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境

天人之境是中国文化大气磅礴的深层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生活的土壤里，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大陆的、宗法的、独具神韵的文化精神，而与西方那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文化精神大异其趣。

中国占代哲人和科学家已经掌握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发展了对人类有益的技术时，英伦三岛的人们尚在学习自我生存的技巧；当殷周之际中国先人已经开始了哲学的觉醒时，希腊人还处在神话时期。中国先民从多神崇拜中解放心灵、走向统一的神性，从而完成了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过渡。在哲人朴素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出现了天与地、神与人、神权与王权的联结感应，即“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范畴是“道”，它涵盖天道与人道，而又存在于天道与人道之中。天道与人道相应。把天道的运行变化与人事的吉凶祸福相联系， 把自己与社会相区别，表明了人的精神自觉。

天人关系中的“天”有三层含义：即自然的天（天地之天）；皇天之天

（具有西方自然 nature 和神灵 God 两重含义的人格神）；义理之天（精神实体或伦常义理）。同样，“人”也具有三层含义：即人本身、社会总体、精神心性。天与人的关系形成三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三个方面在当代分属三个研究领域，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天人关系经历了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呈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殷

周之际有天人感应说；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尽心知性而知天的天人相通说； 庄子从天道自然出发，提出天人不相胜说，反对天人相通；荀子批评庄子不知人，否定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秦汉时，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天、人、地三画，连其中者，通其道（三加一即为王），王就是天、地、人有连通者和意义的代表，从而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政治制度作论证。王充批判了天人感应论，进一步解释和发展了天人相分说。魏晋时期，玄学家把天人之际作为重要问题。隋唐时期，随儒、道、释三教论争的深入，天人关系再次出现。韩愈认为天是能赏善罚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柳宗元反对韩说，提出天人不相预说；刘禹锡进一步提出

天人相胜还相用的看法，认为天人各有所能，各有所用，不能代替。

到了宋代，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王安石主张天人相圆通，“天与道合而为一”；张载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并认为“天与人，有交胜之理”。有交胜才能相用，有相用才能交胜。天与人是义命合一、仁者合一、动静合一、阴阳合一。而程颢、程颐不讲合，只讲一， 认为世界统一于理，“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天地人”只是“道”。朱熹认为“天即人，人即天”，“天人本只一理”。明代陆（九渊）王（守仁）则认为天人本只一心，人心与天并合为一体。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以明天人合一之理为自己的要务。

清代王夫之认为天人既分又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道分天道与人道。有分故能合，其所以为一，是因体一不二。

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考，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探索天人关系，以弄清人在宇宙间的位置。无论是认为人在天地间的地位最高贵（荀子），还是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朱熹）；无论认为人是天地之心（王守仁），还是张扬天人合一，都表明，将人的心性道德意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从而彰显出人在宇宙间的超越在位和人的道德主体精神境界。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相当注重从自然、社会、人生整体上来观察思考问题，尤其是强调天、地、人诸要素必须协调统一。要达到一定的度，但不要过度，过犹不及，否则会失去平衡，破坏整体。

这种和谐、协调的状态，已然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