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为何重视“游”的境界

在中国文化中“游”具有很高的文化意蕴。它一般分为身游(即游历) 和心游(即游心)两种境界。而中国文化尤其重视“游心”的境界。

“游”是一种很高远的文化和审美能态度,最初是源于孔子。孔子《论语·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游于艺,就不仅是要有道德修养,还要有艺术的精神性超越。当中的艺,包括了礼、乐、书、数、射、御,不完全同于今天的艺术,但也包括了今天所谓的艺术。游于艺就是要悠游于艺术之中,这种悠游是一种没有功利目的的、并没有明确意识的、自由的精神状态。这种艺术的人生状态,这种游的境界主要是强调熟练地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或者事物的规律来为自己服务。掌握了各种艺术技巧以后,可以达到一种人性的自由感。游是一杯经历、一种体验,具有一种升腾感和愉悦感。游于艺,表现了孔子对于人的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审美哲学要求。

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强调“游”的境界的应该说是庄子。庄子将“游” 看成是人的精神自由解放和艺术地成就人生的状态,《庄子》一书的第一篇即《逍遥游》。游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体道的无所束缚,无所驻心,一种游心的自由活动。游,不追求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是以人为目的,以当下的自由境界为自我的本性。在庄子看来,他的所谓真人、智人、赤子之心的人, 都是一种能“游”的人,能超越外在功利目的、超越急功近利的利害冲突的人。能“游”之人就是将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即以艺术化人生为目的的人。“消遥游”成了人生的根本生存态度。正是通过“游”,可以超越有限的人生、人世,达到无限的人生自由之境。因此,庄子强调的“游”是摒却外在功利目的,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虚心感物的精神活动中达到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切的洞识和审美直观,从而使身心俱释,灵肉合一。

“游”有心游、神游、逍遥游,都是以无用之用为用,强调去掉一切贪婪的功利之心而以柔静高远的精神活动为自由生命的本体。所以,“游”不

是一种外在的姿态,也不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做派,而是通过“游”反映出心灵超越的高度,反映出人生的意义之美和灵魂之美。不管是“游于艺”之“游”, 还是“逍遥游”之“游”,都说明了精神像一朵花一样地自由地绽开,而呈现一种自由精神和生命的快乐,是一种心灵的解放,管它强调的是一种忘掉功名利禄而沉醉在生命和艺术之中,与万物一体而将人生审美化的态度。

中国文化中对于“游”的境界的深刻阐释,是可以在当代社会人的异化、物化的危险中,在人成为一种外在利益的附庸时,为今天的人们撞响心灵的警钟,同时为人类灵魂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阐释的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审美文化精神表征的“游”有几个维度,即适、远、清、淡。“适”指的是一种自由宽松和解放的一种心境。人是向往自由的,只有

自由的人才是真实的人。但是人又处于现实当中,处于日常生活的限制当中。人到了这个世界,就要为这个世界的法律、现则等各种条律所塑造,并受到现实生活的毁誉、功名、利禄、金钱等等所制约。人生存于社会当中,却越来越有悖于自己的本性,而按照日常生活的惯性向前,虽处在生命异化的过程中,自己却浑然不觉。于是人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因此所谓“适”,就是通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潇洒的方式,超越功名利禄之心,周流贯彻,博览万物,处于天地万物之间,驻心独往,让生命力尽情地鼓荡,而在这种创造的大快乐中,获得生命的消遥自由境界。所以这种“适” 一方面是安适,一方面是舒适,同时还含有自适、忘适等意,是一种旁通无碍的、独特的生命境界,只有这种自适的自由解放的心灵,才会创造出心灵纯净的、具有大清明和大气度的艺术;也只有通过自身的解放,才能创造出具有真正价值的艺术化人生。

“远”,也是直接渊源于老庄哲学和玄学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南朝刘义庄《世说新语》中就有玄远、清远、通远、旷远、平远、深远等,其实强调的是一种平淡、从容、飘逸的生命境界,也就是要将人的精神引向一种远离世俗的自然山水,去追求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境界。与那种与世俗生活贴得得紧、靠得很死的“密”相对,即一种“远”。通过“远”境人从有限走向无限、从有走向无、物质走向精神,由此才可以反观自身存在的窘态, 反观自身存在的不足,从而可以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宋代郭熙有“三远”, 即高远、平远、深远,就是用“远”来概括山水画的意境。而黄山谷也强调“韵”和“远”,要求在平淡中意到而笔不到的深度,注重精神和性情,这样才可以脱离世俗,远离媚俗,而走向一种“得妙于心,不迁于外物”的通达的精神境界。

