刷术的发明更晚，现在较多的意见是在隋唐之际，那不用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事实上，虽然有了文字，但由于受纸张、印刷的限制，在一千五百多年（欧洲当更晚）中，人们书写与保存、传播文献资料并不方便，这不能不极大地限制了关于古史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到我们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史对于历史文献的使用。

① 见《古史辨》第 1 册中编。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如兵乱战火、统治阶级人为地禁锢、破坏（象秦始皇的“焚书”、历代封建统治者有意地禁止一些书籍流行、保存等），都使本来有了的历史文献，减少了许多，不少在今天已经亡佚。例如，《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古书，今天有许多就已经见不到了；《隋书·经籍志》还专门注明某书何时还有，而到隋时已经亡佚，等等。

第三，由于历史文献的记录者、撰述者的阶级偏见或者囿于时代所限，尽管他们大都以“秉笔直书”自诩，但是他们对历史活动的记述必然有孰重孰轻，甚至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有的则视野窄狭，挂一漏万。例如，孔子的

《春秋》，由于受孔子自然观（人世的变迁与自然变化有关，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乃人世盛衰之“征兆”）和春秋时期时代特点的制约，它主要记叙的是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和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之事（包括朝聘、会盟、战争等），所谓“唯祭与戎”，同时关于天文自然现象的记录也甚详。如，日月食、星象、地震、水灾、旱灾、虫灾等，其中一部分记录便成了后来《汉书·天文志》编写的根据。从科技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观察记录，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详细的，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但是，同样由于受孔子轻视经济，重视政治，更不屑于去管生产的观念支配，《春秋》中关于经济史的资料就实在太少了。①再如，我国封建时代的史书，尤其是其“正史”，几乎清一色地详帝王将相，而忽视劳动人民的活动，对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是抹煞、掩盖，语焉不详，就是横加污蔑。可以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再如，由于“天朝大国”观念的影响和古代世界各国彼此联系相对地少、大多处于“隔绝”状况的局限，我国史书上涉及周边国家的记叙还有些，而涉及整个世界的记载就少得十分可怜了。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人东来，《明史》才开始有《佛朗机传》（西班牙），而到了近代，西方侵略者以炮舰敲开中国大门，先进的中国人才更多地了解世界，于是魏源的《海国图志》、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韬的《法国志略》等研究世界史的书著才相继问世。

即便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其所记述的材料也很难说没有局限和问题。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曾说：“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①但是，尽管史料有着如此多的局限性，可是它仍然是我们能够认识、研究人类历史的唯一源泉。正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史料是由客观历史到史学的“中介”。如果缺少了这个“中介”，史学便无从谈起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地位，是由前边讲过的人类历史所

具有的一度性即一去不复返的特点所决定的。正是客观的人类历史具有不能重复、不能靠观察、实验使之“重演”、“重现”的特点，所以要想认识客观存在的历史，就只能够依赖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史料。

① 李宗邺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统计说：“如以百分比来分析《春秋》所记的史实，其中征伐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灾异（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异鸟、陨石）占百分之十，杂项（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占百分之十。”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中译本第 17—18 页。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历史时，从来是十分重视占有最广泛的史料的。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形态的发展规律，就曾经花费了不下 25 年的时间，翻阅、钻研了 1500 种以上的书，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历史资料。正象列宁说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②

我国古代的著名史学家和史学巨著，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都是十分重视拥有并使用足够的翔实史料。

孔子就很注意历史文献问题。他曾不无惋惜地感叹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③杞，姒姓封国，禹之后代；宋，周初封纣兄微子而建，让其承殷祀。这两个封国没有能够保留更多的夏、商文献，故孔子在研究夏、商两代的礼时，就感觉遇到了困难；倘若他们保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孔子则很有信心地认为：“吾能征之矣。”可是，当孔子编写《春秋》时就不同了。他除去依据当时鲁国史官编著的《鲁春秋》外，大量地参考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们的记述及有关资料。

《史记》这部史学宏著之所以能够传诸万世，同样地是因为它据有十分翔实的史料。史学家柴德赓先生所著《史籍举要》（1982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于此就有十分细致、认真地考据、叙述。他在该书讲到“《史记》的史料来源”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包括书籍（有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档案（如汉初的诏令、记功册等）、见闻（象在《项羽本纪》中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在

《李将军列传》中说：“吾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在《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游历（如，在《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在《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在《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

再看看我国编年史书中包含时间最长（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 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止，共记 1362 年的史事）传》中的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它在史料的运用与考究上，更是独具特色的。一是丰富，但凡宋代以前和宋代时期司马光所能见到的历史文献资料，他几乎都予以使用了。仅宋神宗所赐原神宗为颍王时府邸的藏书就有 2402 卷，当时皇家藏书馆崇文院所藏书籍，他亦都能参看使用。这在当时就史料之详而言确是空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宋人高似孙撰写的《纬略》记载，《资治通鉴》的引书当有 322 种之多。二是其所用文献书籍现在一些已经亡佚，多赖该书予以收录才能被后人见到、使用。三是《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审查、鉴别上十分认真，下的功夫很深。司马光对所收集到的各种史料，都是采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的方法，进行一一考据，务使其精确无误。与《资治通鉴》成书的同时，司马光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共 30 卷，将其考据诸书异同，辨证谬误的情况，一一记下。《考异》正是司马光对待史料严谨，终于成就一代史学巨著的很好见证。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史学研究发生的困难，看到史料对史学研究工作的重

②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③ 《论语·八佾》。

要作用。从 50 年代一直到 80 年代，史学界一直在讨论北宋农民起义领袖宋江的最后结局归宿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内容的真实依托和小说作者的思想，因此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一说宋江最后投降了宋王朝，受了招安，甚至也随宋军征过方腊农民起义；一说他是被俘后被北宋王朝杀害的。其实，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史料问题。因为《宋史》的《徽宗本记》与《张叔夜传》的记载和其他记载就往往大相径庭，相互抵触。《宋史·徽宗本纪》说：“（宣和三年二月）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军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说：“宋江犯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闲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这里，都说宋江是被宋朝廷招降了。然而，现存北京大学的陕西《折可存墓志铭》中却又有“公讳可存⋯⋯宣和初，⋯⋯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等文字；《东都事略，徽宗纪》中也说：“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再加上《三朝北盟会编》曾在北宋政府征讨方腊农民起义的军队将帅名单中，列有宋江的名字，①就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地疑窦丛生了。

