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情歌飘荡在西子湖畔

1348 年（也就是中国的元朝末年），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

—1377）访问中国的杭州，他荡舟于西子湖畔，听到一位中国歌手演唱波斯语及阿拉伯语歌曲，同行的主人偏爱一首波斯歌，一再要求歌手重唱。当歌手重唱的时候，伊本·白图泰记下了歌词。这是一首动听的情歌，是著名的波斯大诗人萨迪的作品。

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中国歌手用波斯文演唱的著名波斯诗人萨迪的抒情诗：

你总该看我一眼，当走过我身旁，难道是过于矜持，不愿把朋友忆想？到和田也难寻到这样妩媚的容颜，挺拔的翠柏在哪片草坪能够寻见？请中国绢画家端详这姣好的面容，

描绘一幅仕女图，要么弃绝水墨丹青。当撩起头巾，露出她弓样的弯眉，

天边新月也佥欠起迷人的清辉。

翠柏躯干挺拔，但缺少这美丽的面庞，太阳有美丽面宠，但略欠秀发的芳香。自开天辟地无人生得如此娇艳，

是皎月还是天使？是凡人还是神仙？

抱怨中泛起柔情，心潮如波涛汹涌，恭立祈祷，壁龛中时时浮现你的面影。我愁锁心头，似失足坠入激流之中，

你的朱唇可因涂了我的心血，这般殷红？如若你从我墓旁走过，轻电衣襟，

纵然死去，我也会顿时还魂。

你一闪而过，我的心儿可倍受折磨，

萨迪呵，别人不堪忍受，对你岂不是欢乐？如若有谁夸口说与你有深情厚意，

他那是蓄意骗人的花言巧语。听到这样一首充满伤感与激情的诗歌，我们很

自然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新疆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的痴情，一样的哀怨，一样的回肠荡气，一样的催人泪下⋯⋯

根据史料记载，波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明清之际；而且，最早传入中国的波斯文学作品，正是大诗人萨迪的作品。

白图泰于 1348 年访问杭州，当时距萨迪逝世还不到五十年。波斯文学的精品，沿着当时的丝绸之路，如此之快地传入中国风景如画的江南。应该感谢这位摩洛哥大旅行家，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则中伊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

萨迪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泛的，还是他的代表作《蔷薇园》。早在明清时代，《蔷薇园》就已被作为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道德修养课本了。大约在 1937—1947 年之间，穆斯林学者王敬斋把萨迪的《蔷薇园》全文译出，题名《真境花园》，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从而使中国穆斯林及文学爱好者，有可能窥见这部名著的全豹。王敬斋在序言中指出：“萨迪擅长文学，笔调新颖，亦庄亦谐，实开近代幽默体裁之先河，故其作品极为世人所推崇，而本人亦被列为四大文豪之一。”

到 1957 年，当时的《译文》杂志介绍了《玫瑰园》（即《蔷薇园》）中的十五段故事，同时，发表了作者小传。次年，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蔷薇园》问世七百周年，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名著的新译本，著名文学家郑振铎为此书写了序言。序言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深厚仁爱胸怀的波斯诗人，指出他的作品的世界意义。

其实，早在萨迪之前，中国与伊朗的文学交往就已经开始了。唐朝末年，词人李询（约 855—930 年），是著名的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李询土生波斯，旅居中国西南梓州（今四川三台县附近）。他刻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所吟诗句，往往动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词人。李询的词尚余五十四首，著名的有《渔父》三首：

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避世垂纶不记年，官高争得似群闲。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棹警鸥乙水溅袍，影随潭面柳垂绦。终日醉，绝尘劳，曾见钱塘八月涛。

这一组词，从语言上看是典型的中国诗词。一位“土生波斯”的伊朗人，能够如此熟练地掌握汉语，运用格律，创作中国诗词，显示出他具有高度的艺

术修养和顽强的学习精神。同时，也说明中伊两国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他留给我们的五十四首词，是中伊文化交流的硕果，是中伊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象征。

我们还是回到“伊朗文学在中国的流传”这个话题上来。

继萨迪之后，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波斯诗人是欧玛尔·海亚姆。海亚姆的代表作是《鲁拜集》。“鲁拜”是古代波斯语的音译，是古代波斯诗歌的形式之一，其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独立成篇，有独特的韵律，每首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尾韵，每行由五个音组构成，诗的内容多属哲理抒情，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同我国的五、七言绝句类似。据专家学者考证，这种诗体可能来自中亚突厥文化，同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或者是唐代绝句通过突厥而传入中古波斯的。有趣的是，“鲁拜”也是我国维吾尔族的一种古典抒情诗形式，通常译为“柔巴依”。海亚姆的这部作品，一共有一百零一首哲理抒情诗，原来没有题目。英国诗人费慈吉拉德，不仅把这部诗集译成英文而传之世界，而且还根据内容，对一百零一首短诗的次序重新作了编排。