“远”有幽远、闲远、潇散简远、旷远等等,它昭示出一种人格精神和艺术趣味的平淡充盈、余味难穷的境界。它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要求,同时也是生命本身的要求。正如苏东坡所说:“发纤侬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种潇散简远之境诞生于博大虚静的心灵之中。只有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心灵和一种极富创造力的生命状态,只有具有这种万古长空的心胸襟怀,才可以真力弥漫,幽远澄阔,其人境可以高风亮节,其艺境可以旷远空灵。这种“远”的境界,对人们的审美能力的提高,对人们回归自然天真,不为世俗所累,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意义自不待言。

“淡”与“远”息息相关。“淡”有古淡、淡泊、平淡、冲淡等含义。“淡”这个概念来自于老子,《老子》三十五章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其实本质上倡导了一种平淡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无味就是一种最

高的味,是味之极、味之至。庄子不但提出了“游心于淡”(《庄子·应帝王》),以平淡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且是以“虚静恬淡”、“淡然无极” 为“众美”之所出。其后,“淡”的思想在中国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诸葛亮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淡泊是指一种平和恬静的人生状态,是与那种浓丽华艳的生活方式相对的一种生命态度。淡泊强调的是朴实自然,言谈不故作惊人之语,为人不故作惊世之举,但是又要求在平淡中露出不平淡的一面,即在平淡中露出深蕴远韵。因此,平淡就是在平实无华中显示出作者的整个心灵和意态,显示出作者奇心追求和达到很高境界的那种不露痕迹的状态。要达到这种平淡之境,无论对于人生还是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唯造平淡难,因为平淡稍微不慎就会流于内容干枯、形式平庸的淡乎寡味,要达到既无雕琢而又有至味的,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是颇为不易的。

“淡”是生命大彻大悟之后的境况,是一种悟道之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如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就充满了一种闲淡、冲淡之气,渲染出一派清幽之境, 同时,又与人生晚晴所体现出的一种超迈境界紧密相关。当然,“淡”之境的集大成者应该说是明代的董其昌。董其昌非常强调文学和绘画中以“淡” 为宗的思想,他认为:“大雅平淡,关乎神明”,认为“撰述之家,由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他强调“淡”的意境,因为他将“淡” 作为艺术和整个生命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只有去掉浮华方能近于平淡自然,只有达到了一种“淡”的境界,才会从中看到作音的人格性情,只有作者是的人格性情具有了纯度和深度,他才可能通过自己的人格修养,使其艺术达到一种“至淡而不淡”的境界。相反,那种人格上有欠缺,艺术上有不纯的欲望时,就总会在生命和艺术中显出人为雕琢,显出技巧痕迹,显出遮掩媚俗的一面。人的教养越高,自我心性也越厚,他的人格性情学问就将在作品中呈现出来。不能展现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格,就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与真正的艺术无缘。因此,至淡才能显示出没有遮掩的简、远、高、逸。淡泊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作者清明高妙的心性,通过作品可反观出作者所直观的世界是一种澄澈的世界。“淡”的真正意味,就在于透过这种自然天真的艺术,去看自然天真的人生。

与淡紧密相关的是“清”。“清”与浊相对,同时也与俗相对。“清” 既是指人格的美好、卓越,也是指作品的清妙绝伦和超脱于凡俗之上的境界。这一概念最早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后多有清浊论人,以清浊论作品的,如王充《论衡》,如刘义庆《世说新语》。那种浊气和世俗化的心态,将使作品平庸低劣,相反,如果具有清朗之心和超迈之气,就可以使作品爽朗动人。因此, “清”不仅有清朗、清新、清奇的意思,而且有清越、清婉、清远等境界。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人在选择一种生命方式的同时, 他就选择了一种艺术生成的境界。正如老子所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老子》三十九章)。“清”不是薄,“清”是一种厚重之厚的化简和澄明,同时也是在混浊之世鞭辟入里的清晰明辨和幽远淡泊。“清”这一理论的标举者是元代的赵盂倾,赵孟頫强调心灵之清,只有心灵之清,才能把握住自然世界之清。他继承了由庄学而来魏晋玄学以后的“清的人生”、“清的哲学”,注重一种“清的艺术”。也许是身在富贵而心在江湖、身在

现世而心在玄远的尴尬,也许是因为他自身存在的内在痛苦,因而向往一种清气、清新、清远、清辉、清真,向往一种雅洁不俗的清境。

正是通过“游”,不管是“游于艺”,还是生命的“逍遥游”,中国哲人找到了一种远离浊世,远离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狭隘生存状况,远离急功近利的蝇头小利,远离焦虑烦燥的生命牢笼,而走向清、淡、远、适的“游” 的境界。

正是这个“游”,使得中国哲人能够保存自己那纯净的心灵而不受世俗的污染,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为何重视“游”的精神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