再看一下关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长期讨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兵权谋家”（兵家之一）的书目中提到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唐·颜师古注说，前者为“孙武也，臣于阖庐”；后者为“孙膑”。显然，当时既有孙武的《孙子兵法》，也有孙膑的《孙膑兵法》，是两部兵书。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就只著录有《孙子兵法》，而不见了《孙膑兵法》。从那以后，人们便围绕着是否有过《孙膑兵法》，众说纷纭。有人则认为，根本没有过这部兵书，同时认为，《孙子兵法》是由孙武开始，非一人完成，直到孙膑才陆续成书的。这个问题直到 1972 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发现了《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才得以解决。很清楚，这个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是史料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精辟的论述，来总结关于史料之于史学研究重要地位这一认识。马克思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②还说：“既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 141 载：“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贯至浙，率诸将擒腊，献于京师，加太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7 页。

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③ 理论是史学研究的指导

在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必须充分地认识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人们研究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过程，因此在史学的研究中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客体和主体的问题。客体是我们要认识的对象即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历史；主体则是对这个客体的认识者即史学研究者和史学工作者。客体的人类社会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已经消逝了的过程，正如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说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论是东去的大江，也无论是随之被“浪淘尽”的风流历史人物，都是客观曾经存在过的人们不能予以改变的过程与事实。但是，作为认识这个客体的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主体，对其认识却可以也必然会有千差万别。这其中因素很多，如主体研究者、工作者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知识基础、生活环境与经历、乃至于个人的品德、性格、情操等等。应该说，在这其中史学研究者与工作者的哲学观点（具体到史学认识上即史学观点或称历史观、史观）是经常的事实上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史观不仅决定着史家对于历史进程的总的认识、看法，而且决定着他的选材取舍、编纂史书的体裁、体例，以至于用词的褒贬。

孟子在谈到孔子作《春秋》及当时流行的各诸侯国史书时就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①“事”即是齐桓、晋文争霸、盟会之事，这是客观存在于春秋时代的事实，但是“义”即观点却是史学工作者所“窃取之矣”，存在于研究者主体自身的。孔子作《春秋》的“义”是众所周知的，即在那个“周道衰废”、“礼崩乐坏”的时代，“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②“寓褒贬，存善恶，使乱臣贼子惧”。并且，他的用词还包含了自己的观点，如所用的“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不同的词，都体现了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①的“春秋笔法”。②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历史上同样一件史事、一个历史人物，当世和后世的人由于史观不同，结果就得出不同的甚至可能完全相反的评价与结论。例如，我国历史上秦王朝灭亡后，从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前 202 年，刘邦和

项羽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开始，项羽强大，兵 40 万，刘邦相对

地弱小，兵 10 万。但是，最后垓下一战，刘邦却终于胜利，项羽被迫自刎于乌江。对于这场战争的“刘胜项败”结局及连带的对项羽、刘邦的评价，当世和后世是众说纷纭，很不一致的。项羽兵败自刎前曾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及到乌江，当乌江亭长欲渡项羽、并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时，项羽不肯渡，且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司马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8 页。

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孔子世家》。

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太史公曰”中也说，项羽至死仍然十分地笃信此战之败乃是“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③刘邦就不这样看。他在战败项羽后曾“置酒雒阳南宫”，与群臣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当高起、王陵认为是由于“陛下谩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时，刘邦并不以为然，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惟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①显然，项羽是从天命观看问题，而刘邦则是从人事（用人）上来加以解释成

败之因。

唐代诗人杜牧曾以诗词寓项羽的失败，在《乌江亭》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含羞忍辱是男儿，八百子弟今犹在，卷土重来未可知？！”北宋王安石也有一首《乌江亭》诗，却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八百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这里，杜牧更多地是从项羽个人的性格上去寻求其失败原因，而王安石却是从客观的形势上分析项羽已不可复胜。前者过于看重个人（英雄）的作用，而后者则更多地从时势上论成败了。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偏重于对某些具体的零碎的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的话，那么在史学研究者、工作者那里，则往往具有更加系统、全面、抽象和更带有哲学意义的对于历史总体的认识与观点。这种历史观带有一般的普遍的性质，它常常是当人们对许多具体的历史问题有了认识和观点以后而形成起来的，而一经形成以后就又反转来指导、支配着人们去观察、分析一个个的具体历史问题。

一般说，这种更高层次的历史观所包含的问题有：历史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运动、发展的？是什么决定着历史的运动、发展？即历史运动、发展的动力或决定因素问题；历史的创造者是谁？等等。

应该说，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着差异、不同，乃至于根本对立的看法，正象李大钊说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如“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

②但是归纳起来却不外乎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辩证地看待历史或

形而上学地看待历史的历史观。这其间也有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历史观，等等。例如，在我国古代就有“天不变，道亦不变”①与“三王（夏、商、周）

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②的静止的或循环论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也有象韩非那样认为从“上古之世”到“中古之世”，再到“近古之世”，人类历史始终是在向前发展、不断进步的社会进化历史观；有绝对信奉天意，认为人

③ 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① 均见《汉书·高帝纪》。

②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0 页。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史记·高祖本纪》。

世历史都由上天决定，动辄都要占卜吉凶的殷商统治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③和“天道远，人道迩”④的近乎人、神并重，二元论而实则更重于人的多少带有反天命唯物成分的历史观。同时，也出现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⑤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⑥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着眼分析历史问题的唯物史观因素。在我国近代，由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人们在历史观上经历了极大的变革。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一部分进步的中国人开始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史观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孙中山还进一步突破了封建传统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而强调在历史上是时势造出英雄。他讨论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指出：华盛顿与拿破仑”二人之于美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抗英之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之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①

