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凿云岗

魏文成帝拓跋濬能始终信任直言无忌的高允,还能亲自到高允家的茅舍走一趟,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国之君是很不容易的。

文成帝没有武功,鲜卑军队骠悍骁勇的特点,也因长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享乐生活丧失殆尽,堕落成社会的多余的人,加上对宋战争的惨败, 谈战色变的恐惧心理一直笼罩在他们心头。因此,北魏政权的对外战争基本上已经停止,靠掠奇暴富的途径也已掐断。这时,国内存在的掳掠来的大量奴隶,以及汉人和杂夷对鲜卑人的反感又愈益加强,国内矛盾时刻都可能爆发成社会动乱。文成帝每虑及此,就无比忧心地训诫官员切莫恣意扰民,因此也就特别看重高允的耿直、清贫,视他为官员楷模了。

文成帝更不敢得罪鲜卑贵族,他年纪轻,威望也不足以震慑群臣,只能深藏机悟,耐着性子慢慢养威布德,静待时机。当然,他明白作为一个皇帝, 大言警世嚷嚷一阵,只要不采取严厉行动,老百姓听了舒服,官员们也是可以承受的。于是,屡下诏书,斥责地方官吏串通富商大贾,重利盘剥细民, 贪赃枉法,以营其私。他规定官商犯赃达十匹织物以上者,处以死刑。又诏令平民,不得因穷困而出卖子女为奴婢,凡已出卖者,必须赎回。

诏书下来,大官看了,暗暗一笑置之;富商大贾看了,行事变得隐蔽起来;而细民百姓却叫苦连天,衣食全无,哪有钱赎回至亲骨肉,哪还有心思去问官商犯赃之事。于是,天下一时倒显得更平静起来。

文成帝又虑及官员和富商大贾通过婚嫁手段结成利害同盟,下诏规定贵族和士族“不得与百工、伎巧、卑性为婚”,以固礼义,如有违反,加罪处罚。

可是,谁也没见过皇帝因此而处罚过谁,也就把诏令置之脑后了。人们原来怎么做,现在还这么做,民众的痛苦倒日见加深。

没有生计的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势必起来反抗,而文成帝最害怕的正是此事。早在他继位后的次年,即兴安二年(公元 453 年)冬,在行幸信都、中山,观察民风时,听说河间郡所辖鄚(音 mào)县(今河北任丘县)有贫民因年关难过而攻取富户的事,当即勃然大怒,亲自赶到该地惩办“贼盗”,把年满 15 岁的男子全部杀死,而 15 岁以下的则全部作为奴隶赏赐给随从官员。对敢于反抗的民众进行如此残酷镇压,他倒是挺坚决的。

文成帝处在严峻形势的夹缝中,麻烦事实在不少。为了缓和矛盾,他看中了佛教,并做出十分诚心的样子。本来,佛教早在魏国流行,只因魏太武帝觉得佛教讲究慈悲为本,不合鲜卑贵族杀伐掠抢的味口,而信奉道教。公元 446 年,盖吴率军反叛朝廷,魏太武帝亲领大军征伐,在长安一座佛寺发现叛军藏有大量的弓箭长矛等兵器以及成套酿酒的工具,还有富家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更有供贵家子弟淫乱的密室。这更增强了魏太武帝灭佛的决心,他当即勃然大怒,责骂众僧,从此视佛寺为魔窟,下令毁寺杀憎,并诏今天下僧尼立即还俗,日后凡有再敢建寺拜佛者,一律抄斩满门,决不宽宥。

文成帝擅改祖制,恢复佛教,也是情势所迫。他知道天下佛教徒不少, 而且至今信仰未改,与其任其偷偷摸摸,不如公开准许,还省得许多麻烦, 也更便于利用“四大皆空”麻痹人心,免得天下作乱。于是,诏令重修佛寺、再塑金身,让还俗僧尼重新出家,并亲自给佛门新收弟子剃度。从此,佛教在北朝便迅速传播开来,信佛的人十分满意,都称赞当今皇上圣明。