诗集是以“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旭日东升，暗夜逃遁而开始的。这时，四野正在鸡鸣，寺院业已扫净，黄莺儿业已高歌，茅店外有人叩门。诗人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在谈论人生哲理，对时事发出种种评论，直到东方皓月又来窥视人间的时候，在举杯痛饮中结束全诗。英译者的编排是独具匠心的，他使这些本来各自独立成章的小诗，在时间、内容和逻辑上都具有了连续性，使诗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部波斯文学的代表作，内容上的主要特点，在于深刻的哲理。它并不着重去描绘自然景物的声色形态，也不着重叙述社会生活，而是以一种富于哲理意味的诗句，表达诗人对人生、宗教、现实和未来的严肃的探索精神，表现了诗人对宗教正统思想的挑战，对现实生活的肯定。

1924 年，郭沫若翻译了海亚姆的四行诗《鲁拜集》。这本书译自英国诗人费慈吉拉德（1809—1883）的英译本。费慈吉拉德的英译与郭沫若的汉译，都没有拘泥于原诗的字句，而是着眼于神韵。现在，英译海亚姆的四行诗巳经成为英国诗歌的组成部分，郭译《鲁拜集》也为关心东方文学的中国读者所珍视。

著名诗人闻一多看到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之后，给予英译者与汉译者很高的评价。闻一多指出，在当年译诗寥寥无几的情况下，郭译《鲁拜集》不啻是空谷足音。但他又说，译诗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要了解原文的意义，二是要将这意义形之于第二种文字。闻一多认为郭译在第一个方面有些疏漏。郭沫若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原诗的，他并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准确翻译，而是注重对原作的整体把握。郭沫若是这样评价海亚姆的：

摆脱了人类童稚朦胧的觉悟者，是睁开心眼观察世界宇宙的人⋯⋯他们的心灵正为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疑问所盘据，他们的生存日月为一种眼不能见的存在所剥削。他们不能睁着眼睛做梦，他们也不能无念无想，冥合于自然，他们也不能恢宏意志没我于事业，永远不能消去悲哀，只有及时行乐，以溺死一切于酒。所以酒便是他们的上帝，便是他们的解救者，便是他们唯一的爱人了。

海亚姆生活于伊朗塞尔柱王朝（1037—1194），异族的统治和宗教势力的猖獗使他感到愤怒与窒息。他的四行诗正是这种苦闷心情的写照。他的四行诗

的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哲理和严密的逻辑，通过他特有的质朴而准确的语言表现出来，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在他的诗中，哲学思想与艺术的美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一样。关于这一点，伊朗中世纪文人卡法蒂也是认识到了的。当他读了海亚姆的四行诗后，不禁惊呼：“这是彩色斑斓的吞噬教义的毒蛇”。可见他所注意的，首先也是哲学思想。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波斯史诗《王书》的作者菲尔多西，也是较早介绍到中国的诗人。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对他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1934 年，伊朗政府举行菲尔多西诞生一千年庆典，世界各主要国家也举行了相应的活动。中国的《文学》杂志三卷五号上，发表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波斯诗人。1964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了《王书》中的一个故事，翻译者在序言中，对这位波斯诗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十年浩动之后，中国人逐渐将目光转向广阔的世界。直接译自原文的波斯文学作品更多地出现。我在下面开列一个书目，供对波斯文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哈菲兹抒情诗选》，邢秉顺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鲁达基诗

选》，张晖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伊朗阿凡提的故事》，方文琪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2 年版《波斯文学故事集》，张鸿年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所有这些著作，都能帮助中国的读者了解杰出的波斯诗人和他们的光辉作品。

在波斯文学的研究方面，除了郑振铎、郭沫若和闻一多等著名学者的功劳之外，198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收录了二十八条伊朗作家与诗人条目，此外，还包括“波斯文学”与“伊朗现代文学”等概括性条目。由于这些条目的撰稿人都直接利用了原文资料，所以这些词条的内容比较准确可靠。这一工作是中国全面介绍波斯文学的可贵的一步。另外，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在“外国文学”或“东方文学”的课程中，

也讲授波斯文学。比如北京大学，从 1979 年起就开始讲授波斯文学，并将波斯文学、印地语文学、日本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列为东方文学的四个讲授重点。近几年出版的外国文学或东方文学的教科书中，波斯文学也都占有相当的篇幅。

丝绸之路连接中伊两国。而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的各省、市、自治区，与西亚各国离得最近的，是新疆。新疆人民对波斯文学相当熟悉，他们对许多作品的情节及人物形象都了如指掌，特别是诗人萨迪的名字，更使他们感到亲切。至今，在新疆的喀什，还流传着这位大诗人访问那里的故事，成为中伊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波斯诗人萨迪有一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人民与伊朗人民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在关山阻隔的古代，中伊两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随着中国文学乃至东方文学走向世界，中国和伊朗两国间的文化交往将更加密切。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必将绽放更加绚丽夺目的花朵。