在世界历史上，各种各样唯物的与唯心的历史观也是始终存在的。例如，在古希腊，以写作《历史》（亦称《希波战争史》）而闻名的希罗多德，其著述视野宽阔、取材丰富、治学态度严谨，曾被后人称为“史之父”，但是其历史观却充满宿命论。他总认为人世间的历史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甚至于对“神谶”也笃信不疑。可是，另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以写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著名的修昔底德却否认“神谶”等宗教思想，认为日蚀、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人间吉凶的征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明显地带有唯物史观的合理成分。到了世界中古时代，基督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②不言而喻，中古时代欧洲的史学同样被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严重地笼罩着。那时，一些宗教的史学家公开地把人间的历史视作为只不过是上帝意旨的一种体现，是上帝精神的一个舞台。不用说，在他们的史书中充斥着唯心主义的史观。如，当时德意志最著名的史学家鄂图本身就是佛里沁的主教。他写的《编年史》（亦称《双城史》）就以《圣经》中所说的“创

③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④ 《左传》昭公十八年。

⑤ 《论语·颜渊》。

⑥ 《史记·货殖列传》。

① 《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53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00 页。

世纪”作为人类历史的开端，并且认为，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恶魔撒旦的信徒彼此之间的斗争史。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发展、壮大，资产阶级的文化兴起了。那时，史学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天上”降到了“人世”，从以神为中心，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这时期的史学家认为历史应当是“人事”的历史，而不是上帝和“天国”的历史，要探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以为资产阶级借鉴。他们的历史观点无疑地是带有反神学的唯物主义色彩。但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和局限，这时期的史学家大多抱有英雄史观。如，意大利的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布鲁尼在其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就污蔑 1378 年爆发的梳毛工人起义是“无知群氓的暴动”，而横加指责。

可见，古今中外的任何史学研究者、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要么是这样的历史观，要么是那样的历史观，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如何使自己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首先需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历史理论来做指导，要有一个科学的哲学意义的世界观。

如前所述，事实上在历史上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不论其自觉与否，都是有着自己关于历史的一定理论认识，甚至建立起了自己一定的历史理论体系。其中，也不乏具有唯物的或辩证的合理成分，闪烁过某些智慧的火花。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精辟指出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①

我们知道，真正地使历史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正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经过列宁、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得“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②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③列宁曾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有一段话，被列宁称作是“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作的“周密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6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0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6 页。

说明”；⑤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最基本的理论和观点。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①

马克思在这段话里，告诉我们：

第一，人们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里总是要结成不以他们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需要同一定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合。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这个社会法律、政治、宗教以及一切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正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生变革、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在以上经济形态的演进、发展中，人类社会大体上说依次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既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同时，由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牢固地建立在了唯物的和辩证的基础上，很好地解答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

⑤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

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等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从而破天荒地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②

列宁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上述这段话时，指出，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经济上的对抗在阶级社会里则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即阶级斗争。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又说：“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指《共产党宣言》中的话—

—引者注）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①

恩格斯曾经十分精确地评价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说它是马克思的两个最伟大的发现（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② 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讲过这样一个重要的道理：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有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才能完成。而要具有这种抽象的思维力，就只有依靠于理论。当然，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做指导。

具体地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的研究，就可以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升华，由感性达于理性，在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作用。

第一，它可以使人们把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发现它们其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往往都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与一切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中介”，唯此才能从统一的整体上认识人类历史，而不至于陷入只见树林而不见森林，只能够局限于一个个历史现象的了解，而不能够认识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而要想联系地看待历史，并能把各种历史现象正确地联系在一起，就只有借助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6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0 页。

于理论的功力，尤其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

大的历史问题，例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中间不知有过多少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或活动；在前一个社会形态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往往已经孕育了后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最后则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或改革，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随之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便取代了原来的较低级的社会。这里，不能够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我们如何能够把那么多的看似偶然的历史现象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正确地联系起来，并且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这个依次更替的发展规律？！

小到一个历史人物，亦是如此。例如，就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来看，可能是零碎的、分散的，今年有这样一件事，明年又有另一件事，但是如果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活动联系起来，理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有机的生活脉络，看出这一件件事情往往看似都是偶然的，其实又都带有必然的性质；同时，还要和他前代人做的事情、当代别人做的事情，以及后代人做的事情联系起来，然后才能够揭示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规律，直到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①拿历史上一个思想家来看，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的形成就往往与前代人的思想密切关联，有个继承的关系，也即是人们所说的“流”，同时也和同代的其它思想家有关，或是互相吸收，彼此渗透的关系，或是相互对立，在争鸣或交互批判中各自发展。这一点在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中，即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更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更不能够脱离他生活的当时的历史环境。他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他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结局有关。这即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时势造英雄”。前边引述的恩格斯关于拿破仑的一段话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已经“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时代，须要一个军事独裁者，从而使得这个科西嘉岛人拿破仑被由一个普通军官推上了法国的最高执政者、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史记·李将军列传》讲了李广一生。他先是在汉文帝的朝中做郎，无所事事，后来在汉武帝时则成了一位抗击匈奴的重要将领，与匈奴先后接仗 70 余次，威震北边，被匈奴称之为“汉之飞将军”。传中记有一段令人回味的话：“李将军广者，⋯⋯为汉中郎⋯⋯秩八百石。尝从（文帝）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今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司马迁用了两个“时” 字，前者是指文帝时，休养生息、黄老无为是其特点，因而李广的勇猛才干用不上，“子不遇时”；后者则是指汉高祖刘邦楚汉战争之时，正是谋臣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15 页。

将能充分发挥其才干、建功立业的时候，若在那时，象李广这样的猛将“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时势与英雄的关系被揭示得淋漓尽至。

自然，历史人物个人的活动，还脱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作用。当时，人民群众的意向、参与历史事变的程度等等，都会决定着个人在历史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制约着他事业的成功与失败。

第二，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这也即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历史现象只是这个过程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认识阶段需要在广大的现象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形成概念，经过严谨的判断、推理，才能完成，而理性认识阶段就不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我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毛泽东说得十分好：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

例如，在历史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国家，如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同时又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家形式，如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寡头统治、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法西斯专政等等。如何透过各个方面的历史现象，深刻认识各种类型、各种形式国家的本质，我们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以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②等精辟的理论。