有一天,文成帝跨马出巡,迎面来了个和尚,低头赶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背诵经文,竟不觉闯了圣驾。这时,文成帝的随从迅即抓住和尚。和尚一见这阵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成帝见状,忙挥手令左右放了和尚,还笑着说:“我的马认识善人,他身为佛门弟子,行路也不忘诵经,可谓虔诚之至,何罪之有!”说完,下令把和尚请进宫里。

和尚法名昙耀,出家多年,在魏太武帝禁佛期间,还将袈裟、经卷秘密保存着,如今开禁,自然更是虔信佛祖有灵。

文成帝从此便常召昙耀入宫讲说佛法,琢磨佛理。昙耀则趁机进言,建议文成帝造佛寺、建佛塔、刻佛像、印佛经,广积善缘,还说文成帝百年之后一定升天。文成帝果然动了心,详细询问了做这些事的要求,昙曜说:“且说佛像,常见的不过高一、二丈,您造的纯金佛祖像便是一丈六尺之高。可贫僧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县)时,到敦煌石窟去瞻仰过,那里壁画上的佛像, 每个就有好几丈高,极其壮观!”

文成帝早闻敦煌石窟的名声,只是未曾亲眼看过,十分羡慕昙曜,并让昙曜细细讲来,昙曜自然从命,神采飞扬地说道:“敦煌那地方南有鸣沙山、月牙泉,西有党河、盘城,是沙漠绿洲,人间福地。百年之前,曾有名僧乐尊,路经敦煌三危山下,见大漠之中竟有这样一块绿树成荫的宝地,十分稀罕,这时又见山上一片金光,令人眼花缭乱。这位乐尊感知佛祖在山上显灵, 自己身沐佛光,这是出家人之大幸,不禁惊喜交加,忙向山上叩头祷告,口中‘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事后,乐尊四出比缘,积聚资财,招募匠人,来到三危山,凿了许多石窟,窟中广树佛像,窟壁则绘以佛经壁画,还取窟名为‘莫高’。自此以后,佛徒云集,皆携带布施,故陆续有人凿窟建佛,而敦煌则由此名满天下。”文成帝听得如痴如醉,他和昙曜怎么会知道这三危山岩石是因为含铁量大,呈暗红色。经阳光照射,便会反映出金色光芒,哪里是什么“佛光”呢!

乐尊身为僧人,竟能以窟名世,义成帝心想自己是一国之主,岂是几个和尚可及的,应该做出更大的事来才对。于是便问昙曜道:“你看平城可凿石窟吗?”昙曜闻言起立,双手合十道:“陛下若有此心愿,还怕无处凿窟吗?贫僧以为应当赶紧去办才是。”从此昙曜便开始为文成帝寻找凿窟宝山去了。

几天之后,昙曜满面春风地回到京城,进宫面圣道:“平城西北有座武

周山,山岩坚硬,依贫僧之见,石质比三危山更佳,尤其是山北面那名叫云岗的崖壁最为适合,若在凿窟之时,一并依壁刻成佛像,当比壁画更为气派, 必能万世不朽!”文成帝连呼“甚妙!甚妙!”

云岗石质坚硬,且巧匠能夺天工,加之有国库为后盾,昙曜力办此事, 经过万般艰难,终于凿成五座石窟,每窟一尊巨佛,兼有小佛像无数,巨佛高达七支有余,仅佛指便有三尺多长,极其巍峨壮观。特别有意思的是所有佛像都是隆鼻厚唇、双耳垂肩,神采奕奕,发人遐思。文成帝一看,佛像怎么如此眼熟,细细思忖,原来已非佛经中的天竺形象,而活脱鲜卑人种模样, 且极似北魏几朝君王,心中喜欢不尽,乐得不住口地呼道:“妙极了!像极了!真好!真好!”

云岗从此成了凿窟树佛的圣地,不断有人来此凿刻,后来又有人建造了楼阁、宝塔,显得更加辉煌。窟中石佛或立或坐,神态各异,最后大大小小竟达 5 万多尊,真成了佛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