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经济的危机与改革

自从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以来，俄国的存在令人瞩目。彼得大帝曾派遣使团赴西欧考察，他化名随团同行，在荷兰的船厂作工，在英国研究造

① [英]威尔斯：《世界史纲》第 991 页。

船。彼得大帝率先在俄国发动的改革不仅是要按照西欧的成功的办法来回答西欧各国工业化的挑战，而且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创了同保守、封闭倾向相抗衡的改革、开放的潮流，它贯穿于俄国近代史之中并对俄国未来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的近代化改造尽管步伐缓慢，18 世纪末年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到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已有很大的发展。 1804

年，全国共有手工工场 2400 多个，工人近 245000 人；到 1825 年，手工工场

增加到 5200 多个，工人 340000 人。工场中的雇佣工人数不断增加，如在加工制造工业中，1804 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48%，1825 年提高到了 54%；而棉纺织工业中，1825 年雇佣工人已占工人总数的 94％以上。在许多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渐替代手工劳动；全部纺纱业和大部分印花布业都已使用机器生产，一些工业部门开始应用蒸汽机和水力涡轮机等动力机器。交通运输业也在快速发展，1815 年，第一艘汽船在涅瓦河上出现；30 年代至 40 年代，在伏尔加等河流开辟了定期的汽船航线；铁路建设开始于 30 年代，1851

年建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长达 600 多公里的铁路线；以冶金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也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改造，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由于俄国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俄国也迈入了产业革命的进程。从 30 年代

到 50 年代，俄国的工厂和工人都增加了 3 倍；在 1835 年至 1860 年的 25 年

中，机器的进口增加了 24 倍；19 世纪前 60 年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 2.5 倍。在农业中，俄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也在缓慢进行。尽管木犁

等小农具还在普遍使用，但在少数地区已采用打谷机、播种机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机器。从 30 年代开始，俄国建立了一些农业机器制造厂，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布奇那波工厂，这个厂的产品在全国畅销，1858 年出售的各种机器和农具共值 14 万卢布。土地耕作也有改进，少数地主把落后的三圃制改为轮种制。经济作物如甜菜、马铃薯、王蜀黍等的播种面积扩大了，30 年代以后成立了许多农业协会，出版了有关农艺、提高农业产量的书籍与刊物。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区农业生产专业化增强，同时也使国内市场更为活跃。 19 世纪中期，全国约有 4300 个市集，贸易总额达到 2.3 亿卢布。

从 19 世纪初到 50 年代，俄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 3 倍多。尼古拉一世 1825

—1855 年期间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行了禁止 3110 种货物进口和

禁止 21 种货物出口的关税法，并进行以实行银本位制的币制改革，以稳定俄国卢布价值。俄国的经济发展还与对外战争有密切关系，1828 年俄国与伊朗签订《土库曼条约》，伊朗偿付俄国 2000 万卢布的赔款，同意俄国在伊朗有领事裁判权和多种经济特权。

但是，俄国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却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农奴制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要求农奴制经济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为交换而生产，为增殖货币财富而生产，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奴制经济是无法提高商品率的。在农奴制度下，大部分可耕地仍然被地主和国家占有，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妨碍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地主无偿使用农奴的劳动，很少关心劳动工具的改进。一个地主在解释他为什么反对使用打谷机时说：“打谷机要花钱，要修理，还要为它养马，但农民的劳动却可一文不费。”在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和其它土壤肥沃的省份，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不断减少、甚至全部收回农民的份地，把农奴变成家奴，每月发给他们口粮；在北部非黑土地带，因土质较为贫瘠，地主要通过提高代役租来增加收入，这

就促使农民进城做工或经商；有的地主还允许农民以重金赎取自由。俄国的农奴制经济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顺畅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制经济已成为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并开始在农业生产中瓦解；在工业生产中，封建农奴制的阻碍作用束缚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到 1860