第三，史料的鉴别、整理同样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 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③的史学研究宗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是由主体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它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

例如，关于隋末李渊起兵和建立唐王朝这段史实，《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其主意出自李世民，后来统一群雄之功也主要归功于他。但是，唯《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迥异。该书作者温大雅在李渊起兵后“专掌文翰”，所撰当属亲见亲闻，材料比较真实。他记述说：李渊素

① 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1 卷，第 286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8 页。

③ 参见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册。

有大志，太原起兵一事乃李渊的主意，后来在反隋及统一大业中，李建成的战功并不亚于李世民，军中并呼为“大郎”、“二郎”。如，书中记载，当李渊进军长安途中，“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加之隋军拦阻，又有流言讲“突厥欲与刘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李渊为此“集大郎、二郎等” 研讨对策，二人都坚决主张进军长安，不要回师太原，并表示由他们率兵抵挡隋军，若不能取胜，“儿等敢以死谢”。这些建议及功勋在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都是完全归之于李世民一人的。所以有这些史料上的差异，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称帝太宗以前，而新旧唐书则是据贞观《实录》而成书的。《实录》是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写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封建教义在这里显然起了作用，因此“实录”不实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鉴别这段史料，就须要具有理论思维，从当时社会矛盾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国家对于文化的统治制度等等方面去加以认识，分辨真伪，寻根溯源。

再如，我们知道，清朝初年所修的一些有关明史如《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等这些重要的史书，都竭力地回避明满关系，尤其是对于清军入关以前建州女真的情况及努尔哈赤先世对明的臣属、明满双方争执之症结等，更是讳莫如深而语焉不详，以至于我们要了解、研究这部分历史，需要更多地去借助于朝鲜人的《李朝实录》一书。朝鲜李朝太祖至仁祖十六朝（1392

—1649 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时期，卷数很大，全书分前、上、下三编，其中上编所收明代建州史料，对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吴晗专门辑录有《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显然，这部分史料所以出现如是问题，是与清初统治者文化上的高压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搜集、鉴别这段历史的史料，同样需要具备理论指导，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关系和民族矛盾、国家职能，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等等方面入手，予以分析。

至于封建史书中关于神化帝王的记载、天人感应的“事实”和对农民起义所作的什么“盗”、“贼”的种种污蔑，我们就更是要以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和鉴别，以去伪存真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和意义，我们在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人们常常用王国维和郭沫若两人的治学方法和史学成就加以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恰当的。

王国维，字从之，号观堂，是我国清末民国初年的杰出史学家、文学家。他于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他的著作宏丰，有《人间词话》、《戏曲考源》、《隋唐兵符图录附说》、《宋元戏曲史》等著述问世。辛亥革命后，他专一研究古器物、汉简、甲骨金文、敦煌文书，创立“二重证据法”，最后辑成重要著作《观堂集林》20 卷。其中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尤为令人瞩目，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等惊世力作。但是，他由于未能掌握正确的史学理论，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研究水平，在史学上最终只是考辨了一些重要史实，在新旧历史文献互证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郭沫若（1892—1978 年）则不同。他从 1928 年旅居日本后，亦从事甲骨、金文和中国古史研究，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巨著。但是，他从 20 年代初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深刻研究了《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此后，他便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利用甲骨文和先秦其他文献资料，专治中国古代史，并于 1929 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第一次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的原始社会，尤其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形态，论证了原始社会转化而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后来又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

王国维和郭沫若两人都精通于甲骨金文和我国古代文献，都专一地治我国古史，同时亦都治学刻苦、认真严谨。但是，一个却仅仅限于考据清楚了某些史实，另一个却向人们揭示出了我国殷周整整一个时代，穷通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者如同树木，后者则是森林。他们所以有着如此的不同，其成就大小又如此之悬殊，究其缘由，就是在于有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南。

其他的如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等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治史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亦都是绝好的证明。这里就不再一一予以赘述了。

史论结合

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好史料与理论的关系，即人们常说的史论关系，应该说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史学界在“史料学即史学”的思想影响下，轻视理论指导，尤其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是解放以后，在 50 年代，仍然有些人把专事考据的史学文章、著述，捧得极高，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而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史料的文章，贬为“流感”（即流行性感冒，一阵子即消失的意思），不是“真学问”。于是，针对这种倾向，史学界一些同志提出了历史研究应该“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强调了史学研究工作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当时对于克服旧的史学研究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个口号有其片面性，因为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只要是有了正确的理论就可以“带动”起史料，而成就历史研究了。后来，这个口号更被史学界“左”的倾向所发展，在一些史学论文或著作中，只要引上一些经典著作的词句，然后据此摘录剪裁几条史料，便算是史学研究了。这种情况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穿靴戴帽”或“以论代史”。

显然，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也应该指导其它学科（包括历史学科）的研究，但是，它却不能够代替一切学科自身的研究工作。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

后来，为了纠正史学研究的这种不良倾向，史学界有的同志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任何理论都要从研究大量的史料之后，才能够上升、归纳出来，假如这样理解，并不无道理。但是，这个口号的提出却有意无意地反对了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如，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就不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因为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诞生。也有人在讲到历史人物时，不同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分析，作出评价，而主张“以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来作为评论的标准和尺度，等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2 页。

显而易见，以上我国史学界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史与论的两个口号，就口号提出的背景看，都是有它的合理性一面，而且有一定的道理，也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们又都带有片面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者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后者则有着经验主义的弊端，以其来指导史学研究工作，都曾经带来一定的问题，产生过某些消极的作用。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两个口号了。

经过历史的反复，史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史与论关系，还是提史论结合比较确切、比较好。

史论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既要重视占有翔实的史实，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并且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过的科学的学风：“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人类历史的实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矢”来“射”（指导研究）人类历史实际这个“的”。“实事” 指客观的人类历史，“求”是去研究、认识，“是”是历史内部的固有联系，即其规律，“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认真地研究客观的人类历史，并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这一段话是指的任何研究工作，当然也适用于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把他作为是对史论结合，对历史研究中史与论关系的十分精辟的说明和阐述。

