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理论主要代表人物

法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进入成熟时期孕育了这一时期的法国经济理论。法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较早的国家,同时又是小生产广泛存在并占较大比例的国家,因此,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最初出现于法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让·沙尔,列奥尔·西斯蒙第(1773—1842)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西斯蒙第和大卫·李嘉图是同时代人,马克思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以李嘉图告终的,而在法国则是以西斯蒙第告终的。“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

西斯蒙第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在瑞士法语区长大,对工业革命给小生产者和工人带来的破产与贫困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西斯蒙第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早期著作《论商业财富》(1803 年)中,西斯蒙第详细介绍和阐述了斯密的《国富论》的内容和经济理论。西斯蒙第在宣传斯密的经济理论时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制度,赞扬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学说,认为只有自由的企业家活动的原则才是有益的。当英国在 1815 年和

1818 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工业革命在法国和瑞士威胁小生产者的利益时,西斯蒙第则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转变为反对者。1819 年,西斯蒙第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西斯蒙第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修正,对李嘉图的学说进行尖锐批评。

西斯蒙第试图建立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反对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抽象法,他写道:“英国的新经济学家所写的作品是非常晦涩的,需要费很大力量才能理解,因为我们的脑筋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抽象能力是不肯接受的⋯⋯。”①西斯蒙第认为政治学是一门“道德的” 和“精神的”科学,不涉及经济关系,仅涉及人类的行为。西斯蒙第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异议,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的生产,重要的在于人们对财富的享受,且在交换发生以后,收入决定人的享受或消费,因此,收入的分配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他在其论著中写道:“我相信我给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 因为我确定了全民的收入,和研究了这种收入的分配;收入既然给国家带来莫大的幸福,那么通过研究收入就能够最好地达到这门科学的目的。”②西斯蒙第认为,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情况给予物质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物质福利合乎伦理要求的分配,才能使社会得到顺利发展。因此,要使社会经济发展能够真正地为人们提供物质福利,只有国家和政府来指导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1 页。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47—48 页。

②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0 页。

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才能实现。西斯蒙第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研究国家如何指导和调整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即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政府的经济政策作为研究的任务。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坚持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并认为货币象其它商品一样也是劳动产品、具有一般价值尺度的职能。西斯蒙第还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和劳动条件相分离,从而劳动的成果不得不分割为地租、利润和工资。西斯蒙第写道:“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费者、因而把它从流转中抽出来使它变成消费基金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才能具有这种性质。”①在西斯蒙第看来, 生产决定收入,但是生产本身还不能立即变成为收入,作为收入只能被实现以后才开始;而收入决定支出,支出不能超过收入,国民收入限制着国民的支出;而支出决定消费,国民的支出消费着国民的全部生产物,如果支出不能购买全部生产物,就会出现过剩的生产物。消费虽然决定着再生产,但消费本身是决定于收入的,因此生产最终取决于收入。西斯蒙第继而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再生产的原理,即收入是由生产决定的,但是这种收入决定了下一次再生产,因为支付今年生产的是去年的收入,所以生产和收入并不能直接相等,然而社会生产必须和收入相适合,那些不顾收入而一味鼓吹生产的人, 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而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破产。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利润,生产者受自由竞争规律的影响, 在工业中广泛应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张,但是, 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的分配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国民多数的劳动者收入不足,造成了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从而使生产和收入之间的比例破坏了,产品的实现遇到障碍。西斯蒙第在书中写道:“由此可见,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在生产上往往不以需要为转移,而是以拥有大量资本为转移的富有的国家里,⋯⋯一旦生产猛然超过消费,就会引起严重的贫困。”①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提出把社会经济的重心放在小生产之上则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由它所产生的经济危机都可以消除。

19 世纪中叶,法国有很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 年)。蒲鲁东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亲身经历了法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的境遇有切身的了解。蒲鲁东少年时代,他的家庭就破产了,他做过雇工、排字工人,后来成为一家小印刷厂厂主,不久也因资金不足而倒闭。蒲鲁东在 19 世纪下半叶出来捍卫小生产者的利益时,法国小生产者仍然大量存在,工人生活状况恶化、已爆发里昂起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已形成,西斯蒙第理想的回到宗法制度上去的实践纲领已不现实。因而,蒲鲁东试图用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式来“改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蒲鲁东是最“纯种的”和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蒲鲁东 1840 年写成了《什么是财产》一书,作出了“财产就是赃物”的