年底，在工厂中作工的 86 万工人中，44%属于强制劳动。发展工业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于是大部分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的雇佣工人，大多数是向地主缴纳代役租的农民。地主有权随时召回他们。因此，他们只是在对企业主的关系上是自由劳动者，还不是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工人，造成工业生产的不稳定。发展工业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原料来源，可是农奴制下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工役制经济、农民低微的购买能力很难提供这样的条件。工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订货结束，工厂就难以为继，因为官方市场一撤销，它们就找不到别的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至于国际市场，因有先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欧邻国早已占领国际市场，加之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俄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上市场占有率不高，这些都使俄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大大落后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生铁生产增长了 11 倍，而同期的俄国生铁生产增长不到 1 倍；在 18 世纪时，

俄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位，而到 19 世纪则退居第四位。农奴制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废除不可避免。

1856 年 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①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1857 年 1 月 3 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召开了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拟订解放农奴的草案；11 月20 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给西部边区总督的敕令中，允许立陶宛 3 个省先

后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拟定解放农奴的草案；186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7

日，沙皇俄国国务会议就农奴制改革草案进行讨论和审批，国务会议于 2 月

17 日最后批准农奴制改革法令；1861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的特别宣言。3 月 3 日颁布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一共包括了 17 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①关于农奴的人身解放。从法令颁布时起，农民获得自由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的人身自由权。但地主对农民的经济以外的强制并没有完全消除。例如，根据法令的规定，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地契约之前，农民对地主还负有“临时义务”。

②关于份地和农民因使用份地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农民在获得人身解放时得到一块份地，同时承担一定的义务。份地分配情况视各地情况由不同法令规定。如俄国欧洲部分将土地划分为黑土、非黑土和草原三个地带。授予农民的份地，在法律上仍是地主的财产，农民只有“永久使用”权，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取份地契约前必须对地主尽一定的义务。

③关于赎取份地的手续。农民的宅旁园地随时可以赎取，向政府交纳约60 卢布的法定赎金，6 个月以后即可取得所有权。赎取份地则必须得到地主的同意，赎金数额以每年代役租作为 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后得出。例如每年代役租为 12 个卢布，则赎金为 12÷6％=200 卢布。在赎地时，农民必须先

① 《简明世界通史》下册，第 57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付赎金的 20—25％，其余的由政府从国库拨款垫付给地主，农民在以后 49 年内每年以“赎地费”的形式偿还。这样，作为赎金基础的就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资本化的代役租，因而农民实际上并不是赎土地，而是赎取封建赋役。赎金也大大高出了当时的实际地价。如 1854—1855 年份地的实际价格共

值 5.54 亿卢布，而赎金的总数却高达 8.67 亿卢布。

④关于改革后农民的管理组织。主要是从下至上建立一定的行政组织来执行废除农奴制的具体法令和政策。1861 年 3 月 3 日的法令只涉及俄国欧洲

部分的地主和农民，以后在 1866 年又根据这一法令的基本原则，先后解放了

100 多万采邑农民和 950 万国家农民。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和土地改革，正是走的普鲁士道路，它实际上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在责成农民对地主担负一定义务的前提下，给予农民有永久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一块份地。第二步，强制农民必须以高额赎金获取这块份地。 1861 年的农奴制改

革和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沙皇和贵族地主阶级的政府进行的，但就其性质来说则是资产阶级的，它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1861 年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农奴制的废除使农民能够摆脱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问题，政府通过赎金方式从农民那里获取了约 20 亿卢布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为俄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农业经济也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没有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象俄国这样多的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旧制度，农奴制残余的大量存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依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大量封建残余的错综交织成为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这一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机器工业和蒸汽动力的增长。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渐排挤手工劳动，到 1880 年，在纺织工业中使用机器的机床已占 2/3，而手工操作的纺织机只占 1/3；在冶金工业中，虽然各地发展水平不平衡，但到 80

年代初，蒸汽机的总马力已超过水车的马力。 1860—1890 年，生铁产量增

加了 2 倍，钢铁产量和棉纺织品产量各增加了 3 倍，顿涅茨矿区的形成使煤

的开采量增加了 19 倍，俄国欧洲地区机器制造工厂总数增加了 2.5 倍；铁路

线在 1861 年有 1600 公里，到 1880 年达到 30000 公里；1866—1890 年，雇

佣工人 1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数目增加了一倍多，工人人数增加 2 倍多，产品