史与现实

史学研究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史学的时代性、时代感问题。

时间，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的历史与人类的现实再与人类的未来本来是一脉相承、彼此衔接而不可分开的。正如李大钊说的：“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②撇开“未来”不说，过去与现在，即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实

在的不可割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史学研究中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历史总是吸引着现实的人们。现实的人们不但不忘记历史，而且

总要从历史当中寻求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现实的人注意自己的历史，我们可以追述到人类的远古时代。摩尔根在

《古代社会》一书中就记录了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易洛魁人，每逢新首领授职和部落的哀悼会议上，都要由一位专司巫职的首领，拿一种由紫色和白色的贝珠串起来的带子，用贝珠带上的各种图案给大家讲授一遍本部落的历史。①我国商、周王朝后代每逢祭祀先祖时，也都要回顾一次本部落的历史。

《诗经》中的《玄鸟》、《长发》所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和“帝立子生商’”，“武王（指成汤）载旆，⋯⋯ 如火烈烈，⋯⋯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是先商的一部小史；而《生民》、

《公刘》等篇，如果再加上《大雅》、《鲁颂》等，则成了从后稷到公刘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1—822 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 94 页。

① 参见《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37—138 页。

到古公亶父和文王的先周小史。

大家都熟悉，我国古代有不少“秉笔直书”的故事，如晋国太史董狐书史：“赵盾弑其君”，之后，赵盾便十分恐慌，辩解晋灵公是被赵穿所杀，并不是自己所为；董狐坚持直书，并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于是哑口无言了。②孔子十分称赞董狐，说其“书法不隐”。再如，公元前 548 年，齐国国君庄公被崔抒杀死，另立新君；齐太史即书之于史说：“崔抒弑其君”；结果，齐太史被崔抒所杀，他的两个弟弟仍坚持书之，又先后被杀，南史氏闻之，抱简奔来，坚持原书。③这些故事无疑地都说明在我国古代史学上有着“直书”而不“曲笔”的优良传统，但是这些故事不是也说明了无论是董狐、齐太史兄弟、南史氏，还是赵盾、崔抒，都是对于历史敬之畏之，十分地注意历史记载吗？！

在现实生活的人们，还总是要从历史上寻求对现实有用的东西，如借鉴、垂训，以致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这些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有详叙，此处从略。甚至有时会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现实的人“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①

其二，现实又总是要为历史的认识、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供给其新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

任何一个史学家总是生活在现实中，立足现实，而去认识、研究历史。因此，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就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影响与制约，这样或那样地打着现实的“烙印”。

首先，现实所关心、敏感的问题，常常要人们去重温历史，从而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就不能不为人们研究历史提出一些新的课题。正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前现实所发生的“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②例如，在中国，春秋时期那种天子衰微，诸侯争霸，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实，就向史学提出了如何在当时维持统治者正常秩序的问题，于是乎以“正名”为宗旨的孔子《春秋》便问世了。西汉初年，鉴于秦之速亡的现实，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一时都以总结“秦所以亡，汉所以兴”作为研究的重大课题，先有陆贾的《新语》，后有贾谊的《过秦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可以看到，就是汉武帝时，董仲舒的一些言论也仍然以此作为话题。如，他曾在针对时弊劝戒武帝时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③

② 参见《左传》宣公二年。

③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3 页。

正是在现实的这种需要下，我国古代的史学巨著《史记》问世了。司马迁特别选用了通史的体例，目的是要把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自己生活的当代）的历史，作一个叙述，借以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是认真地总结历史上天与人之间和人世间自身内部不断变化、发展的原因，即规律性。《史记》于秦王朝的兴亡和秦汉之际乃至于从刘邦到文、景这段历史，记之尤详。我们处处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希望从这段历史中，给现实的人们以一些启迪的！其中，有关本纪和列传的“太史公曰”，今日读来仍然觉得兴味醇厚，闪烁着历史经验、教训的光辉。如，

《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写得特别长，从秦之变法，“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富强而兼并六国，“振长策而御海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到由于始皇施暴虐，二世又“重之以无道，⋯⋯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终于导致秦朝速亡，都予以归纳概述；并且深刻地说：“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再如，在《高祖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 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吕太后本纪》的“太史公曰” 中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在《孝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又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这正是把从汉初高祖“承敝易变”到惠帝、吕后继续这个政策，“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再到汉文帝一共坚持“休养生息”已达 40 余年，终于“胜残去杀”，获得天下大治的事实，作了再好不过的总结。这里，既包含了汉初鼎旧革新的经验、教训，也包含了一个正确政策要有延续性、坚持一定时间然后可以有治有成的深刻规律。

唐代，政书体（又称典制体）史书的出现和杜佑《通典》的问世，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隋唐时代是继秦汉之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各种制度上做出又一次较大革新和创建的时期。无论是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考试制度等等方面，都十分地突出。这就必然地要求能够从历史上得到借鉴，从而使得这些革新更加的合理与完善。可是，恰恰从《后汉书》以后，诸纪传体史书于书志上很不完备。《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均只有本纪、列传，而并无书、志；《宋书》、《南齐书》虽然有“志”，但却缺乏重要的食货、刑法等志。正是在这种现实需要与史学发展矛盾的情况下，政书体的《通典》才应运产生了。

在西方历史上，现实发展向史学提出新课题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的。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令》，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

内取得合法地位；公元 392 年，塞奥多修斯大帝更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在统治者的提倡、支持下，伴随着基督教政治地位的巩固、发展，在西方产生了“基督教史学”。他们把历史说成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同时也就是上帝存在的见证；于是，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都有上帝在主宰着人世的活动。他们还把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代替人间的信史，以《圣经》所载作为表示历

史事实的史料；甚至把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做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认为人世间的世俗史只不过是为基督教服务的，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基督教的胜利史。至于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更是发展成了封建领主们统治农奴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诚如前引恩格斯的话：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①和这种现实相一致，史学的神学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的内容几乎全部成为基督教宣传所需要的课题。