结论。为了替自己的改良主义制造理论依据,蒲鲁东 1846 年出版了他的主要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48 页。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217—218 页、第 221 页。

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8 年,蒲鲁东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革纲领。蒲鲁东的整个经济学说是以其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他写道:“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 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所以, 我特别保证我自己产品的数量始终超过我所能消费的数量;同样,我的同辈们,他们也保证他们各自产品的数量也超过他们使用的数量。这项不言而喻的默约通过商业作用完成了。”①蒲鲁东认为,凡是产品能够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被列入社会财富之内,它就成为构成价值,如果不被社会承认,就是“非价值”。一个生产者的产品要被社会所承认成为“构成价值”依据于直接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交换比例关系。蒲鲁东认为,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之所以不能实现或不能按照他所耗费的劳动完全实现是由于货币在作怪,如果取消货币,把所有商品都变成象货币那样的等价物能随时随地根据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直接进行交换,则供求可以一致,商品生产的矛盾也可以消除。蒲鲁东提出建立交换银行的设想,这个银行接受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发给劳动券,它表明耗费在生产这个或那个商品上的劳动的数量。交换银行采用劳动券组织市场交换。在改良交换的方案中,蒲鲁东主张取消利息,交换银行向工人和小生产者提供“无息信贷”。 1849 年,蒲鲁东着手根据当时很时髦的股份公司原则组织“人民银行”。根据蒲鲁东的计划,“人民银行”的资本为 500 万法郎,分为 100 万股,每股 5 法郎,实行无息贷款。“人民银

行”于 1849 年 2 月 11 日宣布成立,加入股东的人数达 1.2 万人,由于蒲鲁东被判监禁,银行在不久宣布关闭。

19 世纪法国另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让·巴蒂斯特·萨伊(1766—1832 年),萨伊继 1803 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后,1817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问答》、1828 至 1830 年出版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这两部著作中,前一部著作只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压缩本,后一部著作虽然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加进了许多关于社会制度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但在理论上和

《政治经济学概论》基本相同。萨伊在后面的研究中重复政治经济学分为生产、分配、消费的分类方法;商品的价值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共同协作的结果,因此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效用的生产费用,即工资、利息和地租;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就是物品的有用性;一切生产者的主要兴趣都不在交换价值,而在于用一种产品交换到另一种产品,货币只起媒介作用,因此,每一个卖者同时又是买者,在社会的范围内,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不可能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活跃于法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经济学家是费雷德里克·巴师夏(1801—

1850 年),巴师夏在 40 年代发表一系列小册子为自由贸易和反对关税保护

主义辩论;他在 1850 年出版的其主要著作《经济和谐》中写道:“我说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①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服务,因此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贸易的乐土,使资本

①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 卷,第 63 页。

① 巴师夏:《经济和谐》,1860 年英译本第 108 页。参阅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210 页。

主义成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

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 年)和费朗斯瓦·沙利·傅利叶(1772

—1837 年)是 19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圣西门从 1802 年发表著作,1817—1818 年,他出版选集《工业或者政治、精神和哲学的推论》、1821 年出版《论实业制度》等。圣西门认为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 生产和分配的无政府状态、竞争、人民群众的贫困化以及工人的困苦状况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银行用一个统一的信贷体系把工业家阶级联合成为一支货币力量;未来社会制度是实业制度,在未来社会里,社会将把一切力量用于发展工业、科学和艺术,对人的管理和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所替代,国家将变成只是管理生产的机关,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生产;在未来实业制度里“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作者。”①傅立叶与圣西门是同时代人,他们试图将未来经济理想化。傅立叶从经济因素解释社会发展,他把理想社会设想为由许多工农业相结合的“法朗吉”所组成的整体。每一个法朗吉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大家共同劳动、生活、平等,共同分享公共收入,实行免费普及教育,既学科学知识,也学工艺和劳动技能。法朗吉中全部的生产收入分配给成员,“必须使分配这样确定: 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②这样的分配是公正、和谐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