总值增加 4 倍多。到 1890 年，全部棉纺工人的 3/4 都集中在雇佣 1000 人以

上的大棉纺工厂中；在采矿、铁路部门和其它大工业中劳动的工人数达到 143 万人。俄国工业生产集中程度超过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在工业生产的技术经济指标上俄国仍落后于西欧国家和美国，俄国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 1/2 至 2/3。然而在 1861 年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俄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令人瞩目，形成了一些新的工业中心，波罗的海沿岸成为机器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工业区；高加索的沿海城市巴库成为石油生产的中心；南方的顿涅茨盆地成为煤和冶金业的中心。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国。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引起了对农业原料和商品粮食需要的增长，俄国农业经济也日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封建农奴制废除后，俄国农

村以土地为中心资本主义发展正在缓慢进行。一些富裕农民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不仅购买贫苦农民的土地，而且还购买和租佃一部分地主的土地。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办起了许多大农场；同时，有一部分贵族地主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同时引进新式农具和农业技术，使地主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到 80 年代，在

俄国欧洲部分的 43 个农业省份中，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占优势的省份已

有 19 个；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使雇佣工人人数在 90 年代达到 350 万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 1865 年，沙俄派兵进入中亚中南部的浩罕汗国，占领其首府塔什干，1868 年和 1873 年，又先后进攻中亚南部的另外两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迫使它们臣服俄国，并且赔款割地。在对伊朗、土耳其以及克里木战争前后，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50 年，沙俄以武力强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随后又占领了中国库页岛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北岸的大片领土；1854—1857 年，沙皇又强占了包括海兰泡在内的部分中国领土；1858 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之机，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爱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从中国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 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两国共管；沙俄以“调解”中英、中法关系为名，1858 年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860 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1864 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走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约 4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71 年沙俄又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

在俄国近代（后期）历史中，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和经济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

屠格涅夫 1818 年发表的《税收理论的经验》。他认为，向地主经济征收土地税而不是征收收入税是有利的，因为若土地税与收入同时增加的话，那么土地所有者就很少会致力于完善耕作以便增加收入，因为他们预先知道，随着他的利润的增加，他必须缴给政府的那部分收入也要增加。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自由是民族繁荣的必不可少因素。政府应该使每一个人有可能寻找自己的利益并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本；税收应按照收入均匀地分摊，征收的时间和税额应预先规定，纳税应在对纳税人有利的时刻进行，而征税制度应是简便的、对国家来说是花销少的。他认为“向收入，并且是向纯收入征税，而不是向资本本身征税”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有工资税，因为工资不是利润。《税收理论的经验》一书以纸币一章结束，纸币在作为流通手段与金属货币作用相同时，纸币的发行量与经济流转的需要量相适应，若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的需要量，则它们的价值就会低于“纯货币”价值，它们就将变成“在公民之间不均匀地分摊”的税收。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他的大部分著作的内容是批判农奴制度的，其中较突出的经济著作主要有《论作为财富要素的土地》（1854 年）、

《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1857 年）、《论土地所有制》（1857 年）等。他认为，农奴制度的本质就是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迫使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进行对地主个人有利的农业工作”。地主占有农民劳动成果的形式主要有：劳役地租——直接占有剩余劳动，实物地租—— 占有剩余产品，货币地租——占有货币形式的剩余产品；农奴制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要低，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自

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而且要预付资本，农奴主——地主则不预付任何东西，而是通过超经济强制获得自己的收入。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农奴制是否符合理性的观点出发来批判农奴制，农奴制不是人为引进的制度，而是自然地产生的制度，只是它不符合“健康的经济概念”。他反对 1861 年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是掠夺式的和半途而废的，目的是使农奴制度适应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经济条件。他的纲领的出发点是必须完全消灭农奴制，给农民人身自由、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也有许多著作，如《莫利纳里。政治经济学教程》（1857 年）、《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58 年）、《经济活动与文法》（1858 年）、《资本与劳动》（1860 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注释》（1860—1861 年）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经常产生萧条，不是以消费而是以销售为基础的整个经济制度不可避免产生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损失了成百万和上千万个劳动日”。①在分析利润、工资和地租时，他认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其中每一个都是“由竞争决定的”，利润的扩大压低了工资，而地租既压低了利润，也压低了工资。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创造以及他们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尝试，他认为否定劣等地的地租是李喜图理论的缺陷，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