可是，当十四、十五世纪，西欧（首先是意大利）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上义萌芽，进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在政治上要冲击乃至于取代封建统治制度，在文化上则兴起了一股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现实的巨大发展，同样反映到了史学，要求史学也摆脱基督教神学的羁绊，从研究“天国”转到研究人世，赞美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夺权斗争制造根据。这一时期，产生的《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英、法诸国的编年史》，以及以资产阶级新教观点解释基督教的教会史（如佛拉西斯的《马格德堡世纪史》），都是其中著名的。后来，更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史》等名著。这在史学史上被称作为“理性史学”，其特点是要求以理性和科学观点解释历史，反对用基督教的蒙昧、迷信思想说明历史；同时，通过历史宣扬历史进化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像以上这样的现实启迪人们去研究历史，向历史不断地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使史学与现实的脉博息息相通的事例，我们从古今中外还能够举出许多许多。这一事实清楚表明史学的内容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它总会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史学尽管是研究人类过去已经消逝了的社会，但是它永远具有时代性，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

其三，现实还能够给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认识条件、能力和方法，推动史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人们研究历史也和人类认识其他事物一样，要经历一个由“必然王国” 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们与历史认识上的绝对主义，即自信自己已经或者行将掌握绝对真理、永恒真理，达到了对历史认识的穷极者不同，也和那些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不同，而认为人们在一个时期内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地完善无误，但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又一定会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发展，它会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后浪推前浪”这个过程是经由一代一代的史学家去完成的。其中，后世史学家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他们所生活的新的现实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条件，则是更重要的因素。

首先，许多历史资料在当时或前代还不能够或者没有被披露出来，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00 页。

在后世才得以让史学家见到、搜集起来，加以使用。在这里，时间是重要的，现实往往要胜过于历史的当时。恩格斯在讲到当着历史事件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对它产生明确认识时，说：这是因为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因素还处在“潜在活动状态”，“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对其明确的历史认识。①我们还可以举前边说过的甲骨文等的发现与殷商史研究关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尽管史书中早就记载商朝已经“有册有典”，但是，在孔子时恐怕也没有见到这些资料，以致于他在研究殷礼时不得不叹息地说：“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事实上，即便就在商代当时，这些资料也只是被控制在“巫”一类的史官手里，更多的人也是见不到的。所以，在很长时期里，商史仍处于传说时代。直到上世纪末发现了甲骨文和抗战前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小屯大规模地进行殷墟考古发掘以后，商史研究才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大大充实了内容，一跃而成为信史。当代史的研究亦然。有的同志说得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写“文革”史是绝对写不好的。这不仅有个认识的问题，也有个资料问题。只有在“文革”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才被揭露出来，公诸于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蒙受的迫害和他们进行抗争的事实也才得以为大家知道。这时候，我们来认识、研究或者撰写“文革”史，其条件可能就要充分得多了。

过去，我国史学界有的同志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史料的角度讲，越是当时的记载越可靠，后世或哪怕只是稍后的记载其价值都不如当时。如，北宋发生的事情，北宋人的记载是准确的，而南宋人的有关记载则准确性远不及北宋。如果以上面的道理看，这种意见显然就有些失于偏颇、绝对化了。因为在古代限于各种信息传递的局限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北宋人记载当时的事未必能够就是全面的、准确的，传讹之处在所难免，而南宋人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一些资料或口传倒许充分了些，其所载未必较北宋就不为准确、全面。史料绝对地以时代即当时或后世来定其优劣，恐怕是不能被视作为一条考据的标准的。

其次，一个历史事件的发展及其影响、后果，往往在当时还在进行，或者尚未能够发展得很充分，其所包含的许多矛盾，往往也还不能够充分地得以展开。这一切的解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只有后世的史学家对于其前世的历史，才有可能相对地认识清楚，而当时人却常常相对地“糊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马克思说：人们“对人类生活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隋朝覆亡这段历史为例。隋炀帝统治的荒暴肆虐是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由此最终导致改朝换代，建立唐王朝。当时，起义的农民军和乘机起兵反隋的“群雄”，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隋炀帝的，认为他是这场事变的祸首。如，瓦岗军的领导人李密在发布的那篇著名的《讨隋檄文》中，就一一地列出了隋炀帝的罪恶，指出这些罪恶之重“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①要求对之讨伐。这篇檄文是当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2 页。

① 《旧唐书·李密传》。

各地反隋力量的共识，一时极富号召力。这可以被看成是当时人对隋末形势的看法。但是，到了唐初，人们对于这段历史就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既看到了炀帝之恶，同时更深层次地考察隋亡的原因，追根到了隋文帝。唐太宗就曾指出：“隋文爱府库而不恤百姓”；魏征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祸起于炀帝而根于隋文。”当着事变“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已经出来以后，人们的“思索”的确是更加深入地“开始”了。唐初对隋亡原因的认识，无疑地要比隋末当时人的看法，是更加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国史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后朝编前朝的历史。如，东汉的班固编西汉的历史，写成《汉书》；陈寿在西晋时撰写《三国志》；五代和北宋时而成《旧唐书》与《新唐书》；元朝顺帝时才诏修《宋史》、《辽史》、《金史》；明朝洪武年间编成《元史》；清朝顺治下诏修《明史》，至雍正时始成，刻版则在乾隆时了。这里，固然有个资料的完整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只有到了后朝，前朝的历史发展过程才算是真正地“完成”而有了“结果”，人们对于它的认识才可能得以“思索”和“开始”。再次，现实还往往为人们的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提供出新的更高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一是，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能力总是要不断地提高的。后代人们由于其实践丰富于前代，随之而来的认识问题的能力，也一定较前代有所发展。毛泽东同志在

《实践论》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这段话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上无产阶级产生以前的人们。他们也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其间的区别只是在于自觉的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司马迁所生活的现实条件与孔子生活的条件就不同，其被“改造”了的“客观世界”，己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一个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西汉，一个是虽有周天子但实际上全国处于诸侯割据状态的春秋时期，因此，两个人的史学视野、史学认识能力就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写的《春秋》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史事，旁及新发展起来的楚及吴、越等江南地区，对少数民族也只是很笼统地以华夏与夷狄来区分，其记事亦很少经济，多“唯祭与戎”，司马迁则不同，不仅是写了当时更广大地区的历史，而且十分注意各个地区的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琩、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又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工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于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些都是《史记》关于各地物产及彼此沟通的记载，说明其经济视野已是十分广阔。这一切不能不说与西汉统一局面的现实密切相关。在同一书中，司马迁就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欲。”《史记》中还专门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

《大宛列传》，专一地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这无疑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296 页。

国家向前发展的现实对司马迁史学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显然，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能力较之于孔子，不知有了多少发展与提高！

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迫使一些先进人士抛弃或部分抛弃原有的封建传统观念，转而向西方学习，于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传入中国，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如，当时，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就较大。康有为为维新变法寻求的理论根据，便是社会进化论。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到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入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①，⋯⋯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其在当时所著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中，对由孔子“三世说”所推演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又都反复地进行了阐发。与康有为同时的夏曾佑不仅在其与严复合办的报纸中，宣传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且写了我国第一部运用进化史观划分历史阶段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国古代史》。

历史在发展。人们随着新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我国近代人们运用社会进化论思想认识历史，较之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凝固论（“天不变，道亦不变”）、循环论来说，是不知要进步了多少的。

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其著的《实践的历史》（1982 年）中有一段话，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后来的历史家的巨大有利条件是他所描述的事情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有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分清什么是关系重大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时间的间隔能使人们冷静地判断事物，作出比古代更为公正的评价。”

再者，由于在更高级的社会里仍然保留着较低级社会的某些东西，有的反而有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因此，在更高级社会的“现实”中，反而对于以往的低级社会历史能够获得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实有时会赋于人们对于历史以更高认识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价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①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深入地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以前诸形态的历史，对以往的史学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算，从而揭示出了这些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

① 东汉何休注《公羊传》，将孔子《春秋》所分十二世、西汉公羊学家董仲舒解释成的“三世”（“有见”、“有闻”、“有传闻”），演变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康有为在这里据“三世说”，阐发他的历史进化观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8 页。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第一卷［一］追溯到历史）、由马克思写作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其中第二十章、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都追溯到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法兰克时代》、《马尔克》、《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等许许多多的经典著作，就都是迳直用科学的观点研究古代历史或者在论述资本主义时追溯到古代历史，发现、阐述其历史发展规律，并进一步地确立起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

关于现实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出新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一部史学史上看到许多生动的实例。前面谈及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近代考古学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而产生的新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现代，从生物科学开始并推广到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已经形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当代，电子计算机也已经被研究领域引入使用，进行历史资料的数据处理，而形成为新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会不断地更新、变化，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也一定会日新月异地不断进步、向前发展。

宏观与微观的认识

作为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自始至终存在着宏观的认识与微观的认识。它们同样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和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宏观和微观的概念最先源于自然科学和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考察。这二者之间是相对而存在的。

宏观，源出于希腊文 makro，意为“大”；后来转化为前缀 macro，是宏观物体和宏观现象的总称，又叫宏观世界。在物理学中，宏观物体一般指空间线度大于 10 的负 6 次方至 10 的负 4 次方厘米的物体；宏观现象则一般指宏观物体与其场在宏观的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微观，源出于希腊文mikros，“小”的意思；后成为前缀 miccro，一般便译作了“微观”。在物理学中，它一般指空间线度小于 10 的负 7 次方至 10 的负 6 次方厘米的分子、原子和各种粒子；微观现象则一般指微观粒子和其场在极其微小的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微观粒子和微观现象总称作微观世界。

宏观与微观的概念和用以考察问题的角度，现在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其含义上看，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宏观带有全局、整体的意思，而微观则指的是局部和个别。

在历史科学领域中，宏观与微观的认识是与人类客观历史现象的特点，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部性和整体性、个别性和联系性等，紧密地联系的。具体地说：宏观认识历史，应该是从总体上、联系上、多侧面、全方位和发展的角度去对历史进行考察，而后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人类历史现象的统一性。微观认识历史，则主要是限制于考察人类历史的局部或个别现象，而且常常是孤立地、静止地对历史进行观察。它所要认识的往往只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和历史现象的多样性方面。

做为系统地提出历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在近代，但是宏观或微观地去观察、认识历史，却是古已有之的。宏观的认识，如我国古代儒家把传说及其后一段时间的历史，概括地划分为“大同”和“小康” 两个时代。《礼记·礼运》中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今天看，这个关于“大同”和“小康”的划分，虽然并不能够完全精确地反映我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的历史面貌和历史本质，但是它却是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一种从总体上和发展上的观察，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伦理意识等的状况和变化，并且作出了质的划分。显然，象儒家的“大同”、“小康”说，是属于对历史的一种宏观考察与宏观认识。

从史书上看，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可以说是着眼于宏观历史认识的两部巨著。从时间跨度说，《史记》所记的历史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年左右；《资治通鉴》则囊括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北宋建立前，共记 1362 年的史事。从地域跨度说，两部巨著都是事涉全国的历史，而且记述了全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史事。更重要的是，两部史书都明确地是要总揽历史发展，把历史“通”起来，着眼于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历史规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该书的编写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汉书·司马迁传》记述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其中语有：“仆（指司马迁）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清晰地说出了《史记》的旨意和着眼点。它要通观历史，考察大凡历史上的盛衰成败，弄通其前因后果，认识“天人之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和“古今之变”，古往今来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资治通鉴》编写的宗旨，司马光在其《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十清楚，是要对历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监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由于其编写的体裁为编年体，是按照了时间次序，缀史事于其下，因此在同一时间内的史事就“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间”。这样，历史的纵、横向联系便十分的清晰，易于显现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历史发展规律。通鉴的内容和通鉴的体裁可谓是相得而益彰。

《史记》与《资治通鉴》两部史书的宏观意识，是清清楚楚的。

在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史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的指导下，对历史的宏观认识与研究得到加强，提高到自觉的地步，比之于过去完全呈现出了质的变化。例如，人们关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古代民族关系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问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的研究、讨论，就都是属于宏观的历史认识与历史研究的课题。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论集》等重要的涉及中国通史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史著，也都属于了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并且阐述中国历史的范畴。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努力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从总体上，贯通而全面地考察、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历史上某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形态，并且着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

对于历史的微观认识，例如，中国古代史学一直重视的史书辨伪、文字校勘、史实考据等工作；考一个字、一个年代、一个地名、一个人物和一个事实等等，就都属于这个认识范畴。前边提到过的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是他在编书过程中，将其收集的史料“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然后决定取舍的一步重要工作，亦是属于这种对于历史史实考辨的微观认识。清朝初年兴起的“乾嘉学派”，考经、考史，直到考证诸子等书，穷索史迹，钩沉辑佚，订伪辨谬，提出“无证不信”口号，更是集考据工作这种对历史微观认识于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同样地需要注意从微观的角度去对历史现象进行考察和认识。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恩格斯在其所写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中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①恩格斯自己也十分注意历史的微观考察，强调构成历史的每一事实都要准确无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恩格斯说：“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象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②

人们对于历史的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是两个既相区别，同时又彼此联系的认识思维过程。它们的区别除了如同前述的各自所要考察、认识的对象、任务有着差异外，在其认识方法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宏观认识历史，所用方法偏重于抽象的逻辑思维。如，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等。尤其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思维的方法。对于历史的微观认识，则偏重于计量、辨伪、校勘、考据等的方法，其中也有思维，但是更多地还是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思维。如，对历史上一场战争的考据，可以做出数量的统计，看看双方各自所投入的兵力、装备、武器，等等。对于一个历史事实的有无，有时则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来加以判断，非有即无，非无即有，排除了“无”也就说明了“有”；反之，排除了“有”则便证明其“无”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1—6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278—279 页。

对于历史的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二者之间的密不可分、彼此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作为史学界和某一位史学家，可以有所分工，有所偏重，一部分人多做些微观的认识工作，更侧重于从事辨伪、校勘、考据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另一部分人则多做些宏观的认识工作，纵通古今，比较中外，总揽历史全局的发展，更多地着眼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允许的，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情况。但是，作为史学研究整体，这二者却必须结合起来，既不能只是考据史料，只讲微观认识一些个别的历史现象，走入“史料即史学”的泥潭，也不能只是着眼于宏观考察历史，象范文澜曾经批评的“放空炮”。只有把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对此，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有过一段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畛域，则有两伤之弊。”①可以说，这里说的“独断之学”大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认识，而“考索之功” 说的则是今天意义上的微观认识，只有二者结合，史学才能够获得“相需之益”的“岁功”，倘若各自“自封畛域”，就会有“两伤之弊”。

第二，从认识过程来看，对历史的微观考察属于感性的认识阶段，是要弄清楚一个个的历史现象，而对历史的宏观考察则属于认识的理性阶段，结果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微观考察是这个认识历史过程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仅只有微观考察，只是弄清一个个的历史现象，还不能说已经真正地认识了历史，只有通过宏观考察，才能够使历史的表面现象得到升华、深化，才算是真正地认识了历史。我们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例，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

一般说，研究中国哲学史都要做如下几个步骤或几个层次的工作。

辨别哲学著作的时间和作者。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做的第一步工作。如《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 52 篇，现在仅存晋人郭象注

本保留下来的 33 篇。全书分作《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到底哪一部分出自庄子之手，哪些部分为他人或后来人所撰？学者们认真地进行了考辨。现在，大多数人认定，《内篇》的 7 篇为庄子所著，《外篇》和

《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另一说，内、外、杂诸篇都反映了庄子的思想。这一步工作做好了，我们才可以正确无误地利用《庄子》一书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其范畴。

研究历史上每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确定其在哲学范畴中究竟是属于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是属于形而上学，还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最后把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家连贯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分辨出其当时哲学思想的“源”（社会存在）和“流”（前后继承关系），然后总结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如果再与外国哲学史进行比较研究，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特点及与外国哲学史一样所体现的哲学史上的共同规律。

其中，第一步显然是属于对中国哲学史认识的微观范畴，而第三步则是属于了宏观地认识中国哲学史。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第一步是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只有第三步才能算作是真正地对之有了完整的认识。这三个步骤

① 《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既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又是互相联系的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微观与宏观的认识历史之外，有的同志提出还有中观认识历史的问题。所谓中观认识，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认为它是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的结合，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典章制度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属于这种中观认识的范畴。以明末李自成农民战争的研究为例，它既要有微观的考察，如李自成起事时间、荥阳大会有无、是否焚烧凤阳皇陵是高迎祥和李自成“分兵定向”的结果、究竟焚烧者是谁、李自成从何处进入的河南、李岩有无其人、关于李自成的死（时间、地点、是否被害）⋯⋯，这些都需要而且也已经有人在那里进行详细的考据，至今还有不少的分歧意见。同时，它更是需要从宏观上进行研究和把握，要把李自成起义与明末当时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要把它的逐渐发展壮大与其它起义军的兴起或败灭、明王朝的腐朽以及东北的满洲兴起联系起来；还要把它的“均田”、“免粮”口号与历代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加以比较；更要从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局限性的角度分析这次起义的一些特点及其最终失败的原因，等等。这样才能够认清这次农民战争的起因、发展、推翻明王朝，直到失败的历程，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某些规律。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微观地考察历史与宏观地考察历史二者始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关于李自成农民战争的中观认识。二是，中观考察历史也被看作是人们认识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步骤。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等同志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一书在“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一章中，就专门他讲了“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问题。书中说：“历史认识按照认识范围的不同，大体形成微观、中观、宏观等几种类型。一般说来，微观研究将个别的历史事件和情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就事论事弄清事实真相为自己的任务；中观研究将一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根据时间、空间、内容等弄清它们之间的外部联系为自己的任务；宏观研究将历史发展的全局与整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为自己的任务。三种类型近似于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理性三个不同的阶段”。又说： “事实充分表明，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代表了历史认识、历史思维发展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它们也正是历史实际自身不同特征逐一被用不同方式加以认识的客观需要的产物。”显然，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历史的中观考察，不是把它看成一般的宏观考察与微观考察的结合，而是从客观历史的特点出发，从考察的对象、任务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将其与宏观考察、微观考察并列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一种类型，是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一个“层次”和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